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形而上学:含义与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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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形而上学的地位只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来考察，才能真正地获得比较深入的理解：广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尤其是上帝神本论)无疑是对世俗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最有效的消解或解构，使之工具化、相对化而不具有终极的合法性和目的性。西方文明史上经久不息、源远流长的广义形而上学(思辨理性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以及这两者的混合化、世俗化、形而下化之变种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近代哲学)，最终使得有限政府论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得以确立并合法化。事实上，在西方思想史上，每一套具有原创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产生后都逻辑地范典着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的基本走向。
　　[关键词]政治哲学；形而上学；理性形而上学；神性形而上学(神本论形而上学)；超验型公共理性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02－0024－07
　　
　　形而上学的地位恐怕只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来考察，才能真正地获得比较深入的理解：广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尤其是上帝神本论)无疑是对世俗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各种各样的“恺撒”)这个世界最具有能动性的物质力量最有效的消解或解构，使世俗政治权力工具化、相对化而不具有终极的合法性和目的性。西方文明史上经久不息、源远流长的广义形而上学(思辨理性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以及这两者的混合化、世俗化、形而下化之变种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近代哲学)，最终使得有限政府论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得以确立并合法化。事实上，在西方思想史上，每一套具有原创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产生后都逻辑地范典着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的基本走向。因为西方文明史上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本身，大都是哲学家(主要是形而上学家以及相仿于形而上学家的宗教家、神学家――因为他们双方都强调客观唯心主义的超验本体论)所创制出来的，大都是思想家们(包括文明宗师)基于形而上学(包括“圣经基督教”即《圣经》及其神学)规范性地、超越性地研究、推论政治现象及其应然逻辑的哲学学科、超验思维、信念体系、人类意志，是对“公私矛盾”在政治思维层面的超级解决之道。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几近共识性观点：“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只不过是对柏拉图的注解。”(怀特海、波普尔)而柏拉图主要是一位形而上学并兼有神学气质的哲学家，其政治思想、政治学思考都是在一定哲学世界观指导下进行的，而西方思想史上所谓的哲学世界观长期以来主要就是形而上学(包括基督教神学)，近代以来反形而上学的历史在整个西方文明史长河中仅仅是一小段。所以，要想深入地把握、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就必须深入地研究、把握这些思想家的形而上学，就必须研究形而上学、基督教及其神学。在此要注意的是，精神性、理念性的圣经基督教(福音书基督教，作为神本论形而上学)与组织性、机构性的教会基督教宜严格区分，例如，贺麟就认为应该严格区分这两种宗教形态；又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即非常强调此点，把前者称为“人类的宗教”，把后者称为“牧师的宗教”和“公民的宗教”。本文就是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来考察形而上学的广义含义与类型学的。
　　
　　一、形而上学的含义
　　
　　(一)人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动物
　　唯物辩证法讲两点论和重点论，但主要是在此岸世界打圈子的逻辑。而形而上学则同样是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只不过是把彼岸世界、理念、神等本体作为重点而与此岸世界、世人、肉体、物质、可见物形成对立的两极。但两极又有共通性和中介性关系。可以说，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古老的哲学学科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是讲究辩证法的，只不过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近代抛弃辩证法的是机械唯物论(思维方式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但人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形而上学、宗教作为超越的、终极的思维、价值、情感、意志体系，是人类的最高宿命般的活动或追求，是人类之异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方面。人类是活在理想主义和希望之中的，形而上学、宗教是对现实不近人意、不尽人意甚至使人失望、绝望的解脱或超越。它们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之贪婪心理之正向释放的一种虽说保守但却长久、安全的渠道，贪婪者很可能是杀人放火、抢劫偷盗，但宗教、形而上学对此却极为蔑视与不屑不齿，而是对理想(“善理念”、“理想国”、“神”、“天国”等)不断地探索和思考，以及这种探索思考所得的硕果。形而上学家、宗教家在本文看来，都是宗教家、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哲学家、政治家，但只是在思想、灵魂、精神、信仰领域里的，而非在现实世俗领域里的。他们是人类不同文化共同体的“良心”、“大脑”、“主机”，因他们对芸芸众生的心灵、渴望、诉求进行了直接或间接(曲折)的表达。
