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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康有为学术渊源、教育思想和“中国政策”的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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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宣传和介绍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宣传、介绍和阐发二十余年而不辍。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的学术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康有为对宋儒学、心学和佛学的推崇;其二,就康有为接触的西学来说,无论是内容还是范围都极为有限,尤其是并没有涉及到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康有为重视教育,梁启超着重揭示了康有为“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从内容看,他重视对孔学、佛学和宋明学同时兼教史学和西学等内容的教育;康有为的“中国政策”具有两大特色:第一,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倡导民权的第一人。第二,就实施而言,康有为不是重民权而是重君权。
  〔关键词〕 梁启超,康有为,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南海康先生传》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4-0018-04
  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阐发最集中地体现在为康有为所作的传中。《南海康先生传》从家学渊源、学术经历和思想来源等多个角度展示康有为的思想。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宣传和介绍的近代思想家,尤其是对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津津乐道。梁启超对康有为教育思想的介绍和阐发既有客观描述,又有主观评价。其中既流露出作为学生的梁启超对老师康有为的推崇,又呈现出作为思想家的梁启超与康有为观点的分歧。
  一、康有为的学术渊源
  《南海康先生传》在具体介绍康有为的思想之前,回顾了康有为的家学渊源和学术传承。梁启超写道:“九江(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引者注)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固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1 〕 (P483 )在这里,梁启超披露了康有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康有为的思想经历了重要转变,具体表现是由早年的尊崇朱熹转为后来的尊崇陆王。众所周知,早年的康有为对朱熹推崇备至,作于1885年的《尊朱》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除此之外,康有为在自传《我史》中不止一次地记录了自己读朱熹书的情况,真实流露出对朱熹的膜拜。下仅举其一斑:
  读宋儒之书,若《正谊堂集》《朱子全集》尤多。
  早岁(光绪十年,康有为二十七岁――引者注)读《宋元明学案》、《朱子语类》。〔2 〕 (P64 )
  由此可见,早年康有为推崇的宋儒以朱熹为首,所讲的宋明学主要是朱熹的思想。第二,康有为由早年尊崇朱熹转向后来的尊崇陆王与对佛学的推崇密切相关。佛学在康有为思想中举足轻重――不仅使康有为的思想即心是佛,带有浓郁的心学色彩;而且使康有为找到了救世济世的出路,在“出出世而入入世”中普度众生。由尊崇朱熹转向膜拜陆王之后,康有为的思想开始以陆王心学和佛学为主;通过陆王心学与佛学的相互和合、印证,即心是佛。
  除此之外,梁启超提到了康有为对西学的热衷,指出康有为“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1 〕 (P483 )。根据这个介绍,康有为对西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试图参照、吸收西学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然而,所处时代决定了康有为购买的西书只限于“初期普通学”,与政治、哲学无涉;好在康有为的天赋非同寻常,能够对西学举一反三,最终在中学与西学的和合中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总之,依据梁启超的介绍,康有为的思想在理论来源上既有中学、佛学,又有西学;正是对西学的热衷和“自悟”,使康有为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尚需明确的是,康有为思想与西学的关系在梁启超的视界中应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康有为的思想受西学影响,故而对中学的解读“别开一境界”。第二,就康有为接触的西学来说,无论是内容还是范围都极为有限,尤其是并没有涉及到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尽读”的是“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之书,而非原文或“原版”西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梁启超断定康有为的哲学带有“天禀”性质。不了解这一点,便无法理解梁启超对康有为“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的评价。
  二、康有为的教育理念、方法及贡献
  在梁启超的视界中,康有为是政治家,也是教育家,这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前提下,他强调,两相比较,与其说康有为是政治家,毋宁说康有为是教育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写道:“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 〔1 〕 (P484 )基于这种认识,与对待康有为的政治家身份或政治思想相比,梁启超更为看重和凸显康有为的教育家身份和教育思想。这也是梁启超尽管承认康有为是政治家,而《南海康先生传》中介绍康有为政治思想的一章名为“康南海之中国政策”而不名为“政治家之康南海”的原因所在。与此不同,梁启超不仅将康有为誉为教育家,而且以“教育家之康南海”为题介绍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首先,梁启超指出,康有为深知教育事关重大,故而对教育非常重视。由于对教育寄予厚望,康有为投身教育事业,开办学校,授徒讲学,并对教学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康有为的教育理念、办学方针和教育宗旨,梁启超如是说:“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粤城……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 〔1 〕 (P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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