论“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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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得天独厚的知识背景与崇尚“优雅”的美学品格，使得“新月派”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其灵魂人物徐志摩以及文学中坚林徽因等均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精神领袖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徐志摩是中国文坛评介伍尔夫思想与创作成就的第一人；林徽因不仅在教养、才情上与伍尔夫颇多类似，其小说创作的现代性特征也体现出对伍尔夫式的意识流技巧的借鉴。“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不解之缘，映照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新月派”；徐志摩；林徽因；伍尔夫；意识流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9)02014106 收稿日期：20081012
　　作者简介：杨莉馨，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7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独特的文人学者团体，“新月派”的存在时间虽然短暂，却以丰硕的创作与研究实绩产生了重要影响。围绕着《新月》杂志，一批具有欧美留学背景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作家与艺术家等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论在组成形式还是美学趣味上均与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颇为类似的群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作为主要由剑桥大学的精英知识分子聚合而成的学术文化集群，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对英国现代主义文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亦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注：美国学者帕特丽西娅・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于2003年出版专著《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式眼睛：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Bloomsbury，Modernism，and China.Columbia，South 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3)，再现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与“新月派”成员之间复杂的亲缘关系。)。以徐志摩、陈源、凌叔华、林徽因等为代表的“新月社”，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以它为模板建立的。“布鲁姆斯伯里”的精神领袖弗吉尼亚・伍尔夫，更是对包括“新月派”的灵魂人物徐志摩以及文学中坚凌叔华、林徽因在内的诸多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关于伍尔夫与凌叔华之间结下的一段奇妙而感人的翰墨之缘，本文作者有另文专述(注：参见杨莉馨《布鲁姆斯伯里人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因缘》，见《跨文化对话》2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此处主要论及徐志摩与林徽因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与伍尔夫之间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
　　
　　一、 徐志摩：中国评介伍尔夫的第一人
　　宏阔开放的知识视野与兼容并包的文化胸襟，使得浪漫诗人徐志摩成为中国文坛最早介绍伍尔夫的思想与文学成就的播火者。
　　1921年，在其好友、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的推荐下，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当了一名随意听讲的特别生。“康桥”的丰富经历不仅为他走上诗人的道路提供了灵感，亦为他大量研读西方文学作品和熟悉伦敦文坛创造了条件。他逐渐走近了活跃的“布鲁姆斯伯里”精英文化圈，成为最早接触“布鲁姆斯伯里”的中国人。虽然未必能像凌叔华那样，被钦慕她的“布鲁姆斯伯里”第一位后代朱利安・贝尔(注：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画家范尼莎・贝尔和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长子。)称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人”，但徐志摩确实与多位“布鲁姆斯伯里人”惺惺相惜，结为挚友，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即是其中之一。弗莱曾赠画给徐志摩，与他讨论中国的青铜艺术。徐志摩则按照其姓氏的发音给他起了中文名字“傅来义”，他对绘画艺术的修养和美学趣味也颇受弗莱及英国唯美主义理论诸家的影响。