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定语语序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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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汉语的定语位置、多层定语的顺序以及制约定语语序的因素等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关键词：定语 语序 多项定语顺序
　　
　　作为汉语中很有特色的一种句子成分，定语，尤其是定语的语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激烈争论和广泛重视的问题，语言学家对定语语序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关于定语易位问题
　　
　　现代汉语定语一般位于中心语之前，这是公认的一条语法规则。但在一定条件下，定语能否偏离自己的位置并出现在其他位置上，也就是定语能否易位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定语不能易位，以陆俭明、李芳杰等为代表。陆俭明（1980）考查了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总结出确定易位句的依据：1.易位句重音一定在前置部分上；2.易位句重心始终在前置成分上，后移成分永远不能成为强调的对象；3.易位后的两个成分可以复位，且意思不变；4.句末语气词一定紧跟在前置部分之后。陆俭明（1982）指出，现代汉语中定语和中心语不发生易位现象。李芳杰（1983）运用陆俭明提出的确定标准，考查了口语和书面语中所谓的定语易位句，认为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中都不存在定语易位现象。
　　另一种观点认为定语可以易位，但对于定语能否后置和前置，其内部又存在着分歧：
　　以黎锦熙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汉语的定语可以后置。黎锦熙（1982）认为，凡实体词用作形容附加语，常常在实体前面，但因修辞上的必要，也可改附后面。这里的后附形容附加语就是后来的定语后置。符达维（1984）通过对名词作主语或宾语时定语位置的考察，认为在“俺租种地主魏同昌的地十三亩”“我买了一个本子三十二页”“她有希望成为音乐家”这三类语言结构中存在后置定语。邵敬敏（1987）认为真正的后置定语很少，主要出现在书面语中，只能由“的3”构成的一部分具有“排谓性”语法特点的典型体词性结构充当。范晓（1996）认为定语后置在静态短语中不存在，但在动态句子中，特别是口语句子中，定语后置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邢福义（1998）也认为定语可后置，不过只限于数量定语用于宾语部分时，且后置定语可以自由地恢复成前置定语。温锁林（2000）认为定语后移要严格遵守“可复位性”和“唯定性”的标准。崔应贤（2002）认为后置定语多是宾语的定语，且应直接附着在中心语的后面，与中心语之间有标点符号（多为逗号）隔开；在后置定语后面，仍附着有助词“的”字；在不增加任何别的词语的情况下，可恢复到中心语前面的位置上。
　　以张静、潘晓东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定语可以前置。张静（1980）提出，为了表达的需要，定语有时可以移到中心语之后，或者动词谓语之前。潘晓东（1981）考察了“A的”组成联合词组和“AA的”或“AABB的”作定语的情况，认为当“的”字结构构成的联合词组本身较长，且与中心语结合不十分紧密或中心词已有了另一个与它结合较紧密的定语，而说话者有意强调这个定语时，就发生定语易位前行的现象。陆俭明（1982）针对潘晓东的观点指出，定语前行是以语义关系来看“前行定语”与名词宾语有修饰关系，但从语法结构关系上看，它们并不是宾语的定语成分。因而认为潘文中的句子不属于“易位前行定语”。邵敬敏（1987）用“语法功能排他性”对潘文中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认为“AA的”或“AABB的”在句子中作状语；“A的”组成联合词组在句子里是主语。邵文指出所谓的定语前置是不存在的。温锁林（2000）不认同邵文中“A的”组成联合词组是主语的说法，而认为是前移的定语，但认为潘文中动词前的“X的”短语不是前移定语，而是状语。范晓（1996）认为定语前置是现代汉语中的常见现象。崔应贤（2002）认为定语可以前置，但不像后置那样普遍常见，大部分定语不能自由地前置。。
　　
　　二、关于定语的语序问题
　　
　　定语语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语法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定语和中心语的顺序、规则及多项定语的排序、规则的考查上。
　　朱德熙（1982）提出组合式定语在黏合式定语之前（即带“的”的定语在不带“的”的定语之前）。黏合式定语内部（即几个定语都不带“的”），遵循“领属定语、数量词、形容词、名词”的顺序。刘月华（1983）认为限制性定语一般在描写性定语之前。限制性定语的语序是：A.领属名词或代词；B.处所词语与时间词语；C.其他表示范围的定语；D.数量词短语。描写性定语的语序是：A.主谓短语；B.动词词语、介词短语；C.形容词词语及其它描写性短语；D.不带“的”的形容词和描写性的名词。崔应贤（2002）认为多层递归式定语总体呈现出先限定后修饰的排列语序。陆丙甫（1988）从定语语义类型的角度，把多项定语的顺序归纳为时间、形体、颜色、质料和功能。马庆株（1995）认为黏合式定语中，“大、小”类形容词在“高、矮、胖、瘦、宽、窄、粗、细……”类形容词之前。