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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背后: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回溯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苏云婷

  〔摘要〕 现实主义是当代全球治理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时代情境中,现实主义仍然主导着各国的治理实践。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植根政治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经由传统现实主义,传承至新现实主义,成为全球治理的正统理论。基于性恶论、理性行为体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设定,现实主义对全球治理报以悲观谨慎的态度,突出国家的治理主导地位,赋予权力政治以决定性意义,由此塑造了一个充满敌意和冲突的世界。面对疫情对全球治理构成的挑战,梳理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历史演进,剖析其观点的发展逻辑,可以为准确研判当前大疫下的全球治理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治理;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2-0060-08
  引 言
  应对全球性问题,实现有效治理,是当今世界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严峻的防疫抗疫形势与现实主义(realism)全球治理观的冲突使全球治理(globle governance)一直存在的张力进一步凸显。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全球化的世界不存在“安全孤岛”,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疫情之外,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与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相互联结,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与人类共同利益须臾不可分离,建立疫情联防联控的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势在必行。疫情发生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声援最早公布疫情的中国,表示愿意与中国人民一道开展合作、共克时艰。而中国也在疫情全球多点爆发后,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医疗人员和物资援助,介绍中国治疫经验,呼吁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1]。另一方面,在国际无政府状态(anarchy)之下,将病毒隔离在国门之外确保本国安全也成为各国防疫的优先考虑。甚至还有国家抱定冷战思维,对疫情早发的中国冷嘲热讽,污名化中国,并借机抛出“阴谋论”“报应论”打击中国。诚然,实现疫情有效治理,找到促成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现实路径固然重要。然而,探寻导致疫情治理困境的缘由,分析各国奉行的全球治理观也同样不容忽视。透过新冠疫情治理中各国各自为政、未能建立联防联控国际机制的治疫表象,可以发现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就在于现实主义仍然是国际社会疫情治理的主导观念。
  面对疫情对全球治理构成的挑战,梳理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历史演进,析出现实主义思想传统、传统现实主义(traditional realism)和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推崇的治理观念,呈现其观点的发展逻辑,可以为准确研判当前疫情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
  全球治理成为国际关系学(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一个研究范畴不过是近30年的事,而全球治理实践却始于17世纪近代国际关系的产生。因其写实性,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被认为是全球治理现实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真实映射,它为人们理解日益紛繁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颇具科学性和解释力的观点,由此被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奉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圭臬。时下,全球疫情治理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分析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更有助于理解当前的疫情治理困局。
  一、 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溯源
  现实主义思想谱系久远绵长,早在古希腊以及古代中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主导原则。面对充满挑战的新世界,有必要回归现实主义“思想之父”,从传统和历史上获得启示和灵感,以重新激活现在的思维 [2](9),形成对当代世界的洞见。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直接理论来源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和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那里。
  
  马基雅维利被认为开创了现实主义哲学传统 [3](30)。在《君主论》(The Prince)中,基于自己的外交体验,马基雅维利以颇为激进的笔触阐述了他对人性(human nature)、武力(force)和国家利益的看法。人性堕落和社会败坏的现实,使马基雅维利坚信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4](80)。人类具有的这种永恒的逐利共同本性,只有有组织的武力才能使其畏惧。马基雅维利因此推崇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可以对内统治臣民,对外抵御入侵。评判君主,不是根据他是否具有道德良善,而是看他能否保有权力(power),维护国家安全。“有用的”是马基雅维利衡量一切的尺度。政治的目的不在于实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谓的“至善”,而是要维护共同体的安全。[5](43)马基雅维利并非道德怀疑论者,相反他还主张君主尽可能地拥有美德,不要背离良善之道。然而,在现实中,相比于保持实力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没有必要让道德非难妨碍政治行动。马基雅维利虽然并未使用过“国家利益”一词,但他对政治目的、君主权力、国家安全的分析,已经使“利益”问题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得以显现。
