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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韬“后聊斋”系列中的涉海小说

作者:未知

  摘要:“涉海小说”指行文中直接提及海洋的小说。王韬“后聊斋”系列所含涉海小說中的海洋书写分作点缀性海洋元素与整体性海洋叙事。《海外壮游》等凭借西方世界等现实海洋元素开拓中国涉海小说的叙事空间与艺术视野。因采用报刊连载的新式创作方式,《仙人岛》等在叙事中融合“误入异域”与“才子佳人”两种模式。通过将海洋环境意象化,《因循岛》等在海洋叙事中植入作者个人情感。《海外美人》采取前代“航海远行”叙事模式,表达晚清知识分子对近代新型海洋环境的认知。受困于晚清社会匮乏的海洋实践与淡薄的海洋意识,王韬涉海小说虽在局部完成新变,却无法从思想精神层面实现对于海洋的真正认知。
  关键词:王韬;后聊斋;海洋;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在《聊斋志异》众多续书中,晚清思想家、文学家王韬所作“后聊斋”系列颇负盛名。“后聊斋”系列包含《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三部王韬个人小说集,所收三百余篇小说中有三十余篇于行文中直接提及海洋,本文将这一部分作品称作“涉海小说”。涉海小说对于海洋的书写分作点缀性海洋元素与整体性海洋叙事两种形式,点缀性海洋元素指小说行文中涉及海洋的只言片语;整体性海洋叙事指作者将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于海洋之中,人物行为活动始终受到海洋制约的叙事方式。本文拟以王韬“后聊斋”系列所含涉海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此类作品对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新变与传承,以期窥探晚清海洋小说的发展困局及其成因。
  一、点缀性海洋元素
   点缀性海洋元素因庞大的数量成为王韬“后聊斋”系列描绘海洋的重要表现形式,虽未构成叙事主体,却如珍珠一般镶嵌在整体故事框架之中。海上遇险是王韬笔下最为常见的点缀性海洋元素,如“姨之夫在神户经商,以乘小艇诣海舶,忽值飓风,没于风涛中。” [1]31(《淞隐漫录·玉箫再世》)“以父渡海溺水死,流落湖湘,遂堕风尘耳。” [1]54(《淞隐漫录·白秋英》)“两女约共至普陀酬愿,半途忽遭飓风,舟覆,两女尽溺死。” [1]147(《淞隐漫录·蓟素秋》)此类点缀性海洋元素大多作为某一事件的“引子”出现,其叙事功能大于本身的象征意蕴,如《玉箫再世》便以吴玉箫姨夫因海难身死的情节作为吴玉箫流落风尘的前因。海上路途是另一类较为常见的点缀性海洋元素,如“生以避乱,浮海至粤,闻珠江名胜,即往访之。” [1]144(《淞隐漫录·蓟素秋》)“第耻在乡里作此生活,乃航海至沪。” [1]504(《淞隐漫录·东瀛才女》)“天南遁叟航海东渡,小住神户……。” [1]213(《淞隐漫录·阿怜阿爱》)“鼓轮出海,两日抵芝罘。” [2]217(《淞滨琐话·朱素芳》)同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类似海洋书写相比,王韬笔下的航海目的地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而是“粤”“沪”“神户”“芝罘”等真实存在的客观现实世界,这一转变既是王韬“后聊斋”系列内容上“狐鬼渐稀” [3]154的具体反映,同时也呈现出随着晚清时期航海实践的增多,涉海小说书写海洋时的客观现实化趋势。与海上遇险、海上路途相比,海上兵事同为点缀性海洋元素,但象征意蕴更为浓厚。