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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战略与促进国家能源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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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重新重工业化阶段。高能耗产业快速增长,能源消耗需求巨大,而能源经济效率却不高,这给国家能源安全带来了严峻压力。文章结合能源经济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能源效率对于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意义,提出了未来中国工业化中能源效率提升的战略重点,并对该战略重点的内涵和实施效果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能源安全;能源效率;战略重点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0)03-0047-04
  
  一、能源效率对于促进国家能源
  安全的战略意义
  
  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趋势,高能耗产业快速增长,这引致了大量的能源消耗需求,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同时,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又以煤炭为主,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比较突出。预测表明,在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的进程中,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2009年,国家发改委的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接近国际能源“安全警戒线”。而从国内供给来看,中国能源资源虽然总量丰富,但人均量低,煤炭多、油气资源少,分布不平衡,开发难度较大,很大程度上制约供给能力的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技术装备水平较低,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单位GDP能耗和主要耗能产品能耗高于主要能源消耗国家平均水平,国内不同区域之间能源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差异较大,能源利用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严重,这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2006年中国GDP占世界的5.5%,但消耗了24.6亿吨标准煤,约占世界的15%;消耗了12.4亿吨水泥,约占世界的54%;消耗了3.98亿吨钢铁,约占世界的30%。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15%,火电供电煤耗高20%,水泥综合能耗高23.6%。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化是以能源矿产的高消耗和严重浪费为代价的。这使得在全球能源、资源性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中国不仅要面对价格上涨带来的生产成本增加和商业风险,而且还要面对其中蕴藏着的潜在的资源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甚至是政治风险。新形势下的国家能源安全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从能源安全的解决途径来看,在当前及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单纯依靠增加能源供应,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在拓展能源供应能力,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生物质能源、氢能源、潮汐能和风能等)的同时,必须重视和加强能源的需求管理,厉行能源节约,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可以说,能源效率应是今后中国能源安全体系的核心要素。如果不下决心提高能源效率,加强节能减排,将对我国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构成极大威胁,直接危害国家能源安全。因此,能源效率对于中国能源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提高能源效率是促进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
  
  二、将节能内生于经济发展应成为
  中国能源效率的战略重点
  
  能源经济理论与实践表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其能源发展战略有不同的重点。“到202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两番、而能源消费量只翻一番”,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经济和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当前严峻的能源经济形势下,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点是要从能源需求领域着手,平衡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降低单位GDP能耗,提升能源效率,寻求经济与能源协调发展的解决方案。
  能源效率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虽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本质上是以较少的能源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价值。从单位GDP能耗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关系来看,降低单位GDP能耗意味着经济结构由高能耗、低附加值型向低能耗、高附加值型转变,也就意味着能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由高度互补转向较强替代,使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大大减少,从而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当前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侧的“爬坡”阶段,单位GDP能耗居高不下,并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处于上升趋势,直到“拐点”出现后才会下降。中国目前的人均GDP约为4000-5000美元(按PPP计算),距离该拐点临界值(经验值为人均GDP7000-9000美元,Goul-der,2005)还有较远距离。因此,单位GDP能耗仍然是当前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
  尽管中央政府提出了“十一2K'’时期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但“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全国的单位GDP能耗只下降了1.33%,离预定4%的目标相距甚远,除北京以外,其余大部分省区低于3.5%,有的甚至不降反升(如青海增加1.51%)。2006、2007两年,单位GDP能源消耗累计下降仅完成规划目标的26.9%;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下降幅度分别只达到规划目标的32%和22%,节能减排形势相当严峻。近些年单位GDP能耗持续上升,主要是由高能耗产业投资增长过快造成的。实际上,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由高能耗的重化工产业加速发展推动的,表现出了与发达国家工业化中期阶段相一致的现象,单位GDP能耗也表现出了倒U型曲线的“爬坡”效应。但是中国也有不同于这些国家早期现象的特殊性,一是结构升级的空间较大;二是能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而存在着技术节能的巨大潜力;三是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借助国际产业转移机遇来降低能源消耗。这意味着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有可能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促使单位GDP能耗下降。
  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耗特征和能源效率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而且长期以来内化而成的高能耗技术结构明显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既然高能耗的生产技术结构和GDP增长结构是最大障碍,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就需要放在阻止结构进一步趋重这一关键点上。在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推动经济总量扩张进而导致能源消耗快速增加的循环中,新型的产业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平衡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工业化加速推进、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巨大消耗的背景下,寻找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能仅局限于能源领域本身,而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下更大的功夫,发挥后发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在需求侧(即用能部门和居民用能领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因此,未来中国工业化中能源效率提升的战略重点应该转向经济与能源的协调发展,将能源节约战略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
  
