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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变革与复兴之路

作者:未知

  摘 要:理念与智慧并存、气度与神韵兼具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而,中国历史伴随着鸦片战争步入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也进入了“西学东渐”的转型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碰撞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有力推动者,相应地承担了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开启了艰难的文化探索之旅。从陈独秀等人的“全盘否定”到毛泽东的“批判继承”,再到习近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旨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与重塑,再塑中国文化主体论,再创中国文化新辉煌,继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作为文化强国的光辉形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变革;复兴之路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9-0098-05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对弘扬沂蒙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18CYMJ12);山东农业大学“十三五”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改进中加强的可行性方案研究”(X20170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玉斌(1993-),男,山东枣庄人,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张瑜(1991-),山东即墨人,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社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刘友田(1968-),男,山东日照人,山东高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讲师团专家,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中华文化拥有博大精深的蕴涵和延绵不绝的根脉,不仅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滋养与支撑,也为人类文明多元发展注入了元素和活力。然而,中国历史伴随着鸦片战争步入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也进入了“西学东渐”的转型期,东西方间的文化碰撞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延续和更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重大以至于牵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弦,是因为“传统的转型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出路这两个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 [1]2,因而传统的延传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现象,也饱含着深刻的政治意蕴。在探索中国政治出路和推动传统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变革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应运而生,不仅肩负起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历史责任,也承担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时代使命。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后,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2]663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重塑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
  一、“价值重估”:文化危机中的文化自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与之互为支撑的是高度的农耕文明。步入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封建的农耕文明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以朝贡体系为标志的东方等级秩序湮灭,取而代之的是以殖民体系为标志的西方强权秩序。”[3]87西方列强的入侵,不仅引发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还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为挽救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一批有识之士和先进知识分子以应时而变的思想觉悟掀起了以“自强”“求富”“改制”“觉醒”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以挽救濒临深渊的中国。
  从文化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五四时期批判旧传统的文化运动无疑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五四时期批判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者,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起人和奠基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潮平息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也不乏其人,梁启超对此慨言道:“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4]236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尽管梁启超也曾用中国传统文化附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和决绝精神,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挽回的对立局面,从而萌生了中国人“月亮都是外国的圆”式的文化自卑和精神自虐现象,也进一步加速了中国传统思想和观念的逐步解体。以“重估一切价值”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价值体系——遭到重击。此后,“各种思潮、流派应运而生,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争鸣、角逐,但各自的最终命运则取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抉择。” [3]88
  面对近代中国混乱的社会秩序,孙中山、鲁迅等革命先驱们认为,辛亥革命、洋务运动等之所以失败,缘于革命仅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和器物层面,尚未触及伦理道德和人的精神层面,人们的行为观念仍未摆脱封建之窠臼,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万马齐喑”的文化僵局仍未被打破。陈独秀也指出:“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5]140在陈独秀看来,“伦理的觉悟”就是要以西方近代文化作为价值依归,发动一场对以孔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评运动,矛头主要指向四个方面:在政治层面上,维护民主共和否定君主专制统治;在学术层面上,维护思想自由否定儒学一统;在伦理层面上,维护个性自我否定纲常名教;在文学层面上,创造新文学否定言文分离[6]111-115。从一定意义上讲,“伦理的觉悟”也彰显了中国寻求现代化进程中的早期文化自觉。
  二、复兴之脉:中国共产党人的“旧邦新命”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所蕴含的哲思智理高如崇山、深如汪洋;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如何对待、传承、弘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并使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资源性、功能性、建设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价值遵循和文化使命。然而,從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到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延传和重塑的态度是复杂的,探索和弘扬的历程是曲折的,但夙愿是美好的,前景是光明的,其间经历了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历程和精神觉醒,全盘否定——批判继承的文化反思和思想激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自信与思想引领。   毛泽东出生于一个新旧掺杂、以旧为主的文化时代,在青少年时期就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不仅经常诵读《三字经》《诗经》《论语》《孟子》《史记》《汉书》《纲鉴类纂》《日知录》《春秋》《左传》等反映古代上层正统文化价值取向的经典之作,还时常品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厢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被古代上层的经典文化排斥在正统之外的“禁书”。可以说,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感情伴随着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也正如刘少奇所言:毛泽东“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7]319。纵观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缘起于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对矛盾的解决中,在他看来,谁能在理论上回答这两个问题,并在实践中解决这两对矛盾,谁的思想就会成为时代的精神引领,成为推进中国转型的精神旗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和矛盾的解决,毛泽东的探索思路是:“‘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批判继承’——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8]10这样以来,既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实现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变;又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理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准确而科学,他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534,这体现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高度肯定。他又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2]707-708,这又体现了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正是基于此,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和阐释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现象,并通过对其内涵的创造性改造,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的新内涵,这种新内涵,“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民族的,对传统来说是现代的。” [8]10“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再造传统”  [9]51,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性”应用,彰显了其把传统视为文化自新发展的“垫脚石”,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再造,也是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根本立场。
