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罗尔斯顿生态观：比较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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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和罗尔斯顿生态观具有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他们都关注生态问题；肯定自然先在性，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他们的生态观本质差异体现在：马克思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而罗尔斯顿是以培育人的生态伦理实现人对自然德性之爱。通过对两位思想家生态观之比较，启示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时，应理解和深化马克思的生态观，吸收和借鉴罗尔斯顿环境伦理思想：注重提升公民伦理素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三位一体的统一；坚持自然关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在完善制度基础上培育关爱文化。
〔关键词〕 马克思，罗尔斯顿，生态观，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4-0037-05
马克思认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前人类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构成时代问题的整体镜像，我们的时代精神就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当代生态伦理思想围绕生态问题流派纷争，其中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争执最为激烈，这样的状况并不利于解决生态问题，反而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人的主体性哲学，认为自然只是人类开发利用的客体，人类在自然领域中可以充分发挥能动性，形成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生态中心主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认为要充分尊重自然价值和规律性，为了维护自然界的完整性可以放弃发展，纯粹的为了自然而自然。马克思的生态观能够辩证的看待人和自然关系，坚持尊重自然的规律性同时合理发挥人的能动性，无疑对纠正这些错误的生态观提供新的价值导向。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作为20世纪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从调和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培养实现人类对自然的德性之爱，维护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通过比较马克思和罗尔斯顿的生态观，为我们“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多维视角和启示。
一、马克思与罗尔斯顿生态观的相同点
马克思与罗尔斯顿的生态观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他们都关注生态问题，肯定自然先在性，并从存在意义和本体价值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关注生态问题。生态问题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它涉及人类生存的问题，是当代环境哲学研究和思考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其卷帙浩瀚的著作中，关于生态话题尽管没有做集中的专门阐释，却不乏精辟的论述和深邃的思考。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立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时研究了浪费资源、人的异化和新陈代谢断裂等生态问题，主张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福斯特评价马克思的生态观是一种真正系统的生态观。以环境伦理著称的环境伦理学之父-罗尔斯顿（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对生态问题也没有系统专门论述，但是它立足于对欧洲思想史的考察，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构建它的生态伦理思想。他的《环境理论学》《哲学走向荒野》《保护自然价值》和《基因、创世记和上帝-价值及其在自然史和人类始终的起源》等著作把人类的道德从人与人视阈拓展到整个生态系统，确立了自然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建立以人的德性伦理为核心的生态思想。马克思和罗尔斯顿都对生态问题有深切的关照和深刻的洞见，他们的生态思想闪耀着理论的光辉。
（二）承认自然价值，强调自然对人类生活的先在性。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立场把自然界放在现实的层面，认为没有感性的外部生活，工人也是不能创造，自然界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和人的无机身体，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人通过自然界确立自己类的本性，通过社会“为有用物的量找到尺度”。只有承认自然价值，肯定自然界的社会评价尺度才能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又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把自然物品等同于财富，重视人的主动性而忽视自然的价值，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剥削。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把自然界从资本的控制下释放出来，实现自然向人性的复归。
罗尔斯顿用整体的方法去解释和评价自然，认为自然界的价值是由自然系统或自然物质的结构决定的。自然对人的工具价值在于它的可利用性，人对自然的工具价值在于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能力。他又从存在论和价值论上认为“荒野”（自然）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之源，人类不仅来自于自然，而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不能全然超越自然前提。因而，我们的文化所高度评价的东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古老的年代在天然的荒野中产生的，而在文化中则成了基本的预设” 〔1 〕 （P211 ），比如在人类文化中对力量、速度、生机活力等的肯定和赞美，均来自于大自然的示范。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文化，大自然仍能运行；但如果没有大自然，我们人类就无法生存，我们人类的文化就会失去丰富的生命底蕴和色彩。马克思和罗尔斯顿生态观的立场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态观都承认自然界先在性和自然的价值性。
（三）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性。自然在西方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哲学家们都是从自然谈论开始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蕴含丰富的生态理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充分利用自然界的一切资源使之满足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让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威胁着自身的生存。“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2 〕 （P320 ）这段话流露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下对自然界无情的伤害，唯有制度变革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罗尔斯顿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根源，人对作为自己根源的大自然富有的道德责任。人类要从道德关心的层面对待整个自然生态系统，这不仅意味着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性和目的性的主体存在；同时意味着人对待大自然的道德之应然在于对自然之实然的尊重。罗尔斯顿深切的呼唤地球是一个生存共同体，它不属于我们，相反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深深地扎根于地球。因此，我们既要承认人类生存，又要承认自然界的生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马克思与罗尔斯顿生态观的差异性
