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创作的身份认同与世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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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代民族文学的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作了多方位的审视，他们放眼世界，接受国内外创作思潮，已逐渐改变固有的思维定势，既表现出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主题、题材内容、情感思想和艺术形式，又具有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价值、审美向度和人文情怀。
　　 关键词：民族文学;身份认同;世界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6-0083-04
　　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更多的少数民族创作者加入汉语写作的行列，他们的民族，或者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或者有语言也有文字，但在文学表达上，更多的是运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写作。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作品与评论，开辟了民族文学的新园地。与“民间文学”的兴起类似，民族文学有一个漫长的学理论证过程。民间文学起初不是以作家文学为参照提出的基于人类学学科的概念，在我们熟知的“文学理论”概念层面，甚至无法用它来分析说理。①但既然冠以作家的称号，在民族学和文学的学科概念中，到底重民族性，还是更着重文学性，抑或两者兼有？钟进文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中，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大类，和汉族文学有不同的性质，该书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史进行了介绍。② 民族文学创作者如何既坚守民族身份，坚守作家的艺术追求，又具有世界视野，他们在身份认同、存在价值、学理论证和艺术创造等方面究竟应该如何完善和提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一、当代民族文学的创作土壤
　　民族文学的繁荣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扶持，作为这一创作主体，少数民族作家在国家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享受民族平等、共同繁荣的政策，逐渐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一些接受过文化教育的民族知识分子，面对国内外各种新的文化冲突，开始思考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创作题材、思想观念、表现手法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国家对民族文学的鼓励与支持有目共睹。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下，成立了国家民族宗教委员会，进行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创建了中央民族大学，培养民族干部、教师及文化学者。1980年《民族文学》杂志创刊，第一期组织了全国各地少数民族作家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后来还陆续举办了五期笔会、大专班和学习班等。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下，与国家民委联合设立了民族文学“骏马奖”。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创刊，其宗旨不仅是对历代少数民族文学遗产和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研究探讨，还重视对国内外民族民间文学史料的考辨和民族文学理论问题的探索。
　　在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创作与研究繁荣状态下，各民族自治区、自治州县、民宗局、民族研究所、民族院校、民族专业、民族学者，在“百花齐放”、“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思潮影响下，逐步发展成熟。民族作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书写本土故事，逐渐形成独特的创作生力军：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叶广芩、凌力、赵玫、关仁山等，蒙古族作家诗人玛拉沁夫、牛汉等，回族作家张承志、陈村、霍达等，土家族作家黄永玉、田瑛等，甚至一些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作家，如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达斡尔族的萨娜，东乡族的了一容等，近年来也成为民族文学研究的独特对象。
　　近现代民族文学的繁荣，与批评家和民族学者的论争与推动是分不开的。随着民族文学作品的增多，批评家对这些作品的关注越来越多，他们对作家作品的文化背景、主题内容、叙事方式、语言特征等作了有意无意的强调，进行分类和提炼。如对曹雪芹《红楼梦》的神话寓言，沈从文的血统论，莫言的民间文化运用，韩少功《马桥词典》中的地方性知识和区域性语言实验，张炜《九月寓言》中方言的撒播，张承志《心灵史》哲合忍耶的回族宗教思想，阿来、扎西达娃等民族文化书写及藏族身份的强调;作为培育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学》杂志，每个作家都标识其少数民族的身份，坚守民族杂志特色。当民族文学创作由单一化的视野，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如张承志、扎西达娃等民族作家兼有地域民族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复杂的文学因素，许多作品已经很难用某个民族、某种流派和思潮能够划定。
　　目前民族文学的发展已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姿态。1985年我国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这个学会吸纳的不光是单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其包容性较广，结合《民族文学》等期刊上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少数民族文学史和历年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民族文学创作在主题内容、思想意识、写作风格等方面，彰显出强烈的民族特征。
　　二、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作家身份认同
