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屈原与楚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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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启蒙者，也是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新风气的第一人。其《屈原研究》首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角度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风气，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创的见解，较之汉代以来传统的研究方法，颇多刨意和突破。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讲解《楚辞》有关问题及其读法，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且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颇有创见。在其他著作中，梁氏还对屈原的思想学派进行了专门论述。梁氏的以上著述，均给当时和后世研究者以很大启示和影响，在屈学和楚辞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屈原研究；楚辞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1)06-0076-05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大名鼎鼎的学者。他在戊戌变法前后特别是晚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写作了大量著作(后编为《饮冰室合集》)，在学术史上具有开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及学术研究新风气的意义。在屈原与楚辞研究方面，他先后写了《屈原研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等重要著作，同样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在回顾20世纪屈学和楚辞学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首先注意到梁启超先生在此方面的杰出贡献。因此，本文拟就其相关著作以全面评介和论述。
　　一、梁氏的《屈原研究》
　　《屈原研究》是梁氏1922年11月3日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学时的讲演稿。后编入《饮冰室合集》，为《文集》第39卷之一。在此文中，梁氏首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欣赏屈原作品的新风气，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到的见解，较之汉代以来传统的研究方法，颇多创意和突破。
　　全篇约15万字，分为七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作者开宗明义，指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诗经》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欲求表现个性的作者，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由此即可看出梁氏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新异处，即把屈原作为文学专家，把他的作品作为表现个性的纯文学作品来研究，并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其开山祖的崇高地位，这就给学人以新的启示。梁氏在本节着重考释了屈原的生平经历，他据《史记》传文大略推算，认为屈原“该是西纪前三三八年至二八八年间的人，年寿最短亦应在五十上下，和孟子、庄子、赵武灵王、张仪等人同时”。因为“假定屈原做左徒在怀王十年前后，那时他的年纪最少亦应二十岁以上，所以他的生年不能晚于西纪前三三八年”。又据《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和《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印证传文，“假定认这两篇为顷襄王时作品，则屈原最少当西纪前二八八年仍然生存”。梁氏简略说明了屈原合纵摈秦的主张和见疏被逐的经过，认为“屈原当怀王十六年以后，政治生涯像已经完全断绝”，“他脱离政治生活专做文学生活，大概有二十来年的日月”。又通过排列考释屈作中有关地名及描写景物的辞句，推断屈原除在郢都、江复、洞庭、沅湘住过外，还可能到过庐山和衡岳等地。因《招魂》有“路贯庐江”之语，而《涉江》所谓“峻高蔽日霰雪无垠’的山，大概就是衡岳最高处了”。因此他设想屈原“独自一人在衡山上过活了好些日子，他的文学，谅来就在这个时代大成的”。屈原的家庭状况从其作品中一概看不出，也表明“他放逐到湖南以后过的都是独自生活”。这些说法，较为新颖。