马克思与罗尔斯顿都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但却生活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面对生态问题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罗尔斯顿生活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这时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革命意识逐渐式微，他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人的德性伦理的建议。他们在生态和谐的根源上、生态整体性、生态和谐实现的途径、生态和谐的旨意四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生态和谐的根源：社会制度与伦理文化。马克思生态观的前提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生态性。他认为，在自然界里，存在“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的物质变化，如“铁会生锈、木会腐朽”都是一种自为的存在。然而，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方式，首先打破的就是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体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对自然界的占有，从而造成人类存在同这种活动存在之间的分离。这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无限扩张对自然资源肆意占有而引起的生态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必须消灭私有制，建设“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互统一的社会。在他的生态思想中，重视社会制度的建设，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矛盾与弊端的根源要从隐藏在资本利益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寻找。
罗尔斯顿认为完整的伦理学是对动物、植物、大地和生态系统给予平等的地位和充分的尊重，要把人类的伦理观念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文化的层面建立人类对自然的德性关爱。因而，罗尔斯顿最终寻求的是超越只关注人类偏好和利益狭隘而封闭的文明，从自然和文化的辩证关系中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需要人类将自然纳入伦理，也需要人类把文明纳入自然。人类生活在文明和自然的共同体中，人性的完美是以尊重自然的整体性为前提和基础。进而人类的伦理文化不能无视自然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和精神受到自然的制约，“树可以伸到土壤上面，但它往上长得越高，它的根在土壤中就扎得越深” 〔1 〕 （P211），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自然的存在给予道德关怀。由此可见，罗尔斯顿的生态观首要对象不是指外在的制度规则，而是指向社会文化作用和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人类越文明，人性展现越完美，人对自然根源的理解越深刻，人与自然关系也就浑然一体、和谐共荣。
（二）生态和谐的整体性：三位一体与两位一体。 马克思的生态整体观是维护自然、人和社会三者的平衡为目标，肯定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他首先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然后将目光转移到人类的社会实践中来，认为实践分三个要素：一是对象性的人，二是人存在的感性环境，三是对象化活动本身。以对象化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把人与自然关联起来，并在对自然界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作用的基础上实现人类自身的目的和价值，是人、自然和社会能够统一的真实动力。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生态思想，马克思生态整体论都是仅仅围绕自然、人和社会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来探讨生态危机，他指出人和自然的对立真正原因是人类无节制的生产活动进入自然系统引起人和自然对立，因而既要维护原生态系统的平衡，又要实现人工生态系统的平衡来调节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平衡。因此，维护自然、人和社会三者的生态平衡是马克思生态整体论的核心，只有生态系统平衡才能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罗尔斯顿整体主义生态论侧重实现自然与社会两者的统一。首先，他承认社会和自然互为一体。他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论述了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拥有自己的好、自己的善和自己的存在目的，但个体生物的内在价值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具有联系性，外显性和集群性，每个个体生物的内在价值是与其他个体的内在价值联系在一起，离开了他者和整体，个体的内在价值无法存在，也就没有意义。其次，要实现自然和社会两者的和谐就要尊重自然规律。他认为在评价自然价值的尺度上，人类社会要坚持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如果没有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识，只有对人的工具价值认识，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藐视，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漩涡。 “人性深深地扎根于自然，受惠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 〔1 〕 （P93 ），即人的完整性与创造性是以自然的完整性为前提，人的行为道德应适应自然、服从自然规律、保存和尊重自然的完整性。所以，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认为要通过尊重自然规律来协调自然与社会两者平衡，实现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
（三）生态和谐实现的途径：社会制度变革与共同体关爱培育。马克思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实现生态和谐的途径，他认为对唯物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3 〕 （P527 ）。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反对“自然和历史的对立”，主张“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从劳动的生产实践活动出发，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提示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变成生产、消费和交往的界限” 〔4 〕 （P226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解决生态问题途径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应该承担起历史的使命，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真正实现社会、人同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马克思在审视生态问题上不同于罗尔斯顿的地方。
罗尔斯顿从整体主义和自然的内在价值探寻生态和谐的途径。首先，他吸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认为人的道德存在方式是对自己共同体和他者的关爱。我们要把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人作为地球共同体的成员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态整体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共同体的存在决定个体的存在，人类作为共同体对自然具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要在文化中培养人类对共同体的关爱。罗尔斯顿指出作为共同体的人，需要脱离自然选择进入文化熏染，通过文化教养而超越于自然物性，不能把人的理性、良知降为自然本能，不能把人类的道德层次的运作方式降为生活的非道德方式。其次，罗尔斯顿认为要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才能实现人类共同体对自然的关爱。他认为自然的价值、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是逻辑前提，“关爱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德行与所关爱的价值有着某种恰当的关联” 〔5 〕 （P61-78 ）。人通过关爱他者、尊重他者来完善自身，而人的德性是因为在共同体中对他者的尊重和关爱自然而体现，形成德性的人是具备了向善的品质和行善的能力，他会自觉地尊重和关爱大自然。由此可见，罗尔斯顿从生态共同体这个背景下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把地球看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而不是单纯地居住这样一个行为和状态。 （四）生态和谐旨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对自然德性之爱。生态问题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两方面的问题。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人对自然的控制不一定会导致人和人关系对立，然而，人与人的对立必然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追溯人类发展历史，一部人类历史验证着自然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混沌的统一，经历农业社会人对自然轻度征服，到工业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破裂，严重影响了人的生存。