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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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我国省际细分的出口产品数据，结合熵指数、出口复杂度指数度量我国31个省份的出口多样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建立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我国出口多样化在波动中有所上升，但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均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关键词]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经济增长；系统GMM方法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5）04-0050-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快速发展。从2002年到2013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从3256亿美元上升到2209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20%，货物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2%上升到24%。许多研究认为出口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正如一些研究所表明的，我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于数量的增加，而不是产品种类的扩大以及产品质量的提升，这种增长极易遭受外部冲击，甚至有可能遭遇“贫困化增长”。而真正关系一国长期增长的不是它出口了多少，而是它出口了什么，即出口结构和质量。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产品种类扩大体现了横向的多样化创新，可能通过扩大生产或消费产品范畴、干中学效应、解决资源闲置等途径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而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出口多样化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分散增长过程中的各种风险，降低贸易的不确定性，避免“资源诅咒”效应，保证出口收入稳定增长。Dixit and Stiglitz提出D-S模型认为，相对于产品的同质化，消费者更偏好差异化的产品，通过将产品种类直接引入到效应函数，分析了多样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许多内生增长模型都是基于D-S函数分析产品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Romer建立产品多样化模型，研究认为产品多样化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Grossman and Helpman则从消费品品种增加的角度，来解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aviotti andPyka认为在封闭条件下，新产品的出现可以解决劳动力过剩和资源闲置的问题，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证实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品多样化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方面，目前出口产品多样化的主要测度指标有直接计数法、Herfindahl-Hirschman指数、熵指数以及Feenstra的相对产品多样化指数等。许多研究在度量出口多样化的基础上，考察了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Helpman采用OECD国家1956～1981年数据，运用垄断竞争模型实证检验产品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支持新贸易增长理论结果。Funke and Ruhwedel、Attaran、韩剑等的研究都证实了多样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出口多样化的度量指标中，熵指标能够从结构分布的角度对产品多样化进行度量，并且可以在任意分类水平下进行分解，将不同分类水平的熵同时加入到回归模型中不会产生多重共线性。一些研究在产品多样化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其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作用。Frenken利用1996-2002年荷兰以地域统计单位分类（NUTS 3）数据，采用熵指数来度量产品多样化，并将其分解为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发现相关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无关多样化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产品多样化具有分散风险、稳定经济的功能。孙晓华和柴玲玲以中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相关和无关多样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相关多样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无关多样化则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有助于提高经济稳定性。
　　产品多样化从横向维度反映了出口结构的变迁，而出口技术结构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口结构在垂直维度的技术变迁。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进行了出口技术结构的度量，并考察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衡量出口技术结构的指标主要有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其各类修正指数、出口相似性指数等。Rodrik构建了出口复杂度指数来衡量出口技术结构，发现出口技术结构和人均收入显著正相关；Hausmann，Hwang and Rodrik指出一国出口商品的复杂度越高，该国出口的技术水平也越高，越有利于其经济增长。Hidalgo et al、Hidalgoand Hausamann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不断学习怎样生产或出口更为复杂产品的过程；国家的发展路径由它生产不同复杂程度产品的能力决定。技术复杂度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较高的技术复杂度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学习能力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它增加了生产失败的风险。Abdon and Bacate发现出口更为复杂产品的国家主要是高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出口产品复杂度较低，一个国家产品结构的复杂度对其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外部性的角度来看，一个经济体越复杂，其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更高，生产技术更娴熟，那么出口该种产品的厂商所获得的外部性要比单纯的初级产品大得多。Ferrarini and Scaramozzi-no在研究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认为，复杂度对产出的影响不确定，但其对增长率的影响是显著的。
　　总体而言，已有文献在研究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大部分都是基于时间序列或跨国数据，很少深入到一个国家的地区层面；尤其是没有同时将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纳入同一框架来考察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试图采用我国省际层面的细分的出口产品数据，测度我国地区的出口多样化和技术复杂度，实证检验出口产品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借鉴Frenken的研究，将出口多样化分解为相关和无关多样化，进一步考察不同关联水平的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二我国省际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的
　　度量及结果分析 　　三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影响经济
　　增长的计量模型
　　借鉴Broda、Greenfield and Weinstein的研究，假定如下生产函数：
　　其中r∈（0，1）等于1减去产出中的有效劳动份额；r∈（0，1）表示中间投入品种类Xi，t之间的替代弹性，较高的v对应更易替代的投人品；Mt代表中间投人品的种类数。At表示技术参数，Lt表示劳动投入。在均衡中，所有中间投入产品数量相同，设为五，那么（8）式变为：
　　如果每一单位的中问产品都是采用资本按一比一投人生产出来，则：
　　其中，Kt=Mxxt表示总资本存量。两边同时除以Lt，并取对数得到：
　　假定技术参数At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知识资本积累，采用人力资本（Ht）来反映；另一方面是贸易开放的作用，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t）和外商直接投资（FDIt）两个变量来反映。
