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客服

咨询热线

论党内政治生态治理

作者:未知

  〔摘要〕 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史的核心篇章,是党的一项根本性与基础性建设。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实际状况和演化变迁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基本历程大致可分为重塑与优化、整顿与调适、冲突与革新、治理与优化、净化与重构等几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实践蕴藏着管党治党的丰富思想和宝贵经验:要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坚持正确思想路线,重视科学理论指引;树立问题导向,强化意志品质;提高制度意识与法治意识,健全治理载体;运用科学思想方法,提高党内治理科学化水平。
  〔關键词〕 改革开放,党内政治生态,政治建设,历史进程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3-0074-06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史就是一部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发展变化的演化变迁史,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史的核心篇章。在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与历史经验之中蕴含着怎样的思想与逻辑、思路与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经历了哪些历史阶段?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经验?对于以上问题,理论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我们在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历史进程的考察中,总结和提炼了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涵养,以期更好地推动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切实提高新时代管党治党水平。
   一、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党的一项根本性与基础性建设
   党内政治生态是集政治行为主体、政治环境、政党文化、纪律规矩、制度体系于一体的生态显现和状态反映,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与政治本色、党内风气和工作作风、从政环境和廉洁状况、党内制度法规体系建设状况及运转效能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和系统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总结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洞悉党的自身建设存在的新状况与新问题,全方位开启管党治党的伟大实践,明确提出了“政治生态”的重要命题,并多次提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战略要求。对党内政治生态的高度重视源于党内政治生态的功能作用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明确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1 〕37。这一重要论断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上升到了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和生死存亡的战略位置,指明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所具有的基础性与根本性的属性功能。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政治生态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决定着党内治理的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进而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最终成效,因此具有根本性。同时,党内政治生态治理还涉及党的建设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组织架构、作风形象、法规制度、文化氛围、监督体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某种政治生态环境是由参与党内治理的诸多要素综合作用而得以形成的,而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更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凝神聚气、强基固本的内在要求,因此具有基础性。
   作为自党诞生以来就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客观状态,党内政治生态是一个政党组织自身治理、进化、发展的软性环境和柔性空间。党内政治生态的提出及其实践,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党提高了在特定环境和组织氛围中对于规范党员行为、加强党的建设重要意义的规律性认识。早在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就提出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他指出,“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2 〕938,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党性修养、从政品格与高度自律固然重要,但是特定政治生态环境下所蕴藏的某种倾向、讯息和组织文化氛围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现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充分表明了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对党员廉洁从政的重要影响,正所谓一个池塘中有一条鱼死亡,那是鱼个体出了问题,如果有大量鱼死亡,那一定是整体环境出了问题。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每一生态系统的总体状况是处于其中的生命种群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样,党内政治生态是由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与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客观状态和政治氛围。党内政治生态不仅是一种外在的状态呈现与表现形式,更是在其中蕴藏着某种鲜明的价值导向、行为规约与组织氛围。某种特定的价值导向和组织氛围一旦形成,就会以一种相对稳态化的形式对其生命个体产生持续的柔性引导效应。换言之,处于某种政治生态中的个体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熏陶和支配,这种柔性引导效应难以察觉而又威力巨大,对党内治理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在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中,党内健康力量会得到巩固和上升,党的事业会繁荣发展,反之,在恶劣的党内政治生态中,党内消极力量就会占居上风,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正如习近平所讲,“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就会滋生权欲熏心、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一系列问题,侵蚀党的思想党的基础” 〔3 〕。事物的属性与结构决定着其功能,党内政治生态因其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导向性等独特功能而对党的内部治理以及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功能,不仅深刻影响着党的建设的总体效果,而且关乎党的形象的塑造与优化、关乎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的生成,关乎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使命的顺利完成,因此,“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 〔1 〕33。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战略任务的提出是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的顶层设计,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有利于强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党内造就一种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和党的团结统一的良性运行的政治态势,形成一种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政治倾向,营造一种人心顺畅、正气充盈的政治氛围以及干事者得利、有为者有位的从政环境,助推管党治党实践迈上新境界,以更好地完成新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历史进程