　　单独行动或虽然集体行动但相互间缺乏人类那种社会性，尤其是不能成为动物界主宰的非人类动物，因数量少、非群集性、简单性，在面对最强大的动物时各自自保，他们是不关心什么形而上学的，只有人类才关心形而上学、神学或宗教问题，才关心终极存在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不同文明的类型，涉及理想的公共秩序之建构，因而是一种公共理性问题，尽管是以超验的形态出现的，但因其自身理论的深刻而掌握群众、改变历史后就成为最经验的历史事实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所以，包括理性形而上学与神性形而上学(神本论形而上学)的广义形而上学具有“无用之大用”的奇特功能。而那些表面上看来有用的事物实际上往往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装饰品。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在这里，连马克思也不得不在措辞上非常谨慎或注意严密。他所谈的“人的本质”是“在其现实性上”的人的本质，而非在其理想性上、在超越人的动物性和此岸社会性的方面。事实上，人的重要本性就在于人的超越性，没有超越性的动物不是人，而只是低级动物。所以，凡是人都有超越现实、现世、今生的理想、憧憬、想往。“人心不足蛇吞象”，如果人的贪心用在恶行恶事上就是贪婪，而用在正向正道方面就是有理想抱负和雄心壮志，例如对天国天堂(人间的或超人间的)的追求。当然，马克思也并非没有注意到从理想层面来谈人的本质，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并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但在极为注重世俗和经验、现实的中国人看来，形而上学就是纯粹思辨，是玄学思辨，是文人学者在思维方面不着边际、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在务实的中国人看来，超验型的形而上学就是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毫无价值的坐而论道。这些都纯粹是对形而上学的误解和偏见。事实上，西方的广义形而上学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峰，既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高峰，又是人类神性思维的最高峰；并且，正是形而上学的理性之光和信仰之光(神性之光)在似乎冥冥之中、实际上却真真切切地真正主导着西方现代化并进而由西方推动、催逼整个地球上的全人类向着进步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二)部分哲学家对于形而上学的重视或理解
　　古希腊“最博学的人”亚里士多德称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神学”，并把它的任务定义为“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在整理他的著作时，把这一部分称为“元物理学”(metaphysics)，似乎把这门学问看作是比物理学更深一个层次的研究。
　　虔诚信仰天主教的近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儿写作了《第一哲学沉思录》，他所谓“第一哲学”也就是探讨事物终极原因的形而上学。他在《哲学原理》一书中还强调，“哲学的第一部分就是形而上学，其中包含各种知识的原理，这些原理中有的是解释上帝的主要品德的，有的是解释灵魂的非物质性的，有的是解释我们的一切明白简单的意念的；……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在笛卡儿看来，世界具有统一性，知识也具有统一性，而统一性的世界和知识作为整全体系，各门科学(包括政治学)必然由形而上学提供统一性，尽管他对于政治学很少发表什么具有体系性的看法。
　　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形象地比喻为“庙里的神”：“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认为，按照西方哲学的分类，哲学包括形而上学、宇宙论、伦理学和政治学。
　　中国不少学者的总结性看法是：“抛开可见的现存世界，去追求一个不可见的本体世界，这是只有人才会具有的特性。人是一种从不满足于既有存在，总是追求未来理想存在的一种存在。这通常被称做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我们也可以断言，只要人类存在，哲学就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危机，因为哲学的本性是与人的本质相通的，哲学正是人类本质――意识的集中表现。意识的根本特征是超越，而哲学恰好体现了这一特征。可以说，人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所以他永远需要形而上学。”“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解构确实表现出某种深刻性的思想，它们已经清醒地看出，形而上学所执著的普遍、抽象的本质或超验的实体不过是人类思维建构出来的东西，是反思的产物，因此，是某种非真实、非明证性的东西。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人类只要进行思维，就必然要建构。……因此，形而上学并非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定性，而是人的主观思维的宿命，是精神的本性。……除非消解了思维本身，我们才可能真正地消解形而上学。”“谈形而上学不能不谈本体论。本体论(ontology)是研究世界本原及其终极性质的，由于它超越于一切具体学科，所以也叫形而上学(metaphysics)。”