1884年8月23日爆发的中法马江海战中,福建船政水师开战不到一小时便全军覆没,创作于同年的《淞隐漫录》多次提到“适海疆有兵事起” [1]38(《朱仙》);“当海疆告警,边境骚然” [1]308(《媚黎小传》);“会海疆事起” [1]365(《乐仲瞻》),这些笔墨无疑是王韬对于马江海战乃至整个晚清时期中国海上忧患的痛苦记忆。除此之外,当海上发生敌情之时,“当轴者多以议款之说进” [1]38(《淞隐漫录·朱仙》);“及敌以诡计熸我师船,生请尽驱其人于境外,以断接济,更献奇策,牵制其师。当道者以和局将成,婉辞之。” [1]365(《淞隐漫录·乐仲瞻》)两处描写均直指清廷上下面对外敌入侵的腐败无能、畏敌乞降。同样面对海上忧患,《媚黎小传》中身为女子的媚黎则意气慷慨:“大丈夫立功徼外,正在斯时。余也不才,窃愿从君一往。苟不能立靖海氛,甘膺巨罚” [1]308,无奈“卒不能见用于时,落寞而归。” [1]308这一情节既是对晚清志士救亡图存的热情赞扬,又是作者本人报国无门的痛苦哀叹。
   《淞隐漫录》中《海外壮游》一篇所写点缀性海洋元素较为特殊,该篇讲述钱思衍偶遇峨眉道士,有幸乘坐拂尘所化飞龙游历欧洲:“正当俯觊下方。忽闻炮声大震,遽尔坠地。……始知地名伊梨,属于英国,乃苏格兰濒海境也。是日阅兵,先以废舶立帜海中,然后发炮击之,命中及远,不爽累黍。此演水师也。” [1]357王韬游历海外多年,亲眼目睹过西方世界先进的军事力量与工业科技,但其所作“后聊斋”系列“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 [3]154,因而其中多次出现“车径由海中行,水分两旁若壁立” [1]46等神仙法术式的涉海书写。《海外壮游》所写西方海军演练不过寥寥数语,并且填充于仙人指路的叙事框架之中,但“先以废舶立帜海中,然后发炮击之,命中及远,不爽累黍” [1]357的客观描摹,却预示着晚清涉海小说对于海洋的书写开始由杂糅于神魔、佛道的混沌状态转向客观真实的海洋,凭借以西洋世界为代表的海洋元素,中国涉海小说的叙事空间与艺术视野得以空前开拓。
  二、“误入异域”式整体性海洋叙事
   依照所叙故事结构,整体性海洋叙事分作“误入异域”与“航海远行”两个类别。“误入异域”式整体性海洋叙事可以追溯至张华《博物志》所写“乘槎泛海”的故事:“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 [4]40这一叙事模式以主人公乘船入海开篇,依据进入的异域环境细分为“误入海岛”与“误入海底”两个小类。王韬“后聊斋”系列采用“误入海岛”式整体性海洋叙事的涉海小说共计10篇,《遁窟谰言》收录《翠驼岛》《海岛》《岛俗》3篇,《淞隐漫录》收录《仙人岛》《闵玉叔》《葛天民》《消夏湾》4篇,《淞滨琐话》收录《乐国纪游》《粉城公主》《因循岛》3篇。以《仙人岛》为例,作品开篇叙写崔孟涂“甫出大洋,即遘飓风……舟经簸荡,帆樯悉摧……越数日,漂至一岛” [1]13,登岛之后,崔孟涂偶遇“翁媪”,遂“下榻翁斋” [1]14,并结识翁媪之女,“(翁媪)遂择吉日,以女嫁崔” [1]15。同样收录于《淞隐漫录》的《葛天民》《闵玉叔》,以及《淞滨琐话》中的《粉城公主》《乐国纪游》所叙故事与《仙人岛》类似,均为主人公遭遇海难,登陆海岛后邂逅佳人,此后或接受馈赠,或两情相悦。五篇作品内容上的雷同缘于王韬的写作手法,《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为应《申报》之邀而作,“为了适应边写边刊的报载方式,他有时也不得不运用模式化的叙事策略来进行快速创作。在各种题材类型的小说中,最具模式化特征的当属才子佳人小说。” [5]才子佳人小说“多是叙述才子佳人才色相慕,中经波折,终成连理” [6]238的故事,可以实为“一种类型化的小说” [6]238。