密友林徽因在徐志摩去世后的追忆文字中，即提到“他领略绘画的天才也颇可观，后期印象派的几个画家，他都有极精密的爱恶……他也常承认文人喜画常是间接地受了别人论文的影响，他的，就受了法兰(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1]7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赴日、美、英、法、印度等地游览。8至9月间他正在伦敦，并数度前往剑桥大学故地重游(注：据《新编徐志摩年谱》。见《徐志摩全集》第5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554555页。)。在伦敦期间，他读到了伍尔夫的长篇小说《到灯塔去》，产生了美好的印象，专门致信弗莱，表达了拜访伍尔夫夫妇的急切心情：“我在念惠傅妮亚的《到灯塔去》这真是精采之至的作品。来义呀，请你看看是否可以带我见见这一位美艳明敏的女作家，找机会在她宝座前焚香顶礼。”[2]303可惜的是，徐志摩的这一心愿未能实现。伍尔夫10月赴剑桥发表关于妇女与小说关系的演说时，徐志摩已经回国。所以，“新月”和“布卢姆斯伯里”这两个气质、追求颇为相契的文学团体的精神领袖在历史中擦肩而过。然而，我们却可以说，正是《到灯塔去》给徐志摩留下的深刻印象，使他进一步追踪伍尔夫的文学活动，终于通过对《一间自己的屋子》的介绍与发挥，成为中国文坛引入伍尔夫的第一人。
　　1928年12月，刚刚归国的徐志摩应邀在苏州女子中学做了一场《关于女子》的讲演。讲演稿后刊于1929年10月《新月》月刊第2卷第8号。作为针对特定受众的主题演讲，徐志摩论述的中心是女性问题，两次提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首先，在分析女性创作条件、探讨中外女性创作环境时，他提到了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关于女性创作空间问题的基本观点：“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国一位名小说家做的，她说妇女们想从事著述至少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间屋子，这她随时有关上或锁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华银有六千元)的进益。她说的是外国情形，当然和我们的相差得远，但原则还不一样是相通的?”[3]647此处虽然并未直接提及伍尔夫的名字，但“英国一位名小说家”显然指的是伍尔夫，而“一篇文章”也即伍尔夫后来根据自己的剑桥演说整理而成的《一间自己的屋子》。
　　为了激励中国的女学生们自立自强，说明历史上英国女性的创作同样是在遭受歧视的艰难处境下进行的，徐志摩还举出了《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到的温澈西夫人、纽卡所夫人的遭遇作为例证，并援引温夫人的感叹，来说明无论中外古今女性创作的天空同样狭窄。徐志摩还提到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缺乏私人空间和经济保障的艰苦生活，并用中国历史上才女倍出，特别是清朝妇女文学达到繁荣的事实来鼓舞女学生，高度评价了中外妇女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诗人就说白朗宁夫人、罗刹蒂小姐、梅耐儿夫人三个名字已经是够辉煌的。小说更不用说，英美的出版界已有女作家超过男作家的趋势，在品质方面一如数量。I，A，George Eliot，George Sand，Bronte Sisters，近时如曼殊斐儿、薇金娜吴尔夫等等都是卓然成家为文学史上增加光彩的作者。”[3]651这里，在论及英国当代妇女作家时，徐志摩再度提及伍尔夫，与之并举的另一位女作家则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他还热情洋溢地预言：“将来的女子自会有她莎士比亚、倍根、亚理斯多德、卢梭，正如她们在帝王中有过依利莎伯、武则天，在诗人中有过白朗宁、罗刹蒂，在小说家中有过奥斯丁与白龙德姊妹。”[3]651652可以说，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徐志摩这篇讲演中有关女性应自强、解放、与男性平等，努力为人类进步贡献才情和创造力的观点都是相当深刻与超前的。而《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历史上女性困境的认识，对两性和谐观念的倡导等，都在徐志摩的讲演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将来的女子自会有她莎士比亚、倍根、亚理斯多德、卢梭”的预言，亦可被视为《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有关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丝”故事的中国式发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在苏州演讲中援引伍尔夫的观点时，距伍尔夫本人发表剑桥演讲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的间隔，由此可见徐志摩对英国文坛动态的快速反应。而在大部分现代中国作家与学者尚未注意到《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本薄薄的，日后却影响深远、开启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小册子时，徐志摩的慧眼独具则更显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新月派”所追求的现代艺术旨趣，亦使徐志摩本人的创作实践留下了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影响的点点印痕。