   党内政治生态正式提出虽然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但是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作为一项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内在地包含在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实际状况和演进特点,可将其基本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78-1982年: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塑与优化。新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由于“左”的急躁情绪在党内的持续蔓延,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破坏,政治生态系统呈现出不健康和不正常倾向。面对改革开放初期艰巨繁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为了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證,邓小平作出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报告》,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些重要文件和报告对这一时期重塑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党中央在思想政治、作风建设、干部队伍、组织体系、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各个领域综合施策,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系统严密的思路举措重塑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逐渐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态由恶劣到优良、由不健康不正常到健康正常的转变,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传统和优良作风,完成了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塑。这一时期是我国在经历历史大转折和时代大变革背景下,党内政治生态从不健康、不正常状态过渡到积极健康、安定团结、生动活动状态的关键转折点,重塑与优化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一对基本逻辑。重塑是从深层次上消除“文革”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彻底扭转党风不纯不正的状态,消除党内一切不良倾向,恢复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优化则是在重塑的基础上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调动起党内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干事创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营造人心顺畅、正气充盈的优良政治环境,重塑重在“破旧”,进而解决党的纯洁性问题,优化重在“立新”,进而发挥党的先进性作用。
   (二)1982-1989年:党内政治生态的整顿与调适。党的十二大作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大部署,迫切需要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环境,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时期,随着我国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商品交换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思潮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党内政治生活之中,对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产生了消极影响,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出现了精神污染、组织涣散、作风恶化等问题。针对当时党自身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与组织不纯等突出问题,党中央为党内风气的改善与政治环境的优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1983年10月,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对党内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治理整顿,进一步消除十年动乱流毒,修复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的深层次破坏,例如,通过清理“三种人”达到纯洁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生命系统的目的,要求全党加强纪律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维护党内政治生态常态化运行的良好秩序;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良倾向,反对党的政治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家长制和派性作风,大力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维护党中央权威,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结束了党内政治生态运行的无序混乱状态;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刹住党内存在的歪风、官气、邪气,建设党内廉洁政治,恢复了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纯洁状态。此外,还在领导制度与干部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推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有计划有步骤进行整党等方面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实现了正常化、健康化,党内政治生态得到了整顿与调适。
   (三)1989-2002年:党内政治生态的冲突与革新。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受到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在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共同作用下,引发了1989年政治风波,党内政治生态出现了局部冲突与动荡,党中央及时果断处理,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这一时期,邓小平深刻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4 〕314 1989年8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根据这一《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对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涉及到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进行了认真的清查和清理,对被恶化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进行肃清和整顿。与此同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坚决同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作斗争,进一步纯洁了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系统。这一时期,党中央经受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考验,同时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展了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讲教育”等学习教育活动,要求把反腐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的治理原则,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的政治生态土壤,采取了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完善和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等重要举措。江泽民还发表了《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奋斗》的讲话,提出了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确保各级领导核心由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组成等重要思想,随着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深入推进,党内密切联系群众和清正廉洁的良好风气得到弘扬,党风政风实现好转,推动了该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与革新。
