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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桃培李,薪尽火传

作者:未知

  摘要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通过金陵大学及北京大学的刘国钧先生的弟子们的回忆,借助若干新发现的资料,重点阐述了刘国钧先生致力敬业于金陵大学及北京大学教育事业的人文精神,呈现了其作为现代图书馆学教育家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斐然业绩,及其中、晚年满怀奉献热诚却未尽其才的人生悲剧。文章呼吁:在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20周年研讨会举办之后,宜以“著名图书馆学家、教育家及中国书籍史、思想史研究学者”的全面完整学术头衔,来认定刘国钧先生毕生的事功,并以此作为编纂《刘国钧文集》及撰著《刘国钧评传》的常识基础和知识核心。
  关键词 刘国钧 图书馆学教育 金陵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6.002
  大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百科全书》的问世发行,有关刘国钧先生(1899-1980年)的业绩评价,似乎被“中国图书馆学家”这7个字盖棺论定了[1]。然而仔细考究一下,才发现这两部权威工具书有关刘国钧的业绩介绍,都出自同一位撰稿人,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0届毕业的李修宇先生(1933-2015年)之手。他在条目中写道,刘国钧“一生从事图书馆实践与研究,共发表论著、译著130余种,后半生致力于图书馆学研究,培育了大批图书馆学人才。他在文献编目、文献分类学、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书史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建设作出了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从略——引用者注)。此外,刘国钧还有一些哲学和道教史著述,以《老子神话(应为‘神化’)考略》(1935年)最为著名。”[2]显然,其中被轻易忽略掉了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家”这一重要头衔。
  1999年秋,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及甘肃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刘国钧先生100周年誕辰纪念研讨会前夕,杭州图书馆研究馆员李明华先生撰写了一篇独具视角的文章,题为《薪火相传 事业兴旺——弟子们发扬刘国钧先生学说述略》。该文开宗明义道:“刘国钧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一位伟大的图书馆学家,杰出的图书馆学教育家”,“不但在其对图书馆学许多领域的开创性建树,泽被后世,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数十载教坛耕耘,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材。”[3]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孟昭晋、王锦贵、李国新先生也在联合撰文中提出,刘国钧先生既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又是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还是“现代中国目录学史上屈指可数的目录学家”[4]。
  虽然李明华、孟昭晋等先生的两篇文章,都认定刘国钧先生为当之无愧的“杰出的(或‘著名的’)图书馆学教育家”,但同样都还存在着遗憾之处,即各位作者受制于评价视角及文献史料等方面的局限,对刘国钧1925年夏留学归国后在母校金陵大学倾力服务近20年的教书育人功绩,及其1951年调动进京后的晚年人生遭遇,尤其是其才学未尽这一点,都少有笔墨道及。
  1 问题的提出
  纵观刘国钧先生的一生,他在金陵大学求学3年(1917-1920年),毕业后先是留校在图书馆工作了2年(1920-1922年),然后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3年(1922-1925年),并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继续服务于母校金陵大学,其工作总时长近20载。在此期间,他历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部主任、代馆长、馆长,校文理科长、文学院院长及校秘书长,以及金陵大学哲学、图书馆学系教授,兼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正是其理论与实践并进、学问与智慧俱长的人生华彩时期。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业已名高权重的刘国钧为时迁成都的金陵大学文学院内部人事所缠苦,而校长陈裕光(1893-1989年)与之原有的信任倚重关系也日趋淡薄[5],遂告别金陵大学,于1943年6月以“理事”身份,接受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推荐及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聘任,负责筹建并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该馆于次年7月7日开馆接待读者。1951年夏,刘国钧从兰州人民图书馆副馆长任上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担任教授兼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这一段在兰州工作的时长是8年。在世俗的尘埃落定之后,陈裕光校长在其《回忆金陵大学》一文中评价道:“金陵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和图书的收藏、整理,是与图书馆学专家、美国人克莱门斯(即第一任馆长克乃文先生——引用者注),中国教授刘国钧、李小缘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为丰富金陵大学图书,鞠躬尽瘁,值得人们深深怀念。”[6]
