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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战”后初期德国的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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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德国难民的回归、安置和海外迁移问题,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欧洲难民问题的核心与焦点。德国难民问题是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直接产物。德国难民问题的解决,既表现为实施主体具有政府间性和超政府间性的双重特征,又渗透着深刻的冷战国际背景。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难民问题
  作者简介:宋全成(1964-),男,山东青岛人,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从事移民社会学、国际移民问题与社会融合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欧洲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项目编号:03JD810003;德国DAAD研究项目“德国移民问题研究”,项目编号:DAAD 2007/423,ug
  中图分类号:K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6-0120-07 收稿日期:2008-0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和侵略行径给其他欧洲国家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难民。人们对欧洲犹太移民及其他被纳粹德国视为劣等人种人的被屠杀铭刻在心,但对战后德国的难民问题,往往知之甚少。如果说,在战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德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的难民经过自发的回迁或者是政府有组织的回迁等方式。逐步实现了难民回归家乡和祖国,从而解决了难民回归问题的话,那么,德国难民的回归、安置与海外迁移问题,则由于难民主体的复杂性、中央政府的缺位(整个德国为四大战胜国所占领,并随后演化为以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两大对立的冷战阵营)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征。实际上,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德国难民的回归、安置和海外迁移问题,构成了当时欧洲难民问题的核心与焦点。很遗憾,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二战”后欧洲难民研究的视点多聚集于欧洲犹太难民,而忽视了对德国的难民问题的探索。本文拟就“二战”后初期德国的难民问题。从移民社会学的视角作一初步研究。
  
  一、德国难民的回归
  
  移民的迁移历来是与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移民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上看,移民的迁移依据迁移主体的主动性、自发性与国家的强制性与被动性可区分为如下两种类型:一是移民的自发迁移:二是国家有组织的具有某种强制性的被动迁移。
  战后德国的难民回归正是上述两种类型的德国移民的回归:一是战前原居住在东欧、东南欧国家和苏联地区的德国移民被驱逐成为难民的回归。二是在第三帝国时期东迁的、在东欧地区建立的“德国移民区”的德国移民作为难民的回归。
  德国移民向东欧地区与苏联(俄罗斯)的迁移与定居是历史的产物。早在19世纪,德国人除了向海外迁移特别是向北美迁移以外,欧洲区域内的德国人的迁移也同时从向西和向东两个方向进行。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与德国相邻的荷兰率先在欧洲大陆实现了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荷兰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荷兰本国的劳动力无法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外国劳动力的进入备受欢迎。此时,德国西部地区的德国人就自发地、定期地、季节性地进入荷兰,成为荷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劳动力补充。德国移民向东欧地区与俄罗斯的自发迁移的历史则更为悠久,最早的甚至开始于12世纪。研究俄罗斯的德国移民问题的德国学者芭芭拉,迪茨(Barbara Dietz)和彼得・希尔克斯(PeterHilks)认为,12世纪中叶时,德国就开始了向东欧地区、俄罗斯和南欧国家的移民迁移。“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主要是从莱茵河和摩尔河到当时的乌克兰王国和俄罗斯。到18世纪,迁移到乌克兰的德国迁移大军逐渐形成规模。在乌克兰,这些来自德国的移民被称为“巴纳特人和萨特玛施瓦本人”,他们共同操着德语,沿袭着德国人的生活传统,形成了德国人生活区。在俄罗斯,也同样生活着从德国迁移而来的德国移民大军,例如在沃垠、在黑海、在高加索,甚至在伏尔加。这些德国移民如同在波兰的德国人一样,逐渐形成了德国人居住区。到第三帝国时期,在与德国相邻的东欧国家和地区,就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德国移民区”。这些德国东迁移民,将德语、德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移植到东欧地区和俄罗斯。一直到1924年,在苏联境内的伏尔加地区甚至还存在一个高度自治的、主要由德国人组成的“伏尔加德国自治共和国”。这些德国移民通过向东欧国家和地区的迁移,不仅开拓和保证了德国的国土,由此他们得到了诱人的经济上、法律上和文化上的特权,而且扩大了德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因此,从19世纪下半叶一直到20世纪初,德国移民向东欧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迁移一直得到德国政府的默许。