《仙人岛》等作品就内容而言均不出才子佳人小说的范围,但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相比所不同的是,其叙事过程中以才子乘船入海为切入点,将才子佳人的邂逅地点由后花园转移至海岛,故事框架实质上由“误入海岛”与“才子佳人”两种叙事模式杂糅而成,从而使“才子佳人”故事借助海洋突破“后花园”的狭小空间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收录于《淞隐漫录》的《消夏湾》在内容上与《仙人岛》等略有不同,小说同样采用“(嵇仲仙)即携行李登舟……大风骤起,卷入海中……半夜,飘至一滩,生始醒” [1]566的“海难”式开篇,主人公登岛之后则并未与佳人邂逅,而是随一“老者”游览“消夏湾”“竹院荷亭”两处仙境,最终“不愿再履人间,遂逍遥于海外以终老。” [1]568小说后半段虽未陷入“才子佳人”的套路,但故事框架却仍属于“遭遇海难—海岛奇遇”的“误入海岛”式整体性海洋叙事。    《淞滨琐话》中的《因循岛》讲述项某“归乘海舶”时遭遇海难,随波漂流至因循島,登岛后历尽奇遇,终得返乡的故事。与“误入海岛”式整体性叙事的其他篇目相比,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将因循岛描绘为一个狼的世界。这些狼“衣冠颇整” [2]240,不仅占据岛上各个衙门,并且“专爱食人脂膏” [2]240,“本处(因循岛)数十乡,每日输三十人入署,以利锥刺足,供其呼吸。膏尽释回,虽不尽至于死,然因是病瘠可怜,更有轻填沟壑者。” [2]240朝中大臣大肆收受狼的贿赂后,遂于朝堂之上隐瞒因循岛中的种种乱象。王韬借助狼对岛中居民的残酷压榨隐喻西方列强对晚清中国的劫掠与入侵,“立朝者”与狼的“声气相通” [2]240则直指清政府官吏的昏聩腐败、卖国求荣,《因循岛》采用的“误入海岛”式整体性海洋叙事由此凭借对于海岛的意象化处理,在跳出单纯的叙事层面的同时,赋予作品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王韬“后聊斋”系列成书之前,清嘉道年间李汝珍创作的《镜花缘》曾大量出现意象化海岛,但由于在李汝珍生活的时代,中国尚未与西方列强形成正面冲突,因而《镜花缘》所写“女儿国”“君子国”“两面国”等海外孤岛大多隐喻中国社会的自身矛盾而较少与西方世界形成关联。《淞隐漫录》《淞滨琐话》成书于清光绪年间,此时西方列强的入侵已彻底打破维系千年的“以中国为中心国家、以中国文化为核心文化的东亚和平式海洋文化形态” [7]48,中国近代海洋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因循岛》中“意象化”的海外孤岛不再单纯隐喻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而是将晚清国人对于外来侵略的失落与愤懑隐喻其中,“误入海岛”式整体性海洋叙事由此在突破单纯志怪笔法的同时,具备了强烈的时代色彩。
   《遁窟谰言》共有三篇小说采用“误入海岛”式整体性海洋叙事。《翠驼岛》记述钟生乘船出海,“飓风大作,阅数昼夜,飘至一山” [8]216,岛上居民自称“汉刘裔冑,先世逢新莽之乱契众入海” [8]216,钟生与翠驼岛之王谈古论今,留岛读书三年后“值春时西风大作,遂得东归” [8]217。《海岛》讲述徐氏子在航行途中因登岛寻水而迷路,后在一只大猿引路下得以返回船队。《岛俗》叙写张氏出海时因飓风而误入海岛,此岛“并无所属,而最近于日本,故言语文字,风俗衣冠,皆同于日本” [8]400,张氏等人在岛上进行补给后乘船返回中土。三者相比,《海岛》《岛俗》故事情节简略,行文粗陈梗概,创作手法显示出极大的随意性,《翠驼岛》有意虚构情节,并从中加以寄托,如翠驼岛之王听闻钟生“自三代以来,靡书不览” [8]217后,遂引其参观“牙签万轴” [8]217的岛中藏书,又言道:“囊日本朝鲜二国,曾重印文献典籍,谓得自上邦。