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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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领域中，刘国钧先生是一位里程碑式的学者。他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拓荒者、参与者与见证人。从推动图书馆事业建设，到开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从研制分类法、图书馆目录的理论与实践、译介MARC、开辟中国书史研究，到提倡科学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刘国钧几乎在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研究的所有专门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回顾与总结刘国钧先生生平和学术成就，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图书馆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刘国钧 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学 分类法 目录 教育思想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6.001
　　在每一个学术领域中，都有一些堪称里程碑的人物，他们如泰山北斗，令人景仰。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领域中，刘国钧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里程碑式的学者。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在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界，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今天我们齐聚一堂，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20周年，总结以刘先生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以有效地推动信息时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刘国钧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拓荒者、参与者与见证人，他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几乎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所有专业领域里都有卓越的建树。下面我主要从推动图书馆事业建设，开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研制分类法、图书馆目录的理论与实践、译介MARC、开辟中国书史研究、提倡科学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等方面阐述刘国钧先生的学术贡献。
　　1 刘国钧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刘国钧，1899年11月15日生于江苏南京，1917年进入金陵大学读书，1920年毕业后，留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定而又充满变革的年代。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民主和科学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许多西方学者来中国讲学，把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中国的图书馆界兴起了“新图书馆运动”。在此之前，中国图书馆学并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是融于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传统学科中。图书馆还保留很多藏书楼的痕迹，虽然有些西方图书馆思想、方法和技术流入中国，但这一时期无论是近代图书馆还是近代图书馆学均处于萌芽时期。“新图书馆运动”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应用到图书馆工作及研究中，推动了中国图书馆近代化进程。这一时期的思潮给刘先生以强烈冲击，使他思想中埋下深刻的民主和科学的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他的几十年研究工作中，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契机。
　　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一段时间后，刘先生远赴美国留学，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图书馆专科学校及研究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学生活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到美国的图书馆思想理论。
　　1925年刘先生学成回国，先后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国立西北图书館筹备主任、馆长，1951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担任教授和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自1958年起担任系主任。他努力履行本职工作，积极参加图书馆界和各种社会活动。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届出版委员会主任，负责主编《图书馆学季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图书馆顾问，国家科委图书小组成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编译委员会顾问，并长期担任《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学译丛》等杂志的编委。
　　刘国钧先生毕生从事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前，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主要有：①积极介绍西方图书馆办馆方针及管理理念，提倡新式图书馆的办馆理念和方法。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1921年）、《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1921年）、《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1923年）、《图书馆员应有之素养》（1932年）等。这些论文的研究领域涉及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于现代中国的新图书馆运动起了倡导作用。②对编目工作和分类工作的研究与推广，如1929年编制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和《中国图书分类法》，当时被中国的很多图书馆所采用。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通行的中文编目规则的许多规定都沿用了该条例;而《中国图书分类法》及其修订本对后来中国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工作更是影响深远。
　　1949年后，刘国钧先生的主要贡献有：①从事编制《中小型图书馆分类法》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实际工作。②译介西方主要分类法，研究分类法理论。刘先生关于分类法中的基本大类的次序问题、怎样表示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号码制度问题、统一分类法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分类法的编制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③积极推动编目工作标准化。④较早介绍国外图书馆间的合作与协调工作及合作编目工作。⑤阅读和翻译国外图书馆现代化的资料，对于我国图书馆界引进现代化技术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2 刘国钧先生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
