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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奠基

作者:未知

  摘 要: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的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为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艰苦探索,这些探索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篇经典文献为考察依据,深入探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方面做出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奠基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6-0036-03
  如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首先在于对如何解决中国问题所实现的方法论突破。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艰苦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围绕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下称《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下称《报告》)三篇文章,这三篇经典文献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对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为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以及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义首先在于在方法论层面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我们不难发现,贯穿《分析》《运动》和《报告》这三篇文献的主线就是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其中,《分析》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基本构成和阶级关系,是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的集中体现;《运动》运用生产力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探索并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报告》运用了调查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及阶级分析法,同时贯穿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思想,是从农民运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入手探寻中国革命根本出路的具体例证。
  一、《分析》中的方法论贡献
  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阶级状况是什么样的”以及“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是什么”,是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党内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表面上看是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革命力量、取得同盟军的问题,实际上则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回答上述这些关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不能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就不能分清革命的敌友,也就不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构成,并运用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探索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状况、阶级斗争和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为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和同盟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以及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斗争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是毛泽东同志分析和解决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国情的构成要素主要是社会性质和社会构成,毛泽东同志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构成。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被打破,再加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因而形成的经济社会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近代工业并存,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结构复杂化、多元化。但是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决定了封建生产关系依旧处于基础地位,由此,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复杂性,当时中国既有地主階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又有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还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排挤和压制,分化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上依附于帝国主义,地主与军阀、官僚和外国势力勾结,剥削、奴役广大人民,地主、军阀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广大农民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饥寒交迫甚至出现破产,逐步分化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和雇农等不同的阶层。毛泽东同志甚至还统计了当时社会各阶级的种类、大概人数以及对于革命的态度。①由此可知,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构成和阶级构成,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
  阶级分析法是运用阶级的观点分析和观察阶级社会的一切现象,矛盾分析法是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从中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基本矛盾是通过阶级斗争体现出来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区别于马克思面对的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相对简单化,毛泽东同志在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构成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运用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把马克思阶级理论与中国社会的阶级实际结合起来,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复杂的阶级结构,考察了中国社会阶级的复杂性以及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按照各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同时,他还根据各阶级内部的社会群体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进行了进一步的阶层划分,把农民阶级分成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和雇农。尤为重要的是,他还具体剖析了各阶级阶层的经济状况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分析指出:大资产阶级是极端反革命的;中产阶级的左翼有时可能参加革命,但易与敌人妥协,右翼接近于反革命,总体来说,中产阶级是半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其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的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其中间部分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其左翼欢迎革命;半自耕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小贩属于半无产阶级,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都市苦力是次于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力军;农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勇敢奋斗,是积极参加革命的力量;游民无产阶级引导得法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①由此初步提出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同盟军。能清晰地区分出革命要团结的朋友和革命斗争的对象,也就明确了中国革命阶级斗争的方向,解决了革命的前途、动力、对象及领导者这一系列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成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考察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为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和阶级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一切革命问题的解决都以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构成为前提和基础,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二、《运动》中的方法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是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的把握和运用尤其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中生产力是当前一切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今后社会继续发展的出发点。因此,生产力分析法是进行社会分析的根本方法。在《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相结合,以分析近代中国的物质生产方式状况为基础,运用生产力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深刻阐述了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对中国革命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他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突破口,初步萌发了中国革命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的思想,为国民革命失败后土地革命的开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8-9。因此,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决定力量,阶级斗争则是经济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分析方法要求把生产力作为考察、分析社会矛盾的切入点,“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3,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把握和分析现实问题和社会主要矛盾,并从生产力状况所规定的各种现实关系中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从近代中国的生产力状况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入手,运用生产力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分析了当时中国存在的各种经济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关系,从而指出要通过革命斗争来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变革。他分析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业生产仍然是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土地是农业生产中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料。