　　同时考虑到实证采用的是省际面板数据，因此写成一般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问，εit为随机干扰项；yt=Yt/Lt表示劳均产出，kt=Kt/Lt表示劳均资本。上式给出了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影响经济增长的计量方程。考虑到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积累过程，不仅取决于当前的一些影响因素，而且还和前期的发展水平相关，因而在实证过程中，在模型（12）的右边引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y以实际人均GDP来表示，以2002年为基期，采用GDP指数进行平减后得到；解释变量中kit表示劳均资本，代表地区资本深化的程度；Mit表示产品多样化，采用前文所计算的熵指数来衡量，在实证中进一步将其分解为相关多样化RV和无关多样化UV，以考察两者的影响效应；FDIi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不仅直接促进东道国资本积累，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而且FDI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是技术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采用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来度量FDI。人力资本Hit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各省份GDP、人均GDP、固定资本形成、外商直接投资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就业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四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根据前文数据说明和指标测算结果，本节同样采用两个样本区问，即2002-2008年和2007-2011年，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模型（12）右边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因此模型估计时存在内生性问题；此外，解释变量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一方面，正如前文文献综述所表明的，出口产品多样化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一国经济增长也能促进其出口产品多样化。若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水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不断趋于多元化，不断选择新商品，厂商为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不断创新，增加产品种类。此外，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提高，越注重也更有能力加大研发投人，面对外部竞争，厂商更有动力进行新产品研发。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以上回归方程，由于数据来源的不同，本文分两个区间进行实证，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表4给出了基于2002-2008年样本区问的回归结果。
　　根据表4，残差项的自相关检验表明差分后误差项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差分序列相关；Sargan检验也不能拒绝零假设，说明模型中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实证结果来看，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ln（yit-1）一直有正的回归系数，且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各地区实际人均GDP增长具有明显的动态累积效应。出口产品多样化变量的对数项在不同模型设置下的回归系数一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当进一步将出口多样化分解为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纳入模型中进行回归。模型（6）结果表明，相关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而无关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相关多样化越大，说明这类产品的关联性越强，越有利于企业间共享资源、信息和知识以降低成本，从而产品中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大，技术创新也比较容易；无关多样化越大则说明产品之问的差异比较大，跨部门进行创新难度和成本较高，且部门问的知识溢出效果比较难以吸收，从回归结果来看无关多样化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与孙晓华，柴玲玲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劳均资本变量对数项的回归系数也一直有显著正的回归系数，资本深化有效的促进了经济增长。其他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FDI等变量都有显著正的回归系数，也就是说内部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等以及外部贸易开放、技术溢出等都对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以来源国研网的贸易数据测算的出口多样化覆盖的样本区间仅到2008年，无法考察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进一步利用2007-2011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测算我国出口多样化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如表5。结果表明，出口多样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等变量依然具有显著正的回归系数，也就是说，在2007-2011年期问，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发展，以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都积极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将出口多样化分解为相关和无关多样化后，无关多样化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而相关多样化的回归系数尽管为正，但不显著。也就是说，在新的样本期问，证据依然表明无关多样化的增加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相关多样化的作用不确定。其他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及稳定性与表4中的结果基本一致。
　　五结论
　　本文利用来自于国研网以及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两个数据集以HS的4位码分类的细分出口产品数据，结合熵指数和出口复杂度指数测度了我国2002-2011年31个省份的出口产品多样化和技术复杂度，并进一步将熵指数度量的各省份出口多样化分解为相关和无关两部分。总体而言，样本期问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在波动中有所上升，即使采用两个不同的数据集，出口多样化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不同地区的出口多样化变化趋势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出口多样化水平明显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东部地区出口多样化有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出口多样化存在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各地区的出口复杂度表现出非常一致的上升趋势。借鉴Broda、Greenfield and Weinstein的研究，建立出口多样化、出口复杂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采用地区面板数据，考虑到模型估计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合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出口多样化能够显著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分解为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后表明，相关多样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证据不是很充分；无关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于地区经济增长一直具有显著正的作用，也就是说各地区“出口篮子”复杂度越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越有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与Rodrik、Hausmann，Hwang and Rodrik等研究一致。其他变量如劳均资本、人力资本、FDI等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显著为正，与预期影响一致。基于以上研究，我国出口贸易不仅要注重量的提高，更要注重产品种类的扩大和技术水平提升，这不仅有助于我国出口结构优化，而且有利于出口稳定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同时要加强自主创新，加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创新程度，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附加值，防止出现“贫困化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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