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现代性转型视阈中的当代中国乡村伦理建设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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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道德现代性转型的过程、逻辑及其范式、冲突在西方社会表现得最为典型，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当代中国乡村伦理建设应当设定坚实的文化逻辑，培育当代农民幸福观念；寻找合适的转型形态，融合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正确安置道德范式，正视功利主义和德性追求关系；依靠法律规范，凸显乡村伦理合法性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道德现代性；当代中国乡村伦理；建设路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D693.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3-0039-02
　　
　　一、西方道德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启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其道德的现代性转型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首先，道德现代性转型需要有坚实的文化逻辑作为支撑。“凡人的幸福”观念是西方道德现代性的逻辑起点，它有力地抨击了中世纪禁欲主义思想，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但是这种逻辑由于对幸福内涵理解的巨大差异造成了道德根基不稳固。其次，道德现代性转型的初期需要有一种合适的过渡性形态。新教伦理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伦理范式转换的最初状态：德性追寻与功利要求奇妙却似乎矛盾地揉合在一起，最终德性变为了资本主义经营业机器的润滑油。这种过渡形态能够有效地避免文化上的急遽断裂，同时又能够提供伦理上的强大动力。第三，道德现代性的功利主义和德性追求两种范式须取得适度平衡。道德思想家们对于德性的强调，固然有因为德性是人之为人的超越性的反映这一因素，但根本的原因是现代生活的需要。如果说功利主义是开动现代社会机器所需的燃料，那么德性要求就是润滑剂。没有德性的滋润，现代性的机器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运转得越快，就会损伤得越大。第四，现代性道德冲突要求关注重点由德性伦理转向规范伦理。因为道德文化的无序，道德冲突很难得到根本解决，人们只好建立起种种契约关系，以固化超个人范围的社会性合作，约束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形成一种颇具现代性特征的契约伦理。但契约伦理恰恰是对人们之间不信任状态的一种反映，充分说明现代社会对和谐秩序的维系单纯依靠德治已经无能为力，还必须诉诸法律这种强制伦理准则的威严。
　　概而言之，比较成功的道德现代性转型需要做到奠定坚实的文化逻辑，寻找合适的转型形态，均衡道德范式之间的关系，依靠法律规范解决道德冲突。这四个方面可以称之为道德（伦理）现代性的建设路径。
　　二、当代中国乡村伦理建设的现代性语境
　　当代中国乡村的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转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惊人的巨变，拖后腿的形象已然改变，但是，农村现代性转型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等诸多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
　　新时期中国乡村的社会转型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求切实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当代中国乡村伦理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农村现代性变迁这个大背景。有学者认为，取消农业税之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各种治理性矛盾趋于消解，乡村社会里的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而从本质上看，这是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因此，从道德现代性转型的宏大视角来考察当代中国乡村伦理建设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当代中国乡村伦理建设路径探析
　　（一）设定坚实的文化逻辑，培育当代农民幸福观念
　　近年来，围绕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问题，关于“农民幸福”的话题被广大学者时时提及。有学者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广大农民的幸福，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现代性这一深层角度看来，对农民幸福的重视恰恰是对农民欲望和需求的重视，是对道德现代性转型的动力的重视。农民幸福观是乡村伦理转型的文化逻辑，因此，培育当代农民幸福新观念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农民幸福观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是农民的幸福”。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一基本要求蕴涵了对农民幸福内涵的理解。其中，“生产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物质条件，“生活宽裕”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落实，“乡风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思想基础，“村容整洁”是建设新农村的环境氛围，“管理民主”是建设新农村的体制保障。新农村建设基本要求在物质、文化和政治三个层面涵盖了农民幸福的方方面面。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对这些基本要求又从多个方面分列出具体的、动态性的指标，可以看做是对农民幸福的细化。