　　在第二部分里，作者论述了楚辞产生的背景，并对屈原作品的篇目及各篇的性质作了阐说。梁氏认为，战国时代“文化正涨到最高潮”，“哲学的勃兴，文学也该为平行线的发展”。而楚辞“这种伟大的文学为什么不发生于别国而独发生于楚国”，是因为当时的楚国人才由“蛮夷”同化为“诸夏”不久，“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像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像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屈原“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又曾出使齐国，受“‘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影响“当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放逐到南荒，在那种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他的幽独生活，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击发，自然会产生特别的文学了”。关于屈原作品篇目，梁氏认为应从太史公之说，将《招魂》“归还屈原”，而《九歌》末篇《礼魂》“当是每篇末后所公用”，不能算作一篇。这样合起来也与《汉志》“二十五篇”相符。关于各篇的性质，梁氏认为《离骚》当是“最初的作品”，“好像一篇自传”，“把他的思想和品格大概都传出，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缩影”；《天问》“或是未放逐以前所作”，其“对于万有的现象和理法怀疑烦闷，是屈原文学思想出发点”；《九歌》“含有多方面的趣味，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九章》“把作者思想的内容分别表现，是《离骚》的放大”；《远游》“是屈原宇宙观人生观的全部体现，是当时南方思想之现于文学者”；《招魂》“是写怀疑的思想历程最恼闷最苦痛处”，“正和葛得的《浮士特》剧上本一样，《远游》便是那剧的下本”；“《卜居》是说两种矛盾的人生观，《渔父》是表自己意志的抉择”。这些说明言简意新，深中肯綮，颇得要领。
　　从第三到第六部分，作者论述了屈原作品所体现出的思想个性和人格精神，这是其屈原研究的主要内容。作者以屈原自杀作为出发点，多方引证屈原作品，逐层展开论述。
　　首先分析了屈原的思想性格。梁氏云：屈原“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他是极诚专虑地爱恋一个人，定要和他结婚，但他却悬着一种理想的条件，必要在这条件之下才肯委身相事，然而他的恋人老不理会他”，“他于他的恋人又爱又憎，越憎越爱，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结果拿自己生命去殉那‘单相思，的爱情。他的恋人是谁?是那时候的社会”。他指出：“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若有美术家要画屈原，把他所写那山鬼的精神抽显出来，便成绝作”。“他在哲学上有很高超的见解”，“他所领悟的，不让前辈的老聃和并时的庄周”，“但他决不肯耽乐幻想，把现实的人生丢弃”。“他对于现实社会不是看不开，但是舍不得”。“他在青年时代便下决心和恶社会奋斗”，“从小便矫然自异”，“拿性命和它相搏”。“他赌咒和恶社会奋斗到底，果然能实践其言，始终未尝丝毫让步”，“到了‘最后一粒子弹，的时候，只好洁身自杀”。这样的论析，确实新颖精深，带有新时代的气息。
　　接着论述屈原的政治斗争。作者盖结合自己政治斗争及其失败的经验和体会，以为《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云云，乃屈原“原定计划，是要多培植

些同志出来，协力改革社会”。但后来“众芳芜秽”，令屈原非常痛心。他说屈原“想改革社会，最初从政治人手”，“无奈怀王太不是材料”。“他和怀王的关系，就像相爱的人已经定了婚约，忽然变卦”，“他对于这一番经历，很是痛心”。“他年少时志盛气锐，以为天下事可以凭我的心力立刻做成，不料才出头便遭大打击”。“他受了这一回教训，烦闷之极，但他的热血常常保持沸度，再不肯冷下去”。“以屈原的才气，倘肯稍为迁就社会一下，发展的余地正多”，但“他断然排斥‘迁就主义’”，而“认定真理正义”，坚持“‘独立不迁’主义”。“中国人爱讲调和，屈原不然，他只有极端，‘我决定要打胜他们，打不胜我就死’，这是屈原人格的立脚点。他说是如此说，做也是如此做”。在这里，梁氏对屈原可谓体会深微，但有些说法也未免有其夫子自道之意味。
