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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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后现代，历史理念和精神理路出现了所谓的断裂。断裂意味着终结，同时又意味着某种新事物的诞生。后现代是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无论是否喜欢“后现代”，我们却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文化方位和状态之中。大众文化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大众传媒携手并进，使文化得以批量生产和广泛传播。在推进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公允地看待大众文化。
　　关键词：后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06-0039-04
　　
　　一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最早用“后现代”一词来概括自1875年以来的时代特征，所指的就是当前这个新的转型时期。在他看来，“后现代”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充满了危机和战争、社会骚乱和革命，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彻底相对主义的和极端的时代。同此前的以社会稳定、理性主义和进步相比较，“后现代”是一个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之崩溃为特征的“动乱的时代”(TimeDf Troubles)。于是，也就出现了历史理念和精神理路的所谓断裂。
　　断裂意味着终结，同时又意味着某种新事物的诞生。一个旧的时代、一种旧的思想方式的终结，往往也就是一个新时代、一种新思维的开始。在新旧之间，后现代一词更加强调“新”的内涵，因此要求我们必须提出新的范畴、理论和方法(虽然“后现代”根本上是反对这些理性化的东西的)。以便探索和理解新东西的实质和新社会新文化的状况。所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把“后现代”看作是人类历史上又一轮的“新文化运动”。
　　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理解“后现代”一词，尤其是“后”的含义。虽然有人言必称后现代，因而使“后现代”一词泛滥成灾，但这个含义既丰富又模糊的词汇仍然需要清理。国内学界对此多有品评，但大多有些急于求成，结果要么在概念的合法性问题上争论不休。要么在它的运用范围上锱铼必较，要么纠缠于时间界定问题，或者干脆就来个冷嘲热讽甚至给予不理不睬。我们既不赞成为之摇旗呐喊、顶礼膜拜的简单化主张，也不欣赏对抗、冷傲、回避的保守作法。在客观上，“后现代”理论于我们对时代特征的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威尔什在一部名称古怪的论著《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中把“后现代”的特征简要地概括为：(1)后现代是一个人们用以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其标志是机械论世界观已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2)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那种维系语言结构、社会现实结构和知识结构的统一性的普遍逻辑已不再有效。(3)后现代是―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4)后现代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生活设计、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多元性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因此威尔什严格地限定“后现代”的含义，他指出：“后现代主义并不象它的名称所暗示的以及流行的看法所误解的那样，是一种‘反现代’的思潮。～后现代思维应当理解为现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后现代思维又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20世纪50和60年代是“后现代”一语流行的时期，它指的是对美学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一词进入哲学领域，主要是指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同时也表示对现代性亦即对理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一种总体性批判态度。关于“后现代”的声誉和地位，人们已经作了很多总结。该词产生不久，有关它的著述已汗牛充栋。但越丰富的研究反而越增加了“后现代”的模糊，倒是美国著名学者凯尔纳和贝斯特的朴实无华的概括与我们的认识颇为相近。他们认为后现代话语指的是抛弃了现代话语和实践的新艺术观点、新文化观点或新理论观点。也就是说，后现代仍然是一种确实的主张。只不过“后”(post-)字是一种序列符号，表示前后相续，表明那些事物是位于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而这种前后相续之所以能够分为前后，就说明后现代话语涉及到一些描述历史、社会、文化和思想中的一组关键性变化的“断代术语”。这样看来，“后”字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模棱两可性。
