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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革命阶段乡村秩序的变动与重建

作者:未知

  摘 要:乡村社会是维持国家运转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彻底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使国家行政权力强势下沉,由此开启了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新局面,这个时期的乡村秩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转变,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地权的变動引导乡村经济秩序变动,通过建立国家基层政权引导乡村政治秩序变动。
  关键词:后革命阶段;乡村秩序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社会是维持国家运转和政治稳定的基础。晚清以前,由于地貌广大,社会资源有限,国家统治有“王权不下县”之说,乡村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乡村自发内生的权威与价值。晚清开始,国家权力开始介入乡村秩序并企图支配乡村秩序,在晚清至民国期间存在乡村内生权威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博弈,最终后者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现代行政国家的构建,国家行政权力强势下沉,传统中国乡村秩序完全被改变。中国共产党在执掌权力之后经过黑暗和摸索期,乡村秩序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在掌权初期,面对混乱凋敝的社会现状,中国共产党利用权威按照社会主义理想重构乡村经济和政治秩序,同时也掌握大量乡村资源为城市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乡村秩序重建,既延续了建国前土地革命的特点,同时又是乡村秩序改革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乡村秩序的重构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社会主义改造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期,乡村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根据中国共产党革命阶段的划分,可以将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前这一时期近似地称为后革命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乡村秩序,对于了解党的领导下的乡村秩序转变具有重要作用。
  一、以地权变动为基础的乡村经济秩序重建
  传统小农经济是中国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封建时期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家庭为单位,依附土地,男耕女织,经济自给自足。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土地制度经历了从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私有到采取各种措施提倡鼓励农民土地交易自由,到合作化运动中逐渐限制直至禁止的剧烈变化。乡村经济的基础发生转变,从而导致乡村经济环境和秩序的变化。
  (一)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便是进行土地革命。建国初期,在新解放区继续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农民土地私有权。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把土地改革列为全党全国人民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次与之前的土地改革精神是一致的,主要是恢复农民土地私有,具体来说即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多余的粮食、房屋,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土地产权无法再进行私人交易,其他经济领域交易自由。这次土地所有制的变动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执政合法地位以后,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强制执行的,导致了农村阶层的变动。依靠掌握土地资源而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地主士绅等传统“精英”阶级完全消失,也意味着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彻底瓦解。地权私有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民有了收入来源,乡村社会内部的贫富两级分化状况急速缓和,农民收入分层呈橄榄状。从农民阶层来看,绝大多数个体农户趋于中农化。“农民收入普遍有所增加,特别是老贫农,收入增长的速度高于平均水平”。总体而言,这次地权变动使农民的人生安全和物质生活条件两个方面得到了保障,党领导的国家权威得到了农民的普遍认同。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地权集体化
  土地改革后,农户拥有个体土地所有权,以家庭经营作为主要经济活动形式,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农户个体所有制容易导致农民贫富两极分化和乡村经济、社会不公平的重新出现。于是按照社会主义农村的理想进行了农业集体化改造,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使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由农民私人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所有权的集中缩小了农村经济的自由空间,结果使得农民生产的活力和热情大为削减。人民公社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将一切共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激进的产权集体所有制度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经济衰退的严重后果。中央随后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转而规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权归属原则,确认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范围内的劳动力都由生产队支配,原来公社、大队所有的农具、小型农业机械、大牲畜,凡是适合生产队所有并使用的,应该归生产队所有。同时还承认农民社员有自主支配生活资料和少量的自有生产资料,更有保留少量“自留地”和饲养少量家畜、家禽的权利。产权所有的适当松绑,既是对激进的集体所有制的补救,也为以后乡村经济自主性的恢复预留了一定的空间。这一时期包括地权在内的产权为人民公社掌控,并基本按照平均主义进行分配,使乡村社会在改革以前长期保持了经济同质化的格局,经济分层并不明显。
  二、以基层行政组织建立为核心的乡村政治秩序重建