  马基雅维利“开创了用人的眼光看待社会国家的先河”[6](255)。他对人性(human nature)所抱持的悲观态度和恒定性的判断,成为传统现实主义对国家本性判定的依据。人之本性即为国之本性,国家被打造成自利、自主、自助且好战的行为体。马基雅维利在他的理论世界中塑造了一个普遍且永恒的世界——吾国即世界[5](7)。现实主义就此认定,寻求国家利益的实现是所有国家的最高行为准则。马基雅维利将安全视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认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建立忠诚而强大的军队,这为现实主义以军力、武力作为考量国家权力的核心要素提供了理据。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国家和道德关系的分析中,现实主义将国家利益推到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高度,并以此为世界政治的主要动因,而对道德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   17世纪是诞生国际关系学巨匠的时代。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现实主义之父霍布斯、自由主义典范洛克(John Locke),他们的思想光芒闪耀至今。霍布斯继承并发展了由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自然历史和国家学说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霍布斯成功地论证了国际无政府的特质、国家的本质及其行为逻辑,建立了完整的关于人和国家的学说,进而完成了与传统明确而彻底的决裂。作为政治现实主义集大成者,霍布斯对国际关系学的影响迄今无出其右者。霍布斯及其《利维坦》(Leviathan)开创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研究传统,并帮助现实主义成就了其国际关系的“正统”(orthodoxy)地位吉尔·斯坦(Jill Steans)认为,“正统”理论和“主流”(mainstream)理论是有区别的。“正统”理论是指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而“主流”理论则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在全球治理中的正统地位,是通过创制国际关系学共同体的共同研究议程确立的,这也是诸多挑战学派未能成功取代现实主义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Steans, J. Engaging from the margins: feminist encounters with the ‘mainstrea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3,5(3): 428-454.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从性恶说,以贪掠、自利、暴力界定人之本性,通过对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权力关系、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国家形式的描摹,说明了国家的起源,搭建起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利维坦》所创设的研究假定、分析范畴、推演逻辑和理论结论被打造成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研究的模本,成为后者全部哲学逻辑和理论观点的基石。
  在《利维坦》的逻辑中,人是理性自利人。自然状态下的人过着“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悲惨生活[7](95),人们彼此离异,相互摧毁,时时面临着暴力、死亡的恐惧。为了自我保全,人们订立契约,组建国家。国家是个人的目的,“利维坦”是出于死亡恐惧和安全忧虑的人造物,因此它必须合乎人的目的,即保护人之安全。鉴于人天生具有侵略的本性,自然状态下的人随时面临来自他人的安全威胁,不可避免地陷于战争之中,获得自我保全的唯一途径就是组建“利维坦”[8](112),因此人们缔结同盟。然而一旦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结盟势必因利益分歧而瓦解,人类又将重新陷入相互为战的状态[7](130)。而且,国家的建立虽然保全了个人,实现了内部秩序,然而国家之间却仍保持斗剑状态[7](96)。国家的安全无法从国际社会获得,国家成为自身安全的唯一依靠,践行自保之道最有效方法的就是先发制人。于是国家之间发展出一种竞取关系,不可避免地陷国际社会于无序、混乱。如果说“利维坦”是道德、理性的来源,促使人们产生正义观念,那么在利维坦之外则无所谓正义。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 [7](72)。人的这一普遍特性决定了人造物——国家——必然不遗余力地追求足以保障其安全的权力,并尽可能扩大权力。
  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国家本性、国家权力、秩序与战争等问题的观点,被传统现实主义全盘继承下来,打造成为全球治理的理論模本。华尔兹(Kenneth N.Waltz)尊霍布斯为现实主义的奠基者。霍布斯传统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兴起中得以延续,在新现实主义的科学方法包装后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
  二、 传统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