　　刘先生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图书馆要素说。1921年，刘国钧在《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中提出了“三要素”[1];1934年在《图书馆学要旨》中提出了“四要素”[2]，1957年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提出“五要素”[3] ，以要素为框架铺衍而成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逻辑性强，分支有序，内容丰富。由对图书馆不同要素的研究所决定，图书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①关于整个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建设原理、各类型图书馆的专门研究等;②关于图书的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图书史、图书生产技术等;③关于读者的研究;④关于领导和干部的研究;⑤关于建筑与设备的研究;⑥关于工作方法的研究——图书馆方法论（图书馆管理学）。”[4] 　　“要素说”是在近代分析科学思维方法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对于构成图书馆事业整体的各个组成要素进行具体的分析，以期掌握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同时刘先生又是以系统的观点指导要素研究，而不是将各个要素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要素说”是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早期的重要成果。
　　刘先生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之二是关于近代图书馆性质、特征和任务的分析和阐述。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刘先生就著文阐述近代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他认为图书馆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图书馆在教育上的价值，有时竟过于学校”。因为“学校之教育，止于在校之人数，图书馆之教育，则偏于社会;学校之教育，迄于毕业之年，图书馆之教育，则无年数之限制;学校之教育，有规定课程之限制，图书馆之教育，则可涉及一切人类应有之知识;学校之教育常易趋于专门，而图书馆之教育则为常识之源泉”。因此“图书馆教育，苟善用之，其影响于社会，于人生者，且甚于学校。”[5]基于对图书馆性质的这种认识，他认为近代图书馆的特征是：①自动的而非被动的;②使用的而非保存的;③民眾化的而非贵族的。
　　对于近代图书馆的基本任务，他总结为三句话，即：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6]。他的这些论述，对于倡导与宣传近代图书馆的性质与作用，使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图书馆，并推动图书馆工作，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先生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之三是建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他在《图书馆学要旨》和《什么是图书馆学》中所描述和论证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是他对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深入研究的成果，是从实践中铸炼出来的结晶。他研究了分类、编目、图书馆目录等诸多对象，对于任何一个研究对象都力求全面、深入，从而形成了关于这个对象的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些个别的知识体系正是为他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3 刘国钧先生对分类法的研制
　　1929年，刘国钧先生编制了《中国图书分类法》，与当时中国众多的仿杜、补杜的分类法不同，刘国钧先生编制的分类法学习了杜威分类法的基本原则，但又不是亦步亦趋，拘泥于杜威分类法的体系结构，而是针对中国图书的具体特点，研制出适合中国图书馆类分中、外文图书，兼顾新旧书籍的独特的分类法体系。该分类法及其1936年、1957年修订本在国内影响很大，被广泛采用，有些图书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仍在使用该分类法。而亚洲一些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所编分类法，在体系和类目设置上，亦深受刘先生分类法的影响，表明刘先生的分类法所具有的极强的适应性和长久的生命力。
　　1949年之后，刘先生参与了《中小型图书馆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工作，同时在分类法理论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发表了《冒号分类法简述》[7]《我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情况》[8]《分类、标题和目录》[9]《分类法与标题法在检索工作中的作用》[10]《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11]《论西方图书分类法当前发展的趋势》[12]《图书分类法的发展》[13]等论著，再加上1949年前的有关论述，向我们展示了刘先生在分类法编制与分类理论研究中的杰出贡献。可以说，刘国钧先生之所以在中国图书分类法发展进程中具有如此大的贡献与影响力，是与他对于世界分类法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于中国图书分类工作的具体实践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总结是密不可分的。
　　此外，刘国钧先生还全身心致力于图书馆分类的指导工作，并发表了《图书分类初步》（1928年）、《怎样开始分类图书》（1931年）、《图书怎样分类》（1953年）、《图书分类浅说》（1958—1959年）等论著。
　　4 刘国钧先生关于图书馆目录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发展，刘国钧先生在图书编目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全面的，而且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自20世纪西方学术传入我国后，科学的门类越分越细，数量也越来越多，传统的目录工作方法已不适用。图书目录在形式上由书本式目录向卡片式目录过渡，在内容上则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主要功能，向以记录和检索书籍为主要功能过渡。为此，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刘先生撰写了《图书目录略说》一文，将图书馆目录从传统的目录学、校勘学中分离出来，这对于发展新式图书馆目录起了理论引领作用。为了使当时的图书编目工作有一个准则，他于1928年拟订并出版了《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这是对编目实践所做的总结和条例化。1957年出版的《图书馆目录》一书及有关编目的论文，则是对编目理论所做的研究和概括。20世纪70年代以后，刘先生第一个翻译并介绍了有关机读目录的文章和MARC款式，并撰写了《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计算机问题》《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为我国图书馆采用电子计算机编目开拓了道路。刘国钧先生曾在《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工作的自动化可以从目录编制工作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各项工作……藏书目录的自动化是图书馆工作全盘自动化的先决条件。”这一论点已被国内外图书馆工作自动化的实践所证实，这就不能不令人钦佩刘先生对所研究问题把握的准确性和前瞻性。
　　5 刘国钧先生对中国书史的研究
　　刘国钧先生后半生的一个研究重点是中国书史。他先后撰写了《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建业书局）、《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1963年、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书史简编》（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的印刷》（196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中华书局）等著作。其中，《中国书的故事》被译成英文，《中国书史简编》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刘先生还著有《书是怎么生长起来的》（1953年）、《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史话》（1962年）等论文。这些论著研究了中国古代书籍发展史、书籍制度演变史、印刷史等，并确立了中国书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和学术框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中国书史的研究;这些论著同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他对书史研究逐渐深入，内容丰富，观点明确，成果形式多样，包括通俗读物、学术著作、报刊论文。