  中国共产党是扎根中国大地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政党,在毛泽东看来,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和理性改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塑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肩负的文化使命。为此,毛泽东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开启了文化探索之路,这一过程并非一马平川、一帆风顺,因而呈现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划分为: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选择,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运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回顾与总结,七届二中全会和中共八大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探索,“文革”前十年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踌躇与徘徊,“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革新”[8]10-17。 毛泽东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与运用,启迪和召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觉和文化反思,中华民族也逐渐唤醒了“华夏民族精神中血液中蕴涵的刑天舞干戚、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式的战天斗地、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形成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气概和战斗气概” [6]70。正是在这种强大民族精神和不屈不挠民族气节的激励和鼓舞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先进文化的统领、民族脊梁的象征,在引领中国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创造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以“三山一坡”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为主要标志的红色革命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宏伟愿景,彰显了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密码。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实”观念、“变革”理念、“民本”思想、“小康”理想,开启了传统文化“改革化”丰富之路,推动了文化的返正;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平”理念、“包容”思想、“融通”思维、“和谐”观念,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化”弘扬和“和谐化”发展之路,推动了文化的进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接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秉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文化使命,以“应时而变”“应事而变”的观念和“随事而治”“刚健日新”的态度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创”,开启了传统文化“双创化”延传之路,推动了文化的自信发展。在新时代,习近平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巨大能量,是中国人民砥砺奋进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精神支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文化母体,这不仅高度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时代价值,也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习近平指出:“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10]为此,习近平强调,要充分汲取和吸吮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养分、思想精髓和哲思智理,以鉴往知来的眼光、逢山开路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毅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征途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力量,不断创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历史功绩。
  三、内在理路:结合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任何一种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文化都是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创新性的有机结合,历史继承性内在地规定了文化要充分汲取历史文化的精华,时代创新性也本质地要求文化要结合时代条件进行转化和发展。凡是历久弥新、源远流长的文化,都既具有丰富的传统内涵,也彰显创新的时代特色;既具有无比深厚的传统基因,也浸润独具特色的时代意蕴。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问题,就是如何推進传统文化转化和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既然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都是所属时代社会存在的反映,那么,所属时代的文化所蕴含的政治理念、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都不是永恒的,都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拓新。正是基于此,习近平从唯物史观的视野出发,精确分析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进逻辑,深刻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的客观条件,详实论述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和方法,为新时代推进传统文化实现“双创”发展提供了方法导向。   第一,充分挖掘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11]16这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的高度肯定,但是,如何挖掘和阐发其蕴含的历史价值是问题之关键。通过梳理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的相关论述,对于如何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历史价值这一问题的理解,可以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要激活历史文化资源,使其彰显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二是要汲取文化精华,在全面分析文化发展脉络、逻辑、趋势的基础上构建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时代文化;三是要准确把握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特性,赋予其新的价值内涵和适用范围;四是要建构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传承体系,不断推进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和大众化。
  第二,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点任务。对于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曾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2]202这既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不忘本来,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逻辑理路——开创未来。“创新中的‘立异’与继承中的‘求同’是统一的”    [11]89,创新绝不是完全抛弃传统文化,以全新取代传统,也绝不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以当代否定历史,而是辩证地分析、扬弃地继承和创新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实现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事实表明,即使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如果未能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那么,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无从谈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梦也会付之空谈,这将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为此,我们要以科学的方法论处理好“体”与“用”、“破”与“立”、“传统”与“当代”的关系问题,真正实现继承与创新的协调推进和良性互动。
  第三,明确掌握创造和创新的方法原则,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科学路径。推动传统文化的“双创”发展,是建设现代化文化强国进程中两个不同时间节点的问题。创造性转化主要是当前一个阶段的重点任务,在此阶段要“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结合起来”[13]47,以发挥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为关键点,以延续时代文化的生命力为立足点,以改造赋予转化意义的传统文化为发力点,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范式转化,以彰显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创新性发展主要是未来发展阶段的路径谋划,在未来发展阶段应进一步丰富和优化现有文化的结构和体系,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整体性发展,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需要注意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同层面,两者应有机结合起来,在创造性转化中推进创新性发展,在创新性发展中加强创造性转化,真正使两者在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外在举措: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显示,文化的繁荣兴盛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唯有坚持开放的原则、秉持博采众长和交流互鉴的方式才能实现文化的辉煌发展。纵观古今中外文化的发展,凡是文化的繁荣兴盛,都不是文化的“一家独唱”“闭门造车”“因循守旧”,而是文化的“百家争鸣”“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华文化自始至终都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西汉年间张骞开辟的古丝绸之路,唐朝玄奘的西行取经,明代郑和的西行之旅,清朝先进知识分子的“西学东渐”,新时代的“一带一路”,等等,都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在对待文化发展方面始终坚持交流互鉴的姿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应更加坚定开放式的文化发展战略,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立场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还要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以充分显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无穷魅力。
  第一,立足本土,充分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真正做到为我所用。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14]105-106姹紫嫣红的世界各国文化都具有自己所特有的优势和特色,我们要敞开博大胸怀,充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果,借鉴其中的宝贵资源,为我所用,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在各国文化交流交锋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坚持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浪潮中,积极开展与各国优秀文化的交流对话,以适应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在吸收和借鉴世界文化有益成果时,要秉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择善而从、择优而用,做到“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相协调”[15]132,使吸收借鉴的文化成果真正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以起到丰富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作用。
  第二,面向世界,广泛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特色和魅力,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最新成果传播出去,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这实际上是一个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在其关于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论述中,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方法路径:一是向世界各国讲清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阐释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树立蕴含浓厚文化底蕴的大国形象;二是建构多样化、多途径的文化传播方式,发挥好“一带一路”“孔子学院”等传播媒介的作用,真正将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形象和崇尚和平、追求正义、共谋发展的价值理念传播出去;三是“注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和载体阐释中国梦想” [11]49,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同时,将其作为与世界各国沟通和交流的文化纽带和载体,在阐释中国梦想的同时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世界文化繁荣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由近代走向新时代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路径是曲折的,经历了从“破”到“立”,从“全盘否定”到“辩证肯定”,从“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嬗变。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可以看出其价值旨归就是要重塑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重塑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向度。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文化使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和基本走向的阐释,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价值理念的挖掘,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内涵、时代价值的阐发,推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探索,真正把传承和弘扬、阐释与传播、“自己讲”和“别人说”结合起来,切实讲好中国故事,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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