乃以弊国定本校勘,脱误颇多,因中土流传,承讹袭谬,殆非一日。” [8]217作者遂于在文末发出“礼求诸野,学在四夷” [8]217的感慨,以此寄寓自身对于晚清时期华夏文明落后于世界的失落与无奈。不同于《淞隐漫录》《淞滨琐话》因报刊连载而进行的“流水线”生产,《遁窟谰言》所收小说多为王韬青年时期的自由创作,其中的“误入海岛”式整体性海洋叙事更多地模拟借鉴于《聊斋志异》等前代作品,并未出现《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相关作品故事内容上因套用模板而导致的“才子佳人”式雷同。
   王韬“后聊斋”系列采用“误入海底”式整体性海洋叙事的小说有收录于《淞隐漫录》的《徐麟士》与《海底奇境》两篇。《徐麟士》讲述徐麟士凭借仙人所赠宝剑斩杀巨鼋,又受瀞海龙王之请击败雌鼋、鼍龙之事。《海底奇境》以聂瑞图游历“欧洲十数国” [1]351开篇,写其“拟乘巨舶从伦敦至纽约” [1]351,横渡太平洋时“忽尔风浪陡作……遽卷生入海中” [1]351,坠海后于海底邂逅游历欧洲时结识的“瑞国女子” [2]352兰娜,并借助兰娜所赠“兜率宫定风珠” [1]353返回人间。与《仙人岛》等才子佳人故事相比,《徐麟士》与《海底奇境》的思想意蕴更为复杂。王韬少怀济世之志,无奈屡次上书均遭冷遇,又因联络太平军遭受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在小说中,徐麟士听闻瀞海龙王受到雌鼋、鼍龙的霸凌后,“意气慷慨,曰:‘敢不擐甲执兵,为诸军士先,以驱除此妖魅,奠王国家。当使彼远祖永作波臣,庶几无忝王命。’” [1]46豪气干云间寄托着王韬本人“何人幕府能筹笔” [9]97的无限感慨。晚清中国备受列强欺凌,无数珍宝被掠至海外,《海底奇境》中兰娜赠予聂瑞图“惟法国方有之”的珍宝遭到“碧眼贾胡”的质疑,聂瑞图针锋相对:“中华宝物流入外洋,岂法王内廷之珍不能入吾手哉?” [1]353-354言语交锋间蕴含的是王韬面对“文明被掠夺之痛”的宣泄与无奈。回顾中国古代小说史,徐麟士入海帮助水族的情节在《白幽求》《柳毅传》等唐传奇中已见端倪,聂瑞图与兰娜的相互倾慕更是落入了才子佳人的俗套,王韬则凭借这一极为老套的故事架构实现了政治寄寓与海洋书写的有机融合,徐麟士“擐甲执兵”的意气慷慨使本为神仙居所的海底龙宫化作晚清志士投笔报国的战场,聂瑞图游历“欧洲十数国”的海外经历使其有底气发出“岂法王内廷之珍不能入吾手哉” [1]354的诘问。在“误入海底”式海洋叙事中,海洋书写融入政治寄寓后平添一丝深沉,政治寄寓则因海洋书写的衬托而更为恢弘。同“误入海岛”中楔子式的海洋书写相比,海洋在“误入海底”式整体性海洋叙事中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真正融入于作品的整体叙事之中。
  三、“航海远行”式整体性海洋叙事
   “航海远行”式整体性海洋叙事源于中华先民的海上航行活动,与“误入异域”模式进行对比,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主人公均通过某种途径进入海洋,不同之处则在于“误入异域”模式以海难等突发事件作为转折点,将叙事空间由海洋转移至海岛或海底等“海中陆地”,并且主人公“登陆”后的活动与海洋大多无关,海洋的叙事作用仅仅表现为限制主人公的活动空间;“航海远行”模式的主人公或登陆,或停留于船,但一个个事件均被海上航行这一主线串联在一起,海洋成为统摄全篇的叙事空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与《镜花缘》为中国古代小说中采用此类海洋叙事模式的代表之作。《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出于明人罗懋登之手,以郑和下西洋为原型,将郑和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浓缩于一次航行之中,并以此为主线串联起郑和船队在锡兰国、旧港国、苏门答腊国等地的数次海外历险。