　　关于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概念与恩格斯以来的、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的形而上学概念之区别，中国哲学界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构成哲学的基础理论，它由本体论、心理学、宇宙论和神学四部分组成；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把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称之为“知性形而上学”，并批评其思维方法是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深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演绎了黑格尔的思想：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在恩格斯看来，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是，“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他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在这里，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出现了新的转折：第一，恩格斯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把“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和“康德以来的形而上学”区分开来。第二，受到近代哲学片面地注重认识论、方法论思想倾向的影响，恩格斯没有深入考察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容，他着重批判的只是知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并使之与辩证法对立起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们深受恩格斯思想的影响，加之他们常常缺乏西方哲学史方面的素养，所以他们完全撇开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内容，而仅仅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与辩证法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因此。要对本体论的问题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就有必要先把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概念与恩格斯以来的、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的形而上学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片面地重视认识论、方法论的思维框架，才不会把形而上学问题仅仅还原为一个思维上的方法问题。必须把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形而上学概念与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语境中通常理解的、作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的形而上学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事实上，形而上学不能也不应该被还原为一种单纯的思维方法。只有把它理解为哲学的基础理论，作为形而上学的组成部分的本体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会显露出来。
　　在西方人看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发端于柏拉图。那么这种提法本身就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因为西方乃至人类有案可考的哲学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泰勒斯，从泰勒斯到柏拉图之间还有很多的哲学家。还有自启蒙运动特别是自20世纪初的逻辑实证主义以来许多思想家(包括被广泛地认作哲学家的思想家，也包括马克思)排斥形而上学，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你不能说不是哲学思想。所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的说法并不准确，应该说形而上学是哲学，但哲学并不完全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哲学体系中高度抽象、已经远离经验的超验性部分。
　　
　　二、形而上学的类型学
　　
　　形而上学的类型学首要层次的划分，是将“形而上学”一词区分为双重意义或标准上的类型，即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类型和与经验科学、实证科学、形而下的学问相对立的玄学或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类型(即学科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后一种类型就是本体意义上的文化(不同于与政治、经济等相提并论意义上的狭义文化)。既然“形而上学”一词本身就有双重意义、双重类型，那么本文取法哪种意义呢?是二者择一，还是都选?本文认为，尽管“形而上学”一词本身就有双重意义，但这双重意义的两方面实际上是可以视为合二为一或一体两面的关系，这是因为：思维方式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基本上也是玄学或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致思方法，而玄学或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思维方式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致思方法之被运用后的思维产品或结果。如此理解后，取法哪种意义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就不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本文是在政治哲学视域来考察形而上学的，所以，本文主要是在作为一种学科意义上来运用“形而上学”一词，但在分析古希腊和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及其超验型公共理性时又适当关照作为思维方式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此外，我们还可以把形而上学做如下分类：