　　1929年5月，徐志摩在为自己的小说集《轮盘》所撰的“自序”中，再次提到了“胡尔弗夫人”即伍尔夫：“我念过佛洛贝尔，我佩服。我念过康赖特，我觉得兴奋。我念过契诃甫，曼殊斐儿，我神往。我念过胡尔弗夫人，我拜倒。……”[4]34他在“这些大家的作品”面前自叹不如，感慨道：“文章是要这样写的：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在他们的笔下，没有一个字不是活的，他们能使古奥的字变成新鲜，粗俗的雅训，生硬的灵动。”[4]34他于当年2月完成的短篇小说《轮盘》，即已初步体现出摹仿伍尔夫式的意识流小说的努力。
　　《轮盘》写的是被称为倪三小姐的倪秋雁沉溺于轮盘赌，结果倾家荡产，不得不卖掉家传的珍珠项圈的故事。外部情节异常简单，特色在于以现实作为引发人物自由联想的媒介物，作品主体由主人公的回忆、梦境与幻觉所构成。如倪秋雁从轮盘赌中大输而出，问车夫阿桃时间，车夫答曰：“三点都过了。”[5]73倪秋雁的思绪即由这个数字引发，跳回到对赌桌上的小白丸“在那里运命似的跳”的回忆，进一步想到自己没有跳进“二十三”的好运，偏跳进了“三十五”，由此自怨自艾。她坐上回家的车，感受到现实中风的寒冷，思绪又跃至胸前少了项圈感到的“冷”上，再跳入不得不卖掉项圈的情境中，然后是老娘临死前对她的嘱咐。女主人公再忆及自己与“老五”的交往，所受到的丑恶引诱，进一步联想到学生时代那个单纯的自己。回到家中，她由手中铁观音的浓香想到了厨子要领钱的事，随后又想到自己所养的鸟儿“小黄”，在欣赏它曼妙歌声的过程中逐渐进入了幻觉状态：在母亲的膝下淘气，享受着母亲的宠爱，想到了父母对她的怜惜……。在幻觉由于女仆的进来中断之后，她的记忆又闪回到赌局中丑恶的人们身上：“小俞那有黑圈的一双眼，老五的笑，那黑毛鬼脸上的刀疤，那小白丸子，运命似跳着的，又一瞥瞥的在她眼前扯过。”[5]80
　　我们看到，小说的叙述不断在现实的诱因和人物的回忆与联想中跳跃、穿梭。倪三小姐一路的行程及心理活动，颇能使我们联想到伍尔夫《达罗卫夫人》开始部分克拉丽莎前往邦德大街买花时的一路场景，以及《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前往小镇寄信时纷繁的心理活动。《轮盘》还初步尝试了人物视角转换的技巧。作品以摹写倪三小姐的意识流为主，但也初步涉及了车夫阿桃的心理，虽然没有深入下去；同时，就和伍尔夫常常在她的意识流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徐志摩这篇小说中以第三人称口吻出现的意识流有时又转换成第一人称叙述，比如表现倪秋雁在幻觉中想起母亲和自己玩耍的场景时使用的便是第一人称意识流。
　　虽则徐志摩笔下人物的自由联想与非逻辑的意识摹写远不及伍尔夫的那么圆熟、丰富和富有诗意，他在《自序》中也自谦“我实在不会写小说，虽则我很想学写”[4]3，但从他在剑桥时与“布鲁姆斯伯里人”的密切交往，创作《轮盘》前不久在英国研读《到灯塔去》，归国后快速地将《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的妇女写作观与妇女解放思想介绍给国内听众，在《轮盘》自序中表达出对伍尔夫创作的无限钦慕，以及《轮盘》结构、叙述技巧与伍尔夫式的意识流小说的暗合等事实来看，徐志摩的创作受到伍尔夫作品一定影响的论点，应该说可以成立。徐志摩的弟子卞之琳在为《冯文炳(废名)选集》所作“序言”中曾说：“徐志摩当然读过西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盛行过一时、到二十年代登峰造极、或多或少影响到，影响过的西方各派现代小说家，也读过意识流小说老祖宗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自己还显然有意识仿现代英国二十年代意识流小说家写过一个短篇小说。”[6]6这篇小说指的即是《轮盘》。到了《徐志摩选集》序中，卞之琳更是明确指出：“他的《轮盘》这篇小说不但有一点象凯瑟琳・曼斯斐尔德(曼殊斐尔)现代小说，而还有一点维吉妮亚・伍尔孚意识流小说的味道。如其不错，那么他在小说创作里可能是最早引进意识流手法。”[7]481
　　在卞之琳看来，徐志摩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中自觉引入意识流手法的第一人。而在部分当代研究者眼中，不仅《轮盘》中有意识流的痕迹，“徐志摩的小说几乎都体现着‘意识流’的构思特征。”[8]438比如，《一个清清的早上》表现的即是一位西化绅士躺在床上难以入眠时的潜意识与性心理；《浓得化不开》则“利用潜意识的流动和白日梦展示绅士文人的心理隐曲”[8]439。意识流及其他现代主义技巧不仅是徐志摩借鉴西方的产物，亦是由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决定的，与他对小说艺术的美学理想相连。他在《轮盘》自序中即自陈“常常想一篇完全的，象一首完全的抒情诗，有它特具的生动的气韵，精密的结构，灵异的闪光”[4]3。“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为表述自己灵性的感觉――或者说性情而发的，因此带有明显的心灵独白的意味，而心灵独白式的小说在表现方法上必然较多地契合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8]448因此，说徐志摩的意识流小说是自觉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和本人艺术旨趣共同作用的结晶，或者更为公允。
　　
　　二、 林徽因：东方版“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
　　“新月派”作家中，自觉展开意识流技巧尝试，并初步体现出伍尔夫式的意识流风格特点的还有林徽因。
　　20世纪30年代，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林徽因的家作为“太太的客厅”，汇聚着当时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等人。这个以纯粹的文艺、学术探求与对话为特色的“公共空间”，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记忆。而兼有中西双重教育背景，集学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女主人林徽因，恰如伍尔夫之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一样，是其东方版本的核心人物。