　　一方面，“后”意味着“不是”，后现代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试图超越现代文化的积极的否定，故而常被视为一种“反现代”，即表示同压迫性的或枯竭衰朽的现代意识形态、现代风格以及现代实践实行公开的决裂。因此可以把“后”理解为决裂、解放、倒退、丧失、抛弃等等。另一方面，“后”字也表明了对此前之物的一种依赖和连续关系，这种依赖和连续又表明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继承和进一步强调，是一种超越，即是说，后现代等于超现代性(hypermodemity)。对此，德国学者科斯洛夫斯基指出：“后现代参与现代的破产，因为它继承现代的遗产，这种遗产尚未了断，必须被扬弃、被克服。如果说关于现代的问题是本源与未来的融合，那么，后现代必须是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的彼岸，建立起一种新的综合。”所以，“后现代”的“后”字既不能从线性发展意义和时间意义上去理解，也不能在“反对”的意义上去考量，而必须在“否定”、“扬弃”、“超越”的意义上进行把握，因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语)。因此，“后现代”所“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它欣赏现代性及其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进步，同时又对其消极负面影响深恶痛绝。
　　如此看来，我们不必理会“后现代”所表现出的平面、断裂、零散和解构性特征，既不能把它当作新的宗教来礼敬，也不应视之如洪水猛兽，而把它只看作一种符号和文化要素，并以此来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詹姆逊所指出的那样，绝不能把“后现代”理解成一种风格，“而必须理解为一种文化要素：一种允许一系列极不相同而又从属的特征存在和共存的概念。”
　　
　　二
　　
　　由于我们的文化经历了嬗变，科学、文化、艺术的游戏规则有所改变，因此，与其说后现代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主义、思潮，还不如说就是当今的文化语境。无论是否喜欢后现代，我们却已经毫无选择地生活在后现代的文化方位和状态之中。在后现代，文化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文化的疆界被大大拓展，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变成了人们的全部生活方式，“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海市蜃楼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文化’本体的制品已成了日常生活随意偶然的经验本身。”后现代的文化已经从过去的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大众消费品。后现代是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是大众文化的哲学基础和认识论框架。大众文化的平民性、通俗性实践着后现代哲学的非神圣性、反权威性等特性。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 辑的话，那么大众文化就是这一文化逻辑的具体表现形式。大众文化从边缘走向前台，真正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主要文化样态。这一转变固然与社会历史条件变迁有关，但从理论渊源上讲，归根结底还在于作为文化内核和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发生了变革。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出现，不仅导致了文化关注对象、文化合法性尺度、文化创作方式、文化价值观以及审美观的转变，而且还为大众文化建立起了一整套阐释系统，为大众文化行为提供依据和标准。后现代的许多特点，诸如消解深度、反理性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等在大众文化的文本中都有着大量的体现，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可经验的文化现象与后现代主义有着一种相互适应、相互验证和相互加强的关系。
　　自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得到强化的理性观念遭到了尼采以降的思想家的重创，并一再困窘于对一次次不堪重负的现实灾难的解释。理论与现实的交叉扫荡。使人们的自由、技术进步和对至善至美的信仰荡然无存。时代精神的主流转向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伽达默尔指出：“20世纪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种种乏味形式的制度化，以及市场体系所促成的生活方式―享乐主义的相互影响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还从感觉革命、文化分裂、距离消蚀以及理性宇宙观的破裂等方面分析了当代文化矛盾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西方学者普遍相信，“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随着黑格尔体系的崩溃，传统一体化思想方式和万法归宗的人文理想成为旷世绝唱。虽然理性主义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但逐渐绝对而僵化的理性也给人类带来了几乎同样巨大的灾难。哲学家们非但未能体验到黑格尔哲学高扬理性思维所带来的哲学快乐，反而命定似地背负着由于哲学的玄奥思辨所招致的人们对哲学本身的非难和唾弃。从正统的观念看过去，这一切似乎就是“危机”。胡塞尔虽然对此提出要拯救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光荣，但他还是认识到理性主义的危机在于“它因为过分着迷于理论，从而就脱离了世界，并且……成为理智上的想入非非。”这种想入非非其实就是所谓的“千年王国”或“千年盛世说”(chiliasm)。在伽达默尔看来，理性主义“因而就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上，或者绯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总结到：“理性成了字面意义上的乌托邦：它失去了自身的定位，迎来了所有否定的辩证法的问题。”而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包括人类纯正的理想都破灭了，在尼采“把偶像打翻在地”和“一切价值之重估”的号召下，结果玉石俱焚，泥沙俱下。
