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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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西方马克思代表人物之中，葛兰西显得尤为迥异。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典范。其创造性的提出市民社会理论用以指导意大利革命实践，为世界各国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生成绝非瞬间性的思想突变，它是深深的根植于西方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伴随着其生长而逐渐形成的。葛兰西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知识英雄。在葛兰西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市民社会理论，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基础。
一、市民社会的内涵
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离不开早期市民阶层的身份，中世纪的城关市民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市民。最初他们进行简单的经济贸易往来活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最初在政治上并不具备地位与权利，但随着经济地位提升，执掌政治权利的统治阶级也逐渐开始在经济上依赖市民阶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市民社会被引申为一种经济关系、财产关系、社会关系，尤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马克思与黑格尔均在此含义上界定市民社会。这与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有所不同。
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的市民有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联系、并互相需要，形成新的体系，建立一种普遍化的社会关系。市民社会是“需要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的成员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市民社会是独立个人的成员间的联合，通过成员间的相互需要、保障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法律、维护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通过整合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建立抽象而普遍化的制度，形成秩序机制。市民社会需要国家的支持，因为市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有时是互相冲突的，国家保护合法的市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家庭是以“爱”为原则，是直接的伦理精神，是一种因爱而连接起来的共同体。而市民社会的“利己”原则代替了“爱”的原则，家庭中的“互爱关系”转换成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关系”。而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和家庭，他认为国家具有决定市民社会的力量，因而他强调国家管控市民社会。
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最初的理解来自黑格尔，并且他提出其中的“利己原则”是人的异化表现。但不同的是他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家庭、市民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和家庭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和基础。而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选择，它们才是动力。
国家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不是主宰物。如果没有市民社会和家庭作为支撑和天然基础，国家就不会存在，它们是必要条件。同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需求，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进而提高了国家的发展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民社会属于经济基础领域，所以市民社会对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
相比之下，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则有很大的不同。提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就会想到《狱中札记》。顾名思义，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写成于其入狱期间，体现了“人类意志的极限”即一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他的历史和个人背景进行思考。这部著作正是独立思考的典范。
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市民社会的内涵不是很统一。有时候是指经济结构或者经济关系，但有时又将其归入上层建筑之中，使其扩大到上层建筑。但是从总的思想体系来看，第二种内涵在其总思想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它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阶级而成为政治、文化意义上的阶级，这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
葛兰西认为，上层建筑分为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层面是政治社会，另一个层面是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即为“国家”。他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并列起来。前者是指政治活动领域，后者则是从经济、文化領域方面来讲的。在这一关系中，国家作为政治社会同市民社会并列起来构成上层建筑。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这也是葛兰西在继承马克思思想基础上进行的创新。
葛兰西在历史方位和含义上都对市民社会做了新的阐释与规定。市民社会不再是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即经济活动领域。而是与政治活动领域并列的意识形态领域与伦理文化。比如以新闻媒介、报刊、学术团体、杂志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以学校、政党、教会、工会为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
社会结构由于市民社会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而变得更加复杂与丰富。市民社会在整个社会机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即市民社会相对发达的社会里，政治（国家）所代表的强制力被削弱，而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力量增强：首先，政治（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不再是依靠强权与军队，而是依靠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力量来实现。其次，经济领域通过市民社会的活动来表达对国家、政府的要求，如采取民主的程序、合理的契约等。这与传统国家的运行方式有所不同。
（二）东西方国家的差别
关于东西方社会的差别，葛兰西给出了其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当时的东方社会不具备独立的市民社会，其商品经济不发达，工业文明不成熟。政治（国家）是全部的上层建筑，“暴力与强权”是传统东方国家的特征。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不同，资产阶级具有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影响力，具有政治的领导权，形成了独立的市民社会。西方社会具有二重本质：强力与同意（文化领导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力量的增强，强制与暴力的力量在弱化，文化、伦理、教育的力量在增加，整个国家的职能与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这种差异使得东西方在革命方式的选择上有所不同。由于东方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革命主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国家机器，而西方社会，革命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暴力功能，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由此葛兰西认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是西方革命的重中之重。 （三）葛兰西的西方革命观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奪取政权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鲜明对比进一步印证了葛兰西关于东西方国家不同性质的分析。资产阶级首先取得文化领导权，其次通过新闻媒体、教育等方式加强文化影响力，输出资产阶级价值理念，从而影响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因此葛兰西认为，西方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首要的任务是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关于如何在西方的现状下取得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应当采取文化革命战略。
采取文化革命战略的关键之一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力量：知识分子。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开篇就探讨、研究、分析了意大利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政治统治和社会霸权的下级职能。”根据上层阶级的指示，通过意识形态、阶级文化来统治工人。这也表明了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所以又被称为“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具有组织社会的力量与能力。他们依附于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这些阶级与利益集团也会有意识的吸收或培养有机知识分子为其服务。所以无产阶级也应当培养自己的社会集团、有机知识分子。构造以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为主导的新市民社会，其核心要素是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必须加强政党培养和平民百姓的教育。因此有机知识分子、政党和教育至于重要。
葛兰西认为取得文化领导权应采取阵地战策略，传统的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因为在西方国家政权中，最坚固的堡垒就是具有文化领导权的市民社会。而这种市民社会是不能被暴力革命统治的。葛兰西认为，要想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即理性化的、逐个的、缓慢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无产阶级采取阵地战策略，逐个取得新阵地，掌握新阵地的文化领导权与意识形态。
（四）现实意义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体现的精神值得我们深思。当今社会是一个文化多样化、全球化的时代，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蔓延，各种文化入侵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在无意识中改变着我们原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文明。
在如何坚持，如何弘扬上，葛兰西的思想同样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明显，葛兰西认为统治好一个国家需要三个要素：一是党的领导阶级（核心力量）、二是普通百姓（大众力量）、三是知识分子（中介力量）。当前社会知识分子分布在各行各业，他们通过分工、组织来整合社会职能。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应重视知识分子的力量，使其发挥聪明才智，成为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普通大众。
参考文献
[1] 衣俊卿.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范扬，张企泰译.（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 曹雷雨，等译.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尹红霞（1993.05- ），女，河北沧州人，三峡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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