　　随后又论屈原对出路的探索与抉择。梁氏说：屈原既“不肯迁就”，那就“丢开罢”!“丢开有两种，一是丢开楚国，二是丢开现社会”。关于前者，“他以为举世溷浊，到处都是一样”，“任凭你走遍天涯地角，终究找不着一个可意的人来结婚”，“有哪一处可以说是比‘故宇’强些呢?故“丢开楚国全是不彻底的理论，不能成立”。而后者即“丢开现社会，确是彻底的办法。屈原同时的庄周就是这样，屈原也常常打这个主意”。“他的神识，亦往往靠这一条路得些安慰”。故其作品中颇多“表现这种理想”的“超现实境界”，“都是从宗教的或哲学的想象力构造出来”。“倘使屈原肯往这方面专做他的精神生活，他的日子原可以过得很舒服，然而不能”。因为“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度，看见众生苦痛，便和身受一般，这种感觉，任凭用多大力量的麻药也麻他不下”。“‘登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这两句真是把自己心的状态全盘揭出”，“他的路于是乎穷了”。作者这些论述，显然旨在揭示屈原对祖国对人民深挚热爱的思想感情。
　　其后又阐述了屈原晚年的心境节操尤其是屈原之死的伟大意义。梁氏云：对屈原来说，“同情心刺戟最烈者，当然是祖国，所以放逐不归，是他最难过的一件事”。他的这类作品“真所谓‘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任凭是铁石人，读了怕都不能不感动哩”!屈原在“阴惨岑寂的自然界中过那非社会的生活，经了许多年”，“他和恶社会这场血战，真已到了矢尽援绝的地步”，但终不肯屈服，“要把他的洁癖坚持到底”。“最后觉悟到他可以死而且不能不死，便从容死去”。梁氏认为屈原的《国殇》“虽属侑神之词，实在写他自己的魄力和身份”。并着重指出：“西方的道德论说凡自杀皆怯懦，依我们看，犯罪的自杀是怯懦，义务的自杀是光荣”。“我们这位文学老祖宗留下二十多篇名著，给我们民族偌大一份遗产，他的责任算完全尽了。末后加上这泪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摩相荡!”“屈原不死!屈原惟自杀故，越发不死!”作者热烈赞美屈原的壮烈死义，激情喷发，溢于言表。
　　在第七部分，作者论述了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梁氏把屈原作品和以前的《诗经》相比较，指出：“三百篇好的作品都是写实感，实感自然是文学主要的生命，但文学还有第二个生命，日想象力，从想象力中活跃出实感来，才算极文学之能事。就这一点论，屈原在文学史的地位，不特前无古人，截到今天止，仍是后无来者。因为屈原以后的作品，在散文或小说里头，想象力比屈原优胜的或者还有，在韵文里头，我敢说还没有人比得上他”。梁氏认为，屈作中“最表现想象力者，莫如《天问》、《招魂》、《远游》三篇”。“《天问》纯是神话文学，把宇宙万有，都赋予他一种神秘性，活像希腊人思想。《招魂》前半篇说了无数半神半人的奇情异俗，令人目摇魄荡，后半篇说人世间的快乐，也是一件一件地从他脑子里幻构出来”。至于《离骚》，灵氛、巫咸与之对话，宓妃、佚女和他谈情，凤凰、虬龙为他服务，无数芳草“都做了他的服饰”，种种地名“都是他脑海里头的国土”。又如《九歌》，“每篇写一神，便把这神的身份和意识都写出来”。“其想象力丰富瑰伟到这样，何止中国，在世界文学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还没有几家够得上比较哩!”梁氏还指出：“从前的诗，谅来都是可以歌的，不歌的诗，自‘屈原赋，始。几千字一篇的韵文，在体格上已经是空前创作。那波澜壮阔，层叠排募，完全表出他气魄之伟大。有许多话讲了又讲，正见得缠绵悱侧，一往情深。有这种技术，才配说‘感情的权(极)化’。”又说“写客观的意境，便活给他一个生命，这是屈原绝大本领”。“这类作品读起来，能令自然之美和我们心灵相触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学”。这是梁氏运用当时新的文艺观点和比较的方法，从创作方法、结构特色、表现技巧等方面，对屈原作品的艺术创造所作的新的阐发和评论，为前人所不及。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启蒙者，梁氏也是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新风气的第一人。此著首次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研究欣赏屈原作品，突破了王逸以来历代注家的研究方法，把屈原作品从经义中解放出来，放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为纯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前人未曾窥探过的角度，论析其深刻的思想性、高超的艺术性及作者生平等，尤其是所体现出的屈原个性和人格，其思路、方法等均给人以新的感受。