　　文化流变的外貌特征便寄托在失落、断裂、毁灭、黄昏、颠覆、解构之类的颇具煽动性的极端词汇之上，结果“在这一发展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下去并因而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之中。”生活在这种虚无主义迷漫且笼罩其间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基本色调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还能有一点坚守纯正思想品质的勇气，已属难能可贵的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性通过传播媒介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大众文化的同义语。从一定意义上讲，大众文化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大众传媒携手并进。在现当代。资本制度和传媒手段也已经把知识分子稍能有所作为的文化世界撕割得七零八碎。无孔不入的资本成了理性的替代品，成了文化的新雇主，文化运作服从于资本规律。现代大众文化是伴随着文化的工业化、都市化和国际化趋势产生的，主要以电视、电影、电话、电脑等电子交流为媒介。无论商业电影、流行小说、热门音乐或电视节目，都是以吸引大众消费为目的，其创造者和生产者是少数人，区别于群众自发创造的民间文化，带有深厚的商业特征。为了使文化产品更好地销售出去，迎合有消费能力的大众的口味。便成为了文化生产的首要目标。
　　作为现代资本制度中介桥梁的电子传媒转变成了文化工业的监工或者管家，它的普及率使得文化以及文化的从业者再也没有什么特权可言，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化行业的发展问题。由于工业化和都市化，社群崩溃，个体变得孤独、疏远和失范，他们可接受的唯一关系是经济上和契约上的关系。他们被同化进一群没有个性的大众(mass)中，受替代社群的唯一资源――大众媒介的摆布，后现代社会成为了被大众传媒所操控的社会。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媒介被当作其文化的核心。其原因是多重的，从实用的理由直到出于较为理论性的原则应有尽有。因此，如果想要了解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思索当代西方文化已经是透过媒体‘中介’的本质，然后我们也须再问，‘强加于’其他异域文化的东西又是什么。这些东西只是一整套的‘媒介影像’而已，或者它们是更为复杂而经过‘中介’的文化经验?”
　　
　　三
　　
　　法国学者鲍德里亚认为，大众传媒加强了人们思想观念与日常经验的一体化过程。在大众传媒中，观众和听众是处于一种平面的、单向度的经验之中，被动的接受或拒斥意义，而非积极地参与意义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在鲍德里亚看来，大众传媒居统治地位的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各方面都已“内爆”的社会，原先在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明确的空间性界限均告消失。他在《类像》等后现代文本中宣称：一个以电子传媒为主导传媒的后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内爆。这种内爆首先表现在形象或类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消失。其次是信息与娱乐、影像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再有就是媒体制造的信息及符号所欲表达的意义变得平淡无奇，而大众则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如广告、新闻等)及符号的狂轰滥炸弄得精疲力竭，麻木不仁，只得一任自己被淹没其中而无动于衷。后果便如詹姆逊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历史感的消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整个当代社会体系逐渐开始丧失保存它过去历史的能力，开始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和永恒的变化之中，而抹去了以往社会曾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保留的信息的种种传统……于是，媒体的资讯功能将是帮助我们遗忘。并为我们的历史遗忘症充当代理人和机构。”
　　资本的基础原则便是投入和产出的商业化行为，因此大众文化的首要特征便是经济效益。文化的本质就是消费模仿和重复。大众文化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运作来进行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它属于一种商业性消费文化。如费斯克所说：“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它是工业化的――其商品的生产与销售，通过受到利润驱动的产业进行，而该产业只遵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的逻辑已被商品的生产逻辑所 代替，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由于文化的商品化，人们对文化的生产不再以人类全面发展的要求为出发点来生产满足个人精神需要的产品。很少甚至不再顾及知识的教育价值、启蒙价值或文化意义。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认为，大众文化与一向被知识分子所珍视的精英文化相比，主要追求文化的商品性，即作为一种商品之展示价值(exhibition value)与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而失却了文化的许诺安慰和乌托邦功能。