  如果说,上述这一部分德国人的东迁是由于欧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造成的,从而是自发完成而非德国政府组织和实施的话,那么,1939年德国军队侵占波兰以后,德意志第三帝国依据其拓展德意志人生存空间和种族主义理论,在其占领的东欧国家和地区,在有计划地屠杀和驱赶当地居民的同时,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由德国政府具体策划和实施的建立“德国人移民区”的殖民历史进程。早在1936年,德国就成立了“德意志种族联络部”(VOMI)。“该机构代表纳粹党负责重新安置120万居住在中欧和东欧的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在党卫队内部还有一个‘种族与安置办公室’,不仅监测党卫队新成员及其未婚妻子的种族纯洁性,而且研究制定乡村安置手段和计划,为最终在东欧建立德国殖民地做好了准备。”正如海因利希,希姆莱所言:“我们在东部的职责不是实行原来意义上的‘德意志化’,即把德国的语言和法律强加于那些民族头上,而是确保只有纯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住在东部。”当德国军队征服了波兰以后,希特勒便发表演讲,称波兰是德国的第一块殖民地。由此,开始了第三帝国时期的东迁移民计划。伴随着德国军队对西欧国家的占领,首先是来自西欧德国占领区的各国德国移民,被统一组织起来运送到东欧地区的特定区域,建立了“德国人移民区”。1941年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以后,开始实施德国移民与殖民的“东部总计划”。依据该计划,“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将被大批先期到达的德国人殖民化。在长期的殖民过程中(估计要跨越好几代人),军事据点将保护德国人聚居区免遭任何来自本地人的敌对行为。为了保证有一支强有力的开拓者队伍,战场上下来的退伍军人将有优先权成为殖民者”。
  在东欧和俄罗斯西部地区建立的“德国人移民区”,除了拓展德意志人生存空间和实现种族主义理论的实践以外,还有着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从政治上看,德国人在东欧的大量存在有利于确保德国人对东欧地区的殖民主义统治:从军事上来看,德国人在东欧地区和苏联的存在对于确保德国的军事补给线的畅通具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因此,德国在东欧和苏联占领区建立“德国人移民区”的工作一直持续到苏联红军跨越德国边境,对德国进行最后一战的时期为止。1944年10月,德国纳粹时期最后一批来自沃垠、加利西亚、特兰西瓦尼亚,被德国当局移居到东部地区的25万德国人,尚未在东部地区建立好家园,便在强大的苏联红军面前,成为难民加入到了德国难民回迁的队伍之中。
  毫无疑问,德国难民的形成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向德国推进的战争进程紧密相联的。当遭受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迫害的苏联、东欧、东南欧国家的人民,重新昂起高贵的头颅,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在苏联、东欧、东南欧地区的德国人也同样遭到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血腥报复而沦为难民。巴德・克劳斯(BadeKlaus J.)教授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来自东欧、东南欧和苏联的德国难民回归的清晰画面:首先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300万德国难民和被驱逐者,还有140万来自波兰边境地区的难民,30万来自到1939年还是人民联盟管理的自由城市但泽的难民,30万来自南斯拉夫、20万来自乌克兰、13万来自罗马尼亚的德国难民。1945年1月,在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下,德国从波罗的海海岸到卡尔帕屯的东部防线最终崩溃。1月底德国的东普鲁士州被分割,3月底4月初,苏联红军已经到达了第三帝国的奥德和尼斯地区。于是,居住在原德国东部奥德和尼斯地区的700多万德国人成为战争难民,向德国西部迁移。由于苏联军队进攻的目标是德国的军事目标,因此,军队进攻的速度远不及德国难民逃亡的速度快,所以,大约总共有1500万德国难民开始通过几个没有军事冲突的波罗的海港口,乘船跨越海洋,试图逃亡到西方。
  到1945年4月,在苏联军队以及部分波兰军队占领的“第三帝国”的东部地区,还有超过400万的德国人沦为难民。在随后的3个月里,有大约100万德国难民又重新回到了这一地区,原因是迁移的德国难民队伍为苏军所截获,于是,他们回到了曾经外迁出去的地区,寻求保护和继续生存。伴随着苏联军队和波兰军队对奥德和尼斯地区的军事封锁,到1945年6月底和7月初,这种回迁难民的队伍也最终消失了。