　　目的论形而上学与工具论形而上学，即规范性形而上学与说明性形而上学，前者如柏拉图，后者如亚里士多德；属天形而上学与属地形而上学，前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后者如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求真形而上学与求善形而上学，前者如柏拉图，后者如基督教神学；客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主观唯心主义形而 上学，后者如中国人的自我暗示法，以及政府部门所实行的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做法，如“一刀切”、“形式主义”、“作秀”、“好大喜功”、“宁左勿右”。缺乏前者，后者往往就很盛行。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作为最完备最精深的发展学说，相反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把真实的现实写成“绝对观念”的体现)；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形而上学观念。但是相对于形而上学而言，辩证法确实是最完备的，但可能未必是最精深的。最精深的深刻性，最广远的包容性往往为广义形而上学所秉有，广义形而上学起着观念先导和开阔思路、超越自我、超越现实(此在)的重要作用。假如广义形而上学没有作用，那么它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特别是在人类早期处于蒙昧、落后、野蛮乃至残忍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形而上学的引导和光照，不知整个地球世界的人类还要在黑暗里继续匍匐多少年。
　　国外有学者认为，“从总体性和多样性来研究普通在者的哲学被简要地称为‘形而上学’(不精确地说，一般的形而上学)。我讲得‘不太精确’，因为还有‘第一在者’的形而上学，也称为‘形而上学的神学’或‘神学的形而上学’；还有所谓人的形而上学或哲学，以及自然或宇宙的形而上学或哲学。”
　　在作为玄学或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中，又有不同的类型和划分标准。例如，有的学者把形而上学的类型划分为四种――共相形而上学与殊相形而上学，精神形而上学与经验形而上学。但本文只取其中的两种：共相形而上学与精神形而上学。本文认为，形而上学的类型可以大体上划分为：按照不同思想家思想的形而上的程度可以划分为纯形而上学、准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分别对应于前近代、近代和后现代；按照形而上学的内容可以划分为哲学形而上学、神学形而上学、兼有哲学与神学的哲神学形而上学。这种划分的类型也是本文行文中所论列的广义形而上学。其中的哲学形而上学、神学形而上学本身都未必是纯粹性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以哲学为主的同时也包含神学的属性，神学形而上学在以神学为主的同时也具有哲学的属性。哲学形而上学、神学形而上学又可以分别称为理性形而上学、神性形而上学(神本论形而上学)。
　　本文在行文中所使用的“广义形而上学”概念主要是从内容类型上来说的，把古希腊思辨理性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神性形而上学合在一起的统称。在本文中把古希腊理性形而上学称作“形而上学Ⅰ”，把基督教神性形而上学(神本论形而上学)称作“形而上学Ⅱ”，把中世纪将理性形而上学、神性形而上学(神本论形而上学)合在一起的情况(主要是在奥古斯丁、阿奎那等神学家那里)称作“形而上学Ⅲ”，把近代启蒙思想家所谓的在自然状态的人们所结成国家(社会)的理论模式称作“形而上学Ⅳ”。
　　形而上学I：思辨理性形而上学，简称理性形而上学，主要是指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形而上学，作为世俗理性最高层次意义上的真理，即逻各斯理念论，是哲学智慧的猫头鹰中的佼佼者和奠基者。
　　形而上学Ⅳ：近代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在近代西方世界的思维逻辑中，由先前彼岸天国型的形而上学转向此岸地国型或人间型的形而上学。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就是近代此岸世界的形而上学，因为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都是超阶级、超政治、超历史、超空间的思维建构，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和明证。它们是被思想家们用来逻辑地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合历史性地推论世俗国家政府的内在原理和制度设计的。但在实际上，近代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作为政治哲学模式只不过是基督教神性形而上学(神本论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模式的世俗形式，是在宗教改革、新教与天主教并立的大背景下对基督教积极自由主义理解的基础上出笼的，把上帝与人之间立体垂直性的关系进行了翻转，使其成为平面历史性的关系，以在自然状态中的所有人作为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除了君王)来替换先前的上帝，以君王来比先前与上帝相对的个体信徒，该君王因为握有权力而与其他信徒区别开来，实际上把上帝与恺撒的关系按照合乎神道的要求进行合理化、制度化。因为教会基督教(与作为理念的圣经基督教根本有别)难以再如同以前那样行使世俗权力或权威了，而作为进步因素的王权日益成为历史的障碍因素。而资产阶级既要利用王权等行政权力，又要对其加以有效的控制。
　　
　　三、形而上学Ⅱ(基督教神本论形而上学)：部分思想家和学者思想的佐证
　　
　　在中国人对宗教的习惯性看法方面，“在大陆学者的讨论之中，‘哲学’、‘宗教’这些名词含有预设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看来，称一传统为‘宗教’，就是给予它低于‘哲学’，高于‘迷信”的地位。”“值得指出的是，汉语的‘宗教’概念主要指那些有制度有组织的宗教形体，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从而与西方人所理解的religion有所不同。……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学者们倾向于对‘宗教’作比较具体、比较明确的理解，其宗教概念内涵确切、外延较小。而在中国人对‘宗教’的价值认知和取向上，其态度要比西人消极，并有一定程度的‘否定’之感。”所以中国学者如果想本真地理解西方文化尤其基督教政治哲学，就必须抛弃中国人所特有的对宗教的偏见或局限性习惯性看法。在此，我们概述、总结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关于基督教神学作为神性形而上学(神本论形而上学)的看法：