  传统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兴起于二战后,备受政治家和学者们追捧,成为那个时代国家治理理念和对外政策的主要依从。即便冷战的结束使现实主义解决治理问题的能力遭到广泛质疑,却仍然未能撼动现实主义在全球治理研究中的学术主导地位。相较于理想主义(idealism),传统现实主义实现了全球治理理论的系统化,涌现出卡尔(Edward Carr)、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怀特(Martin Wight)、阿隆(Raymond Aron)等一大批学术大咖,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尊为国际关系学“奠基之父”[9](66)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传统现实主义对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持根本否定立场。早在二千多年前,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说明了国际体系的动力与变革问题,从而建立了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基本原则。以修昔底德的国际政治观念和霍布斯的人性论为模型,摩根索创立了传统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坚信国际事务就是自利的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10](55)摩根索从人的本性切入国际政治,并以此为阐释全球治理的基础。他借“画像之喻”指出,作为全球性问题的理性思考,全球治理理论“应该画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即人类本质”[11](42)。在他看来,“败坏是人类存在的永恒因素,……不管何时何地的历史情境如何,它都起作用”[12](45)。政治、国际政治、全球治理受根植于人性的客观规律支配。[13](4)不安全、利益对立和冲突、侵略和战争这些国际政治的永久性特征,完全取决于人类本性的贪欲和不满足。[14](47)传统现实主义从“人性恶”这一假定出发,将由众多个人抽象而来的国家拟人化,赋予国家以人格特征,视全球治理为检验国家本质的试验田。人的本性铸就了国家本质,国家品格不过是人的自利性的自然延展。按照“绝对的恶”摩根索分析认为,人类社会的冲突及其伴随的恶不可避免,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利性,二是权势欲。政治的本质和目标就是获取、维持、争夺统治权,因此政治是“必然之恶”、“绝对的恶”。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德性与权力:摩根索论文集[C].董成龙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41-45.的逻辑,人的自利性决定了国家的理性特质,即小心地算计利益得失。人类统治和支配他人的欲望,决定了国家不断寻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并遵循以权力界定利益的行为准则。由于追求个人权力往往受到道义的制约,由此带来的挫折感使民众将在国际政治中追求国家权力视为一种补偿。人类以利益为指导原则是人之本性使然,国家以利益为行动准绳则是国家本性使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突性,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斗争铸就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普遍常态。全球治理成效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内在的权力意志,国际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的不可控性。   传统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主张,权力是全球治理的基本构成要素,权力角逐与斗争是全球治理的本质。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社会是权力当道的世界。摩根索声言自己写作《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能够切中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之本质的理念。在他看来,惟有关注权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权力普遍存在,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只有抓住权力的本质,才能为理解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现实提供坚实的基础,进而为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提供一种理性方法。传统现实主义视治理为发生于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制衡,是大国间稳定权力分配的产物。有效治理无关正义,而只关乎权力分配。[15](84)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权力和利益才是全球治理永恒不变的法则。在现实主义看来,理想主义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以普遍的道德准则替代权力,作为全球治理的行为规范。所以,对摩根索及其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者而言,关于全球治理的真知灼见不可避免地要与权力联系在一起。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集体安全不可能制止战争,更无助于实现有效治理。相反,它会导致地区冲突的全球化蔓延。这是因为集体安全对国家的自利性估计不足,蕴含着逻辑上的缺陷。国家追逐自我利益,而利益的冲突性就决定了通过集体安全实现全球治理,只能是理想主义者幻想的乌托邦。摩根索把均势(balance of power)视为全球治理的保障。在他看来,如果在两个或多个国家、国家联盟之间保持了大体均衡的权力分配,那么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确信自己拥有赢得战争的能力,所以结果就是所有国家都不愿发动战争。现实中之所以战争和冲突频繁发生、全球治理时时受到威胁,是因为受自利本性驱动的国家,对于其他国家利益不确定、无把握,权力评估发生了失误。即便可以确定其他国家也是安全寻求者,但这种立场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国家必须无时无刻不警惕自身权力的下滑,防范其他国家在获得权力优势后转而发动侵略。总结历史经验,摩根索发现均势权力结构是一种天然的、不断再生的模式,是全球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 [16](222)。由此可见,势力均衡被视作实现秩序、和平与治理的最佳途径,也是唯一途径。