  刘国钧先生调至北京大学做图书馆学专职教授时,已年过半百,历经人生之沧桑。殊不知,更加坎坷的人生却将不期而遇。虽说他在北京大学,历任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代系主任、主任,直至1980年因病去世,其在京的人生总时长达到29年,但除去前7年在校内外的图书馆学专业领域还能有所作为外,其余本应更加专业有为、志业大成的年岁,却严重受挫于1958年在高等教育界进行的所谓“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又在1966-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运动中,身心再受严重伤害。
  当1978年12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明确提出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等新时期的发展国策时,刘国钧先生却已病入膏肓,回天无望了。1980年6月27日凌晨,刘国钧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任上不幸去世,享年81岁。次月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由此可见,刘国钧在到京以后,能够自主发挥专家学者及高校人师作用的时期,不过是短短的7年时间。
  因此,在对刘国钧的生平事功研究中,应先直面这一客观的社会现实和不幸的人生史实。有了在人生时间尺度上的这一基本认知,才有可能努力接近于刘国钧晚年真实的心理世界和精神空间,进而更深度地理解他何以会前瞻性地,同样具有近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在1983年10月1日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的图书馆学专业情怀。   2 在母校金陵大学期间的教育奉献
  1899年11月15日,刘国钧出生于江宁府(今南京市)的冶城北故宅。据上海图书馆馆员浦保青在《刘国钧:多才多艺的图书分类法专家》一文中记述,他的父亲曾经考得晚清朝廷的举人功名,但在其出生时家道已经破落,“他自幼身材瘦小,沉默寡言”,可是“学习用功,成绩很好”[7]。在其人生道路上,金陵大学哲学系求学3年及在校图书馆工作2年的从业经历,尤其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3年的留学生活及游学见闻,是他回国以后在大学教书育人,以及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从事业务管理工作的精神底色。
  2.1 在金陵大学图书馆、文理科、文学院及研究所等岗位的倾力服务
  20世纪80年代,由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编写的《图书馆学》教科书中写道:“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留美研习图书馆人士,返国者日众,当时以‘新图书馆运动’为号召……尤以民国九年,美籍韦棣华女士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图书馆学科,南京金陵大学设置图书馆学系,经戴志骞、刘国钧、李小缘、沈祖荣及洪有丰诸氏之倡导,对于图书馆学之研究,始蔚成风气。”[8]
  1925年7月,刘国钧自美国学成归来,回母校金陵大学担任图书馆中籍部主任兼哲学教授。他参与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与东南大学合作开办的“图书馆学暑期学校”讲课活动等。1928年,聘任刘先生为文理科长。也正是在此年,图书馆学系得以在金陵大学文理科内设立,由馆长李小缘兼任系主任,刘国钧等任教授。据报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今日图书馆界中,颇占相当地位,在中国各大学中,除‘文华专科’外,设立图书学系,可称仅见。该研究图书馆学者,若刘国钧先生对于‘分类’,李小缘先生对于‘编目’,万国鼎先生对于‘检字法’,均系国内一时威权学者,担任该系教授,实为难得……”[9]
  1934年春,刘国钧再次担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此后2年,他还负责了教育部核准成立的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培养研究生的工作。1940年3月,文学院“鉴于目前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缺乏,各方屡向本院罗致此項人才”,报经教育部批准,于同年秋天开招学制2年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刘国钧兼任科主任。该科“成立甫阅两载,课程设备渐臻完善,历届招生报名人数颇形踊跃”,但“以录取标准提高,与夫校方宿住有限,不能多收”[10]。
  2.2 卢震京、钱存训、程千帆等出自刘国钧先生门下的金陵大学弟子代表