  1945年夏天,曾经被纳粹德国大量驱赶的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在波兰的西部地区对居住在那里的德国人,同样进行了非人道的野蛮的驱逐。这次驱逐涉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德国居民80万人,以及波兰新的西部边境的30万德国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当时主宰世界的几个大国没有政治上的单独安排。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国家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和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签署了让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德国人转移到德国的东部省份的协议,但没有规定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少数民族冲突和德国少数民族政治机构化问题。在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波斯坦会议上,战胜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再一次确定了建立德国居民的“秩序措施和人道主义的转运”的目标。然而,大规模的对德国人的驱逐并没有停止,为此,许多德国人不仅损失了财产,而且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种驱逐使得在1946年有200万德国人、1947年有50万德国人从原先德国奥德和尼斯地区迁移到了德国的东部新边境的四方联合占领区。另外还包括1946年从捷克斯洛伐克回迁的120万德国人、从匈牙利归来的17万德国人。
  巴德,克劳斯教授曾对上述两类德国移民、并最终成为德国难民的数量给予了概括和总结。他指出:在第三帝国的东部省份以及与德国相邻的东欧、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广大地区,生活着1800万“帝国的德国人”和“人民的德国人”。所谓“帝国的德国人”是指原居住在德国本土的德国人,而“人民的德国人”是指德国纳粹当局移民到东欧地区建立“德国移民区”的德国人。1944年8月,当苏联红军进军东欧取得节节胜利,到达德国的东普鲁士边境的时候,德国的战败就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面前,“其中大约有1400万德国人在战争结束前的时期里逃亡西方或者是在战后被驱逐和流亡到西方。到1950年,来自东部地区的这两类德国的难民逃到西方的数量,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总数有1250万德国人,被从第三帝国的东部地区的居民区和波兰、苏联等地区的‘德国移民区’,驱逐和流亡到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另外,大约有50万德国难民由于多种原因仍然居住和生活在奥地利和其他国家”。
  由于德国难民在回迁的过程中,多处于战争的岁月,受饥饿、疾病及东欧国家、东南欧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复仇、军事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大约有200万德国人没能在被驱逐、流放和迁移的过程中生存下来。例如有9000多名德国难民乘坐的“威廉・古斯特洛夫”轮船,在1945年1月30日,由于遭遇到苏联潜艇的攻击而沉没。另外,还有大约100万德国人被流亡到了苏联。被流亡到苏联的德国移民以及没有来得及离开苏联的德国难民,共同构成了冷战结束以后来自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具有德意志血统的德国人的回迁移民的大潮。
  
  二、德国回归难民的安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日子里。由于德国政府机构处于完全瘫痪状态,整个德国处于四大占领国的全面控制之下,因此,回国难民安置难题就成为摆在盟国的军事占领当局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严峻社会问题。客观地讲,在德国难民的安置问题上,即使在四大占领国内部也存在着相互协调的问题。特别是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逐渐形成,冷战的阴影逐渐笼罩欧洲大陆以后,德国难民的安置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但从德国难民在德国安置的实际进程来看,依据接受难民的难易程度、军事占领当局对德国难民接纳的态度以及地缘因素,德国难民在德国安置的情况呈现出如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德国的农村地区接纳了比城市更多的难民。这是由农村房屋在战争中得以较多保留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在1943~1945年,当盟军牢牢掌握制空权的时候,为了彻底摧毁德国的军事工业和德军的意志,盟军对德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进行了全面的轰炸,由此造成了德国大中城市生存条件的全面恶化。“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有400万栋房屋被完全或部分破坏,相当于战前总房屋的1/5还多。具体情况是:在科隆被破坏的房屋是70%,多特蒙德是66%,杜易斯堡是65%。卡塞尔是64%。在一些中等城市中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例如帕德博恩是97%,博霍尔特是89%,哈瑙是88%。”于是,德国的回迁难民大多只能逃离城市,而到农村地区或者小城市临时安置。因此,在德国的四个占领区中,农村地区比那些遭到盟军飞机大量轰炸的城市工业区接纳了更多的德国难民。
