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社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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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研究法是人类学家将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出的研究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的方法。主要叙述了文化人类学社区研究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不同阶段社区研究法的重点和难点。
关键词：微型社区研究法；功能主义；汉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1-0103-02
自1887年德国学者滕尼斯所著《社区与社会》一书出版以来，西方社区研究经历了兴盛、衰落和复兴等发展阶段，日渐成熟。从20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极力倡导社区研究到目前社区研究方兴未艾，我国的社区研究在借鉴西方社区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国情不断进步，硕果累累。在社区研究的诸多理论和方法中，文化人类学家对于社区文化的研究视角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一、社区研究法的引入
早在1837年吴文藻先生就提出，应该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情最吻合。他还指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先生开创了我国社区研究的先河，奠定了社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
什么是社区？吴文藻先生指出，“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他所提出的新观点，即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基础是可以观察到[2]。
吴文藻先生之所以倡导此方法开展我国的社区研究，是深受当时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功能主义学派的观点是：一是认为文化只是一种工具，包括物质设备、精神方面、语言、社会组织等方面；二是强调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并且不断地在活动，在发生作用，研究文化的功能是人类学重要的工作。吴文藻先生借鉴了这种理论和方法，认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功能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然后在这个整体的观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生活，并且认清这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个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就必须从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进行探索[3]。
二、微型社区研究法
吴文藻引进了功能学派社区研究的方法论，费孝通、林耀华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将这一理论和方法发展、完善。费孝通先生认为社区是有一定地区为基础的人们经营共同生活的团体，家庭、村落、市镇、民族、国家都是具体的社区。社区的人们经营着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是在人文的世界里进行，这个人文世界包括了文化的诸方面和所有的社会制度，所有的这些又有机联系成一个体系。
关于如何对社区进行研究，费孝通先生认为美国式的社会调查重在数量统计，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侧重在不同性质的社会解剖，更适合中国，费孝通先生称做“社区研究”。他提出，中国有几十万个农村，不可能深入到每个农村进行一一观察研究，但是这些农村还是有相同或类似的社会结构，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共相，称之为“模式”，通过实际研究，模式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是实用的。
在民族社区的研究中，费孝通将田野调查的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微型”研究方法。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的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研究，“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而谈的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这样才能说是“直接观察”。“型”是指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的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搭配，如何活动，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麻雀的特点讲出来，它和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认识[4]。
在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影响下，费孝通先生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对中国农村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江村经济》，费孝通先生从整体出发，叙述了江苏省开弦弓村各部分复合的经济体系。同时他是第一个以本土学者身份研究本土文化的人类学家，在人类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云南三村》、《行行重行行》等一系列著作都是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体现。通过对乡村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先生了解了中国乡村的基本状况后，他继续对小城镇进行研究，提出适合农村发展的小城镇发展理论。后来又上升到大区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
毋庸置疑，费孝通先生的微型社会学方法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学术意义。他所倡导的思想和总结的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长远影响。但是费孝通所倡导的研究方法遭到英国著名象征人类学家利奇的批判，利奇认为一从农村个别社区入手的微型研究不能概括出中国国情，二是人类学家研究自己社会时无法做到客观和公正。费孝通先生巧妙的回答了利奇的批判，但是微型社区研究的局限性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引发了学术界的深思。时代在发展，学术在前进，没有任何理论是完整无缺的。也正是由于理论的局限性，推动着一代一代的学者朝着真理的方向裹足前行。
三、社区研究新实验
汉学人类学，亦即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汉学人类学家不只是关注汉族的社会文化研究，还试图从研究中提炼关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和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观点。自费孝通开展本土人类学研究后，汉学人类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
汉学人类学开创者弗里德曼认为功能主义的传统研究对象是原始社会，而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运用功能主义所采用的社区研究法和共时性剖析（反历史倾向）是不恰当的。他提出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地方不能代表大社会，由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应该走出社区，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和较广的空间深度中探讨社会运行的机制。他与费孝通提倡的微型研究不同，倡导用历史的、宏观的社会学方法，在传统和现代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研究社会的运行机制。
毫无疑问，弗里德曼“社区研究法不能够概括中国的社会国情”的观点尖锐地指出了功能主义研究方法的局限。功能主义过于强调文化的整体性，而忽略了对社会文化历史的探讨；过于重视文化的功能和个人需求的合理性，而忽视了人的情感的差异性；把社会运行机制理想化，没有看到社会冲突现象的一面，过于强调个人在社会运行发挥的良性作用。同时他的论点也推进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社区研究法是不是应该抛弃？社区研究法能不能体现中国历史和国家特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汉学人类学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开展的，或者说从弗里德曼之后的汉学人类学研究试图在社区研究法的基础上，融入对社区历史和现代、国家和社会的考察。同时，他们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注意到了中国农村社会权力的复杂性、区域分化普遍性和文化的多样性。王铭铭教授将社区研究的新实验分为以下几类：“范式”的社区研究，模式交错分析，“社区缩影”的探讨，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社区描述，象征地方化的研究[5]33-37。
总体上来说，这些汉学人类学家的社区研究避免了功能主义研究法的整体性、功能性、典型性的局限，重视了社会力量的多元性、社会历史的复杂性、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他们试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坐落中，体现社会权力的差异以及文化的反应。他们的研究也回答了弗里德曼的疑问，指出社区研究可以体现中国社会悠久历史，可以涵盖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同时提醒我们社区研究要体现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必须克服功能主义整体论和“分立群域”的局限，在国家和社会、历史和现代等多元的视角下进行社区研究。但是在具体的方法论以及写作过程中，汉学人类学家还面临着诸多苦难。比如，如何在文本模式中更好地体现对于社区历史的考察？如何能够充分体现社区复杂多元的社会力量与象征体系？
结语
功能主义社区概念搬用到中国社会研究及近四十年来对它的批评和重新修正的过程，不仅反映了汉学人类学方法论变迁的基本特点，而且也反映了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结合过程中所遇到的认识论问题[5]53。由于特殊现实情况，我国学者觉察到仅仅是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够的，需要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探讨我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模式。同时，我国复杂的国情、悠久的历史，快速的社会变迁又给这一探索增加了难题。如何能够在社区研究中关注到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区域性变异、民间模式和“社会缩影”等问题，这需要学者们鼓足勇气、奋力前行。
参考文献：
[1]马凌诺斯基.文化论总序[C]//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95―96.
[2]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J].社会研究，1935（66）.
[3]吴文藻.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J].1982，（6）.
[4]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C]//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92.
[5]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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