但是,土地主要由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决定了地主階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地主阶级与各种统治力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军阀是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其财政经费主要通过地主从农民身上盘剥获得,他们直接或间接利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实现其统治;买办阶级集中分布在部分城市,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依靠买办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地主阶级遍布全国农村,他们的生存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农村,国内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都是通过地主阶级来维护统治的。因此,一切反动势力的基础是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依靠地主阶级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实现对中国社会的侵略和统治,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和主要依靠力量,而地主阶级的生存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相互依存、密切联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由上可知,当时中国农村的封建阶级,乃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压榨农民的唯一坚实基础,因此,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获得解放的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现社会变革必须首先通过革命斗争来变革生产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物质生产资料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因此,农民必然在变革生产关系中起到关键作用,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人为压迫这一最紧要的问题,需要全国农民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同时,毛泽东同志通过对旧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分析,强调了农民革命斗争的重要性,指出农民只有通过暴力斗争,彻底推翻地主阶级赖以统治农民的封建政权和封建势力,才能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也才能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基础,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从本质和现实表现来看,农民运动又是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融合在一起的阶级斗争的运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通过农民斗争集中体现出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变革的杠杆,农民运动可以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地位,使农民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因此,农民运动的特点和性质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必然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首先打倒地主阶级、土豪劣绅。自然地,中国革命的重心就必须放在农村,把封建地主阶级作为革命首要的对象,要把依靠农民推翻农村封建势力的任务放在首位,变革农村的一切封建经济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要推翻地主阶级赖以存在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动摇地主阶级。如果不动摇地主阶级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显然,从城市开始的、以推翻封建军阀为主要目标的国民革命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革命要求。因此,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中重要作用的分析,把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初步探索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内在规律,得出了“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3]37和“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3]38的规律。因此,中国革命必须深入农村,引导开展农民运动,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分析,阐述了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实质。因此,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初步探索了中国革命的实质和规律,阐明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革命的革命形式是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的,为党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改变革命方向,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三、《报告》中的方法论贡献
  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前提和根本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体现,也是了解中国实际的一个根本方法。而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联系起来的纽带。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考察中国革命问题,必须走群众路线,深入人民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
  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斗争的批判和责难,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对革命的同盟军认识不清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运用调查研究法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湖南农村和农民群众中,对湘潭等五县进行实地考察,广泛接触农民,搜集到了大量关于农民生存状况、农村阶级状况和农民运动的真实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实践层面对农民、农民运动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证,为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运用调查研究法,通过对农村社会基本构成及其阶级关系进行实地考察,充分认识到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他们不仅是农村封建政权的把持者,而且还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革命首先就要在农村开展革命,只有动摇了并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动摇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通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同志从实践中把握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考察期间,毛泽东同志广泛接触了农民,深入了解和掌握了中国农村的情况以及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目睹了农民运动产生的巨大作用,看到了农民运动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和农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由于农民受到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最直接、最残酷的剥削,因而反抗愿望十分强烈,革命性也是最积极的,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是农民斗争的主要对象和目标。
  通过对农民协会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的调查走访,看到了农民组织起来会形成强大的革命势力。他用真实的材料,结合辛亥革命的教训以及亲自领导农民斗争的经验,驳斥了党内关于农民运动“糟得很”“痞子运动”的观点,有力回击了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言论,盛赞了农民运动取得的丰功伟绩,有力证明了农民、农民运动在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肯定了组织、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初步蕴含了发动农民群众和依靠农民群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对农民在斗争中显示出的热情和力量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要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尊重和肯定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为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实践依据。毛泽东同志对农民和农民运动积极作用的肯定以及对农民组织起来形成的巨大力量的肯定,贯穿了毛泽东同志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农村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考察了农民各阶层尤其是贫农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农民经济斗争的要求。他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根据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少,通过对农民各个阶级的大量调查研究,考察了农村阶级的结构状况,并且運用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对农村各阶级和农民各阶层进行了进一步划分,认识到不同阶层的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他深入分析了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指出富农对革命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对革命的态度是游移的。在此基础上了解到斗争性和革命性最强的是贫农,他们极其贫困,对土地的占有极少甚至没有,他们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尖锐,突出强调了贫农的作用,认识到了贫农是农民运动的主体力量,科学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应该和哪些农民结成同盟。
  同时,根据唯物史观原理,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农民尤其是贫农经济状况的考察,以及通过调查农民经济斗争表现,即不准加租加押,要求减租减息,指出农民经济斗争的根本目的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贫农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活贫困状况,这是农民经济斗争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由此指出了农民尤其是贫农的土地问题对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为以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调动农民参加革命,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基础。
  《报告》是毛泽东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典范,也是他调查研究思想和群众路线思想的萌芽。他把调查研究法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作为探索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不仅为革命中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和实践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的研究和探索。大革命时期的这三篇经典文献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和理论成果,也是从不同层面对革命时期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的初步探索,迈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上所做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论文来源:《学理论·下》 201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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