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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经济社会民主化思想管窥及其启示

作者:未知

  摘 要:孙中山把握当时世界民主潮流向经济领域扩展的趋向,以国家社会主义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路径。针对西方工业化经验教训,孙中山不仅为未来中国选择了国有化的工业发展路径,并且在社会领域也积极探索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对于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以社会福利阻碍政治民主进程的图谋,以及国有经济模式本身的弊端,孙中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的对策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引发普遍的民主政治意识,通过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完善,制约国有经济的方向,最终保证工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分享。事实上,在缺乏稳定政治环境的现实下,孙中山美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理想难以付诸实施,但他在错综复杂历史局面下的广阔视野和探索勇气,值得钦佩和肯定。
  关键词:孙中山;经济社会;民主化;国家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5-0051-06
  对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的讨论,基本都是从经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展开的。一方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孙中山在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设想,其所蕴含的“所有制結构、按劳分配、对外开放等理论”,已经被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所证实的,是行之有效的,但缺乏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的支持,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同[1]。另一方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借鉴德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2];虽具有“多数人富裕”的社会主义精神倾向,但缺乏人民执政保障,同时从操作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打着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旗号,行发展少数人的官僚资本之实,民生主义本质上仍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3],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与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大相径庭。
  从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内容来看,其不仅仅包括经济层面的国家干预,同时也有对西方影响意义更为深远的福利制度。孙中山不仅对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经济发展方式予以肯定,同时对其社会福利措施也是非常赞赏和认可的。通观孙中山对国家资本运作的前提、社会福利的目的和效果等言论,可以发现:无论是国有化工业发展战略还是社会福利,孙中山认为,都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民主化为一体。孙中山对民主潮流的坚定,还表现在对俾斯麦通过社会福利手段,追求专制统治图谋的批评、抵制的态度,孙中山希望通过经济社会民主化,促发民众的政治民主化诉求,最终使民主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彻底实现。
  一、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经济、社会内容
  国家社会主义是孙中山对中国未来在工业化前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统筹规划,包括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福利两个大的方面,国家均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孙中山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私人垄断造成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深刻反思以及寻求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勇敢探索。
  首先,在工业化的发展路径选择上,国有化是孙中山吸纳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方式上的重心。1912年民国成立,同盟会也适时调整其政党纲领,制定《中国同盟会总章》,其中第三条第三款就有“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一语。在随后对同盟会会员的演说中,孙中山具体说到“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以社会主义图国家富强并防资本家垄断流弊,引者加)。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4]323。由于中国尚未开始工业化,大实业的国有化意味着国家从工业化伊始,就需主动介入经济生活,引领经济发展方向,控制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从而使困扰西方的私人垄断问题在中国不会发生,经济民主化在生产领域得以实现。
  孙中山认为,采用国有化工业发展战略是有充足理由的。第一,适于进化法则下的世界工业化和民主潮流,“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4]33即在消解社会发展矛盾下,走上没有激烈冲突和社会分化痛苦的工业化之路。第二,孙中山判断,工业革命以来,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已成为最新的经济进化趋势。“经此(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笞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动车竞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麦可之所以行国家社会主义于德意志,而各国先后效法者也”[5]179,因此“然所可确证者,近代经济之趋势,适造成相反之方向,即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是也” [6]396。第三,德国的国有化的成功事例已被多国所接受和效仿,“德国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十年以来,举世风靡。日本前年杀社会党多人,其政府又主张烟草专卖等事,仍是国家社会主义。可知此主义并非荒谬,世界通行。”[4]442
  关于国有大实业的内容,孙中山并未详细陈述,只是笼统地说“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或说“凡铁路、电车、电灯、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或说“国家各种大事业由政府借债经营,如农田、水利、铁道、电气及其他可专利的事业概收归为国营”。孙中山所具体论述过的国有化工业事项,便是铁路,而这正来自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中铁路国有的启发。“但是丕士麦的眼光远大,先用国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国家经营铁路、银行和各种大实业,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7]311