方希（1999）借鉴韩礼德的“经验模式决定各类修饰语不同位置”的观点以及陆丙甫（1988）的结论，认为修饰语的语序按修饰语使中心语实现有定的能力强弱来排列：确指能力高的成分离中心语最远，与中心语的组合最为稳定的成分离中心语最近，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和对向心结构所指的状态、形态描写居于修饰语的中间。袁毓林（1999）从充当定语的词语的语义聚合的角度进行观察，认为多项粘合式定语的排列遵循“对立项少的定语排在对立项多的定语之前”的规律，对陆丙甫（1988）提出的多项定语的顺序作了解释。范晓（2001）运用三个平面理论，提出在静态定心短语中领属结构的语义语序是：A.领事在属事之前；B.多层定语语义成分的排列规则是：领事、处所、指示、数量、来源、性状、质地、名物，或是：处所、领事、指示、数量、来源、性状、质地、名物。但在有些动态句里，可以突破上述“领在属前”的规则：A.某些表属事的词语作主题的句子里；B.在领属关系句（谓语动词是“是”或“属于”）里；C.在领事作主语或主题的句子中，属事虽在领事之后，但被除“的”之外的其他词语隔开。
　　结构主义背景下的描写性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只有描写性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无法揭示掩藏在多项定语排列顺序表层下的深层动因。20世纪80年代末，认知语言学开始在国内蓬勃发展，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对汉语语序研究，尤其是对决定多层定语语序的因素方面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制约定语语序的因素
　　
　　语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制约语序的因素更是复杂多样，反观学界对定语语序的研究，可以将制约定语语序的因素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
　　制约定语语序的内部因素也可称为是语言因素，包括语义因素、语用因素、语音因素和语法因素。马庆株（1995）通过对形容词的详细分类，提出制约定语语序的主要因素有：语法单位的层级、音节数目、所属小类和形容词的相互选择。徐建华（1998）将单音形容词按语义指向分为分指性形容词和合指性形容词，认为分指性形容词作定语时，遵循“四声先后”的规则，就是从语音的角度作解释。
　　认知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等是制约定语语序的外部因素，也称非语言因素。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心理因素方面的研究逐渐居多。刘宁生（1995）认为，汉语中修饰语位于中心语之前，是由汉语中“参照物先于目的物”的认知原则决定的。马洪海（1997）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排列顺序，是由汉民族“从外到内”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方式决定的。徐建华（1999）认为，单音形容词作合指定语时的顺序大体是按由远及近、由表及里的认知规律排列的。崔应贤（2002）、陈建军（2006）表述了和马、徐的同样的观点。张敏（1998）提出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距离取决于它们所表达的概念之间的距离。袁毓林（1999）认为，定语顺序的安排取决于认知处理策略，信息量小的、容易加工的定语位于信息量大的、不容易加工的定语之前。鲁川（2005）从认知的视角用“预想论”来解释现代汉语顺序的理据性。预想度高的先说，预想度低的后说，并从中国人“类比推理”的认知模式推论得出：在“周边语块”中，总是修饰语在前，核心语在后。他们的具体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在这些论述中都强调了汉语的语法结构反映汉族人的认知心理，定语的排序和人类的认知过程、认知方式、认知策略有密切的关系。
　　
　　四、结语
　　
　　纵观学界对定语语序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对定语位置的争论，其实质就在于定语移位后还是不是定语的问题。另外，对于移位的划分标准不一，也导致了争议的出现，有的从语法关系上看，有的从语义关系上看，有的则是从语用方面考察。我们认为，邵敬敏（1987）提出的在区分三个平面的前提下来讨论定语易位的主张应该引起重视。
　　而对多项定语的语序问题，结构语言学家在语言之内寻找解释，认知语言学家则尝试在语言之外寻找解释。他们的研究各有所长，结构主义学者的描述性研究是前提和基础，而认知解释则把定语语序的研究推向更广阔的背景，使得这一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虽然制约定语语序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这两类因素也分属不同的层面，但它们在影响汉语定语语序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以往的研究都比较注重对某一方面因素的分析，而缺乏对制约因素的全面研究，近年来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多是泛泛而谈，进行深入探讨和专门研究的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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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爽，河南理工大学人文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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