  二是起初德国的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接纳了更多的难民,但随后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这有如下三个原因:首先,德国的东部地区与东 欧国家相邻,因此,来自东欧的德国难民回归到德国就要先入东部地区。其次,原第三帝国东部地区被划归给波兰,由此产生了大量难民。最后,德国的农业区主要集中在德国的东部。于是,在难民安置的早期,德国的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接纳了更多的德国难民。但到战争结束的初期,德国难民分布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西方的三个占领区中的德国难民要比东部地区多。到1947年底,苏联占领区的难民仅占德国难民总数的24.3%。1947以后,西部地区的难民人数急剧增长,所占难民总量的比例也在迅速攀升。众所周知,由于美国和苏联的介入,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在1947年以后分裂成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但两个德国之间的难民的流动依然继续。“东德人持续不断地通过柏林这个‘窗口’逃向西德,到1961年为止人数已达到300万。而当时东德的总人口才不过1700万。为阻挡这股逃亡潮,苏联在1961年修筑了柏林墙,将东西柏林完全切断。”大量东德移民的西进也是西部地区的德国难民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下面的分析会清晰地表现出这一特点。
  三是在不同的占领区中,即使同是盟军的占领区,由于不同国家对待德国难民的政策不同,难民占占领区总人口的比例也不尽相同。美国占领的巴伐利亚州,“到1946年底大约有170万德国难民,在后来的岁月里,难民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到1950年9月,达到了192万人,占该州总人口的比例是21.1%,接近于下萨克森州的比例。1939年该州的人口只有690万人,而到1946年底,达到了900万。与巴伐利亚州的难民来源不同的是,来自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难民数量要多于下萨克森州的比例”。“英国占领下的下萨克森州的广大地区,是西方占领区接纳难民和被驱逐者的三个主要接纳地区之一。在1946年10月。在石莱茵一霍斯坦州就有83.75万德国难民,占难民总人口的31.6%,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在下萨克森州大约有147.55万难民和被驱逐者,占难民总数的22.9%,排在巴伐利亚州之前。巴伐利亚州有难民165.78万人,占难民总数的18.4%。在下萨克森州,难民的数量还在增长,到1949年达到了182万人,占难民总数的26.4%。”在法国占领区中,由于法国占领当局拒绝接纳德国的难民和被驱逐者,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法国在自己的占领区内一度推行法语和文化法国化”,因此。德国难民在其占领区的比例仅是1%。
  数以百万计的德国难民的回归,促使德国本土人口迅速增加。在联邦德国的各州,从1939年到1950年,人口的数量在增长,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来自“第三帝国”东部地区和东欧地区、东南欧地区的德国回归难民数量的高速增长。即使到1950年,联邦德国境内的德国难民的数量依然有787万人之多。数以百万计的德国难民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德国各州的本地人和回迁的德国难民,在住房、食品、就业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紧张和冲突,由此造成了严重的难民社会问题。仅以勃兰登堡州的住房为例,仅在1945年就有45000多难民,通过书面形式,向西方占领当局反映他们与本地德国人的紧张和冲突。在美国的占领区所提问的61%的问题中,有40%以上抱怨的问题首先是住房。于是,占领当局想尽一切办法试图缓解住房问题,以减少德国难民与当地德国人的冲突。曾经为德国的战时经济服务的、为东欧国家和苏联的被强迫的工人建造的简易房屋及曾经为其他国家的战俘而建设的战俘营等,此时都被用来作为德国难民的临时居所。到1946年仅仅在巴伐利亚州就新建了1381个难民营,共接纳难民14.6万人。至1955年时,还有185750名难民,生活在1907个难民营里,主要集中在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下萨克森州和石莱茵一霍斯坦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德国难民与本地德国人的冲突,不仅表现在住房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就业领域。到1948年西方占领区进行货币改革的时候,被隐藏的失业人口的严峻状况逐渐表现出来。到1950年初,没有工作的失业人口达到了200万人,其中难民和被驱逐者没有工作的人数,是本地人的三倍。由此,造成了德国难民的继续迁移,大部分难民迁移的基本方向是由民主德国迁移到联邦德国。依据盟国于1949~1950年达成的5个迁移项目的协议,有100万德国难民被分配到其他的州,还有170万难民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在德国的其他州中自行迁移。