其视野开阔，议论风发，妙趣横生，见解精当，颇多独特发明，从而给当时和后代研究者以很大启示与影响，成为游国恩、支伟成等人研究的先导。故此著篇幅虽短，在楚辞研究史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此著也有明显不足，一是在关于屈原生平及政治斗争经历的论述中，含有某些臆测附会、代圣人立言的成分。如说屈原晚年脱离政治生活专做文学生活幽居衡岳许多年，显然根据不足，盖以自己的经历去推想屈原。二是因为此著属讲演稿，虽多引证作品，但有些观点盖为即兴发挥，而未能展开充分论述，或有略欠慎思深考之处，似有进一步斟酌完善之必要。
　　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是梁启超1923年在清华大学讲课时编著的一部讲义。两年后由《清华周刊》作为丛书之第一种付梓发表，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为《专集》第72卷。全书共八个部分，分别讲解《论语》、《孟子》、《史记》、《苟子》、《韩非子》、《左传》、《国语》、《诗经》、《楚辞》、《礼记》等十余部“有永久价值”的重要古籍(本来还打算续编，后因故未能)。作者编著此书的目的，是给当时对读古书“引不起兴味”或“苦于没有许多时间向浩如烟海的书丛中埋头钻研”、“苦难得其要领”的学生们提示要领，引导路径，指点读法，“想替青年们添一点趣味，省一点气力。”(自序)
　　《楚辞》为此书第七部分，约7千字，共讲了四方面的问题，其小标题依次为：“《楚辞》之编纂及其篇目”；“屈原赋二十五篇”；“屈原之行历及性格”；“《楚辞》注释书及其读法”。

　　关于《楚辞》之编纂及其篇目，梁氏据王逸《离骚后序》，谓《楚辞》“似是刘向所编定”。对篇目次第，他列表详细对照了“今本”与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之异同，又录朱熹《楚辞集注》之篇目作为补充，并根据洪兴祖、朱熹的论述，认为“欲知刘向、王逸原本，宜遵《释文》，今本非也”。这就为下文考证屈原作品做了准备。
　　接下来在“屈原赋二十五篇”一节中，作者着重考证了《楚辞》中哪二十五篇为屈原所作。因为“吾侪研究《楚辞》，实际上不过研究屈原而已”。梁氏不同意旧说，而以为刘向所集之屈赋二十五篇应该是：《离骚》一篇，《九辩》一篇，《九歌》十篇，《卜居》、《渔父》、《天问》、《招魂》、《远游》、《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橘颂》、《悲回风》、《怀沙》各一篇。因“此说颇奇特”，故特对“《大招》是否屈原作”、“《招魂》是否宋玉作”、“《九辩》作者”、“《九歌》篇数”、“《九章》是否旧名及其中各篇有无伪品”五个问题一一作了钩稽疏证。梁氏认为：“《大招》明为摹仿《招魂》之作，其辞靡弱不足观。篇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语，鲜卑为东胡余种，经冒顿摧灭别保鲜卑山因而得号者，其以此名通于中国，盖在东汉，非惟屈原不及知，即景差亦不及知。此篇决为汉人作无疑，故《释文》本列诸第十六，在全书最末，则刘向编集时殆亦不认为先秦作品矣。故语屈原赋当先将此篇剔出。”关于《招魂》，梁氏云：“此篇对于厌世主义与现世快乐主义两方面皆极力描写而两皆拨弃，实全部《楚辞》中最酣肆最深刻之作。后人因篇名‘招魂’，且中有‘魂魄离散汝筮予之’语，遂谓必屈原死后后人悼吊之作，因嫁名宋玉”。故“宜从《史记》以本篇还诸屈原”。关于《九辩》，因《释文》本次列第二，据此梁氏认为：“夫第一篇及第三以下之二十余篇皆屈原作，而中间忽以非屈原作之一篇置第二，甚可异也。”且《楚辞》中除汉人诸作外，向来拟议为宋玉、景差所作者只有三篇，“《大招》决属汉拟，《招魂》决为屈作”，“仅余此《九辩》一篇，以宋辞而虱屈集，益大可异也”。又“‘启《九辩》与《九歌》’语见《离骚》，或辩、歌同属古代韵文名称，屈并用之。故吾窃疑《九辩》实刘向所编屈赋中之一篇”。关于《九歌》，梁氏承王船山诸人之说，以为《礼魂》“不能独立成篇”，当为“前十篇之‘乱辞’，每篇歌毕，皆殿以此五句”，所以“《九歌》仅有十篇”。关于《九章》，梁氏以为“其中《惜往日》一篇文气拖沓靡弱，与他篇绝不类，疑属汉人拟作，或吊屈原之作耳”。因太史公尚以《哀郡》“与《离骚》、《天问》、《招魂》并举，认为独立的一篇”，并称《怀沙》为“怀沙之赋”，故梁氏又云：“九章之名，似亦非旧”，“全因摹袭九辩、九歌而起，或编集者见《惜诵》至《悲回风》等散篇，体格大致相类，遂仿辩、歌例，赋予以一总名。又见只有八篇，遂以晚出之《惜往日》足之为九”。梁氏这里的考证，与前著《屈原研究》颇有异同。但经过一番增删合并，亦“恰符二十五篇之数”，且云刘向、班固所谓屈赋，“殆即指此无可疑者”。