　　林徽因16岁时即随父来到英国，结识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重要成员、汉学家阿瑟・韦利和小说家E.M.福斯特等人，后又与梁思成双双赴美学习建筑艺术。卞之琳在回忆中提到“林徽因一路人，由于从小得到优越教养，在中西地域之间、文化之间，都是来去自如”[9]128。林徽因的挚友、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说得更为详尽：“听她(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10]58因此，林徽因不仅在教养、才情等方面与伍尔夫颇多类似，事实上也熟悉并喜爱包括伍尔夫在内的英国文学大师的作品，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兼收并蓄，体现了融中西文学技巧于一炉的美学追求。她因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而于1936年3月1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评论《<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即表现出她部分的文学观：“生活的丰富不在生存方式的种类多与少，做过学徒，又拉过洋车，去过甘肃又走过云南，却在客观的观察力与主观的感觉力同时的锐利敏捷，能多面的明了及尝味所见，所听，所遇，种种不同的情景；还得理会到人在生活上互相的关系与牵连；固定的与偶然的中间所起戏剧式的变化；最后更得有自己特殊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学。”[1]144145林徽因对“生活”的理解是能够使我们想起伍尔夫收入1925年出版的随笔集《普通读者》，公开向“爱德华时代”作家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叫板的论文《现代小说》，想起她关于“生活并不是一副副匀称地装配好的眼镜；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11]525的著名论述的。
　　她似乎也无对意识流技巧的直接论述，但散文《一片阳光》中有关情绪的一段议论，却又证明她对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转换艺术还是有所会心的：“情绪的驰骋，显然不是诗或画或任何其他艺术建造的完成。这驰骋此刻虽占了自己生活的若干时间，却并不在空间里占任何一个小小位置!这个情形自己需完全明了。此刻它仅是一种无踪迹的流动，并无栖身的形体。它或含有各种或可捉摸的质素，但是好奇的探讨这个质素而具体要表现它的差事，无论其有无意义，除却本人外，别人是无能为力的。我此刻为着一片清婉可喜的阳光，分明自己在对内心交流变化的各种联想发生一种兴趣的注意，换句话说，这好奇与兴趣的注意已是我此刻生活的活动。一种力量又迫着我来把握住这个活动，而设法表现它，这不易抑制的冲动，或即所谓艺术冲动也未可知!”[1]41此处，引发作家对6岁时生活追忆的“一片阳光”，似乎又起到了“墙上的斑点”的作用。
　　林徽因于1931年初夏发表于《新月》的小说处女作《窘》，即以对人物微妙心理的细腻刻画和对中西艺术手法的圆熟运用显示了出众的才华。1933年，她又创作了《九十九度中》。朱自清在读了手稿后肯定其“确系佳作，其法新也”。1934年，小说刊于新创刊的《学文》杂志第1期。这篇描摹都市下层众生相的小说，就题材而言，本非身为大家闺秀的林徽因所长，但她却巧妙地扬长避短，舍弃了对生活作近距离的直观、逼真描摹，而是以长镜头的形式展开写意式的表现，挖掘不同身份人物的心理。
　　伍尔夫在《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中围绕虚构出来的布朗夫人，展开了“活的、真实的和逼真的人物”[12]569以及“活生生的现实性”[12]575究竟如何创造的探索，强调作家应努力表现“生命本身”[12]588。《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即有意呈现“生命本身”的内在律动，追踪各色人等的飘忽思绪、混乱回忆、联想甚至幻觉等，将不同人物的意识流交织并呈在读者面前，以展示人性的丰富性。具体而言，这些意识流包括政府职员卢二爷的街市印象、卢二爷的车夫杨三的回忆、“喜燕堂”中被迫出嫁的新娘阿淑的心理、婚礼上茶房的感受、阿淑暗恋的九哥的情思、参加张家大宅老太太寿宴的局长太太的感触等。在《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和《海浪》中，伍尔夫借助外物作为不同人物关注的共同焦点，不着痕迹地从一个人物的意识流转入另一个人物的意识流。在这些长篇小说中，伍尔夫将人物的意识写得深刻、复杂，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对比度更大，某些人物因与作家在生活、气质上的相近而体现出更为浓郁的思辨色彩。而在《九十九度中》这一篇幅仅有万余的短篇小说中，林徽因则以多个人物思绪的快速自然流转胜，达到了远距离、长镜头包罗万象的目的。当然，由于篇幅限制以及作家本人与下层生活的距离，小说在深度上是有所欠缺的，林徽因在时空处理艺术上的功力亦不可与伍尔夫同日而语，但我们依然看到了她以外部时间提示与人物心理时间彼此映照的努力。
　　李健吾于1935年撰写评论《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不仅高度评价了作品由对都市众生的俯瞰体现出的作家人类关怀，还慧眼独具地肯定了其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他认为“一件作品的现代性，不仅仅在材料，而大半在观察，选择和技巧”[13]34。“一件作品或者因为材料，或者因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须有以自立。一个基本的起点，便是作者对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极其富有传统性，也可以极其富有现代性。”[13]34接着，作者点明题旨，说明自己“绕了这许多弯子”，“只为证明《九十九度中》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看法，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13]3435由于“没有一件作品会破石而出，自成一个绝缘的系统”，李健吾也指出林徽因是“承受”了“现代英国小说的影响”[13]35。《九十九度中》后来成为林徽因最富声誉的小说作品。同样曾是“太太的客厅”座上客的卞之琳，在指出徐志摩的《轮盘》“有一点维吉妮亚・伍尔孚意识流小说的味道”的同时，又在括号中特别强调“后来在1934年林徽音发表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更显得有意学维吉妮亚・伍尔孚而更为成功”[7]481。