  在金陵大学弟子中,接受过刘国钧先生专业教诲的人物众多,其中成名的学者型人物,以卢震京(1906-1968年)、钱存训(1910-2015年)和程千帆(1913-2000年)为代表。
  后来成为现代图书馆学家之一的卢震京先生,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建立之初入学,师从李小缘、刘国钧等人求学有成之后,即以图书馆为终生职业岗位和事业追求。历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图书馆主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编目主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图书馆主任、行政院图书馆专员等。晚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其首部专著《小学图书馆概论》,即是其在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后,于193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并且由刘国钧、李小缘先生作序。其著述还有《实用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建筑学》及《图书馆学辞典》及《中国古籍书目解题》(手稿本)等。
  钱存训先生,后来成为海外汉学界有名的中国图书印刷史研究专家,于1927年秋入学金陵大学,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在求学期间曾兼职于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他在晚年回忆道:“在大学期间,曾选习刘国钧先生主讲的‘中国书史’,深受其影响,因此对‘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不倦。”[11]2007年4月20日,他又写道:“1927年,金陵大学正式设立图书馆学系,我是设系后第一届的学生,曾组织图书馆学会,我也是会员之一……先后选读‘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目录学’‘分类法’‘编目法’‘图书馆史’‘特种图书馆’‘书史学’等课程。图书和历史二者相结合对我一生的工作和研究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后来我能够‘坐拥书城’,以及进修、教学、研究和写作,一直环绕在‘书史’这一主题,也都和我在大学时代所修习的课程有关。我在大学的成绩文、史平平,数、理最差,而对图书馆学的功课却特别优异。课堂作业所写的一篇《图书馆与学术研究》,曾被选刊在《金陵大学文学院院刊》第一卷第二期(1931年),成为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2]
  1934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开办了学制2年的“国学特别研究班”(共办两期,毕业学生计30人),刘先生担任“《汉书·艺文志》研究”和“《老子》”两个专题方向的研究生导师。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程千帆先生,在1935年6月发行的《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2卷第1期上所刊《〈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一文的题记中说:“客岁刘衡如师讲授此书(指《汉书·艺文志》——引用者注),余幸得从受业,记诵之余,于三书(即《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略能省识。春来小暇,因演赞师言,旁稽群籍,写成此篇。”
  至于其他听讲过或被刘先生在学业上指导过的金陵大学弟子不胜枚举,他们曾经在海内或海外,从事着专业性的或非专业的工作。
  3 在北京大学期间的教育奉献
  1951年8月,刘国钧先生正式从兰州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任图书馆学教授兼教研室主任。先后讲授“图书编目法”“图书分类法”(1955年合并为“图书馆目录”)、“图书馆学概论”等专业基础课程[13]。1953年入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马嘶先生回忆道:“北京大学的文、理科各系都有一批学养深纯的名教授”,“就我所知,这些名师中……图书馆系有王重民、刘国钧。”[14]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留系任教的朱天俊先生回忆说,刘国钧先生曾为他所在的班级讲授过数门专业基础课程,并在他们毕业前,“亲自带领全班20余名同学住宿城里北京大学旧址红楼,在北京图书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毕业实习。”从制定实习计划到批阅实习报告,刘国钧身体力行,让他们对自身所学与未来方向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学术和教学领域中孜孜不倦、循循善诱的精神,影响了全系师生……从根本上改变了系的面貌,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5]   1956年11月以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4年制的图书馆学系。刘国钧不仅教课勤谨,重视学生实际图书馆学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在课下也会悉心指导求学好问者。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求学的金恩晖先生回忆道:“刘老师将我们找到他家座谈,对每一章节、每一段落、每一数据和引文,甚至每一句话都斟酌、核问和推敲,几经讨论和修改,最后由刘老师加工、定稿……我们这些20岁上下的大学生从刘先生那里学到了撰写科学论文的作风、态度、方法和能力,这是我充满感激之心而永远难以忘怀的事。”[16]而在美国图书馆界人士鲍士伟(1860-1942年)、韦棣华(1861-1931年)来华交流史评介的问题上,刘国钧既坚持真理、正视历史,又对学生认识上的偏差有着体谅、宽容和理解,使金恩晖认识到,应对两位早年来华传播图书馆学的学者、教育家,做客观、公正的“正面评价”[17]。