文化不再为“人类的未来”之类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负责，而变成一种仅仅制造娱乐效果的高级商品。在失去批判性功能之后。文化也就只剩下单面的消费娱乐功能，这在正统观念看来，缺乏超越就意味着走向无目标无把握的单向度(one-dimensional)境地。在凯尔纳和贝斯特看来，在大众文化或后现代文化之中，“理论本身已经被‘后现代化’，为的是去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因此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思想及其态度的一种工具。”“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状态，如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状态”，知识分子应该有理由感到委屈，并找到足够的理由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
　　但是我们在这些常识之外要强调的却是知识分子浮沉史中的另一面，即，在如此这般的世风之中，知识分子自己也难辞其咎。一方面是不能宽容而正常地对待新东西，另一方面是软弱无力甚至对文化的下滑趋势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西方知识分子面对20世纪60年代乌托邦希望之破灭，面对在新媒体和新技术社会中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在20世纪80、90年代表现出了懦弱的绝望以及听天由命的犬儒主义、停滞观望的保守主义以及为虎作伥的肤浅、无力与异化。所以，“后现代狂热仅仅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丝涟漪，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诱惑，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令人着迷的文化资源，诱使这些在计算机和技术一资本主义社会中愈来愈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为获得其重要性而去做孤注一掷的尝试。”口不客气地说。当代极其糟糕的文化现象也完全可能是知识分子们一手炮制出来的，就只为抵抗边缘化的潮流，因此不惜搅乱人们对新事物的视线。
　　因此。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公允地对待大众文化呈现的新材料新经验。这首先就需要一种宽容和“亲善的态度”(福柯语)。知识分子老是缅怀昔日的荣光，从而人为地在精英文化和大众之间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结果使得自己的心态老是交困于两者之间而难以平静和平衡。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对立，使传统上流行的对评价是强调――这种由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运作的评价(大众文化是民众的，因而比精荚文化更权威；精英文化是自主的，从而与低级的大众文化不可相提并论)倾向于在绝对审美判断的某种永恒领域里发生的作用――被一种真正是历史和辩证的探讨这些现象的方式代替。”实际上，大众文化把曾经高高在上、孤芳白赏的精英文化解放于一般大众之中。促进了文化的多元性。后现代的大众文化还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大众文化的商业目的性和意识形态功能，防止大众文化过于世俗和媚俗而走向低级趣味。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公正地处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或超验功能的方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将理论的锋芒过于集中地指向文化商品化的现象形态，没有对大众文化的承载者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没有看到抑或低估了大众本身的批判性和主体性。而将大众等同于被动的客体和接受者，过分强调大众的被动性和受控性。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霍尔等人对传媒理论的研究表明。大众对大众文化的解码、接受本身是一个复杂、多样、异质的过程。其中既包含意识形态结构对大众传媒意义的编码的介入和作用。也包含受众在解码过程中对结构的抵抗与解构。因此，大众接受和欣赏大众文化，其过程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文化的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其结果也不一定是大众对大众文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完全认同，从而接受其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在费斯克看来，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造文化产品。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代表大众文化本身，它只不过是民众进行意义生产和流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和材料。大众文化的创造性不是体现在商品本身的生产上，而是体现在大众对工业商品的创造性运用中。
　　现时代的变化很大，涌现出了很多新事物，因此我们首要的态度便是学习，而不是流于指责或有其他什么情绪化的行动。在对待文化的观念上，准确的定位应该是：“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一言以蔽之，文化固然在流变，文人诚然也在浮沉，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应该在明白时代状况的前提下“广博精微”、“综罗百代”。不断推进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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