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宫档案看义和团在京期间的社会秩序
作者 : 未知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广泛的群众反帝运动”,组成义和团的群众“主体自然是农民,此外还有一些城市中不事生产的乞丐流氓加入,因此在城市中声势更大,但不良行为也被这些人带进来”。[1]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性质是毋庸置疑的根本前提,与此同时也需注意其自身的局限性与构成的复杂性带来的负面效应。1900年的春夏之交,义和团自山东、直隶向京师进军,短短数月掀起高潮,随即又迅速湮灭。义和团在京数月对北京城的原有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客观上促使近代北京的城市管理体制必须顺应形势、有所变革。清宫档案中的诸多资料,揭示了义和团在京期间的活动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影�。
  一、清末北京的社会秩序
  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京后,施行满、汉分离政策,将内城作为满洲八旗的居住区,而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民被强行外迁。当时的北京城有三个管理机构:一是步军统领,负责管辖整个内城以及北京所有城门的开启关闭,因为内城有九座城门,百姓习惯称其为“九门提督”,但实际上,外城的七座城门也是由步兵统领管辖;二是巡城御史,负责稽查外城的社会治安;三是顺天府尹,隶属于直隶总督,兼顾京师地面治安,相较于前两者,是从属、配合的角色。
  这样的机构设置,是基于满汉分治和中央集权的考虑,但在权责分配上有一定重叠,共同负责经常转变为相互推诿,这种矛盾在社会安宁时尚不明显,遇到突发状况时,治理机构的脆弱和无能就会暴露无遗。
  1900年,义和团分散进入京城,朝廷多倾向于剿灭,这时候朝廷诏书多有“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巡城御史、直隶总督”[2]共同办理之语。五月初三日的谕旨要求,各级官僚不得互相推诿,否则定当严办。不过,共同负责下可能出现的相互推诿难以避免。在面对义和团这一非常事件时,治理方式上的矛盾很快显现出来。
  二、义和团进京初期社会秩序的失控
  农历四月之后,义和团民开始三五成群地零散进京,当时负责外城城门管理的九门提督没有预先防范,而任由其通过永定门等城门进入北京城。之后,团民开始小范围地进行活动,负责外城治安的巡城御史将团民烧毁洋铺、拆毁铁路等定性为偶发行为,当做一般治安问题处理,也没有予以足够重视。随后,零星的团民聚集起来,在白纸坊等处练习拳棒。慈禧太后从稳定京城秩序出发,倾向剿灭义和团。在义和团入京初期,朝廷对局势预估不足与京城治安管理机构配合不力,是造成局面失控的主要原因。
  面对团民进京日益增多、社会治安趋于混乱的情况,朝廷开始将义和团民分为“首倡邪议”与“随从附和”两类,实质上采取的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处理方式。相较于对“首犯”的严厉惩处,“随从附和者”多是被遣散。这些团民被定性为“奸民”,他们一旦张贴宣传告示就要被即行拿获,由此反而激发了义和团团民的聚集。
  根据朝廷制定的压制政策,北京的地方官员对义和团大多予以打压限制。如五月十二日,右安门外教民住处被义和团民焚烧,九门提督巡查京城各处,部署缉拿事宜。五月十五日,负责外城治安的巡城御史文��等上奏,提出查办拳会的十条章程,获得朝廷认可。其中有“查禁拳会”“查禁邪教”“惩办奸民”“查毁揭帖”等条。[3]此时内外城都有义和团民的活动,但内城的管理者九门提督对于巡城御史的建议并不重视,十条章程实际上沦为一纸空文。
  不久,文��再次上奏指出,团民可从京城各门自由出入,由巡城御史派出的兵勇却难以查获。[4]他将缉捕不力的原因归咎于兵勇数量不足,希望得到九门提督的协助,加大兵力,严格门禁制度,杜绝团民混入城内。然而,他的合理请求并未得到有效回应。
  九门提督与巡城御史配合不力,最终导致局面失控。五月二十日,前门、正阳门大火。义和团民放火焚烧前门外大栅栏的德记西药房,大火延及煤市街、珠宝市、廊房头条至三条胡同、杨梅竹斜街等。社会秩序一时崩溃,京城人心惶惶。
  对于义和团造成的秩序混乱,已有官员认识到了问题症结所在。太常寺卿袁昶在奏折中认为:官兵观望导致团民横行,文��等所拟的十条章程已沦为一纸空文,京城秩序日益崩坏的原因在于事权不一、各行其是。正是朝廷在义和团初期的犹豫态度,加速了他们向京城的聚集。
  三、甘军进京后社会秩序的破坏
  义和团内部由于缺乏有效管理,加之团民队伍混入很多趁火打劫的地痞流氓,一定程度上造成诸多扰乱京城治安的行为。对义和团的管控不力导致京城社会秩序失控,原有的管理机构无力扭转局势。五月二十一日,巡城御史文��提出调兵进京,试图借助军队力量平息义和团造成的社会动荡。同日,清廷确定调遣多支军队入京,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董福祥统领的甘军。甘军是左宗棠收复新疆途中归顺的部队,以甘肃兵勇为主,军纪较差。
  朝廷起初对甘军寄予厚望,将其调往内城,协助九门提督平定义和团。不料,甘军进城后,非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对内城的富家官宦大肆勒索。朝廷最初不相信甘军作乱,后来得知确属实情,又几次三番予以警告,但都无济于事。甘军焚烧了著名的四大票号(即四大恒),导致京城金融秩序紊乱。他们甚至焚烧翰林院,造成大量珍贵古籍被毁,其中最为珍贵的《永乐大典》遭遇浩劫,损失过半,让人痛心疾首。[5]无奈之下,清廷将甘军派遣至外城,协助巡城御史,结果却是将其作恶范围扩展到了外城百姓家。甘军肆意攫取民财,伤害无辜民众,城市治安进一步恶化。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甘军与义和团中某些不法之徒接连敲诈住户的行为,这早已背离了平息动荡局势的初衷。