  正是在如此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刘国钧先生引导了一批系内外的同学将中国图书馆事业和书籍史作为自己的志业。1955年秋,他首次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拓展了本专业研究的领域,激发了一些同学钻研书史的兴趣与热情。”[18]北京大学中文系1965届毕业的李致忠先生回忆说,他在校时曾聆听过刘先生有关“中国书史”的一次专题讲座,“一颗兴趣的种子,就这样暗暗埋入了心田。”那以后,他精读了刘国钧所著《中国书的故事》和《中国书史简编》,与中国古书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
  与此同时,刘国钧还兼任了北京图书馆顾问,每周前往该馆1天,现场指导馆员解决图书分类、编目方面的疑难问题,并指导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到该馆进行毕业实习的学生。在1952年8月23日他写定的《图书怎样分类》前言中说,本书旨在“对图书馆内实际担任分类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些有关工作方法的参考资料。”次年3月该书由开明书店初版后,又由中华书局重印,可见受图书馆从业人员欢迎的程度。1956年9月19-2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图书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了该组工作简则及计划,刘先生被推选为常务组员,随后参加制订了《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他在有关发言中强调,图书馆学的理论及方法的研究,应首先要考虑如何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12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王重民、刘国钧、杜定友、李小缘等11人为常务委员。
  不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生、北京图书馆的馆员,其实当时整个图书馆界,都在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影响下多受其益。要说桃果李实,在大江南北,可谓所在多有。
  4 对“一生心血,付诸东流”的深心忧虑
  1957年,刘国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第1期上,发表了具有理论体系价值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在当年秋,当系主任王重民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他继任了系主任。但在次年春夏召开的“双反”及“插红旗,拔白旗”的时政运动中,他自己突遭校内外的批判。《图书馆学通讯》第5期刊出一组文章,公开批判刘国钧、杜定友、皮高品、徐家麟先生等人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教学思想”。为此,刘国钧违心地写作了《关于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的自我批判》一文,被载入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编的《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史永元先生晚年在《回忆与怀念》一文中,回忆了1955年时刘国钧先生所授课程的情况。然而在“插红旗,拔白旗”的批判运动中,作为刘国钧助教的史永元在组织的要求下,也积极地组织师生进行批判。时隔2年,在北京大学党组织召开的一次“神仙会”上,刘国钧敞开心扉,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既叹息“一生心血,付诸东流”,又责备自己违心地作了自我批判,更表示想不通的是:“学术上的是是非非,怎么能搞群众运动?”[20]可见,自被确定为“白旗”典型,遭到师生、群众和图书馆同行公开批判之日起,刘国钧先生即背负起了巨大的“想不通”的精神包袱,深心忧虑起“一生心血,付诸东流”的黯然前景,并为当年违心地“作了自我批判”而深深自责。
  虽然如此,在《图书馆学通讯》1959年第12期上,依然发表了他与史永元合撰的《我国图书分类法发展的情况》一文。史永元说,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国钧先生与他一起被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小“三家村”而靠边站,“一起被揪斗、劳动,直到1967年夏天才被解除,可以自由活动。有一天,系‘革委会’通知我,交给我一任务,看护刘先生,这时我才得知刘先生被‘隔离审查’(这是非法的举动),我们交谈的机会多了。他说过:‘我相信党和人民,我的历史从来没有隐瞒过,审查是应该的,但不让我回家就想不通,你师母一天三次送饭,实在太辛苦,我也吃不好。’他又说:‘老史,你放心,晚上睡觉别管我,我是不会做‘傻事’(当时的语境,特指自杀——引用者注)的。”[21]当然这是后话。
  在1958年遭到无情批判之后,年届六旬的刘国钧先生所悲叹的,将要付诸东流的“一生心血”究竟何所指呢?