　　总体而言，得天独厚的知识背景与崇尚“优雅”的美学品格使得“新月派”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除了徐志摩、林徽因之外，“新月派”成员的小说中借鉴意识流的痕迹也比比皆是，如胡山源的小说《唱随》即借助了蒙太奇式的镜头转换笔法；常风的《那朦朦胧胧的一团》也通过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进一步凸显了作品的文人韵致。本身即是民国时期伍尔夫作品译介重要一员的叶公超(注：1932年9月，叶公超在《新月》第4卷第1期发表了伍尔芙《墙上一点痕迹》(即《墙上的斑点》)的译文，开其文学作品中译之先河。)，后来在《新月小说序》中也赞赏自己所属的这个团体在小说创作上善于“以西洋文学技巧，来表现传统社会中人物的真实生活”[8]101。伍尔夫去世后，E.M.福斯特在剑桥大学所作的有关著名演讲中说道：“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出了数量庞大的作品，她以崭新的方式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她在黑夜的映衬下，将英语的光芒进一步扩展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14]142这更加遥远的地方，也包括当时正向文艺现代化积极迈进的中国。“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不解之缘，不仅成为中英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亦映照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侧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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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S.P.罗森鲍姆.岁月与海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6JA7504799010)
　　(责任编辑：陆 林)
　　
　　The Spiritual Congeniality and Literary Ties between the Writers of the “Crescent Moon Group” with Virginia Woolf
　　YANG Li-xin
　　Abstract：Exceptionally gifted with profound knowledge，the writers of the “Crescent Moon Group” endeavored to cultivate an elegant aesthetic taste，leading to a close affinity betwee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s and the western modernist arts；there is a close congenial tie in both spirit and literary creation between the writers of this group (in particular Xu Zhimo，the soul of the group，and such writers as Lin Huiyin and Ling Shuhua who formed the backbone of the group) and Virginia Woolf，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It is Xu Zhimo who firstly introduced Woolf’s literary thoughts and achievements to China；Lin Huiyin，who shared a lot with Woolf in both nurture and disposition，borrowed from Woolf the skills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which is embodied in her works bearing the modernist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This indissoluble bond between the writers of the “Crescent Moon Group” and Virginia Woolf mirrors an a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ty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Crescent Moon Group”；Xu Zhimo；Lin Huiyin；Woolf；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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