  传统现实主义不否认政治伦理,也不全然背弃道德,主张实现全球治理就是要跨越政治和道德之间的鸿沟。在《国家间政治》一书开篇,出于对理想主义治理观的严重不认同,摩根索就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并置于截然对立的关系之中,但是他的现实主义立场仍然包含了自由主义色彩。将自由主义的制度和理性观念带入全球治理之中,一直是许多现实主义者的宏愿。因为“集合政治智慧、道德勇气和道德判断”摩根索及其创立的传统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虽然反对至善论伦理学,但并未将政治与道德决然对立。在传统现实主义者看来,政治伦理不同于个体伦理。至善论弃绝恶,却最后成为“最大的恶”的源头。政治作为“必然之恶”的属性,决定了政治伦理实际上就是作恶的伦理。政治伦理寻求的是“更小的恶”。依政治艺术规则行事是政治智慧,明知政治是不可避免的恶而依然行动是道德勇气,在诸多方案中选择“更小的恶”是道德判断。,才能让“政治本性与道德天命妥协”[12](49)。人们“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去分析国际事务,同时对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理想保持一种合乎规范的追求” [17](342)。如果说现实主义是一种“务实”的外交政策,那么自由主义则表达了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在张扬权力核心要素作用的同时,摩根索的全球治理观还为规范与道德预留了空间。其后,从事全球治理研究的学者们声称理想的全球治理模式必然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综合”[18](ⅷ),是现实主义推崇的权势均衡、大国协调、霸权稳定与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和平、相互依赖、制度主义的融合。尽管传统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核心立场与理想主义大相径庭,但在研究方法上却与理想主义颇有默契。二者都偏好哲学史和政治经验紧密结合的研究思路,而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持怀疑态度。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还对道德抱以肯定态度的话,到了新现实主义那里,通过引入系统论等科学主义方法,实则彻底免除了全球治理的道德意义。
  三、 新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
  “承载着自修昔底德以后的悠久传统”[19](167),新現实主义从传统现实主义那里承继了全球治理的基本主张。它同样把全球治理看作是国家间权势均衡的状态,强调权力和国家利益对于理解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发展在于,它对后者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化的改造。由传统现实主义提出的权力、均势、国家利益、国际无政府状态等基本范畴,被注入科学因子之后,为新现实主义的全球治理结构理念提供了支撑。
  新现实主义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逻辑原点,试图从体系层次找到造成治理困局的原因,并发现实现有效治理的路径。科学简约是新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鲜明特征。对行为主义的推崇倚重,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研究方法;对无政府逻辑的笃信不疑,确定了新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假定前提。传统现实主义看重经验,新现实主义则相信科学;传统现实主义寻求单元层次的秩序,新现实主义则力主体系层次的治理。[20](127)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的权力斗争绝非根植于人性,而是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华尔兹认同摩根索对均势的判断,即均势是实现全球治理的有效途径,且具有再生功能。但在解释均势形成、再生的原因时,华尔兹尝试了一条不同于摩根索的解释路径。他认为,只有从国际体系层次而非国家的权势欲这一单元层次角度,才能真正解释均势问题。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间不均衡的权力分配决定了国家行为,国际体系结构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核心动力和发生场域。对个体主义方法的倚重,以及对行为体理性的假定,使新现实主义把全球治理定义为“一种派生关系,完全派生于理性自私的个体之间的工具性关系” [21](251)。自利的国家是全球治理的基本构成单元,国家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行为及其互动中,作为公共产品出现的全球治理,只是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协作、交换的自发结果。在此意义上,全球治理不过是国家之间权力制衡的副产品,全球治理效果最终取决于各国国家利益的协调程度,以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21](253-254)。   新现实主义描绘的表面上权力分散、多中心的治理体系,实为等级体系。华尔兹指出,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主要差异在于,二者内部构成单元的排序原则是不同的。国内治理体系是等级制的,存在一个统一的、至高无上的中央权威;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国家之间则是平等的,主权之上并不存在一个普遍认同的更高权威。然而,华尔兹以国家实力分异界定全球治理体系结构,却论证了在国际体系内部,存在着基于国家实力差异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而且,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与更迭完全取决于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这样,新现实主义就把全球治理问题根本上归结为,国家之间依据实力进行的排序问题。就治理体系整体而言,核心国家之间构成大体的势力均衡,这种均衡的基础却是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广泛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被控制的等级关系。可见,新现实主义是以等级制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属性。正如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所言:“强权之间的秩序,大国间的秩序,有赖于大国和小国之间一种支配等级体系的永久存在。”[21](255)