  在义和团、甘军接连搅扰京城时,地方官员提出了借助民间力量恢复治安的对策,可惜收效甚微。社会秩序从义和团入京开始失控,甘军到来后火上浇油,进一步崩溃。
  四、义和团参与下动荡的社会秩序
  五月二十四日,受到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鼓动的慈禧太后,最终确定了利用义和团的方针,义和团在京活动随即进入高潮。五月二十六日团民协助武卫后军(甘军)攻打东交民巷时,朝廷谕旨对他们的称谓已由“奸民”变为“义民”。   清廷的目的虽是借助义和团打击西方势力,却在客观上造成了京城秩序的迅速崩溃。义和团由于组织上的局限性以及团民来源的复杂性,在反帝仇洋的过程中,有很多偏激行为,他们的刀枪瞄准的不只有洋人、教民,更有官员百姓。根据民间记录,义和团攻打比利时使馆时,见识到了枪炮的威力,自此遇到洋兵就纷纷躲避,[6]面对手无寸铁的普通教民,却大肆捉拿。很多地痞流氓借机混入义和团,披着义和团民的外衣吞纳钱粮,随意指认百姓为教民,要求交纳银粮,如果不从即焚杀抢掠。义和团在京后期,许多市井之徒冒充义和团强取豪夺,导致北京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1900年6月19日,德国《前进报》以“铁拳”为名报道了义和团事件,指出“北京似乎已完全掌握在起义者的手里了”。[7]
  受载勋等控制的团民,除了攻打教堂外,更多的是成为朝臣争权夺利的工具。在掌管义和团之前,载勋已被任命为九门提督。为控制北京地面管辖权,他授意义和团拷问武卫中军副都统庆恒。掌管军权后,既有地方官员实权,又能掌控义和团,一时间载勋带领团民大肆横行,利用团民迫害不主张与西方开战的大臣,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户部尚书立山案。在无法判断立山是否勾结洋人的情况下,载勋令其亲至义和团“焚香请神”。显然,神明降临乃虚妄之说,义和团首领却恰好借用神明的身份历数其欲加之罪。最终,仅依据“形色仓皇”便认定立山有罪。如此对待朝廷大员,是义和团在京期间的普遍做法。立山不主张与西方开战,因此遭到“主战派”的忌恨报复。被载勋利用的团民迫害官员,引起了大批官员南下避难。无奈之下,大学士徐桐不得不对其掌管的翰林院实行每日报到制度,以此稳定人心。[8]
  在朝廷鼓动义和团焚烧西什库教堂、协助清军围攻使馆区时,载勋等指挥的仅是义和团的一部分,大量成分复杂、目的不同的团民没有直接受到官方控制。因此,即使朝廷褒奖团民为“义民”,甚至从国库拿出银两加以奖赏之后,义和团的活动也没有完全得到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依然继续搅扰京城社会秩序。市井无赖与公报私仇者只需穿戴义和团的特有装束,便可招摇过市。有了朝廷的默许支持,北京内外城各城门洞开,义和团民可自由出入,甚至出现义和团与清军共同把守城门、共同巡街的情况。
  义和团在京的几个月内,以九门提督、巡城御史、顺天府尹为主导的治安管理“三驾马车”被团民、甘军掀翻在地。农历六七月间,天津、通州相�^失陷,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发布了剿灭义和团的谕旨,义和团在京的活动至此消散。
  综上所述,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民席卷京城,其本身是反帝的爱国运动,却因组织的落后、成分的复杂以及后期被清廷利用,而在反帝斗争中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清廷旧有管理体制的弊端在非常事件发生后显露无遗。在义和团进京之初,事权不一的九门提督、巡城御史等,一面上奏折提出查禁“拳匪”章程,一面又强调兵力不堪任用,弹压地方不力;军纪涣散的甘军没有使局面得到控制,反而加重了社会秩序的崩坏程度;清廷在与西方角力过程中,义和团又被当做“义民”成为清廷对付西方的刀枪,市井无赖趁机混入使义和团后期的行为愈发失控,社会秩序被进一步冲击。被利用殆尽的义和团最终在慈禧与西方的联合绞杀下消亡,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在乱局中落幕。但不可否认,义和团运动在客观上激化了原有管理体制的矛盾,撕裂了旧的社会秩序,为近代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埋下伏笔。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北京,由此拉开了城市近代化的大幕。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346-348.
  [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9:87.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9-91.
  [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9:126.
  [5]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51.
  [6]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31.
  [7]廖道约、于深合译,熊伟校.铁拳(1900年6月19日《前进报》社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51.
  [8]佚名.综论义和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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