  国有化不仅在广度上覆盖现代工业部门,在深度上也必须具有垄断性地位,从根本上将私人垄断从工业化进程中排除出去。孙中山从德国工业化发展中发现了未来经济的集中趋向,“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家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 [6]396总而言之,凡是涉及工业化的行业领域,孙中山认为所有权应当归于国有并垄断经营,私人资本在各行业领域的空间又被大大压缩了。   其次,在社会民生福利方面,孙中山以中国未来工业化发展为前提,借鉴俾斯麦的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做法,使未来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主体——工人——受到充分的保护并享有应有的福利,国家必须肩负起主动的责任。在生产上,提出效仿俾斯麦对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等规定,限制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孙中山认为,此举行之有效并扩散到其他西方国家,一改野蛮、不人道的生产方式,使工业化不再是血腥的代名词,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进化的表现之一,“譬如第一种,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护工人的卫生,改良工厂和机器,以求极安全和极舒服的工作。能够这样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便极愿意去做工,生产的效力便是很大。这种社会进化事业在德国施行最早,并且最有成效。近来英国、美国也是一样仿行,也是一样的有成效。”孙中山评价此举 “不仅用国家力量去救济工人的痛苦”,使工人有利,而且“后来德国实行时间减少政策,生产力反为加多,驾乎各国之上。……后来英国、美国也明白这个道理,便效仿德国的办法”[7]366,373。这是工业化发展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必然趋势。这些措施中,不仅有立法对工人人身和工作条件的保护,還涉及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制度对工人带来的好处。
  在社会福利上,孙中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借鉴建立在工业化背景和消费理论基础之上。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于工业化与其中的个体生活关系的概括,便是消费理论。“实业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消费的社会,不是专靠生产的资本。……因为实业的中心要靠消费的社会,所以近来世界上的大工业,都是照消费者的需要来制造物品。……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所以工业实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7]376-377孙中山竭尽全力投身革命,其最终的目标是使中国富强,人民幸福。所有国民公平地享有前所未有的工业化物质财富,则是文明进步的最终落脚点。
  因此,孙中山的整体思路是,在工业化之中,以国家为主导,排除私人垄断,是人民享有幸福的第一步;国家和人民之间形成工业化下的大规模雇佣关系,私人资本所造成剥削关系不占主流,人民通过这种工业化参与方式,就能够得到其所应占有的劳动成果,此为第二步;以国家资本创造的财力,建立全覆盖的社会福利体系,成为预防个人意外风险,维持个人消费能力的重要保障,这种对个人的福利和消费的支持措施,将产生对生产领域的良性刺激和回馈,使工业化的发展真正成为个人幸福的来源。
  在孙中山的言论中,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福利体系,但在他对民生主义实现的未来社会场景描述中,可以窥见他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与个人幸福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孙中山坚信,国家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所以这些描述都以社会主义在中国未来实现场景所体现的。
  教育和养老成为出现次数较多的内容。关于教育,国家规定法定入学年龄,承认国民拥有教育权利,期间完全免费,以通过教育使每个人开启心智,各从事其力所能及的工作,回馈社会。关于养老,建立养老金和公共养老院制度,国民达到一定年龄,便可享受国家年金的福利待遇。关于医疗,建立公共病院对贫者免费提供医药和诊疗。关于失业保险,提及俾斯麦建立“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金……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也透露出为中国工人建立类似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想法。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宣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与养老、育幼、残疾人福利、义务教育等并列为“民生主义所有事” [7]120-121。简而言之,孙中山希望通过对社会福利措施的采用,为国民终其一生的生活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而最终达到 “(每个人)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4]524
  孙中山的经济社会领域民主化主张具有积极的意义。他将工业化落脚在“人民的生活”,通过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介入,使工业文明成果公平地分配,每个工业化参与者都能得到应有的劳动成果,并且在国家的福利照顾下,享受拥有保障的幸福生活。这是孙中山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思想中人本主义,将其由小农手工生产阶段带入了工业化生产阶段。工业化所带来的惊人的生产力,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传统理想社会模式“大同世界”就有了可期的物质基础。以往在贫困条件下的平均主义“不患贫而患不均”,被丰裕物质条件下的公平观所取代。在诸多社会福利措施中,孙中山对养老和教育的强调,使传统福利思想中对老幼等弱势群体的关怀得以继承,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建立公共花园等方式,保证个体精神愉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通过公共产品提供精神福利的主张。通过福利制度化,以国家行为强化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效果,使社会福利在工业化条件下发挥更深远的作用。
  二、民主政治与经济社会
  孙中山虽然对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工业化道路和社会福利制度化上推崇之至,但仍对其妨碍民主政治的做法坚决批评。1912年,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他就提到 “德国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何以孙中山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民生主义所模仿对象,并且既然孙中山一直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一种,为何国家社会主义此时又成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呢?