  毫无疑问,大批德国难民的迁移和安置问题,在被战争破坏和被分裂的德国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在这种背景下,寻求海外迁移与安置,就成为德国难民的基本出路,这也符合西方占领国扶植西德政府、使其成为抗击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可能进攻的中坚力量的战略目标。
  
  三、德国难民的海外迁移
  
  针对战后德国难民的海外迁移问题,盟国占领区的军事当局和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经历了从限制到开放的发展过程。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德国人的海外迁移是非常困难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德国战败后糟糕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德国纳粹时期对犹太人及其他少数人种的迫害和屠杀已臭名昭著,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愿意主动接受德国人移居自己的国家。二是盟国占领当局限制德国人移民海外的严格规定。1945―1948年,依据当时盟国占领当局的规定,德国人的海外迁移被严格限制。在这4年的时间里,德国人的海外迁移仅仅适应于外国国籍的夫妇、孩子或者被认可的受到德国种族主义政策迫害的被驱逐者。因此,1945―1948年间,德国人迁居到海外的人数只有32 000人。联邦德国建立以后,移民的海外迁移政策逐渐放开,于是,从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就形成和延续的德国移民海外迁移的传统得以继续,联邦德国很快成为最重要的移民外迁国家。此时,国际上接纳德国人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于西方战略和维护共同价值观的需要,传统的西方移民国家也愿意接纳更多的德国人,特别是那些拥有较高素质的德国人。在国际移民组织的有力协调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对德国的海外迁移的移民敞开了曾经关闭的国门。于是,在1950―1952年这短短的3年时间里,德国外迁移民的数量增长了300%,由1950年的3.13万人猛烈增长到1952年的9.04万人。另外,西欧国家也是德国海外移民迁移的重要目标。1945―1952年,德国人外迁西欧国家的移民数量达到了18万人,其中在法国就有7.5万人,英国有5.2万人。
  正如巴德・克劳斯教授和奥特莫・约翰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从1946年到1961年,总共有77.97万德国人持续地、即使在被限制的时期,也勇往直前地、义无反顾地迁居海外。其中有38.47万人迁居到美国,有23.43万人迁居加拿大,有8.05万人迁往澳大利亚,另有8.02万 人迁往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此众多的德国人迁居海外,这是德国进入20世纪的历史上实现海外迁移最多的移民潮。”参见下页表格中的数据。
  表格数据显现,在最初移民的年份里,特别是从1946年到1950年,德国难民海外迁移的主要目标国家是美国,美国接受的德国移民占当年德国外迁移民总量的65%以上。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美国战后最早启动了接受德国难民的移民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占领下的联邦德国文化的非德意志化。众所周知,战后最初的一段时期内,法国在其占领区内曾一度推行法语和文化法国化。“这种努力随着西方占领区的合并而结束”。但在联邦德国,文化的非德意志化的进程并没有结束。“受到非德意志文化侵蚀最明显的反而是西德的‘美国化’。美国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而是美国经济优势的伴随物。”正是美国文化对德国文化的全面侵蚀,才使德国民众对美国文化和移民美国充满了向往。上述两个因素也是从1946年到1950年,德国难民外迁移民到美国的根本原因。1951年以后,由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继对德国难民实行了积极开放的接纳政策,才降低了美国接受德国外迁难民的份额。
  德国的外迁难民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西方接纳国家的欢迎。其主要原因:一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本来就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因此,接受来自西欧国家的移民,历来是他们国家的传统,特别是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里,在战争年代终止的接受外国移民的移民政策,得以继续和发展。二是德国移民的接纳国,特别是西欧国家,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在战争中造成了较大的损失,极大地影响了经济重建和社会发展。毫无疑问,接受这些德国难民,特别是劳动力移民,符合战后西欧国家经济与社会重建对劳动力的需求。三是由于战前德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在德国的难民和外迁移民中,不乏高素质的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人才。这些高素质的德国移民,在西方国家中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四是冷战的需要。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以后,冷战的需要迫使西方占领当局迅速恢复和发展联邦德国的经济与社会,以便使联邦德国处于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最前沿。而大量德国难民的安置问题就成为首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西欧国家出于冷战思维和维护共同价值观的考虑,纷纷接纳德国难民。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二战”后初期的德国难民问题是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直接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难民问题与战争因素密切相关。
