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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作者:未知

  〔摘要〕 当今中国正在经历新的政治实践,需要构建政治学话语来总结新经验、供给新知识、产生新理論、推动新实践。改革开放40多年来,西方政治学在带来新概念、新话语、新方法、新理论和新知识的同时,也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出了仍需反思和解决的本土化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构建话语体系是推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和科学化的需要。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并不意味着拒斥西方政治学话语,而是要立足中国的治国理政、改革开放、民族国家建构和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政治实践,着力增强中国政治学自身的概念传播力、知识创造力、理论创新力和话语影响力。
  〔关键词〕 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立足点,着力点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3-0055-06
  近些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构建倍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1 〕中国政治学同样面临着构建话语体系的问题。事实上,自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话语体系的构建一直都是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2 〕180-181中国政治学恢复之初,“国内学者首先研究和介绍了国外有关阐明政治学的对象、范围、任务、理论、方法等政治学原理的论述,曾先后将美、苏、日、德等七个国家有关论著介绍给国内读者。这对我国开展政治学研究工作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3 〕。在恢复、重建、发展的40多年历程中,中国政治学者的学术自觉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走上了一条极不相同的道路,即使是那些已经风靡于世的国外政治学理论,往往也很难解释和预测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许多中国政治学者很快就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照搬国外的政治理论,不仅无助于解释中国特色的政治现实,而且也会阻碍中国政治学的进步与发展” 〔4 〕。4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上仍有诸多亟待探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需要中国政治学适时作出科学阐释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是与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学科。人类社会的生动政治实践,为政治学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1 〕。这些变革和实践,一方面给政治学的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国政治学适时作出新的更科学的阐释。
   当今世界政治学的主流话语,多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政治实践,根源于西方社会的实践经验,关照的多是西方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运行逻辑。因此其中的许多概念和话语,要么存在对中国发展的阐释力不足问题,要么存在语境适用偏差等问题,若沿用或套用此类话语来阐释中国的政治实践,就难免生搬硬套或削足适履。以“治理”话语为例,西方的治理概念和理论,在治理的主体上,“存在着一个由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公私行为体(如个人、组织,公私机构,次国家、国家、超国家,权力机关、非权力机构,社会、市场、国家等)”。在治理基础上,则是主张“超越国家权力中心论” 〔5 〕。总的来说,西方的治理话语,有着鲜明的多元共治、合作治理等特征或隐喻。然而,中国的治理实践和中国政治的治理语境与西方的治理话语明显有别。相反,当今中国的治理话语,既有国家治理的内涵,也有全球治理的指向。单就国家治理而言,正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6 〕20。因此,治理主要指的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即在党的领导下,由政府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来整合和动员治理资源而进行的全方位治理。若用西方的治理话语,显然不足以阐释中国的治理实践。
   西方的许多政治学话语,由于受政治话语的决定或影响,多带有价值预设或意识形态偏见。如“民主”概念和理论,不论是西方的政治学话语还是政治话语,在看待和认知此类问题上,事实上都是将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实践当作了人类民主的范式和样本,将他们的民主价值理念视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并用既定的价值预设来衡量、评判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甚至话语先行向外输出所谓的政治价值和民主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价值或模式输出,大多引发了相应国家的政治动荡。当今世界,不论是民主的价值理念还是政治实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类社会实现民主的形式和途径也是丰富多样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有着不同的进路,但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上,若用西方政治学的民主话语体系,显然无法阐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民主政治的话语缺失,有时则会让我们陷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滋扰与束缚中。如2016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旗下的信息情报社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就公布了2015年度全球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评估报告。在该报告纳入统计范围的16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就以3.14分(总分为10)位列第136的排名继续被贴上了所谓“专制独裁”的标签 〔7 〕。
   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学话语,还暗含着必须加以警惕或规避的“话语陷阱”。话语陷阱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国际舆论结构之下经常面临的问题……具有严重的负面性影响,或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政治合法性削弱,或带来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甚或造成政息人亡” 〔8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家发展进程的加快,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软实力较量的新领域。一些西方国家在话语竞争或国家间博弈中蓄意创设“话语陷阱”。如西方所谓“宪政”主张的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一人一票”式的自由民主选举等,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和人民民主有着本质区别 〔9 〕。又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为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就大肆宣扬“修昔底德陷阱”,其弦外之音是“中国挑战了美国,两国就必有一战,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要准备打仗” 〔10 〕。对这些陷阱,我们除需保持警惕,还需增强理论自信,避免人云亦云而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    中国的政治实践有着自身的政治运行逻辑和特性,这一逻辑和特性同西方国家有着显著差異,需要且仅有中国自己的政治学方能作出科学恰当的阐释。不论是盲目借用还是套用西方的政治学话语,都不足以阐释中国的政治实践。然而,“我国的政治学界目前尚缺乏一个系统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 〔11 〕。有学者甚至不无担忧地指出,“西方政治学的盛行与盲目崇拜引起了本土政治和学术话语权的丧失”,若“盲目崇拜西方政治学,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在分析中国政治问题时,刻意迎合西方政治学理论,再不自觉地运用到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上,就有可能偏离或扭曲中国的实际情况” 〔12 〕18。而这种偏离或扭曲,都有可能导致在研究中有意无意用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价值标尺来衡量或评判中国的政治实践,最终得出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论,都将不利于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构建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实为阐释中国政治实践的客观需要。当今中国正在经历新的政治实践,更需要借助政治学话语的构建来总结新经验、供给新知识、产生新理论、推动新实践。
   二、构建话语体系是中国政治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不可否认,“我们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于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更不会运用我们发展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13 〕3话语体系构建的迟滞和话语权的缺失,不仅使得我国的许多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得不到适时、科学的阐释,而且也制约了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健康发展。以至于“长期以来,在研究政治时,我们中国学者已习惯于扮演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和进口者这种角色” 〔13 〕18。必须看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西方政治学在带来新概念、新话语、新方法、新理论和新知识的同时,也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要。