   (四)2002-2012年: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与优化。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部署,而作为一种政治环境与生成土壤,党内政治生态状况对党的执政能力的生成与提高具有重要影响和制约作用。这一时期,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始终保持清醒认识,逐步确立了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 〔5 〕38,强调要“强化组织功能,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浓厚党内生活的原则空气,坚决反对好人主义” 〔6 〕466,进一步优化了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环境,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系统得到维护;提出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命题,反映了把握党内政治生态治理规律性、提升治理有效性的要求;着眼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坚持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并强调领导干部尤其要发挥表率作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在全党范围内的开展使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提升了党内政治生态生命系统的主体功能;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作为推进腐败治理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目标,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基本方针,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得到了系统布局和全面构建,为这一时期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和重要遵循。此外,中央对农村、企业、城市社区、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治理也作出了一系列部署,推动了这一时期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和优化。    (五)2012年至今: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与重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命题,开启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狠抓作风入手,紧紧围绕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使党内风气得到明显扭转,全党面貌大大改善,取得显著治理成效,党内政治生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而得到了全面优化与系统重构。根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历程的治理侧重点、不同思路举措以及治理载体,结合对政治生态治理形成的新鲜经验和规律性认识,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历程可归纳为开端、发展、深化和升华四个基本阶段,体现出了“从治标入手,形成震慑→从作风抓起,營造氛围→以制度巩固,德法结合→用文化育成,标本兼治”的治理逻辑。在卓有成效的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实践中,习近平围绕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 〔1 〕33;“要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44;“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7 〕;等等。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了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重要功能、治理思路、治理载体、优化举措等方面的重要内容,探索形成了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新认识、新理论和新思想,充分提高了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科学认识,初步形成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科学理论体系,使我们党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规律性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事业遭受重大挫折背景下开展的,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果断决策、扭转局面、开启管党治党新征途的生动实践,该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蕴含着管党治党的丰富思想和宝贵经验。
   (一)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注重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自身建设的传统与优势,作为一种强化党的政治属性、营造党内政治氛围、涵养优良政治环境的政治建设行为,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受到了党的历届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指出:“需要一种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该继续下去。” 〔8 〕1029“空气”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本质上就是一种组织氛围和组织倾向,亦属于“党内政治生态”的构成要素之一。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 〔9 〕443江泽民强调,“决不能让腐败行为有‘宽松的环境’,决不能让腐败分子为所欲为、逍遥法外” 〔10 〕534。此处的“宽松的环境”意指滋生腐败行为的文化土壤、制度环境和政治氛围,指明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对于反腐败斗争所具有的重要功能。胡锦涛也要求,“着力树立公道正派、真抓实干、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良好形象,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环境” 〔6 〕467。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明确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11 〕。可以说,党的历届中央领导人都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优良党内政治生态的营造,充分认识到了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对于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系统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重要战略意义。在新时代,党自身面临的实际状况、承担的历史使命、实践的发展需要,都对营造优良党内政治生态产生了迫切需要、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充分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在新时代管党治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加强对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引向深入。
   (二)坚持正确思想路线,重视科学理论指引。思想路线是影响党内政治生态状况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因素,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性是确保党的领导方向正确、党的组织团结统一的重要前提,也是营造优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思想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讲,“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 〔9 〕163。如果思想路线出现失误,党的政治路线就会发生偏离,政治生态系统运行就会失去指引、发生紊乱异化,出现各种“左”和右的错误,进而导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误入歧途、遭受损失,这方面教训十分深刻。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发起了全党思想解放运动,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破除纠正了党内僵化思想和不良倾向,将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党内政治生态才步入了科学、有序、稳定的治理轨道。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党内政治生态的有效治理奠定了思想基础。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重要基础,因此,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通过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着眼于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力推进理论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廓清思想迷雾,提高认识水平,实现主观与客观有机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党内政治生态状况与国家政治生态状况紧密相连、密切相关,党自身治理得好,国家就兴旺发达,人民就幸福安宁,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历程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基本逻辑。这就要求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应随着形势的不断变迁灵活调整治理思路与策略,实现搞好党的自身治理与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两者的有机统一,在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进程中更好地完成党的使命承担。
