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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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经济转型分阶段进行分析，阐述各个阶段的特点；接着对我国的三大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分析和人均收入增长分析；最后从GDP增长次数分布和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来看两个角度考察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率的统计特征。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收入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1-89-2
1 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以克拉克（C.Clark）、库兹涅兹（S.Kuznets）为代表的增长核算学派，从产业演进这个广阔视角考察工业化问题，把结构转变看作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技术手段。按克拉克三次产业的分类原理和标准，库兹涅兹指出，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在一个长时段内总是从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转移，最终表现为人均GDP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学派认为，结构转变是市场趋于均衡的要求和结果。当随着人均GDP水平的逐步提升，消费需求必然发生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自然会引起生产结构的变化，从而使资源配置趋于帕累托最优。而结构主义则强调，只要存在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处于非均衡状态，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的使用，产出收益存在系统差别，就会使资源自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这是生产结构转变。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较之发达国家是更重要的增长因素。二者的差异在于前提条件不同。但结构主义更注重对“典型化事实”的证实，其经验性和实用性更具吸引力。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结构转变是结构主义的中心议题，库兹涅兹认为，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人口很少的一些国家获得了现代经济和增长，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其增长潜力未能被广泛地挖掘，或者受到制度因素的约束。然而，要素转移仍然是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因素。
2 我国经济转型的两个阶段
我国的经济转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55-1978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集中表现为工业部门的外延规模扩张，工业增加值从1955年的191.2亿元上升到1975年的1245亿元。但由于受到二元分割体制、重工业优先及单一国有化的多种约束，工业部门的扩张仅局限于“自我增长”，未能带动整体结构的有效转变。一方面，严格的中央计划体制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受传统经济理论的约束，即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领域，从而把第三产业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人为地限制、削弱第三产业的发展。从大历史视野角度来看，这个转型阶段是我国自14世纪后经济下行、停滞时段中出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经济从此转而上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我国人均GDP增长了将近1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35%。
从1978年至今，我国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在经历了长期的试错和纠错之后，成功地消除了在结构转变第一阶段中的操作缺陷和非理性行为。从前期的国有资本积累转向后期的社会资本积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在30年中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结构体系。从2004年后，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纵观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结构转变成为重要的增长因素，而经济增长的快慢则受到结构转变效率的影响，换言之，结构转变意味着生产要务在各个产业间的转移流动，表现为要素资源的配置，从而产生了帕累托最优问题。
从增长的特点可以看出，转型的第一阶段波动明显大于第二阶段，经济的增长每年依据政策的变化而大起大落，而第二阶段的增长较为趋于平稳，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转型的起点就是从结构转变开始，其过程就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向上演进过程。人们使用多种统计尺度和计量工具，从阶段性和分期性视角通过工业化进程阐释一个经济体的转型特征和过程。
3 结构转变与人均收入增长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变动增加值构成和劳动力构成描述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进程。传统农业经济体的统计特征是绝大部分劳动力集中于农业部门，但农业增加值的产出份额却远低于劳动力投入份额。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则一般表现为生产要素从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实现人均GDP水平的快速提升。
从1955年至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农业部门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逐年下降，增加值份额降低34.1%，从业人员下降38.5%，但基于初始结构约束，第一产业的相对生产率从0.56降至0.27，下降了0.28。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工业和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与第一产业呈反向变动，即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在持续上升。其中第二产业的结构份额从1995年后增加值和劳动力份额都趋于稳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劳动力份额仍在上升之中，而且其劳动力份额的提升要快于增加值份额，这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直接进入服务业，从1995年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显示出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需要指出，要素的转移显著提升了国民经济的总产出水平。从1955年到2005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21元上升到1964元，增长15倍。在我国经济转型中，农业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始终低于非农业部门。1955年，以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为基数，第二产业为其5.1倍，第三产业为其6.5倍；2005年第二产业为其7.4倍，第三产业为其4.7倍。所以，只要各产业之间在人均产出率上还存在悬殊差异，特别是还有将近一半的劳动力还停滞于农业部门，我国的结构转变尚待进一步深化，结构转变仍然是重要的增长因素。
4 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率的统计特征
从GDP增长次数分布来看。1953-1978年的26年间，GDP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大，增长率为负数的有6个年份，分别为1960、1961、1962、1967、1968和1976年；增长率在5%以下的有3个年份，分别为1954、1972、和1974年；增长率在5%-10%之间的有7个年份，分别为1955、1957、1959、1971、1973、1975、1977年；增长率在10%-15%之间的有4个年份，分别为1956、1963、1966和1978年；增长率在15%-20%之间的有5个年份；增长率在20%以上的有1个年份；总体来说，在这26年间，GDP增长率最小值为-27.3%，GDP增长率最大值为21.3%，年增长率均值为6.68%，增长率标准差为10.32，经济在大起大落中度过，增长率的稳定性极差，这种情况是随着结构转变尤其是工业部门要素配置的反复调整而波动的，每次超量要素资源投入后都会导致经济的紧缩期，基本上相差5年就有一个经济周期，波动幅度过大，严重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相比而言，1978-2009年这31年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则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大体都在5%-15%这一区间上，其中1992-1995年间及2003-2008年期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可见我国在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之迅猛，且发展保持良好的态势。
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来看。1953-1978年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较大，为1.545；而1978-2009年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仅为0.280，这表明在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稳定性较1978年以前较强，同时没有出现负的增长率，大多数年间都维持在5%-15%之间，波动性相对较小，1978-2009年经济增长率标准差仅为2.83，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参 考 文 献
[1] 陈安平，李国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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