  对于这个矛盾的解释,还需检视孙中山的社会进化观中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孙中山认为,政治民主是历史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虽仍未完善,但打破了君主独裁;在当时的阶段,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对民主潮流继续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新方向,是在不言自明的政治民主前提下,在社会经济领域进一步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导致的不平等,将政治平等和民主制度的价值核心——平等,继续向社会经济领域发展的最新社会模式。在此次演讲语境下分析,可以看出,这里的“国家社会主义”主要指的是工业国有化方面,如他接下来提到的日本政府烟草专卖、其所主张的对未来中国铁路国有化;这里的“社会主义”则应当具体指政治民主[4]441-442。孙中山对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优劣的评判,在日后的文字中仍有体现。   在1924年的《民权主义》演讲里,孙中山分析了俾斯麦如何破坏政治民主的手段。他一方面赞赏“丕士麦执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国变成很强的国家,有了那种大功业”,即以经济国有化使德国完成工业化,以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孙中山指出 “人民得了这种主义,便不热心去争民权,要去争经济权。……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丕士麦用这样方法对待社会主义,……到了人民无问题可争,社会自然不发生革命。所以这是丕士麦反对民权的很大手段。”孙中山清醒地发现,俾斯麦以社会福利等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弱化其政治参与的决心和热情,阻挠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俾斯麦逆潮流而行,以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民主化主张,反对社会主义主张中本应具有的政治民主内核,使在工业化中起主导作用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毫无话语权,专制统治仍保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最后丕士麦见到人民主张民权,知道不能压止,便用国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也是民权的障碍。”[7]308,310-312
  俾斯麦的做法清晰地展示了政治独裁和社会福利共存的可能性。孙中山明确提出,民主政治是经济国有化和社会福利制度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种需要不仅呼应了孙中山一直提倡的民主化潮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扩展,而且也有规避国有经济弊端、保证国有经济发展方向和促进政治民主的深远意义。
  首先,民主政治具有克服经济国有化弊端的作用。从以上孙中山对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借鉴吸取上可以发现,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作用非常关键,即国家垄断经济和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使国家对个体而言,拥有绝对、压倒性的生产和分配的权力。而政治民主制度则是可以制衡这种庞大权力的副产品,这也是从孙中山对经济国有化存在的问题的认识中得出的结论。国有经济首要面对的便是效能问题。1922年在与西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余亦深知经验已告吾人以国家社会主义确有缺点”,如国有垄断领域广泛、控制力强,造成行业缺乏竞争和成长的动力(“许多事业……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国有企业对市场反应缓慢造成浪费(“其中自不免许多耗废,但此泰半因其目的纯在尽速尽量生产,不顾费用之多寡,对于获利与否或供过于求与否,皆未尝措意耳”),但孙中山乐观地判断,“国家社会主义在<最>近的将来亦将遭许多阻力,迨经数十年之经验后,阻力自可渐消。”其理由便是:“余以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矣。”[6]635-636这个谈话反映出孙中山对国有化存在效能弊端的客观认识,但与能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宏愿相比,孙中山认为这些经济方面的瑕疵是可以接受的。
  其次,民主政治是保证经济国有化方向的基石。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观的出发点来自“公共利益”,如何能使国家的代理人——政府全身心投入此事业之中,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政治运行机制以及一个民主政府的建立。政府代表国家持有国家所有重要工业资产,在全社会行使公平合理分配各种社会资源的功能,其意义至关重要。而德国提供的例证却是,一个专制的政府也能够做同样的事情,通过社会福利的安排,麻痹了工人阶级斗争,使专制统治在风雨飘摇中得以延续,这就引起了孙中山对俾斯麦的社会福利中隐藏的政治独裁图谋的批评。孙中山曾就民国铁路国有与满清政府铁路国有做过比较,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经济国有化背后是否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虽然国有之策,满清政府以之亡国,吾人所反对者也。然则向之反对铁道国有者,岂与本政纲抵触者乎?是不然,满清政府者,君主专制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满清政府之所谓国有,其害实较少数资本家为尤甚。故本会政纲之次序,必民权主义实施,而后民生主义可以进行者此也。”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只有在政治民主的保障作用下,“苟土地及大经营皆归国有,则其所得,仍可为人民之公有。盖国家之施设,利益所及,仍为国民福利,非如少数人之垄断,徒增长私人之经济,而贫民之苦日甚也。”[4]338-339