   (三)树立问题导向,强化意志品质。一般而言,决定党的建设成效的衡量标准有三个:第一,党的建设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第二,党内积极健康主体力量是否占居主导地位;第三,是否具备管党治党的坚强决心勇气与顽强意志品质。党内政治生态的动态性与开放性特征决定了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长期性、艰巨性的治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两大关键性因素,即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树立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永远在路上的战略定力,保持坚定决心勇气和顽强意志品质。树立问题导向保证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思路与治理举措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强化意志品质则保证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成效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 〔1 〕185,走出了“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治理怪圈。邓小平曾提出腐败治理要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重要思想,“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12 〕327。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态什么时候抓常、抓长,什么时候就环境优良、风清气正,反之则歪风横行、弊病丛生。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保持常抓的韧劲与长抓的耐心,坚持“有什么问题查清什么问题、发现什么问题查清什么问题”的鲜明导向,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四)提高制度意识与法治意识,健全治理载体。制度和法治是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两大基本治理载体,实现制度化与法治化也是优良党内政治生态的两大核心要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4 〕327。江泽民指出,“要坚持和完善能够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和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一整套制度,并用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教育等各种手段来保障这套制度能够得到严格遵守” 〔13 〕575。胡锦涛指出,要“强化组织功能,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浓厚党内生活的原则空气,坚决反对好人主义” 〔5 〕466。习近平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1 〕111。一般而言,治理载体决定治理方式,治理方式决定治理效果,制度化与法治化治理载体可以有效保证党内政治生态在稳定、有序、规范轨道上演化变迁,弱化个人意志和个人主张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干扰与损坏,克服党内政治生态进化的随意性与无序性,是防止党内政治生态系统运行紊乱失调的根本保障,因此,“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 〔14 〕96。新形势下优化党内政治生态,要始终维护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体系,发扬批评与自我评、团结—批评—团结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尤其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以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严肃高效的制度执行规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内团结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巩固党的组织纪律性,克服党内软弱涣散、自由无序的状态。要将禁止性规定与激励性倡导有机结合起来,以制度化导向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政治生態主体发挥自身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内政治生态良性循环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五)运用科学思想方法,提高党内治理科学化水平。党内政治生态是存在于一定社会政治环境之中的党员干部之间以及党员干部与各级党组织之间在长期政治生活中交互作用形成的整体状态和发展态势。有学者指出,“党的各个方面建设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彼此之间相互关联,构成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 〔15 〕,政治生态治理虽然不是单单属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之中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但又与党的各项建设息息相关,党内政治生态整体状况形成于斯而超越于斯,具有复杂的内在结构、构成要素与系统功能。因此,提高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成效需要坚持科学的方法和治理举措,毛泽东曾指出:“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 〔16 〕512在纠正党内不良倾向时,邓小平强调,“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 〔4 〕14。江泽民也强调,“防止工作的片面性,需要引进科学方法” 〔17 〕150。胡锦涛指出,“科学方法的运用对提高党的建设水平至关重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既要有决心和信心,也要有科学方法” 〔18 〕169。习近平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19 〕。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实践正是坚持科学的治理思路与治理举措,在坚持破立并举、扶正祛邪的基本理念下逐步实现整体优化的。新时代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要坚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的基本原则,从政治生态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实际问题出发,既要注重党内政治生态现状与治理困境等静态分析,又要掌握党内政治生态治理趋势与演变态势等动态分析,既要善于观察党内政治生态现象和症候的“解剖学”,又要善于剖析党内政治生态各项要素相互作用机理和形成机制的“病理学”,在进行深入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科学认识影响党内政治生态状况的核心要素和系统要件,深入把握党内政治生态的生成本质和系统功能,增强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系统性、科学性、创造性和有效性,以科学的理念引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不断提高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一些代表团审议〔N〕.人民日报,2017-03-08(01).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6〕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N〕.人民日报,2018-07-01(01).
  〔8〕邓小平传(1904-197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1〕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4-07-01(01).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5〕齐卫平.改革开放 40 年党的作风建设发展述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05):41-49.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7〕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9〕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7-07-28(01).
  责任编辑 陈 鹃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48485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