   构建话语体系是推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需要。本土化问题本身是学术自觉的结果,并不是和国际化对立。关于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有学者就不无担忧地指出:“学术界大量吸收西方政治文明成果,虽然丰富了政治学研究,但也带来了严峻的本土化问题。” 〔12 〕事实上,在那些起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领域,只要话语权仍被西方学术界所主导,本土化将一直是无法绕开的问题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学者就开始了本土化的自觉 〔14 〕。本土化的实质,是在辩证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学的概念、知识、理论、方法的同时“批判地吸收,创造性地思考” 〔13 〕18,立足但不局限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和中国政治学自身发展的实际,来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构建,关键还需要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来自觉推动和完成,不仅要创造和形成我们自己的概念、知识和理论来科学阐释中国自身的政治实践,还要使在这些概念、知识和理论基础上所构建的话语体系成为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的工具。
   构建话语体系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学科学化的需要。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真正面临的议题是科学化,“即如何将政治学发展成一门社会科学” 〔15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曾一度被当作“伪科学”。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历经了近40年的长足发展,但科学化水平还有待提升。在作为“科学”的理论阐释力上,不仅需立足并着眼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增强对中国政治现象的理论阐释力,还需放眼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变迁和政治发展实际来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理论阐释力。在作为“科学”的学科支撑力上,与经济学等学科相比,目前中国的政治学及其研究,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概念知识等方面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的支撑力仍相对有限。所以作为“科学”的政治学,科学化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就是话语本身的科学性,即政治学话语应厘清学术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自觉实现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真正用学术话语来分析和阐释中国的政治实践。
   构建话语体系还是凸显中国政治学的“中国特色”需要。立足中国实践来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在话语体系上与西方拒斥、割裂而自言自语。相反,应通过话语体系的构建来弥补话语的缺失,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能力,立足中国政治实践来凸显“中国特色”。在话语上,政治学的“中国特色”首先源于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纵观世界,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新实践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中国无疑都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这些新实践和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学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实践经验。其次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这种长期执政的实践,不论在研究议程的设置还是在政治学话语的创制上,都给中国政治学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可长时段跟踪研究的生动样本。
   构建话语体系更是推动中国政治学形成“中国气派”的需要。政治学的“中国气派”,本质上是中国政治学应有理论自信的体现。人类的知识和文明本身并无国界,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人类知识谱系和文明版图中是否能建构起特定的学科话语体系,以及在既定研究领域是否掌握话语权,对形成社会科学的国家气派和理论自信至关重要。与西方知识界的政治学相比,中国政治学之所以迟迟未能形成自己的“中国气派”的原因之一,就是话语体系的迟滞甚或缺失。作为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之一,政治学担负着阐释政治现象、探索人类政治社会政治生活基本规律的理论重任。当今中国的政治学,不仅需阐释好中国的政治实践,还需在与西方政治学界交流对话过程中面向世界来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提高对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政治现象、政治行为的阐释力,尤其是在一些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上形成有阐释力和影响力的理论。
   中国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面临着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学科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学学科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学科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要看能否建构起一个可以和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的话语体系。很显然在这一点上,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立足点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也是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立足点。政治话语来自政治实践或政治生活實际 〔16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须立足于中国的政治实践。这些实践主要有:
   一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逐渐引起海外关注 〔17 〕。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国家发展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越来越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首先应立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来构建话语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立足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和从严管党治党的政治实践,构建有利于塑造提升中国共产党自身形象的政治传播话语体系;立足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政治实践,围绕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建执政话语体系;立足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实践,构建坚持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的领导话语体系;立足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建设需要,构建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认同话语体系。
   二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政治实践。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18 〕40多年改革发展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实践。在4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实践中,整个中国社会不论是思想、文化、理论、制度,还是实践等领域都经历了深刻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些变革、成就和经验,都有待从学理上进行深入总结和阐释。改革开放的40多年,也是中国不断发展的40多年。40多年改革发展的政治实践,使得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国家更加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更加雄厚,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然而,“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9 〕。在新时代,要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继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成功经验,必须继续立足中国改革发展的政治实践来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
   三是中国民族国家构建和建设的政治实践。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论是在国家构建的历史逻辑、发展道路的选择、制度创新与建设方面,还是在国家建设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国家治理面对的具体现实问题等方面,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国情实际。如果一味借用西方的政治学话语,不仅不能准确阐释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建设实践,相反会对当今中国的国家建设产生误识,甚至还会得出中国不是民族国家的偏见。当今中国的国家建设,亟需中国政治学在话语体系上作出回应。这种回应,一方面应阐释好同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则应着眼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国家治理面对的现实问题。如在国家认同建设、国家统一、国家长治久安、国家能力建设、国家主权和利益维护、国家发展战略等方面,都应当发挥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应有作用。