　　民族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少数民族作家，他们从小使用母语，在民族区域语境中成长，耳染目濡的都是民族语言文化。如果说语言本身带有思维因素，那么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之初，他们使用第二语言时，会遇到语言思维的转化、民族词语的选用、语法的差异、语义的确切性等问题。比如有许多少数民族的词语表达与汉语是相反的：汉语的“水井”，少数民族语言的语序为“井水”，但意义表达的是“水井”而不是“某某水”。这些童年习得的潜在表达是汉族作家无法体验到的困境，当少数民族作家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熟练习得的汉语写作技巧，叙述已不再成为表述“障碍”时，文学创作才真正走上轨道。在习得语言关之后，少数民族作家面临的是创作的审美体系，他们的作品有本民族的独特性，也涉及人类终极关怀的普遍主题，逐漸在文学普遍范式中表现出与汉族作家无差异的趋势。这源于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认同，即所谓的 “文化身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不光受到汉族作家的影响，还直接受到西方各流派文学理论的冲击。“到19世纪中叶，东方已经变成，正如迪斯累里所言，一种谋生之道，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重新构造、重新复活东方，而且可以重新构造、重新复活自己。”③ 后殖民理论认为某一文化主体，可以视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自我”，他们在文学和文化创作中所体现出的自身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即文化身份意识的认同，因此，作家本人也不介意贴上“少数民族”的标鉴，有时是民族自豪感等自然情感的表露，有时也是出于获得某种认可的考虑。 　　民族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身份认同，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表面上纠结于本民族文化特征，其实内心追求的还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价值。“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理念，其深层次内涵还是人类共有的人性特质。只不过，有些民族特征被作家和评论家有意强调和拔高了，实际上应该有这样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正是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有世界性的眼光，才在这一前提下，表现出本民族既独特又有普遍价值的因素，即使他所表现的是本地区本民族的，也具有了世界性的人性特质，由此才得到世界各民族国家的认同。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章程》第十条规定：“尊重少数民族文学的传统和特色以及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创作，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促进各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少数民族大多数有语言无文字，部分民族作家不用本民族语言创作，而是采用汉语，各民族民间文学历代以口头传统的方式传承，有丰富的文学成果;其活态文学在传承中会因传承人的增减有所变化，甚至消失。有文字的少部分民族，其书面作品也只能在本民族中流传，难以形成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如苗语、布依语是建国后用拉丁文创建的，普及度较难。而西藏、新疆地区，各种书面形式、影视媒介，大部分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并不是以母语创作受到文坛的关注，最终还是以汉语写作获得普遍认同。
　　民族文学的汉语写作呈现，在当代文坛上早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对于许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使用汉语，实际上也是使用自己的母語或第二母语。如今回、满两个民族在文学创作上大部分已转用汉语，各少数民族均有兼用本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作家。据统计，“蒙、藏、维、哈、朝、彝族等文字的文学创作都涌现出新成果。近几年来仅蒙古族就有2000多人在省级以上刊物用本民族语言发表过作品，其质量更胜于使用汉文的创作。”④ 在汉语方言和普通话通用，甚至英语使用面广泛的今天，这种母语写作在坚守本民族语言上究竟有多大独特性和普遍价值，也常成为各研讨会争议的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民族文学》杂志4、5、6三期，连续刊出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等部门多次组织研讨会对此进行了交流讨论，“如果不看作者的蒙古族署名，我会以为是汉族作家‘80后’的专号”。⑤ 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们，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民族性”特征。而更多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对是否使用母语创作并不在意，他们更看重的是在文化上是否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色，如老舍的“京味”小说，其汉语书写呈现出满族文化精神，玛拉沁夫表现的是内蒙古民族的草原文化性格，张承志在汉语写作中把回族“哲合忍”的心灵史表达得十分得体。阿来在《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中认为：“如果汉语的月亮是思念与寂寞，藏语里的月亮就是圆满与安详。我如果能把这种感受很好地用汉语表达出来，然后，这东西在懂汉语的人群中传播，一部分人因此接受我的这种描绘，那么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一种非汉语感受融入了汉语……汉语的感受功能、汉语经验性的表达就得到了扩展。”⑥
　　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写作风格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相似。叙事上具有明显的先锋性，超现实手法的巧妙运用，把藏传佛教里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理解的时空轮回，放置到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而在非藏族文化区，则呈现出一种神秘的域外文化气息。
　　当代民族文学创作近来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些作品既有本民族普遍的人性思考，又立足于世界性眼光和人类的普遍价值，改变了狭隘的民族地域意识和固有的思维定势，甚至摆脱了中原文学与边疆文学等汉语世界的文学观念。许多当代作家与评论家更多考虑的是民族文学在文学世界中的意义。如刘俐俐对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进行解读，“在汉语写作平台上，民族作家如何才能在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⑦ 探讨汉语写作如何造就了民族文学的多元性，在这多元性中如何突显独特叙述方式，表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观。民族文学创作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上有复杂的双重性和动态性，本身有着特殊个体的自由表达，又在民族的集体意识博弈中，获得一种相互妥协的合理中间状态，这种态势往往把作家的创作经验和从小受本民族民间故事、传说等文化母题和表达方式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叙事性文本。
