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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困境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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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正逐步缩小,在文学的天地中文学批评越来越走向边缘,文学批评家地位的失落,文学批评在理论界地位的不断萎缩,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本文旨就文学批评在新时期的困境,以及困境中的批评家如何作为而提出。
  关键词:文学批评;困境;作为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5―0104―04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在走出“文化大革命”话语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状态后,在改革开放和西方文学批评思潮全面冲击的背景下,尤其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文学批评方法、观念、话语的全面变革与探索,形成了多元化的批评格局,但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出现了多元混杂,例如文学批评的“失语”、“缺席”等问题。不可否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打破了封闭僵化的政治批评模式的束缚,与文学创作的发展相呼应,较好地发挥了文学批评引导阅读欣赏、指导推动创作、推动引发新的理论建构的功能,为新时期文学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文学批评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正逐步缩小,“尽管人们仍旧需要读很多书,但也需要去看电影,看电视以及登录因特网”。米勒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事实和经验给我们说明了文学在消费时代不可逆转的颓势。在文学的天地中文学批评越来越走向边缘,文学批评家地位的失落,文学批评在理论界地位的不断萎缩,从而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一系列的现象促使我们不断的反思:当代文学批评到底怎么啦?我们有何作为?
  
  一、文学批评的困境
  
  首先是作家越来越不看重评论,对批评不屑一顾。文学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又是一种科学,它素有指导创作、推动创作的作用。然而,当作家不关注评论,不看评论的时候,评论的作用就难以发挥了。回眸20世纪80年代,批评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像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等问题,都引起了不少作家的关注甚至参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次文学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都招致作家的反批评。如几年前批评家刘川鄂与作家池莉之争,古远清和余秋雨之争。作家韩东宣称:“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郝永勃则认为批评家“根本不把自己当人。写的东西,或虚情假意,或玩弄词藻,或指鹿为马……棒杀或捧杀。他们把做人和作文决然分开了,没有爱、怜悯心、平民意识。或见风使舵,或落井下石,或空话连篇。现在的文学评论界,商人气太重,八股风太猛,势利眼太多。”不可否认,批评界确实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现象,但平心而论,批评界的主流是积极的。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是一种“毛”和“皮”的关系,作家是“皮”,批评家是“毛”,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批评家和作家的批评与反批评,昭示了当下中国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不正常。有作家把批评家比做“文坛乌鸦”,报忧不报喜。作家和批评家的地位是对等的,二者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也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郭沫若就作家与批评家的平行独立关系说得比较中肯,他认为:“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出有,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真正一流的作家是不惧怕任何批评的,他们只会在批评中寻找自己的缺陷,弥补自己的不足。而真正的批评家也决不会乱捧乱棒,他们用深刻的学理和睿智的思想影响、感染作家和读者。
  其次是广大读者不看评论,或者看不懂评论。不看评论有其客观原因。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人们为了票子、房子、孩子这些物质利益忙得团团转,对文学作品等一些精神产品无暇或无心关注了。连作品都不看,怎么能去面对作品的评论呢?同时由于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膨胀,文学作品自然随之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人们在没有影视、没有网络游戏、没有桑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想起浏览一下小说。对文学作品的淡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文学评论的淡化。当然,我们更多的是要从文学评论自身去找原因:那就是一味地捧场和无关痛痒的评论越来越多;商业化、广告化,庸俗化的倾向日益严重;把本来是平庸的作品捧为精品,读者当然是不买帐的。对于评论中术语的“轰炸”和概念的堆积,有识之士早就提出了批评,但至今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对普通读者来说,过多地使用理论术语会造成阅读的障碍,因而产生不满;从作者这一方面来讲,理论和术语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运用某个理论确实可以解决部分问题,如果运用理论的人对理论有适度的自我反省,知道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那么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怕的地方就在于,用这个理论的人认为可以用它把所有问题都解决,那对于文学批评以及读者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当前文学批评与广大读者目前所存在的“隔膜”状态,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作用与功效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过去说批评家是连接作家和读者的桥梁和纽带,如今批评家所写的评论作家不屑一看,读者没有时间看或看不懂,那么,只能是评论家写给评论家看了。
  再次是评论家队伍的流失和评论阵地的萎缩。80年代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倾诉、哀怨、反思的情绪化发泄的文本凸显于世,从而被万众瞩目,归于时代的聚焦镜下。与文学共生的文学批评,则直接大胆地用理性的言语揭示这种现象,也成为一种最耀眼和英雄式的行为方式。80年代在评论的舞台上,活跃看众多的批评家:刘再复、何西来、阎纲、朱大可、李吉力、刘小波、李子云、王晓明、黄子平等等。“20世纪90年代开始,众多批评家纷纷撤出文学前沿,另谋出路。他们一度是缔造80年代文学史的重要人物。”正如学者南帆之所言,自90年代以来,文学趋于边缘化,文学占有的空间和比例越来越小,有影响的批评家越来越少,能写出掷地有声的评论文章的批评家也为数不多。评论家数量的减少和评论文章质量的下降,使得评论队伍面临严峻的现实。90年代以来文坛涌现了一大批新生代作家,但是除了炒作性的评论,真正以“作家论”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研究的又有多少呢?现在的文艺批评队伍是“百花齐放”有余,“百花争鸣”不足,而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家们调侃式的谈话,都是不严肃的,文艺是引导国民前进的灯火,但评论界却没人出来说话,更谈不上文艺批评。文艺评论队伍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一状态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市场经济下,文学日趋边缘化,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批评家自然也失去了赖以谋生的手段,基本上处于没落的状态,批评家有的躲进高校文学院自成一统,有的下海写剧本、经营文化产业。当然这些都是利益驱动的因素。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严肃的批评家日渐减少,而文学作品的产量增加与批评家的 数量成反比,又造成了批评家阅读的局限性,使批评家面对全局显得难以把握。
  同时,专业评论刊物也日渐减少,更多的刊物上充斥着广告性的吹捧文章,秉笔直书、直言不讳的评论刊物已存不多。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媒体炒作的份量增大了,一些批评日渐陷入庸俗化的境地,媒体包装和商业炒作合谋,蚕食着不少评论阵地。当代文学批评已走人困境,使得“失语”、“缺席”成为描述其现状的常用词汇。文学批评面临着必须转型和重建的任务,惟其如此,方可扭转文学批评的颓势,使文学批评健康发展。而要对文学批评进行转型和重建,就必须对当前文学批评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二、面对困境,文学批评的作为
  