马克思认为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因为制度的不和谐才造成人与人、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生态旨意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的生存状况，认为解决好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消除异化劳动、异化消费，才能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社会关系。因而他对弥合“物质变化裂缝”预想了新的社会制度，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不仅是为了改变人类生产方式，更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即建立公平、正义、自由的社会状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罗尔斯顿作为环境哲学之父，他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中，从现实角度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和生态危机进行哲学思考。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引起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建立“利他主义”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强调人内在德性的实践价值，把人对自然的德性关爱作为实现自然与社会两位一体和谐统一的要求。人应该对自然具有道德层面的责任和义务，以人的主体性适应大自然的客体性，以人的精神性制约人的物质性。之所以对人提出这样的道德要求，是因为人类与土壤是同根同源的，二者都由尘土构成，只不过人因赋有反思其栖息地的高贵能力而成为万物之灵，人的理性和良知使之具有这种道德看护能力和诗意地栖居的能力。罗尔斯顿认为人拥有了关爱自然的德性，就会展现出关爱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使关爱自然成为人自身的内在需求。
三、启示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与罗尔斯顿提供两种不同生态观：马克思侧重于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实现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而罗尔斯顿倾向于通过建立人类对自然的德性伦理实现自然和人类的和谐统一。两位思想家虽然对生态问题的立场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态观对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即要坚持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指导地位，又要借鉴罗尔斯顿的生态思想，实现人们对天蓝地绿水净的新期待，真正展现我们的生态观。
（一）注重提升公民的伦理素养。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追求资本无限增值作为价值目标，资本家会用最大限度控制和利用自然资源，而资本增值无限性与生态系统有限性必然会发生矛盾，引起了自然与经济之间的冲突。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和避免的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才能实现生态和谐。然而合理的制度能够使有德性的人构建生态国家，去无法避免无生态意识的公民做出损害生态的行为。因此，在文化观念上，要借鉴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思想提升公民生态道德，倡导公民在自然面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视自然与人类享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要有一种道德情怀，将善恶、良心、正义、义务等道德元素体现在对自然的关爱上，“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所有的生命视为神圣的” 〔6 〕 （P151 ），才能在实践中展现出内在德性品质。
（二）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统一。罗尔斯顿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认为人必须践行道德的他在性、关系性和整体性，约束个体自我和人类自我的自利性，坚持共同体利益的逻辑有限性，把自我利益、个体利益融于整体利益。同时通过对自然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肯定，将人置身于自然和文化的共同背景之中，将道德关爱从人与人层面扩展到人与自然，实现自然与社会两位一体的统一。罗尔斯顿的生态观坚持两位一体的思想并不具有全面性。而马克思的生态观具有全面性，以自然、人和社会三者平衡为目标，在承认人是自然存在物的同时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他的生态观是坚持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发挥人的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因此，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在满足人对自然规律尊重的同时现实人、自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自然关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和自然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普通一员，不应该拥有其他存在物所没有的特权。在马克思看来，把希望寄托于自然关爱实现生态和谐存在价值层面的抽象性，必须把自然关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才能实现生态和谐。他进一步指出自然关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地位颠倒。自然关爱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每个公民都不应该破坏自然来实现个人利益，个人只有对自然具有德性关爱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所以，共同体要尽最大努力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关爱自然提供文化土壤。马克思的生态观克服了罗尔斯顿生态观的局限性，辩证的看待自然关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当代中国，既要培育个人对自然的关爱，也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在完善制度基础上培育关爱文化。生态和谐的首要前提是制度是否和谐，没有和谐的制度就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物质变换断裂”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生态问题；强调制度对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制度建设是生态和谐的前提条件，对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在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可以实现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7 〕，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能够合理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政策的完善将外在的制度强制转换为内在的意识自觉，促进人类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向生态化方向转变，实现人与环境的良性互动与循环。同时也要借鉴罗尔斯顿的生态观培育关爱文化。他的生态伦理思想通过文化层面实现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统一，认为人类生活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体中，文化能够实现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关爱，可以超越制度上的强制性，摆脱生物性、物质性的羁绊。从人性道德展现出人向自然本性回归。所以，我们要为个人对自然的尊重提供文化土壤，使人们真正树立起生态意识以及判断实践行为的善恶标准，在观念、精神层面为实现人和自然协调提供精神保障。
总之，辩证看待和理性分析马克思和罗尔斯顿生态观，关注和比较两者之间思考角度与论证的不同以及有待拓展的空间，最为现实的意义是期待为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多维视角和启示意义。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生态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环境承载范围内即能满足代内生存的基本需要又能实现子孙后代的延续，走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客观辩证看待罗尔斯顿的生态观，借鉴罗尔斯顿合理的思想，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培养公民的道德意识，把道德行为扩展到人和自然关系中去，以人的德性关爱去善待自然，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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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学明.布什政府强烈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说明了什么-评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2）.
责任编辑 苏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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