　　关于屈原之行历及性格，作者既重视《史记・屈原列传》的记述，又认可王懋、朱熹的辩难，以为此传“不宜轻信，更不宜牵合附会以曲为之说”，仅据以勾勒了屈原的大致行迹，谓“屈原为楚贵族，生卒于西纪前四世纪之下半纪，曾一度与闻国政，未几被黜放，放后逾九年乃自杀。其足迹在今湖北湖南两省，亦或尝至江西”。“过此以往，阙疑可也”。作者又从批驳司马光以为屈原“过于中庸，不可以训”的观点和《通鉴》“削原事不载”的做法人手，阐述了屈原的性格，谓“屈原性格诚为极端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最后的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此与《屈原研究》之说大同，唯简略而已。
　　关于《楚辞》注释书及其读法，作者简略介绍了自淮南王刘安以来对《楚辞》作注的情况，只对王逸、朱熹的注释作了评论。梁氏认为：“王逸年辈在郑玄、高诱、韦昭前，所释训诂名物多近正，最可贵”，但对其用忠正之义释篇中之义颇持怀疑态度：“人之情感万端，岂有舍‘忠君爱国’外即无所用其情者?若全书如王注所解，则屈原成为一虚伪者或钝根者，而二十五篇悉变为方头巾家之政论，更何文学价值之足言?故王注虽有功本书，然关于此点，所失实非细也。”“朱注对于此等曲说，颇有芟汰，较为洁净，惜仍有所拘牵，芟涤未尽耳。”因而他告诫青年：“治《楚辞》者，对于诸家之注，但取其名物训诂而足，其敷陈作者之旨者，宜悉屏勿观也。”梁氏还将《楚辞》与《诗经》作了比较，指出其不同的文学风格和创作特点。他说：“三百篇为中原遗声，楚辞则南方新兴民族所创之新体；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立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三百篇为极质正的现实文学，楚辞则富于想象力之纯文学”。其手法技巧“亦不同道，而楚辞表情极回荡之致，体物尽描写之妙，则亦进一步也”。这就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角度，用比较的方法，从艺术上揭示了《楚辞》的新贡献及其特色。梁氏最后还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以此勉励青年学子努力学习和研赏《楚辞》。
　　梁氏此著讲解《楚辞》有关问题及其读法，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且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颇有创见，对当时的青年学生确有启发和指导作用，也给后来研治《楚辞》者以启迪和影响。但此篇的讲述也有缺点。作者以《九辩》为屈原作品，而摒弃《惜往日》于屈赋之外，证据殊嫌不足，失之主观。他对于旧注以为除取其名物训诂外“宜悉屏勿观”的看法，也失之偏颇。
　　三、梁氏的其他有关著述
　　梁氏研究《楚辞》，除以上两篇著作外，还在《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四十)第二节第五部分，把屈原作为“老子所衍生之学派”之一，对其思想学派进行了专门论述。梁氏认为：“当时思想界，大体可分为南北：孔、墨皆北派，虽所言条理多相反，然皆重现实，贵实行；老、庄产地，对邹鲁言之，可称为南人，其学贵出世，尊理想。”屈原生长于南国，“其思想则一大部分受老子之影响”。他的自杀“在思想家中为绝无仅有之事”，然究其原因，“乃感于人生问题之不能解决，不堪其苦闷”。作者列举《远游》、《招魂》、《离骚》、《天问》、《卜居》、《悲回风》、《山鬼》诸篇，分析屈原的思想见解和矛盾痛苦，指出：“彼捧其万斛爱情以向世界，而竟不见答，无可奈何而以身殉之。屈子盖天下古今唯一之“隋死者’也。”又引太史公评语，阐明“屈子深有得于老氏之学，而其厌世思想，与庄子之乐天思想正殊途同归也”。此说颇为新特，也颇有影响。不过屈原是否属于老子一派，亦颇值得商榷。在梁氏之前，屈原总体上一直被当作儒家人物，在梁说之后，关于屈原的思想归属，有人说是道家，如刘师培；有人说是儒家，如郭沫若嘲；有人说是受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如游国恩；有人说是法家，如张纵逸等(第2章)；还有人认为屈原属于杂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此，詹安泰先生曾中肯指出：“把屈原思想派入在某一家的思想体系去，是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的。但是如果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则各家的思想学说，都或多或少对屈原有影响。”笔者也非常赞同詹先生的看法。由此看来，梁氏的说法并不十分妥当。然而他首倡道家说，无疑具有摒弃旧论，另创新说，且开后世关于屈原思想研究与争鸣之先河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功是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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