  三、如何理解“将节能内生于经济发展”
  这一战略重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重视能源战略问题,并一直将节约能源放在能源战略的首要位置。如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 约放在优先地位”;90年代经过修订重申的“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和新世纪初明确提出“坚持节约优先”的能源总方针。能源节约战略对于中国在20世纪后20年以较低能耗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基本实现了以能源翻一番支撑GDP翻两番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能源节约战略并未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时期,能源节约战略附属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是第一位,节约能源是第二位,能源节约工作仅仅是在庞大而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躯干”上被动地发挥作用。这种状况直到“十一五”时期以来才得到改观。“十一五”规划提出了经济增长的量化指标,即“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同时也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能源经济指标。将节能降耗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列于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总目标中,尚属首次。与此同时,能耗指标也首次与经济增长、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并列成为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政府还提出把节能降耗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评价考核体系,每年公布各地区和主要行业的单位产值能耗情况。这表明,“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国的能源节约战略已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能源节约功能的发挥余地越来越大。
  将能源节约战略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减缓经济发展,而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彻底推动中国经济从消耗大量能源资源、污染环境、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向能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高附加值的集约型转变。中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结构等方面的现实情况,以及当前面临的复杂国际背景,使得其支撑不住传统的工业化的发展,无法完全遵循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及其能源消耗规律;必须结合国情,利用后发优势,加强节能减排,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压缩工业化过程中高能耗、高污染状况持续的时间,促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尽早出现。
  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的进程,需要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在工业化中,钢铁、电力、化工、建材、石油加工、有色金属等高能耗产业既是支撑工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同时又是节能潜力巨大、具有循环经济载体优势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将对整个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正确的政绩观与新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是将经济与能源协调发展理念落实的组织保障。政策执行的主体往往是地方政府。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安排下,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地区竞争制度。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竞相以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廉价的土地和能源资源利用政策)招商引资,所引进的项目大多是地区间重复的高能耗项目,与国家的产业结构目标发生冲突。因此,要实现经济与能源的协调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倡导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尽快建立健全新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四、“将节能内生于经济发展”这一战略
  重点实施效果预期
  
  根据徐寿波对今后15年中国能源瓶颈制约和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预测,如果采取“经济适度增长战略”和“综合能源效率战略”相匹配的双战略一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就能够实现新世纪“能源再翻一番保经济再翻两番”的理想目标。在根据预测结果对中国新世纪“经济翻两番”的能源方案进行比较选择时,最理想的可选择方案是“一番保两番”,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最少,只有27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翻一番,从2001-2020年每年平均增加能源消费7000万吨标准煤,经济增长达到“翻两番”目标;综合能源效率由2000年的2208元/吨标准煤增加到2020年4428元/吨标准煤,提高一倍;GDP能耗降低一半,年平均节能率为3.54%;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5。这就是说,在新世纪要实现经济翻两番,一半依靠广泛开源,一半依靠广义节能;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属于“较好”。当前,中央加强能源调控,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有力保障。由于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很可能提前实现“经济翻两番”和“能源翻一番”目标,这将是最理想的结果。
  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何祚庥认为:2020年13亿-15亿人口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将使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长}并指出2020年中国将至少需要40亿吨标准煤,即使在大力实施节能政策、最大限度地挖掘煤炭工业生产能力的条件下,中国仍将至少有5亿-6亿吨标准煤的巨大缺口,甚至会高达10亿吨标准煤之多;同时建议在大力实施节能政策的同时,要大力进口能源,如风电(亦即进口风电装备)、煤炭、天然气,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努力进口石油和天然铀。这一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仍然是立足于将节能战略外生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节约能源是第二位的。如果将节能战略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以节能减排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经济增长了,单位GDP能耗也能随之降低。笔者认为,坚持经济与能源协调发展,有助于中国2020年“GDP翻两番,而能源仅翻一番”宏伟目标的实现。即使这一目标不能实现,坚持经济与能源协调的发展战略也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能源经济的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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