  传统乡村政治秩序主要依靠代表乡村权威的传统政治精英和宗族来维持,土地改革导致二者的消解。与之相对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按照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理想,从国家、社会和农民三个层面构建了三种不同形式来重建乡村政治秩序。国家通过基层人民政权来执掌权力并起主导作用,通过新的乡村政治精英来执行统治和整合民众诉求,民众通过由政府主导的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一)建立基层人民政权执掌国家基础权力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便迅速组织在各地建立乡级政权。农民协会在农村基层政权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解放的地区,首先由解放军派工作队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再由农民代表会选出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新的基层人民政权。在基层政权组织建立之前,由农民协会组织和领导土地革命,乡人民政府成立后,土地革命由基层政权组织推动。到1952年底,除少数地区外,全国土改基本完成,农村基层政权体系也基本确立。当时的公共权威主体不仅限于上述政府组织,还包括党及党所领导下的各类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比如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和民兵队等,农民协会也在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基层政权作为最低一级政权组织,直接面向乡村民众,是国家方针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创建合作社的政策下达后,便很快贯彻实施了。合作社作为较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并不能满足国家在乡村地区进一步拓展基础性权力的需求,因此,一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建设的新型合作共同体即人民公社便产生并很快得以实施推广。这是在国家主导下,进一步在乡村地区拓展基础性权力的组织载体,具有政社合一的组织性质,是合作社与乡村政权组织结合的产物。1962年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定义其“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由此,人民公社成为国家权力在乡村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   (二)乡村政治精英连接国家政权与民众
  土地改革使传统地主士绅等乡村政治精英和宗族等地方势力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乡村政治精英和政权组织。乡村政治精英主要包括基層政权组织中的行政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各类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核心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顺利推进土改,在基层选拔了一批积极分子,担任当地的农民协会代表,负责组织土地改革。这些积极分子大多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对党的领导权威具有认同感,也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在贯彻党的政策中有优异表现。这些积极分子中的优秀者有一部分成为了基层政权组织的领导者,有的也被吸收进中国共产党。这些积极分子代表着新的乡村政治精英,一方面他们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例如进行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另外一方面他们直接与乡村民众联系,例如由他们来决定土地改革具体怎么进行,直接影响乡村民众的利益和生活。虽然新的乡村政治精英作为桥梁连接着国家政权和乡村民众,但是由于他们是由国家所选拔和培养出来的,权力来源于国家的授权和认可,因此对上级有着更强的服从性和依属性。“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是由那些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并依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的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实现的。”
  (三)人民政治参与实现民主制度下民众的利益表达
  现代国家的特征之一是民众普遍的政治参与。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政治参与这一方式,通过民众的政治参与取得了革命胜利,掌握了政权,在成为执政党以后也通过民众的政治参与来提高国家统治的制度合法性和法理型权威。一方面是通过制度来保障民众参与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实践政治参与。新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制度载体便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县乡层次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吸纳农民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从实践上来看,由于从封建社会走出来的乡村民众并不具备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因此在最初国家通过设立专门的选举工作组,向农民宣传基层选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提升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激发了行使选举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乡村民众的参选率最终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人民公社建立时也从制度上注重民众的政治参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作为人民公社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必须执行群众路线,“有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人民公社的法定权力机关即各级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按规定要经过“社员的充分酝酿,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政治参与的另一种方式便是群众运动。在土地改革时期,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客观上实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但是5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如“大跃进”运动和“文革”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等,由于其由上层强制发动,代表的是领导人的理想,与社会实际并不相符,结果导致了撕裂社会、破坏秩序、恶化县乡政权与民众关系的负面效果。
  综观这一时期乡村秩序的特色便是由以往的村民自治变为政府主导。在执掌政权初期,按照政治理想进行秩序重塑是有必要的,但是在理想实践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脱离客观实际的情况,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一时期的乡村秩序在某些方面奠定了现在乡村秩序的基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乡村秩序带给农民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增加了农民的利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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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迎(1992- ),女,湖北荆门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党团建设与管理,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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