清人李汝珍所作《镜花缘》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讲述唐敖随林之祥、多九公出海经商,游历君子国、女儿国、两面国等海外方国的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以及《镜花缘》上半部分虽以“航海远行”作为主线串联一系列事件,但透过叙事框架,《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禅师金碧峰才是小说刻意塑造的第一主角,是正义、智慧、善的代表,是能够呼风唤雨、翻江倒海的英雄” [10],舰队主帅郑和的塑造则极为模糊,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航海远行由此变作佛、道两家的祭宝斗法、各显神通。《镜花缘》中,唐敖所历海外三十余国,或如无肠国、长臂国等出自《山海经》《淮南子》等志怪典籍,或如女儿国、君子国等 “揶揄现实社会的某种不良习性” [6]338,海洋仅仅作为这些海外方国免受现实世界侵扰的屏障。无论是罗懋登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航海活动神魔化,还是李汝珍依据现实生活与志怪典籍主观臆造航海远行,皆因作者本人缺乏对于海洋的亲身体验,使得小说中的海洋叙事只能圉于叙事结构表面,而无法在思想精神层面实现对于海洋真正的现实关照与情感融入。    王韬“后聊斋”系列采用“航海远行”式整体性海洋叙事的涉海小说《海外美人》一篇。小说收录于《淞隐漫录》之中,以陆梅舫与妻子林氏等造船出海开篇,叙写一行人在“日本外岛”“马达屿”“墨面拿”三处海岛的奇遇,这一叙事结构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以及《镜花缘》上半部分极为类似,但生活在晚清的王韬对于海洋的书写与理解,则与罗懋登、李汝珍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虽然对于郑和船队以及海外方国有着极为细致的刻画,但罗懋登所写大多引自费信《星槎胜览》与马欢《瀛涯胜览》,机械的照搬照抄不仅文字索然无味,并且在小说的整体叙事中极为突兀。1879年,王韬曾应邀东渡日本百余日,以此为基础,《海外美人》在陆梅舫等人抵达“日本外岛”时写道:“岛中人皆倭国衣冠,椎髻阔袖,矫捷善走。男女皆曳金齿屐;女子肌肤白皙,眉目姣好,惟画眉染齿,风韵稍减。” [1]194寥寥数语间既有对日本人衣冠神态的客观描摹,又有对日本女子“画眉染齿”后“风韵稍减”的主观点评。如果说罗懋登通过转述《星槎胜览》等航海典籍使小说家对于海洋的描摹由方士的主观臆想转向文人的客观记录,那么王韬则以本人对于海外世界的亲身体验与细致观察,为这些冰冷的记述注入炙热的情感,从而使中国古代小说对于海洋的书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此外,小说开篇叙写陆梅舫并未采纳众舵工“与乘华船,不如用西舶;与用夹板,不如购轮船”的建议,而是“出己意创造一舟:船身长二十八丈,按二十八宿之方位;船底亦用轮轴,依二十四气而运行;船之首尾设有日月五星二气筒,上下皆用空气阻力,而无籍煤火。驾舟者悉穿八卦道衣。船中俱燃电灯,照耀逾于白昼。” [1]193王韬深知中西科技的悬殊差异:“西人穷其技巧,造器致用,测天之高,度地之远,辨山岗,区水土,舟车之行,蹑电追风,水火之力,缒幽凿险,信音之速,瞬息千里,化学之精,顷刻万变,几于神工鬼斧,不可思议。” [1]1-2陆梅舫所造奇幻之船,荒诞不羁的神仙法术背后隐喻着晚清国人面对西方科技的本能拒斥,以及对于中华文明曾经辉煌岁月的追忆与感慨。