刘国钧先生的书史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在《中国书史简编》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出版史、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内容，使得书史研究更加全面而丰富[14]。 　　6 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1951年起，刘国钧先生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担任教授、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自1958年起担任系主任，可谓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对图书馆学系的课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讲了如下课程：“图书馆目录”“中国书史”“西方图书分类法介绍”等，先后编写了《图书馆目录》《中国书史简编》《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等教材。同时，刘先生也积极支持图书馆界举办的业余图书馆员学习班，亲自讲课、辅导，对提高图书馆在职干部的业务素质、促进图书馆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图书馆员素质、技能及其培养的论述中。20世纪30年代，刘先生指出，图书馆员的责任即服务，“……应有为人群服务之想，非仅出纳图书，或听馆长指挥而已。盖有服务精神，始能吃苦，能做事，能为阅者多方设法而无怨”。图书馆员最低限度“应习知管理方法，其性质与目的”。馆员还应注意做到：“明了图书馆本馆之内容”，“调查图书馆所在地之社会状况”，“自知短长”，“须有丰富常识”，“馆员尤须有耐苦之心”，“研究图书馆学之基本智识”。
　　20世纪60年代，刘国钧先生又论述了图书馆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功：“应当具有乐于服务的精神和善于服务的技能”，“要有精确细致处理事务的能力”，“应具有能够运用祖国语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总结工作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图书馆工作者应具有以下基本知识：“图书馆学的基本知识”“本国历史的基本知识”“本国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使用基本工具书，参考书的基本知识”。对于从事图书馆学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在上述基本功之外，还要加上：（一）一门至两门外国语;（二）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三）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基本知识;（四）目录学和一门专门科学知识。”[15]
　　上述思想对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极为深远，纵观北京大学数十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方向、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新兴的图书馆学专业办学模式，可以说都是上述思想的具体体现，所培养的大批本科、專科学生及各类培训班学员，成为我国图书馆的骨干力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7 刘国钧先生的学术风范影响深远
　　刘国钧先生著述甚丰，影响着几代图书馆学人的发展和进步，其踏实的文风与丰富的内容给予我们无尽的知识与思考，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投身于图书馆学这门学科。回顾与总结刘国钧先生生平和学术成就，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图书馆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首先，从刘先生的一生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一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及热情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无论是在战乱频仍、国无宁日的20世纪上半期，还是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十年动乱时期，他始终坚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并在图书馆学诸多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刘先生的努力与成就，已经并将激励更多的图书馆工作者热爱本职工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其次，刘国钧先生之所以能够高屋建瓴，多所建树，是与他紧密跟踪、及时掌握世界图书馆事业及现代化技术发展动向的做法密不可分的。吸收世界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的最新成果，并运用这些先进的技术方法解决中国图书馆工作的具体问题，这是刘先生以其毕生的实践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指明的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第三，刘先生十分注重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培养，他不仅著文指出图书馆工作者应具有的基本素养和技能，而且将这些思想贯彻到图书馆学教育中去;不仅为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作出了贡献，而且还积极参加图书馆界各种培训班的授课、辅导工作，特别是在编目、分类工作的指导和人员培养方面用力甚巨，对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工作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刘国钧先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及图书馆学教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及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存史册，光照后人。鉴于刘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贡献，1979年他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委员会顾问及《中图法》编委会顾问。1980年6月27日，刘国钧先生逝世于北京。刘先生五十多年的教育与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界一代宗师。
　　参考文献
　　1 刘国钧.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J].中华教育界，1921（6）.
　　2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上海：中华书局，1934.
　　3 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J].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
　　4 同3.
　　5 刘国钧.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J].新教育，1923，7（1）.
　　6 刘国钧.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J].金陵光， 1921，12（2）.
　　7 刘国钧.冒号分类法简述[J].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1）.
　　8 刘国钧.我国图书分类法发展的情况[J].图书馆学通讯，1959（12）.
　　9 刘国钧.分类、标题和目录[J].图书馆，1962（4）.
　　10 刘国钧.分类法与标题法在检索工作中的作用[J].科技情报工作，1963（6）.
　　11 刘国钧.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12 刘国钧.论西方图书分类法当前发展的趋势[J].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1）.
　　13 刘国钧.图书分类法的发展（讨论稿）[J].图书馆学通讯，1981（2）.
　　14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15 刘国钧.也谈谈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J].图书馆，1962（2）.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12日
　　（责任编辑：支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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