　　
　　(一)基督教批判家费尔巴哈――上帝是真、善、美、圣、爱的本体
　　费尔巴哈从“宗教之真正的、即人本学的本质”之角度揭示了上帝之为上帝就在于他是真、善、美、圣、爱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至高而绝对的本体：“宗教是人跟自己的分裂：他放一个上帝在自己的对面，当作与自己相对立的存在者。上帝并不就是人所是的，人也并不就是上帝所是的。上帝是无限的存在者，而人是有限的存在者；上帝是完善的，而人是非完善的；上帝是永恒的，而人是暂时的；上帝是全能的，而人是无能的；上帝是神圣的，而人是罪恶的。上帝与人是两个极端：上帝是完全的积极者，是一切实在性之总合，而人是完全的消极者，是一切虚无性之总合。”所以，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揭示出“作为理智本质的上帝”、“作为道德本质或法律的上帝”、“化身之秘密或作为心之本质的上帝”、“受难上帝之秘密”、“三位一体与圣母之秘密”、“逻各斯与属神的肖像之秘密”等方面。
　　在探讨“作为理智本质的上帝”时费尔巴哈认为，作为形而上学存在者的上帝就是理性或知性，这是很深刻的超神学但更是最为神学的解释：“作为上帝的上帝，也就是说，作为非有限的、非属人的、非物质地被规定的、非感性的上帝，仅只是思维之对象。他是非感性的、无形态的、不可捉摸的、无形象的存在者――抽象的、否定的存在者；只有通过抽象和否定(Via neganonis)才能认识他，才能把他看作对象。”
　　
　　(二)马克思、恩格斯：基督教是卓越超绝、绝对抽象即最富有形而上学气质的宗教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的原则上认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宗教存在的认识论根源：“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借鉴费尔巴哈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也同样认为，基督教是绝对的即抽象的宗教，是“宗教本身”，因而最富有形而上 学气质：“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关系是一样的。基督教是卓越超绝的宗教，宗教的本质，作为特殊宗教的神化的人。”“基督教，继绝对的即抽象的宗教之后，继‘宗教本身’之后，不可能再出现任何其他形式的宗教。卡莱尔本人也认识到，天主教、新教或其他任何一种基督教，都不可阻挡地要走向灭亡；如果他了解基督教的本质，他就会认识到，继基督教之后，不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宗教。泛神论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些方面的思想，往往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
　　
　　(三)鲁伊吉・博格里奥罗――哲学(理性)是神学(信仰)的先导
　　天主教哲学家博格里奥罗认为，“理智在真理面前的运作或认识活动乃是真理本质的揭示者。人类理智难以在个别真理面前止步。”“我们注意到：所谓‘难以在个别真理面前止步’，在积极的意义上是指‘总要超出一个个别的真理’；而超出个别真理(包括取代朝向虚无的倾向)，则意味着向往本质上的真理，向往圆满的真理，也即向往整体的真理或真理本身；而这便是我们所谓的天主。”“由此我们发现，理智本质上具有超越个别真理的倾向，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总要朝向整体的真理(即天主)。这样我们也就懂得了托马斯・阿奎那何以能够说：‘我们可以在一切可知事物中认出天主。”“理智和意志规定了人，因而人及其全部的存在，都围绕着天主，把天主作为自己的本体论中心。既然受造世界的全体都包含在天主中，所以，一切伴于人、在于人和源于人的东西，都在朝着天主运动。”
　　与一般性地探讨“有助于理解神学的哲学”(Philosophy for Understanding Theology)不同，博格里奥罗更进一步地认为，哲学(理性)是神学(信仰)的先导：人类思想史充分表明，哲学首先是对实在之绝对根基的探索和解答，是对存在问题的明确解决，是有限存在者对终极疑问的一种回应。有了教养并仍在进步之中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已经用他们的哲学证明了这一点是真的：哲学乃是对人类理性的终极“原因”做出的回应。事物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这门基本的学问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用什么形式回答并不重要。各种哲学思想的内容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前苏格拉底哲人的“始基”(arch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是者”、毕达哥拉斯的“数”、阿那克萨戈拉的“理智”、柏拉图的“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思想”、普罗提诺的“太一”、斯多亚派的“自然”――所有这些，都是天主教所谓“位格的天主”或“造主”的先声。在天主教时代里，其名称也不一而足，而其潜在的价值却是一致的：奥古斯丁的“不可移易的真理”、大马士革的约瀚的“无限实体之海”(Pelagus substantiae infinitum)、托名狄奥尼修斯的“至高存在者”(Super Ens)、托马斯・阿奎那的“实在的至高存在者”、笛卡儿的“最完善的存在者”、康德的“最实在的存在者”(Ens realissimum)、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物质”、萨特的“绝对自我谋划的‘人’”……在这些不同的表述形式背后，总有一种意图，要超越思想家本人的表述和意愿，要去发现、去解放、去澄清，从而使它找到自己的真正含义。这种隐藏在表述形式背后的意图是：总是有一个绝对者，理性所探求的都不外乎他，而且理性在他面前总是不会止息，总是要去寻求他。
　　
　　(四)中国学者――宗教是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
　　有中国学者认为：“宗教既然是关于人、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思索、理解与把握的世界观理论，那么，宗教的这种思索与把握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思索与求证，是关于人、关于世界、关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本体论的思索与把握。宗教虽然不是哲学，但它却是形而上学的；宗教虽然不是科学，但它却是本体论的；宗教虽然不是历史，但它却要追本溯源。”“宗教正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它所思索与解释的也正是人和世界存在的最高原因或普遍原理这些具有哲学意味的本体论问题。”
