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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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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1月28日,“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来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等近300人与会。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杨生平在题为《全球化文化问题的几个层次》的演讲中提出,全球化文化是一个复杂问题,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必须用复杂性科学思维分层思考。他指出,全球化文化问题应该有三个不同层次:其一,全球化文化问题首先是一个作为经济、政治与观念统一的制度文化。当前全球化发展不简单是经济与科技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张,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制度,因而全球化发展的真正希望应该是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当前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力量对比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因而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应该巧妙地利用当前国际形势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调整意识形态策略,联合众多发展中国家将世界引向多极化和平发展道路,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发展时间与空间。其二,全球化文化应该考虑到民族文化的特质及其作用。民族文化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其核心价值有很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趋于淡化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作用渐渐凸显;在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前,应该打好民族文化这张牌,要利用民族文化处理好不同民族国家关系、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民族凝聚力,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三,全球化文化应该考虑到作为文化产业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其基础是产业,载体是文化,它是日常生活、商品消费与流行文化的组合;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文化的发展应该有明确的时代精神与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应该在正确提炼“中国意识”的前提下,充分吸纳世界各国优质文化资源。全球化文化问题的三个层次是“一体二翼”的关系,应该在尊重各有独立性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认为,面对全球化,文化最根本也是最深层的问题就是确立文化自我,文化自我除了有维护和实现自己利益功能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和实现自己的文化价值和内在价值,确立自己形象和地位的作用。全球化不仅影响着民族自我认同,也影响着个人自我认同。文化自我不光是一种精神产品和精神观念,也是作为积淀下来的人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和生存方式。突出自我意识,并不是排斥全球意识,文化个性或者自我并不是通常理解的个体性、个别性,而是通过掌握人类文明成果并经过自身提炼而形成的个体性;文化自我与全球意识二者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要区分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界限。他认为在正确确立文化自我的问题上,应该处理好文化的整合和交流、文化的创新与调试以及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等几个重要问题。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员杨金海在对当前中华文化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比较后指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复兴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而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当时世界发展还比较局部的情况下实现的部分世界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的首要问题是全民族应当有文化复兴的自觉,文化复兴要面向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文化,要创造一种包括全新的话语体系、全新的战略观念、全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等具有世界普适性的文化。二战之后西方各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萧条,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之所以没有陷入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借鉴或运用了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他认为全球化说到底就是经济政治文化打破民族国家界限、冲破原来体制的过程,迎合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实现两种思维方式转变:一是从革命斗争的思维方式转向和谐建设的思维方式;二是从封闭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转向开放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则用三个关键词表达了他对当前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看法,即“全球”、“盛世”和“高度”。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核心词,它充斥在中国学术文献、商业广告、政治活动甚至娱乐生活之中。这种全球定位意识固然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需要,但也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学术文化盲点,使我们的学术活动从选题到立项,从研究到评估都着眼于大题目、大角度、大工程,从而丧失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切人能力,出现了普遍的学术泡沫化。学术的盛世意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停滞于表面问题,好大喜功,不仅不能研究问题,而且不能发现问题,这样一种学术盛世意识实际上就是鲁迅所讲的浮肿心态。此外,当下中国学术心态还表明出一种“高度”意识,在成果评价、项目鉴定和职称评定上制度性地喜好用“高度”一词。他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的发展应该警惕在所谓中国立场、中国方式的口号之下运用上述三个关键词,应当倡导依存于逆势思维的学术创新意识和批判意识,培养切入微观问题的分析能力。
  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认为,对全球化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其一,全球化为人类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二,全球化为当代人类的发展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其三,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其四,全球化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在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要在确立中华文化身份的同时克服两极对立思维,文化身份是一个走向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当我们在和世界文化对接的过程中应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要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不断建构全球共同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险明认为,文化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世界认同两个方面。在当前条件下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区分全球社会与国际社会两个概念。全球社会是包含着民族国家以及越来越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各种共同体,它有如下特点:其一,全球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其构成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其二,全球社会的主体是多元的;其三,全球社会是一个不以任何国家和民族以及共同体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我生长过程;其四,全球社会的结构是易变的、多元的、理想化的。与全球社会相对应的国际社会有如下特点:其一,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单一的,即民族国家;其二,国际社会的生存与基础是自我保存、自我发展与追求国家利益重大化;其三,国际社会是自我生长与强制发展双重过程;其四,国际社会的结构相对单一。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在全球社会与国际社会的双重结构中进行。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世界发展困难重重;从全球社会结构来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却有着较大的空间。他认为,从全球社会结构着眼,应该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增加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二是要将文化发展导向解决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要把追求世界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和包容精神的发展当成构建当前全球文化的最终目标。
  最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邱运华在点评中指出,杨生平教授对全球化文化问题做了有意义的区分,这个界分对 于理解全球化文化这个概念具有方法论意义,丰子义教授在文化发展与文化自我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用重塑的文化自我指导文化建设,杨金海研究员谈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复兴,并把文艺复兴与中华文化复兴做有自己见解的区分,肖鹰教授用“全球”、“盛世”、“高度”三个当代中国学术流行词透视当代中国文化的某些现象很有启迪意义,邹广文教授从对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比较来谈全球化与文化身份识别视角独特,叶险明教授从全球社会和国际社会两方面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思想深刻。他认为,“全球”、“盛世”、“高度”这三个流行词虽不能完全概括当前中国的学术状况,但也的确反映了当前中国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习惯了使用这些令人振奋的宏大概念,从而掩盖了不少问题,也使我们丧失了部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全球化与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具有国际学术前沿性和现实前瞻性,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当前国际学术研究的动向来看,像亨廷顿、哈贝马斯、吉登斯、詹明信、贝克、沃勒斯坦、罗尔斯、费彻斯通等相当多国际著名学者都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事实上,全球化也从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人文科学研究的范式,如正在西方兴起的后哲学文化、全球史对世界历史的重构、新世界百科全书的重建等。从实践方面看,许多国家都在关注全球化与文化发展问题,纷纷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并以此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问题,为政府建构民族精神、文化软实力等提供政策咨询。就中国而言,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研究有着意识形态建构、民族精神重建与文化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意义。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秩序变化给中国政府提出了如何预测世界历史的走向、如何正面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如何营造合理的国际舆论和良好的国际发展氛围、如何构建有世界影响的民族精神、如何利用世界历史规律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如何大胆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建立并发展先进文化生产力等若干问题。因此,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上述发言专家学者与大家共同分享了他们就该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理论、观点的碰撞与交流是对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理论的积极思考与探索,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责任编辑: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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