  第二,德国难民问题的解决,表现为实施主体具有政府间性和超政府间性的双重特征。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实施德国难民问题解决的盟国占领当局的主体间性。英、美、法、苏共同构成了盟国占领当局,但由于不同国家遭中。由于纳粹德国发动了征服欧洲的战争,由此直接造成了欧洲范围内多达6000万流落他乡的难民。正如巴德-克劳斯教授和奥特莫-约翰教授所说:“在德国的军事扩张阶段的1939年到1943年,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估计产生了3000万难民,也就是说,这个数量相当于欧洲总人口的5%。从1943年开始,德国掠夺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大量土地,并和它控制的卫星国一起,组成了庞大的德意志帝国。如果再加上1943~1945年大量的难民迁移。那么,在欧洲的范围内,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带来的难民、被驱逐者和强迫迁移者的数量,大概是5000万~6000万人,这相当于欧洲总人口的10%。即使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依然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的迁移流动。而在1943年以后,特别是苏联红军开始战略反攻、英美等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后,1800万居住在东欧、东南欧、苏联西部地区的德国人,无论是“帝国的德国人”还是“人民的德国人”也不得不作为难民回归德国。由此可见,德国受到法西斯德国的伤害程度不同,也出于不同国家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差异,因此上述四国政府对德国难民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主张。但德国的难民问题的解决表明,这种多国政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恰恰适合于解决来自于欧洲多国的德国难民问题的复杂性。二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介入,也同样凸现了德国难民问题解决主体的超政府间性特征。由于欧洲难民的回归与安置涉及多边的国际间的合作,因此,单靠一国或几国政府间的努力无济于事。另外,1947年德国被划分为对立的两大区域以后,战争时期形成的战胜国之间的联盟就立刻在战后的和平时期成为泡影。欧洲的分裂,使得政府间性的盟国占领当局无法在解决德国难民问题之路上走得更远。而超政府间性、超国家机构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强有力的介入,对于解决德国的难民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
  第三,德国难民问题的解决渗透着深刻的冷战国际背景。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欧洲和世界的格局。“原先的欧洲工业强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无力大规模振兴经济……现在的两个强国是美国和苏联。美国的领土未遭破坏,其工业因战争而迅速发展,因此,美国准备在新世界的秩序中起首要的重要作用,这是罗斯福的打算,斯大林在雅尔塔也接受了。苏联因为在东欧大量驻军而势力倍增,又因战胜纳粹德国而获得极高声誉,因此,认为可以和西方平等较量。”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9年,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日益分裂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冷战的阴云浓浓地笼罩着欧洲的上空。而在欧洲未来和前途十分关键的这个时期,德国问题始终是冷战的核心。而德国难民问题的解决,就是在这种冷战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无论是两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西欧各国对德国难民的慷慨接纳,还是苏联为阻止东德难民流入西德而修建柏林墙等,无不体现着欧洲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冷战的国际关系格局中。欧洲分裂的冷战格局对国际移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彼此隔绝,导致东西方之间正常的国际移民活动的停止,于是,以偷渡为特征的东西方之间的非法移民和政治难民问题,成为20世纪60~90年代欧洲移民史上的重要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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