　　关于宗教形而上学的定位问题：有中国学者认为，从哲学史上看，研究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可以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即从经验直观入手的“直观本体论”或“直观形而上学”，和从语言分析人手的“语言本体论”或“语言形而上学”，而这二者都是相对于非语言的或非直观的外部世界而言的，因此它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形而上学与外部世界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可以称为“元形而上学”，亦即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宗教形而上学一般属于元形而上学，它诉诸于神的力量；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也属于元形而上学。一般而言，共相实在论与精神实在论容易对应起来，殊相实在论与物质实在论容易对应起来。例如，柏拉图理念论的直接含意是共相实在论，间接含意是精神实在论；唯名论的直接含意是殊相实在论，间接含意是物质实在论。笛卡儿主义首先是精神实在论，其次是共相实在论，因为它由思维推出我，而思是共相，我是殊相。唯物主义首先是物质实在论，其次是殊相实在论，因为它把思维看作是大脑的机能，而大脑是存在于时空中的殊相，思维则是超时空的共相。一般而言，元形而上学或多或少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尽管如此，元形而上学不等同于宗教迷信，因为，元形而上学从根本上讲还是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即：理性思维发现自己的局限性之后，有意识地诉诸于非理性的信仰。至此，我们便区分了三种形而上学，即语言形而上学、直观形而上学和元形而上学。对于笛卡儿以来的直观形而上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精神和物质哪一个更为根本或实在。虽然笛卡儿主义以二元论著称，但是，它的物质的存在性是从精神的存在性推出来，“我思故我在”是它的第一哲学原理，因此笛卡儿主义属于“精神实在论”，亦即通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胡塞尔都属于精神实在论。
　　
　　四、本文的初步结论
　　
　　总之，正是由于西方文明史、西方思想史所特异的广义形而上学(尤其是其中的基督教神本论形而上学)对社会历史文化之源远流长、广泛深刻(甚至深入到人的灵魂、来生)的影响，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把世俗政治权力降卑化、工具化、相对化、非终极目的化提供了最大、最深、最广远的合法性，形而上学的本体(理念、上帝等)是对世俗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各种各样的“恺撒”)之傲慢、不可一世、惟我独尊、舍我其谁的全能主义等政治文化心理或意识的超越和虽消极但却最有力、最有理、最有利的抵制，为现代自由民主宪政理念、体制的确立和运行提供了最深层的合法资源。而这一点，正是西方文明的根本魅力和相对于其他世界文明类型的最大特色所在。正如德里达所总结西方传统哲学，把自柏拉图一路而下的西方思想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或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并认为源于希腊的哲学是西方专有的传统，他的看法是中国没有哲学，中国的思想传统不叫做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哲学的根子在于本体论的传统，要穷究逻各斯，这完全是希腊人的土产。本体论即Ontology是一门关于on的学问，而希腊文on的意思是存在，所以本体论是一门研究存在的学问。但是问题在于希腊人所说的存在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存在不是一码事。希腊人说存在是指目不可见、耳不可闻的逻各斯，它是万事万物的原型的在场。所以，本体论是“在场的形而上学”，西方哲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本体论是希腊的传统，然后是西方的传统，世界的其他地方不一定有，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有这本体论。
　　在本文看来，事实上，在西方思想史上每一套具有原创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产生后都逻辑地范典着其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的基本走向，所以，尽管有的西方学者仅仅以约翰・罗尔斯为例来说明“没有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应该被确立吗”的命题，但我们从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史同广义形而上学史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关联中可以把该命题适度予以理论化、普遍化；也正是因此历史文化传统，非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类型国家(亚非拉国家)缺乏西方文明所独具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尤其是人格神本论)的精神特质，所以在借鉴乃至取法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模式时必然会出现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政治闹剧，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必须根据本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而不可以盲目地照搬照抄别国尤其是西方世界基于广义形而上学的民主模式、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关于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在逻辑关联上的合法性问题，因为篇幅所限，另文专论。
　　
　　[责任编辑：杨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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