  1.批评家对自身的正确定位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要走上健康的道路,批评家首先应该调整心态,在认真研究文本和作家的基础上,用独立的精神姿态进行作家作品的深度阐释、解析和批评,而不要做作家的吹鼓手或侍从。我们曾为有的批评家在各种压力下面随声附和、见风使舵而感到悲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渐确立,社会的评判尺度开始趋向于经济的尺度,世俗的和纯利益的东西开始浸润曾经纯洁的视野,善良的社会大众被经济商业化的文化生产操作和引导,违反道德与理智的行为经过改头换面不断地粉墨登场。批评严重脱离实际、疏离群众。要么生吞活剥地套用西方文艺理论的现成答案来比附中国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给人以隔靴搔痒、云山雾罩之感;要么沉醉那套孤立于大众之外的“语码体系”,大搞生涩词语的堆砌或文字游戏,使文艺批评重新走进了象牙之塔。最后是理论意识淡化,严肃地理论思考不时被切割成零碎的思维花絮,鸡零狗碎的所谓杂感充斥报纸末端,批评被演化成批评家们自说自话、无关痛痒的作坊式操作。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批评主体的迷失,使文艺批评在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隔膜状态中逐渐滑向低谷。有的批评家已不讳言,他们只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制造这种被称为文学批评的“商品”而已。
  当代文学批评应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对自己有正确认识。文学批评有自己的作用与个性,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其作用与个性,进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当代文学批评在很多方面走入误区,与正确认识批评的作用和正确对待批评的个性有直接的关系。在新时期,不少批评家看重批评的个性,强调批评的作用,这都是应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部分批评家过分强调批评的个性与作用,把批评凌驾于创作之上,超越了读者的接受水准,是一个明显的趋势。这种情形最终导致了批评自身与社会生活的疏离;远离人民群众,使批评淡化乃至丧失了自身的作用,进而也将自己的所谓个性束之高阁。我们注意到,20世纪以来西方出现了不少现代批评家,他们推出了诸多相当新潮和现代的文艺理论,有些理论现代得令我国批评家难以接受。然而,当联系文学作品开展具体的分析时,他们又显得相当的客观和务实,使文学批评深入浅出,给读者以直接的指导和启迪。例如,威廉・维姆萨特就曾说过:“批评家不是关于一首诗的统计数字报告的撰写人,而是诗的意义的启发人或诠释者;如果他的读者足够敏锐的话,他们将不满足于把批评家的话当作证词,而将把它当作一种教导来深思熟虑。”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批评家与读者的关系,同时也阐明了文学批评的作用及其个性。这对我国的批评家来说应该是有启发的。
  作为批评的主体,批评家还要有自己的心灵尺度和价值立场。德国美学家玛克斯・德索指出:“诚实与勇气似乎便是艺术批评之基本先决条件。”我们发现,最伟大的批评,都不只是文学现象的描述或某种知识背景的推演。本雅明评波德莱尔,海德格尔评荷尔德林、里尔克,别林斯基评俄罗斯文学,克里玛评卡夫卡,都算是很有分量的批评了,可这类批评文字的最大特质是饱含了探查存在的热情。批评家更多的是与批评对象之间进行精神上对话,借此阐释自己内心的精神图像,对美的发现,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想象。这可以说是最高的批评,因为它包含着批评家本人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问。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有效地解释我们时代的精神,以及我们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差异所在。中国批评界的缺乏,恐怕不在知识的结构上,也不在批评语言的运用上。批评真正的困境,在于批评家逐渐地失去了对价值的敏感,失去了对自身的心灵遭遇的敏感。
  