  试看刘国钧在不惑之年时,在成都金陵大学服务期间的一份亲笔填写的表格(1939年)——“现在本校所授学科”一栏中,明确填写的是“图书馆学;哲学”,而“现在本校所任职务”栏中,填写的是:“文学院长兼图书馆长”。也就是说,在人到中年前后,曾经的哲学博士、哲学门教授的刘国钧先生在其价值天平上,早已放下初心所追求的老子及六朝思想史研究,而把图书馆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其教育工作,置于首要地位了。换言之,在遭到时政冲击之后,刘国钧先生深心忧虑的,是他放弃了初始追求而致力半辈子所倡导并推进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前功尽弃问题!
  据陈文超(1937-2009年)回忆:“昔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时,衡如先生为帮助我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曾多次对我说:‘我早年留学美国,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对中国道教和老子哲学有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但由于感到图书馆学更需要有人研究,从此就致力于这个专业了。’由于刘老的引路和教诲,我能学习图书馆学专业,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结下了终生难解之缘。先生培育之恩,深深刻入我的心田。”[22]而金恩晖也听刘国钧先生说过类似的话[23]。正是在此种专业信念鼓励之下,陈文超、金恩晖二人后来都将毕生献给了图书馆事業,前者后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任上退休,而后者则在吉林省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任上退休。   5 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前瞻与期许
  在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年近七旬的刘国钧先生在身心两方面都遭到更大程度的伤害,并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中文系教师等一起被编入七连,下放到自然条件极其险恶的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他的弟子回忆道,他虽然遭到“极大的冲击与伤害,但仍然关注着国外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进展”。“坚持阅读和翻译国外机读目录编制等方面的有用资料,1975年,发表了《“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一文,开创了我国图书馆研究和引进新技术的工作。”[24]
  据当年组稿此文的编辑之一,时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辛希孟先生回忆,1975年8月20日左右,他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约稿,刘国钧先生“在激动的情况下,很快从书桌抽屉里拿出厚厚一叠文稿,从中抽出一篇题为《马尔克计划简介》的文章给我看,并详细地介绍了他撰写本文的动机和过程。依当时稿纸计,全文共万余言。全文抄写工整……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许是遇到了知音,是日也,先生情绪异常兴奋。在商定好这篇文章决定发表之后,他还将前些日子自译自编的满满一盒子的《国外图书馆动态》手稿搬出来,向我一一介绍其内容要点。他说,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教学任务,所以自己给自己选定了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和工作项目,系统搜集和编译有关资料。又因为这些译文无处发表,所以只好以目前这种方式累积和保存,以备今后青年教师、青年馆员和其他同志参考。”[25]对此,辛希孟发表感言道,当时面对刘国钧先生如此挚爱图书馆的工作,忠于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在被激励之余,窃想:“已经76岁的老人了,还如此追求,如此执着,实在难能可贵,令人敬佩!”[26]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时在吉林省图书馆任职的金恩晖在张树华老师和其同窗学友吴慰慈引领下,前往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北岸的刘国钧家探望。他记述道,当时的刘国钧先生已经久病在身,“但记忆很好,思路清晰,还是那么诚恳、热情、谦虚,在书房兼作卧室和会客室的单人床上接待了我们,并将他的书稿《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委托我联系给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省图书馆学会成立时,他慨然允诺担任学会会刊、丛书顾问,并为会刊的创刊写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词。”[27]1980年,《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第1期发表了刘国钧的《论西方图书分类法当前发展的趋势》一文。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师陈光祚先生在回北京大学母校时,也曾前往看望刘国钧。时已躺在病床上的刘先生告诫他说:“要跟上时代前进。”[28]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肖东发(1949-2016年)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恢复硕士研究生招考之初,他曾往刘国钧先生家中求教,刘先生“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尽管80高龄,头脑依然十分清晰、敏锐”。刘先生说:“中国书史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像造纸术、印刷术这两大发明的年代就很值得探讨,需要新的考古发现来进一步证明。”[29]