小说最后,陆梅舫娶“海外美人”为妻,这种异域女子主动投怀送抱的情节在王韬“后聊斋”系列中多次出现,“象征了中华男性融入异域空间并凌驾于异域文化之上,借助想象抹除晚清弱国子民身份的焦虑与尴尬”,进而“达成宣泄与补偿中国在世界格局版图中失语地位的不平衡心理” [11]。在融入晚清士人独有的情感体验后,《海外美人》的海洋叙事便不再只是文人墨客的吟風弄月、寻章摘句,而是真正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时代记忆。最后需要注意的是陆梅舫这一形象的海洋性格,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因遭遇海难或受神仙之请而“被动”进入海洋,与此相比,陆梅舫性格中有着对于海洋发自内心的亲密感:“(陆梅舫)家拥巨资,有海舶十余艘,岁往来东南洋,获利无算。生平好作汗漫游,思一探海外之奇。” [1]193王韬“后聊斋”系列中并不缺少陆梅舫这样具有海洋性格的人物,如《海底奇境》中聂瑞图的“胸襟旷远,时思作汗漫游”,但这些人物大多出自“误入异域”式涉海叙事,进入异域后便割裂了与海洋的联系,其海洋性格因此仅仅作为一个“引子”嫁接于整体叙事之中。《海外美人》采用“航海远行”式海洋叙事,航海远行虽是故事主线,但内在驱动力则是陆梅舫对于海洋“西穷欧土兮,东极扶桑” [1]193的好奇与亲密。通过叙写具有海洋性格的人物在海洋环境中的一系列活动,表现作者对于海洋的理解与体验,《海外美人》在形式与思想两个层面最终实现了小说与海洋的真正融合。
  四、结语:晚清涉海小说的发展困局
   在王韬“后聊斋”系列所含涉海小说中,《遁窟谰言》成书最早,此时的王韬缺乏对于海洋的直接体验,因而《遁窟谰言》对于海洋的书写依然停留于对《聊斋志异》等前代作品的承袭与模拟。创作于王韬海外归国之后的《淞隐漫录》不仅涉海小说的篇目大为增多,并且小说与海洋的关联程度更为紧密,《海外美人》采用的“航海远行”式涉海叙事,在融入作者对于中国近代海洋环境的认知后,更是在思想精神层面完成了对于前代涉海小说的突破。但令人遗憾的是,《海外美人》在《淞隐漫录》中仅为孤例,并且各涉海篇目的排列极为杂乱,篇与篇之间未能呈现出历时性的深化与演进。作为《淞隐漫录》续集的《淞滨琐话》,其对于海洋的书写不仅未能延续前者的诸多新变,所含涉海篇目的数量更是急剧减少。
   从《山海经》开始,中国古代涉海小说虽有现实基础,创作中更多借助的则是浪漫想象,有限的海洋体验始终杂糅于无限的佛道臆想之中。随着晚清中国国门洞开,王韬等先进中国人开始走向海外,《淞隐漫录》等以海外体验为基础的涉海小说蔚然成风,并且部分篇章的形式与内容均已具备现代海洋小说的诸多特质。然而王韬的海外经历仅仅是个人行为,《淞隐漫录》等以此为基础进行的涉海创作无法具备长期的持续性,随着王韬回国后将有限的海洋记忆加工演义为涉海小说,《淞滨琐话》等后续进行的创作在描写海洋时便再度陷入因缺乏现实材料而无奈求助神魔佛道的窘境。可见,以王韬“后聊斋”系列为代表的涉海创作虽然在作品题材等领域完成局部新变,却始终圉于叙事表面而无法从思想精神层面完成对于海洋真正的体悟与感知,在晚清社会尚未形成全民性现代海洋意识的背景下,王韬仍旧需借助神魔法术等主观臆想填充其极度匮乏的海洋体验,这种创作方式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同类创作相比并无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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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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