  2.批评策略的与时俱进
  科技要创新,文艺要创新,文艺理论也要创新。众所周知,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危机”中,文学批评更是一处“重灾区”。从自身来说有两个原因。一是部分文学批评家专注技巧、方法和语言,乃至走火入魔,最终落入形式主义的极端;一是批评过程中刻意消解、解构作品的意义和社会功能,从而是批评远离作者、远离大众。这样,文学批评策略的滞后不仅受到作者的指责,更遭遇读者的遗弃。尤其是后者,使文学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陷入了生存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汹涌澎湃,文学的新样式如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热闹喧嚣,纯文学加速了边缘化进程,经典文学名著少有读者问津。作家明星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文化背景下文坛的一道特殊风景。出版社与通俗作家、明星作家、名人合谋炒作,新新写手、美女作家、文坛金童、各界名人们纷纷披挂上场,吸引了阅读的大部分眼球。这是作家、出版商、媒体共谋的结果。当作家成了明星、当文学更加世俗化、当传媒成了批评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景观面前,一些评论家(尤其是中青年评论家)坚守他们所认同的文学信念,“踞守”在最显赫的文学“高地”上“瞄准”名家名作新作,集中火力对他们所认为的某些不良文化因素进行抨击,力图打压种种“消极写作”(李建军语)现象,做“剜烂苹果”的工作,尽一个“花匠”的剪枝除草的责任,以批判的姿态与作家和读者大众交流对话,并努力提升大众的文学欣赏水准。这是一种新的而且十分有效的批评策略。这种动机严肃、文风生动而苛刻的批评,是文学评论家在文学边缘化、文学传媒化时代的批评策略。是一种适宜读者需要、学术需要的新的批评策略。当然这种“瞄准”名家名作新作,集中火力对他们的批评策略不是一味的“炮轰”,而是集中优胜火力对他们所认为的某些不良文化因素进行抨击,力图打压种种“消极写作”。这要求批评者在文化多样性的环境中,一方面要坚定自己的文学观念和立场,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置市场于不顾。比如说,新世纪以来,文坛上出现一种“批评名家”的现象。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炒作问题,对名家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对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化现象、读者趣味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是面向大众,就要求一种尖锐、风趣的文风,这和逻辑严密、行文严谨的理论探索并不冲突。相应地,要采用“短、平、快”的批评方式让生活在现代快节奏时代的读者接受批评家的思想,让作家理 解自己作品的优劣,从而对生产和消费要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同时我们要注意多样不等于无原则,宽容不等于庇护缺点,共存也不等于无高下之分。文学批评应该有一个大体标准――对人性的探索,对审美的创造。依照这个标准,经典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显然更高。当然策略只是形式,目的才是根本。
  
  3.批评理论的重新建构
  
  当代文学批评建设中理论的疲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已经严重的阻碍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西方文艺理论不断的涌进,表面上中国文艺理论界已繁荣和开放,实质上我们还仅仅停留在各种对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及其思想的介绍和解释之上。王彬彬指出:“尽管80年代后半期,各种理论满天飞,似乎是理论过剩,但其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却经受着真正的理论饥荒。”我们的批评家仍然缺少属于自己的可以依靠的批评理论。中国传统批评理论的成果,那些以“印象”批评为主,以“点评”、“注解”、“眉批”见长的批评,在现代性的转换方面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在中西批评理论结合和互补方面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很少有理论家能结合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国情加以融会贯通。对新潮西方文化批评理论资源的直接引进和应用,充分暴露了当代批评家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传统的文学批评圃于既定思维方式,多为读解式或直觉和印象的感悟式评论。并不能为当代文学批评本身提供太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美学技术。批评家利用传统的批评范式读解今天的文学作品,明显的陷入捉襟见肘、辞不达意的窘境。于是,批评家们纷纷将目光移向本土之外,试图追随鲁迅的“拿来主义”。既然“拿来”,当然是要挑选“最新最后”(所谓最先进)的拿来,结果,“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这些西方批评界中的时尚学说,被毫无顾忌地大量引进,且多有生吞活剥的惨象。这种“拿来”却不能理解、消化的引进,是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盲从,是文学理论界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导致的是批评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活动时理论深度不足,从而语言不畅,人云亦云的所谓“主义”或者大量的充斥着理论而全无思想。当然,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资源中直接“拿来”,不失为一种“多快好省”的建设方法。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理论上的大量“洋为中用”、“中西合璧”,使我们在文学理论世界失去了我们民族独有的话语方式和规范语言的能力。
  不可否认,西方文学理论拓展了我们关照文学活动的视野,在理论体系上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的对象。我们在学习西方文艺理论时,不仅要学,而且要学会。学习的关键不是盲目的引进,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在引进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资源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它的历史性,同时还须兼顾本土的理论国情。结合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对其观念方式和思维方法的创造性发展。李庆本先生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大声呼吁:“要真正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神话,完成美学话语的转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恢复东、西方文化和美学各自所具备的特殊性地位,通过‘互补’与‘对话’建立一种跨文化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美学。”
  不容置疑,社会在不断的进步,文学批评从不正常的“社会中心”地位退回到它应有的角色,在经历失落之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立足中国文化的根本,汲取西方文学理论的精华,融合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应用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
  [责任编辑: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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