  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的沈迪飞也曾回忆说,1980年初,他们一行前往探望时,刘国钧先生“病势已重,由家人搀扶着来到客厅接待我们。看到我们尊敬的学海求艺的导师衰弱的病体,心里阵阵痛楚。他的讲话已不很清楚,不多的谈话也大多由家人转述。当他听我讲,他翻译的《马尔克》已在科研与教学中发挥了很大的实际作用时,他点头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是因为,刘国钧先生“以他哲学家、图书馆学家的远见卓识,当图书馆现代化事业在全球刚刚露出曙光的时候,他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图书馆现代化的远景……”。1980年6月27日凌晨刘国钧先生去世了,享年81岁。由此可见,刘国钧先生虽然满怀奉献热情,满腹图书馆学才华,但在当年时政运动的形格势禁之下,却在人生最为宝贵的中、晚年未尽其才,令人唏嘘惋惜。
  6 结论与研究展望
  张树华在《学贯中外的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教授》一文中披露说,“刘先生在哲学方面也有重要成就,可惜这方面在图书馆界鲜为人知。50年代,北京大学校长汤用彤先生曾提到:刘国钧先生在道教和老子哲学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但当时没有引起注意,直到他逝世以后,才发现这方面的著作。”[30]而在史永元、张树华合编的《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之《编者的话》中明确写道:“本书选辑了刘国钧先生关于图书馆学方面的重要文章。以此纪念刘先生逝世一周年。刘先生生前还写有不少有关哲学方面的文章,不在本书收录范围之内……”[31]由于跨学科、逾专业的缘故,刘先生有关哲学领域的论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他作为曾经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的成就,似乎已被整个学术界淡忘了,这显然是有失客观、全面和公正的。
  然而,作为刘国钧在公共图书馆界的私淑弟子之一,四川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张德芳敏锐地发现了“哲学博士”出身的刘国钧的独特学术气质,即刘国钧先生的哲学底蕴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思想呈现。他回忆说,1960年代初,刘国钧在中国科学院的《图书馆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什么是图书馆学》的短文,这是继其在1935年著述问世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之后,学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即从原来的“图书馆学四要素”发展到了“五要素”之说。由此,“也可以窥测到刘国钧先生作为图书馆学界思想家魅力之所在,以及学术思想生命力之所在”,足见其学说与同时代的图书馆学家相比“极有远见”,“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篇文章的重要学术价值,不仅未受到重视,而且刘国钧先生因撰写此文,还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国钧先生“是同时代人中的一位(图书馆学)思想家,一位能登高望远的、把握住图书馆学发展脉络的思想家。”[32]
  作为图书馆学教育界的同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黄宗忠先生也曾发表观感道,刘国钧先生“所学的专业主要是哲学,有深厚的哲学底蕴,是什么促使他淡化乃至最终放弃对哲学的研究,而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学研究上?”又自问自答地解读道:“他学识渊博,学力深厚,不仅精于哲学,且长于文学、教育学……但他矢志不渝于圖书馆事业,更长的时间是在图苑耕耘,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33]   如今回想起来,虽然刘国钧先生自己没能够最终实现从“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到哲学家的学阶提升,但其哲学底蕴和有关的思想方法,其实在相当程度上都渗透在了其前半生孜孜以求、后半生念兹在兹的图书馆学研究论著和教学活动之中了。因此,在2019年11月13日北京大学召开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大家达成共识:宜以“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家、教育家及中国书籍史、思想史研究学者”的完整学术头衔来认定刘国钧先生一生的事功,并由此作为今后编纂一套多卷本的《刘国钧文集》和编撰一部学术严谨的《刘国钧评传》的常识基础和知识核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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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徐雁、张思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王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18日
  (責任编辑:关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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