   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实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始逐渐由社会思潮转为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6 〕15。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实践,为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生动而鲜活的现实素材。然而,“中华民族”的研究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议题。与民族学等学科相比,目前政治学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显得相对缺失。其直接后果,就是长期以来在“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上歧见丛生,“一体”甚至被“多元”遮蔽、淡化而虚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来看,当今中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除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基础上阐释好中华民族理论外,还需适应中国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建设需要,建构起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民族国家之间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五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治实践。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仍在持续推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将更加深入,将继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建设。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同时,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1 〕。这就需要在话语体系上阐释好这些理念、主张、方案,向世界阐释好中国将始终作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
   四、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中国自身的政治实践,构成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立足点。然而,立足这些政治实践还不够,还需处理好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从概念、知识、理论等方面着力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应注重增强中国政治学概念的传播力。概念是构建并形成话语体系的基础性要素。科学准确的概念,不仅能成为科学研究有力的认识和分析工具,还能广为传播援用成为话语体系中的经典概念。这类概念,往往因极富传播力和穿透力而有助于提升话语权。相反,生涩失当的概念,则常常会在话语上陷入语焉不详、自说自话的窘境。对任何一门科学的话语体系建构来说,通常缺少的并非通识性概念,而是那些富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原创性概念是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其主要价值在于为认识新现象、分析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标识性概念是形成话语权的基本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1 〕尽管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原创性概念日益增多,这些概念,有的源自于对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深刻洞见,但更多则源自于学术自觉驱动下的概念移植与调适。一些原本发韧于西方的概念,在移植后重新获得了新的内涵。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则显得相对缺乏。正是这种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政治学概念的传播力。    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应注重提升中国政治学知识的创造力。在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中,知识的创造力是推动人类社会知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基本动力。能否利用既有知识观察认识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并创造性地解释其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知识和话语能力。“政治学本质上是一套关于政治的知识体系” 〔20 〕 。中国的政治学在恢复重建后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但由于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既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既无法圆满地解释中国成功的经验,也无法解释中国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无法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方案,面对各种凸显的问题而显得力不从心,最终陷入整体性的知识供给不足的窘境,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知识短缺” 〔21 〕。因此有学者就提出要“加强本土性知识的生产,实现有效的知识供给” 〔21 〕。诚然,不论是本土性知识的生产还是有效的知识供给,归根结底取决于知识的创造力,即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构建新概念、提出新理论、创造新知识的学术能力。这种创造,“并不是要将既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推倒重来,更不意味着要抛开既有的政治学体系而另搞一套” 〔21 〕,而是在立足中国政治实践基础上,以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充分的学术自信,创造性地回答阐释好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实践,产出对世界有影响力的政治知识。
   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应注重加强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力。不论是对政治学研究还是政治学学科发展来说,理论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常创常新。“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6  〕26。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理论创新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实践而提高理论本身的阐释力和科学预见性。纵观4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我们虽然在总体上解决了理论匮乏的困扰,但在理论创新上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基础理论上,由于研究的薄弱使得一些基础理论在理论更新、理论重构上相对迟滞,导致一些基础理论略显陈旧甚至跟不上时代;在重大理论上,一些有利于中国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误区盲区;在前沿理论上,一方面仍面临着在推介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时的理论调适问题,另一方面则存在前沿理论创新不足等问题。这类问题,都反复表明“中国需要理论创新以提升政治学的竞争力与影响” 〔22 〕。
   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应注重扩大中国政治学话语的影响力。政治学话语的影响力,是概念、知识、理论等因素实际作用的结果,是概念传播力、知识创造力和理论创新力等多个方面的合力,集中表现为政治学研究中概念创制、知识供给、理论阐释、议程设置、助推实践等方面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说到底还是要着眼于扩大话语体系的影响力,这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政治学本身的学术自信。但与目前西方政治学界的话语影响力相比,中国政治学话语的世界影响力明显不及。这或是中国政治学在打造“中国学派”和形成“中国气派”上需重点着力的地方之一。为此有学者就指出,中国政治学界努力建构学科话语体系欲达致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对中国政治现象的认知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凝练,打造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判断和理论,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和同行交流,在平等的对话中显示自己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从而逐渐掌握话语的主动权,趋近国际学术交流舞台的核心” 〔23 〕。
   总而言之,我们强调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是要消除世界话语体系多样化,也无意追求世界话语霸权,而是要从本民族出发,建立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学术自信,逐步建立、完善立于世界文化、学术之林的,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24 〕。中国的政治学话语构建,应立足中国自己的政治实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政治学话语的拒斥,相反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由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的学术行为。这不论是对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对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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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吕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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