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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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关键词]屈原；司马相如；赋作；承传
　　[作者简介]陈彦革，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屈原是楚辞体的开创者，被视为辞赋之祖。“自(屈原)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爰自汉室，迄至成、衰，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作为汉赋奠基者，相如在我国赋史上举足轻重，“他的赋左右了西汉四百年的赋坛。成为赋家们学习的榜样；对以后历代作家，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沈约云：“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於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刘勰称：“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杨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皆指出司马相如赋作与屈原的渊源。尤在思想内容、结构形式、语言风格、艺术表现等方面，其对屈原的秉承痕迹明显。
　　讽谏中的忧国忧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少时好读书”，既如此，他对生于其前且时间相去不远的屈原之作应有研习。“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屈原“与日月争光”的高洁人格、忧国忧民的情怀必对相如有着积极影响。至相如。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仍俯拾即是。其《上林赋》《哀二世赋》一则指斥荒淫无道者的误国害民，一则对当朝皇帝婉讽以谏，从不同侧面体现对人民、对国家的感情。
　　主客问答的体制特征。主客问答是汉赋基本体式，“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规矩者”。洪迈认为《子虚上林赋》“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虽不符相如创作事实，但却正说明设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主客对答写法启于屈原之实。屈之《离骚》以自叙、对话、他述等问答之式成就了长篇巨制。相如承此体式，《子虚上林赋》中先是乌有与子虚问答，遂引发子虚对楚之云梦泽的夸说，乌有又大肆夸耀齐国之广袤富庶，对此二人的夸赞，亡是公甚不以为然，即对天子上林苑的宏阔壮美大加论赞。可见，司马相如承屈原的主客对答体而使其更加宏伟繁富。
　　纷繁绚烂的辞采。“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相如的辞采驰骋。乃与屈原一脉相承。屈原《招魂》，以华茂之语描绘了楚国的生活之美，极尽艳美之词，描摹细腻而又层次分明。相如亦不例外，《子虚上林赋》中对川泽、宫苑、草木、鱼兽等的描写更是瑰丽丰瞻。辞藻纷繁。如描写欢腾的流水：时动时静，时起时落，蜿蜒曲折，姿态万千，激起人们无限遐思；对女性的细致刻画：“黻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女乃驰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极具视觉效果。经相如笔墨浸润过的欢腾流水、就寝美人等，辞采富丽，语汇丰瞻，让人如临其境，似见其人。
　　积极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相如对屈原浪漫主义手法的继承，主要体现在铺陈、虚构、夸张等方面。
　　刘勰称：“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挚虞言：“赋者，敷陈之称也”“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敷陈”即“铺陈”，即我们所说的赋法。屈原作品中所用甚多，如《离骚》写屈原渡过沅、湘二水去就重华所陈之辞，即用赋法直书王者诸侯淫逸误国的严重后果。相如的作品多用大段铺叙凸显汉家的天威与气魄，其《大人赋》描摹“大人”远游的出行场面。即继承铺陈之法而粗笔勾勒。
　　虚构，相如亦紧随屈氏之后。屈原《离骚》，不仅自己一再申述忧谗遭嫉之愤慨，还假设巫咸、灵氛以反复诉说。增强了对黑暗现实揭露的效果。相如的《子虚上林赋》，虚设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人以对答方式展开情节，组织成篇，“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正说明这一点。
　　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相如对屈原都有所继承，但绝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积极的学习和发展。“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长卿的成就，不能不说是在对屈原继承之外积极发展的结果，具体表现在：题材的拓广、创作理论的奠基、艺术表现手法的更臻完善和审美意识的增强等方面。
　　相如生活的景帝、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这使汉赋这一主要文学样式在题材上能够极度拓广。与屈原忧患濒临危机的楚国不同，相如笔下大汉帝国的一统风貌气势非凡。绚丽夺目。地理山川、花鸟鱼兽、宫馆苑囿、音乐舞蹈等素材，皆入赋中，丰富了表现内容，充实了寓意蕴含，其对游猎题材的极大丰富，更是独步。且相如还首次在赋中塑造了封建社会失宠皇后的悲悯形象。如《长门赋》，相如也因此开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宫怨”题材的先河。
　　屈原赋作，只把政治失意及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用骚体表达，寄寓身世之叹，离忧之感。相如承其体式，并概括出赋的创作理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此“赋迹”“赋心”之说。詹福瑞先生称：“所谓‘赋家之心’。似指赋的艺术构思。司马相如认为，赋的构思应该视野宏阔，想象超远。举凡自然景物，社会人物，都应纳入视野……而所谓‘赋家之迹’，则指赋的形式。司马相如认为，赋的形式要华美。讲辞藻，讲文采，如同编织锦绣；讲声韵，讲音乐美，如同宫商协奏。”相如的这一辞赋观，不仅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更意义深远，后世诸多赋论的提出，或多或少肇端于此。
　　相如赋中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虽与屈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但这些手法在司马氏手中更臻完善，运用得更加高超卓绝。相如运用铺陈手法，时空错杂，虚实相间，动静结合，详略得当且不失于变化。《子虚》《上林》中，作者笼天地万物于笔端，虚构了人物和事件，以赋法尽写了山水川泽、宫馆苑囿、物产风貌等。相如对虚构的运用更加自觉而灵活。在《子虚》《上林》中，从三人的命名即知其虚构性质，又把三人置于整个虚构的事件中，这与屈原只为抒一己之情而虚构巫咸、灵氛占卜不同，相如设置的地点、人物、场景等一应俱全，在情节跌宕中展示虚构的真实，显现了艺术高度。此外，描写、象征、夸张等手法，相如也左右逢源。信手拈来。如《长门赋》，其对失宠皇后独居长门的心理情态，刻画细腻入微，不仅人物形象生动丰满，更使描写在辞赋创作中不断完善。“他的赋开辟了对客观事物进行大量、细致、生动、形象描绘的先河”。相如对这些手法综合运用，融会贯通，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不仅为其赋作增添了无限光彩，更有其深远的意义。
　　汉赋在相如手中得以完备定型，他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创作经验，在先贤的基础上把辞赋创作推向了高潮，使赋成为有汉一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其对赋从内容到形式及创作理论等方面的丰富和拓展，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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