  最后,针对中国革命面临的复杂形势,数种革命“一齐袭来”,孙中山提出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民主共进的观点。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中,他明确提出民生主义(以国有经济和社会福利避免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以此促进国民政治民主意识的萌发,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过程,建立和巩固政治民主制度,最终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民主化。即“余所以主张民生主义制度者,盖欲用一种制度,使国民对于国事发生直接之兴趣,愿全国人民皆享受其生产之结果”。
  由此,孙中山对政治、经济民主相互关系的认识是:首先,经济社会民主化是民生主义的价值所在,“但欲行一方策,使物产之供给,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此即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的定义。余将使劳工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这就是以社会主义和民主化领域的扩展的方式,对西方贫富分化社会问题的解决。其次,承认在工业化基础薄弱的中国,空谈工业化成功后的美好生活无异于画饼充饥, “此种思想,固难达到,但吾人当努力以求理想之实现,以改良社会之情状,使臻于完善之域也。” 因此关键在于实干和巧干,前者在工业化、后者则在政治民主化的背書。最后,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未来经济社会生活的保障作用,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均从零出发,借助二者同时启动的时机,通过其相互促进的作用,使 “政治与实业皆民主化”最终实现。
  总之,孙中山具体的规划是,采用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式实现工业化,“依照此种计划,生产将日益增加,以最少限度之穷困与奴役现象,以达到最高限度之生产。”形成规模强大的国有经济;以经济社会民主原则为出发点,民主政治的政府对国民承诺就具有了可靠保障,实现“对于待开发之产业,人人皆得按其应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劳力结果之全部,获得较优良之工作状态,并有余暇之机会,可以思及其他工作以外之事件。如此,劳工必能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此种娱乐与幸福,本为一切人类所应享。但在他国,劳工与穷苦之人,常无享受之权利耳。故在一个民族之中,须给人民全体以生活之机会,并与以完全之自由。此即余之希望。”[4]487-493只有在这样未来的指引下,民主平等才会在中国全面、稳步地实现。   从孙中山对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的吸纳与排斥,足见其鲜明的倾向:对工业化路径的国有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借鉴,绝不以牺牲政治民主为代价,这也反映出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二者间的依存关系。如果再向后看,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以民生主义为名所实施的“官僚资本主义”及其背后独裁专制政权,官僚经济与专制政治的携手共存等乱象,正是对孙中山民主潮流扩展和政治民主原则的彻底背叛所产生出的一个典型错误例证,不能也不应视其为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规划的失败。
  三、意义与启示
  孙中山从进化观和世界发展的角度,识别并迎合民主潮流的大势,那么在他的革命中,如何适应这种平等化在社会生活的扩展,就成为其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因;孙中山对俾斯麦专制政治图谋的反对,也是建立在民主潮流不可逆的认识基础之上。但是,孙中山其实也多少意识到,俾斯麦能够顺利推动工业化和社会福利制度化的前提,是统一的德国和强大的中央政府,这样才使俾斯麦能够强力压制反对声音,强行推行其既定经济、社会政策。
  孙中山一直所期盼的平稳的民主政治制度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以工业化发展救中国人大多数的“贫”、以“人人发财”的民生主义为号召,试图触发民众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从始至终根本没有出现,民生主义陷于空谈,假借民生主义之名的官僚资本大行其道。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孙中山民国初年就提到的“必民权主义实施,而后民生主义可以进行者此也”的循环,政治是否良性运行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的主观愿望是非常美好的,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但是政治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始终要先行,政治态势的稳定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否则,就如德国虽然最早草草建立起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消除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完成工业革命,但政治上的民主化直到二战后才进行了补课,由威廉德国至纳粹德国的传统独裁政治谱系才被彻底颠覆,以社会福利换取不同类型的专制统治的伎俩终于破产,但德国整个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孙中山真诚地希望中国走上一条独特的、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完成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伟大使命。虽然这些想法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成熟,但孙中山所探索的路径和指明的方向,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和长期努力奋斗的方向,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使当今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加速推进,以经济社会民主化为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群众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得到了切实的好处,无数仁人志士所期盼的全面小康社会正在中国大地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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