　　三、民族文学的世界视野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笔者发现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常出现的人物明确标注某族，一些对话用汉语替代民族语音，以及对民族生活的控诉与歌颂，近来已转向民族语汇的隐藏，民族意象的汉语表达，人性善恶并存的理性书写。
　　许多民族作家虽然是少数民族身份，但他创作的作品并没有明显的狭隘意识，不再强调单一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有的甚至超越了本民族文化范畴，内容是本民族特有，但表达方式更多加入了各种现代技巧;在思想上，具有人类普遍价值，读者阅读并没有感觉出是什么民族身份的作者创作出来的。当下许多民族作家并非不爱自己的民族，没有民族自豪感，而是在多样化的文学创作样式中，有意无意地淡化其民族身份，他们并不以少数民族身份为创作标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非“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反而写出明显的“少数民族作品”，因其偶然生活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有感于异域风情而体验生活。如汉族作家韩少功，其《爸爸爸》就有湘西苗族原始习俗、族群文化、语言表述方式、谷神崇拜等少数民族文化特征。
　　一个真正有意向汉语写作努力的民族作家，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写作是否对人类普遍的人性作了深广的描写，他们大多数已突破了个体民族这个层面，尽管其创作中表现出本民族特征，但与民族学者所关注的民族因素恰恰相反，学者认为民族性也是人类普遍的存在，不过，这种民族身份的强调，对文学性来说，已不是“作家”的文学本质，而是民族人类学的学科追求。学者刘大先希望文坛改变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评价态度，“当务之急，是摆脱主流/汉语文学批评影响的焦虑，树立自己独特的批评品格。这需要批评家批评范式的转型，有效吸收民俗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批评理论， 明确自己的批评态度，建立自己独特的批评理论体系。”⑧ 　　随着“民族文学”、“文学地理学”等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的兴起，近年又涌现出许多交叉学科，这些边缘研究逐渐突显出趋向“中心” 的意味，如叶舒宪、方克强等学者提出的“文学人类学”，此概念界定：“文学人类学，在文学专业方面通常理解为以人类学视野思考和研究文学的学问。……是以文学方法展开民族志写作的创新性表述方式，目的是尽量避免西方学科范式和术语在表述原住民文化时的隔膜与遮蔽作用，尽可能带有感性地、完整和丰富地呈现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⑨在文学创作上，民族志意义的“原生态”书写在文学创作上也许只是学理层面的理想状态，作家写作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写作手法中力求异质性的表达则是创作的生命。
　　近年来一些作家，包括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兼有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创作小说、散文和诗歌，给中国文学创作带来新的范式，如“小说前沿文库”出版霍香结的小说《地方性知识》，作者是人类学、语言学者，通过对汤错这个村庄的田野考察，从地理、语言、风俗习惯、动植物等方面，作细微的故事性文学描写。侗族作家潘年英本是民族文化學者，他的小说善于在一个民族群区域中表达民族深层的历史，通过文学性的文化事象和图像来叙述故事，思考新时代观念与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碰撞下的民族文化冲突。
　　近年杨义先生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构想，笔者颇为认同。杨义对中国文学作了重新审视，颠覆了传统的汉族中心主义的文学史的写作模式，突破了近代以西方的文学理念作为价值体系的中心论。他不仅意在打通雅与俗、深层文化与浅层文化的界线，还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经过漫长曲折的逐渐融合，汉族聚居地的黄河、长江文明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文明，存在着中心和边缘的互动结构，形成一种“边缘活力”⑩。当中原汉族文化呈现僵化态势，失去创造性活力的时候，边疆少数民族的边缘文化就向中心文化发起挑战和进击，注入一种新鲜的原始艺术活力和奇异的思维体系，使整个中华文明在历史演进中，不断重组和融合，表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我们认为，这些论述对民族文学的创作方向，具有一种宏观的历史指导性意义。
　　当代民族文学既有本地民族的风情，又有人类普遍的关怀，与老一辈民族作家相比，已不再是单纯的情感表达，而是呈现了复杂的民族文化忧患意识。他们对民族独特文化的书写，也不仅仅是表面的展示，还深入到民族潜在的心理意识中。我国各民族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民俗、心理、思想和艺术价值，这些综合性文化艺术的表达，在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丰富中国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层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学使汉语文学的审美力和表达力得到拓展，把母语中的潜在写作意识融入到汉语文字审美的言说中来，使自身文化所表达的情韵和思绪能够被民族内外读者，甚至西方各语系的读者理解和认同，这才是民族文学获得更高认同度的内在潜质。
　　注释：
　　①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② 参见钟进文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4页。
　　④ 刘茜：《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回顾与展望——〈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审读座谈会综述》，《中国文化报》2012年4月19日。
　　⑤ 兴安：《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要有更高的标准和目标》，《文艺报》2011年12月5日。
　　⑥ 阿来：《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⑦ 刘俐俐：《汉语写作如何造就了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学术研究》2009年第4期。
　　⑧ 刘大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⑨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⑩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作者简介：王星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贵州都匀，558000。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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