　　应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要求的确立为乡村伦理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文化逻辑。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在新农村建设中让农民自己当家做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充分尊重农民的正当需求和欲望，让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发展实现多元化，让农民感受到新农村给自己既能带来物质满足，也能带来精神享受。
　　（二）寻找合适的转型形态，融合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
　　“30年来乡村伦理的嬗变及冲突，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伦理文化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在乡村场域中的体现。”[5]乡村伦理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在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乡村之所以出现伦理性危机，原因不外乎两个：传统伦理无法整体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现代伦理在乡村场域中没有充分培植出自己的发展土壤。乡村中的“传统”与“现代”的伦理资源均无法独自树立道德权威。因此，关键在于寻找合适的转型形态，缓解“传统”与“现代”的伦理资源之间的紧张。
　　乡村伦理合适转型形态需要解决的是“现代”过度冲击“传统”与“传统”严重阻滞“现代”这两类伦理困境。而焦点在于如何对待传统伦理资源的乡土性和宗法制思想。乡土性伦理缺乏自由探索的精神，讲求信用但不重视契约，注重经验理性但不追求纯理性的真理，缺乏当代市场经济所需的宽广眼光。宗法制度沟通了传统与现实，在政治、经济、社会功能、文化、精神心理等各个层面能满足人们对于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利益诉求，但也会加剧农民的利益冲突、造成农村的不稳定。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转型，主要是摒弃传统伦理中保守性、狭隘性和和宗法制思想中的封建残余的那一面，而保存传统伦理中的求和谐、重团结、讲信用等优秀因子。
　　乡村伦理合适的转型形态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均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当代中国，不管以什么具体形式，都必须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传统美德。
　　（三）正确安置道德范式，正视功利主义和德性追求的关系
　　功利主义和德性追求这两种道德范式对当代中国乡村均广有影响。功利主义集中表现在农民财富观念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财富甚至有成为唯一价值尺度的趋势。功利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其兴也勃，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范式。另一方面，农民仍然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大多淳朴厚道、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对财富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反应比城市市民更为强烈，批评也更为激烈。
　　功利主义和德性追求的对立也体现在对待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上。中国的农民对乡村这一“熟人社会”有着稳定的感情需求，他们往往能够在其中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往往对乡土这一社会共同体表现淡漠。事实上，功利主义在激励农民追求现代物质性、工具性价值上起着思想动力的作用，而德性追求不仅可以对农民的物质性、工具性价值追求起到规范作用，而且直接奠定了农民良好的精神道德生活内容。在这两种道德范式之间，不应该厚此薄彼，而应使之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要求已经明确，这既是对农民“幸福”内涵的阐述，也是农民“功利”需求的规约。正视农民的幸福，就是正视农民的功利。同时，必须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四）依靠法律规范，凸显乡村伦理合法性的坚实基础
　　传统的中国乡村是礼俗社会和熟人社会，处理伦理性危机主要依靠维护宗法制度和建立以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熟人信任。人们生活在家族和亲属为基础的狭隘范围内，道德冲突可以在熟人圈子内部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主体性无法得到提升，其个人权利意识非常淡薄，契约观念和法治观念也很难产生关键性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引发农民自我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为内容的农村改革也日益冲破了乡村长期以来商品交易和人际交往的狭隘范围，乡村伦理的“身份”和“礼治”格局无法适应新的乡土氛围，逐渐走向衰弱。在道德突破底线、伦理安排失效的情况下，契约和法治观念不得不走向社会前台。从身份到契约，从礼治到法治，意味着乡村伦理的合法性依据发生了现代性的位移。
　　契约和法律是一种底线伦理和强制性伦理，一方面标示了道德底线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保护伦理的顺利安排。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乡村日常生活仍然由道德伦理来主宰和支撑，但是缺失了契约和法律的制约，乡村伦理世界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在现代性转型时期的乡村，在加强道德伦理建设的同时，尤其应该加大法制宣传和法治力度，以凸显乡村伦理合法性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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