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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困境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未知

  摘 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的哲学思索。从它的生态危机理论到“消费异化”理论再到社会建构理论,无不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以及寻找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为我们解决全球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但其理论困境最终导致一种“乌托邦”愿景的结果不可忽视,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立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基础上对其局限性进行理性分析。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异化;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027-0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它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新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又力图找寻一条摆脱生态危机之路。然而,它在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的同时,又具有乌托邦色彩。在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对正确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新时代下我国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
  第一, 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积累的痴迷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但同时也是“消费异化”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本·阿格尔认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资本主义工业加速生产来满足虚假消费,以维护其制度的合法性,从而导致“消费异化”。反过来“消费异化”又推动了“生产异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高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来源于生态危机,资本主义追逐资本积累的动机破坏生态革命,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讲是生态危机。很显然,这种观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够充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是依靠自然提供的资源存在的,但自然提供的远少于人无止境的欲望。因此,人类开始使用技术改造自然,人类按照自身需求改变自然。人们无视自然的内在规律,破坏了生态平衡,最终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在每一阶段滥用、浪费和破坏这些资源至少部分的由继续不断地追求新技术能力来负责,好像具有更精致的技术就会补偿现有技术的误用。”[2]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运用,促使大量开发地产、海洋变成废水排放地等等,由此造成生态危机。人们生活的整体性也日益受到威胁和挑战。科学技术与政治相互结合在一起,科技似乎可以控制一切。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同样,在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上,一些理论家们认为技术是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根本因素和主要动力。显然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造成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对科学技术的定义和性质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以与社会制度相分离的角度去分析生态问题。
  第三,建立“稳态”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和异化现象,要削减人们的物质需求,运用一种消除现代工业生产高度集中的“适宜的技术”控制生产发展,使得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生产相平衡,从而实现建立非异化的社会,即经济无增长的社会。尽管,建立“稳态”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又可以防止生产异化、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的发生。但却忽视了现代化大生产的作用以及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际上,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这种发展阻碍了经济发展,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是一种牺牲经济发展又无法实现生态和谐、逆时代发展的幻想模式。
  第四,从主观出发的温和的变革途径。莱斯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解放自然要从意识形态上解放,解放自然就是解放人性、解放人本身。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着重强调伦理和道德的发展,强调“消费异化”的问题,虽然提出要变革社会制度,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也只是单纯强调变革社会关系,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良性措施,并没有具体的措施,没有根本地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上解决问题,没有触及资本主义追逐高额利润的本质。高兹提出“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的生活模式,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想象来生活而非需要进行生产。佩珀提出:“首先应接管国家,并将其改造成以某种方式为所有人服务的机构。必须将达到此目标的手段限定在这种范围内,即用教育和示范生活的方式去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3]
  第五,忽视了阶级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主義国家中,工人阶级的规模缩小,物质生活条件也得到极大的改善,使得工人阶级更加依赖于资本主义。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4]。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被否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忽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道路上成了一种乌托邦愿景。正如福斯特在《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一书中阐述的:“必须摒弃环保主义可以超越阶级斗争的观点。”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进步和合理的地方,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今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要求,依靠合理发展的方法,重新审视异化问题,为新时期的全世界的生态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
  首先,要时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结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得不说的是,正是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考,才导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局限性的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质,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破坏生态环境。因此,不仅要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上审视问题,也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思想。   其次,找寻合理生态社会主义的变革和发展途径,摒弃“非暴力”方式和跨越階级的手段。建立生态社会主义一边要发展经济,一边要将生态要素考虑到发展中去。通过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上进行适当的变革,这就要不仅仅强调生态道德和生态意识,或者强调建立不切合实际的“零增长”的发展模式等等,而是要更系统地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进行。正如科威尔所言,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变革措施都不是明智之举,一切计划都“只是停留在本土而没有有效的集体行为”。
  最后,重新审视异化理论问题,异化问题并非根源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消费异化”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但并没有深刻揭示消费异化的内涵,也没有在需求层面上做深入分析,在需求层面上与消费层面上出现断带,使得在“消费异化”与生态危机根源的关系问题上出现偏颇。另一个典型的异化理论是“技术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创新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它使得劳动力价格降低,利于剩余价值的获取。科技越发达,资本主义发展越迅速,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加重。技术并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阻碍,真正的阻碍是资本主义。
  三、对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理论对新时代下的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第一, 转变生态文明观念,确立科学的生态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要从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单纯的“生态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观念,为自然回归“宁静、和谐、美丽”提供理念基石。要确立正确的科学的生态学思维方式,不仅在个人层面,还要上升到社会和国家层面,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观点来解决现实存在的生态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就充分展示了科学的生态思维,这种生态思维是以辩证统一的观点来思考和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同时,要坚决实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创建绿色家庭。
  第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把经济发展视为重中之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增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零增长”稳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不符合客观发展的实际,但确是改变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良好开端,为我国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需要壮大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产业,发展绿色金融,以节约自然资源为基础、以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为动力,通过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资源的节约和利用,促进生态、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
  第三,构建和发展绿色技术,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小规模”技术。从实际上看,技术的确是推动社会变化的有力工具,但它没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科学进步的技术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提供强大力量支撑;技术的滥用便可导致异化现象、对人的控制、破坏生态环境等现象发生。因此,生态危机与技术发展本身无关,与对技术的运用主体和运用过程有关,生态问题的解决固然离不开技术的合理科学的运用。创建更环保更节约更绿色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为生态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将绿色技术与社会相结合,积极推动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2]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39,145.
  [3]David Pepper.Eco-socialism :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234.
  [4]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理论[J].社会科学辑刊,2009(3).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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