  新现实主义强调了全球治理的结构要素,却忽略了进程要素。新现实主义的目的不在于对全球治理作出解释或预测变革,而在于强调治理质性的恒定性。[22]在新现实主义的描述中,全球治理是静态的、稳定的。华尔兹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变量做了简化处理,确定了排序原则、单元功能和单元能力三个变量。就全球治理体系的排序原则看,主权至上原则决定国际无政府状态恒定不变;就单元功能看,国家是功能相似的同类单元;就单元能力看,能力的大小是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如此,国家能力的对比作为体系变量被判定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唯一决定因素,进程变量则被完全省略了。处于历史进程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实践所发生的变化,无法在新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中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果注意到现实主义对权力分配和国家安全问题作用的强调,那么它赞同变革机制的基本原则是战争也就不足为怪了。”[23](70)新现实主义(包括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发展速度的差异是导致治理面临战争威胁的根本原因。国家能力的此消彼长破坏了维系有效治理的国家间的脆弱平衡,权势均衡的破坏则加剧了国家彼此间的疑虑和敌对,陷治理体系于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之中,冲突、战争由此成为全球治理无法离弃的伴生物。
  新现实主义否认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等对于实现全球治理具有根本性意义。在它看来,在全球治理实践中,自利的国家更关注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而非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所强调的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s)。合作、冲突甚至战争,不过都是国家用以增进自身利益、获取权力的手段。国家选择通过何种手段逐利,完全取决于哪种手段能使其从中获益更多。现实主义赋予无政府文化以单一的霍布斯逻辑,即国家彼此为敌,相互为战。按照这一逻辑,国际合作不会成为治理中的普遍现象。即便在有限的国际合作中,国家优先考虑的也是利益分配问题,特别是生存、安全和权力这些首要的利益需求。相较于合作带来的经济福利,国家更看重合作是否增加了对方实施伤害自己政策的能力。[24](139)可见,国际合作不是国家的必选,甚至不是首选。“猎鹿博弈”(stag hunt game)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讲述了一个猎人狩猎的故事。如果单独狩猎,猎人只能选择体型小的兔子为猎物,且只能短期充饥。如果合作狩猎,可以围捕体型较大的鹿,充饥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似乎猎鹿是猎人最好的选择。然而,在合力围猎鹿的时候,猎人一旦发现兔子,会选择放弃合作,转而单独狩猎。现实主义通常借“猎鹿博弈”来比喻国际社会中国际合作面临的困境。中国家面临的自我利益诱惑随时会使国际合走向终结。以国际制度为全球治理保障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带来的获益及其对国家放弃治理合作行为的惩戒,可以通过鼓励国际合作有效推动全球治理。对此,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制度本质上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和象征,在国际无政府社会中其效力和强制性无法获得有力支持。一旦国际制度對国家的逐利行为构成约束,国家必然会选择打破制度,从而引发国际制度的“破窗效应”。可见,国际制度能否发挥治理效用完全取决于国家对待它的态度。
  传统现实主义强大的现实关照力再加上科学行为主义严密的逻辑性,使新现实主义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十分简洁且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25](79)坚持传统理念,加持科学方法,推动传统现实主义演进为新现实主义,使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得以大幅提升。然而,面对大变局时代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现实主义回应变化疲软的理论缺陷也不断暴露出来。对权力、体系结构的过度依赖,对进程要素的忽略,导致演进至今的新现实主义并不能对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和变化予以及时反应,作出合理阐释,并提出有效方案。正如新自由主义者评价所说:“现实主义长于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陷入这种困境之中,而短于告诉我们如何走出困境”[19](184),它不是一种能够有效推进当代全球治理的“可行的理论框架”[23](70)。
  四、 现实主义倡导的全球治理观释义
  从历史传统看,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分伯仲。在人类漫长的治理实践和有限的治理理论演进过程中,二者各有拥趸,笃信者众。就其对国家治理实践和政策制定的意义而言,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似乎更胜一筹。很少有人会质疑“绝大多数历史中的国际关系都是沿着现实主义而非乌托邦或者法理主义者的路线来处理的”[5](17)。追溯历史,二战的爆发重新唤起了学术界对现实主义的关注。从20世纪40年代到冷战结束,现实主义主导了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框定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界定了其核心范畴和基本假定,搭建起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并且成为二战后大多数国家外交决策制定者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学科化、系统化发展显著,由此奠定了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的“正统”地位。   在历史演进中,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核心要义得以保留与传承。深植智慧之根于政治传统之中,现实主义全球治理理论大厦的基石得以奠定。二战后,伴随着人们对理想主义热忱的消退,国际关系传统现实主义兴起,它所描绘的全球治理图景被认为是世界的真实刻画。冷战后期,经过科学改造的传统现实主义演进为新现实主义,生成“正式的、‘严格的’、演绎的、系统性的”[26](25)全球治理理论。
  现实主义对全球治理持一种悲观且谨慎的态度,缘于其人性恶的判定和对权力的推崇。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否能够变好,现实主义即便不是彻底否定,也是存疑的。在它看来,人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社会现实,人类所处的困境不仅无法根治,而且难以缓解,探究世界政治的全球治理之道几近徒劳。因为国际关系的本质由先在的、恒定的人性决定,全球治理从目标层面看不过是让世界别那么糟糕,从实践层面看不过是权力的相互博弈、纵横捭阖。数千年来,人类的生活方式、存在样态尽管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人之自利本性、无休止的权势欲却始终如一。国家本性取决于人之本性,国际关系取决于国家本性,全球治理则取决于国际关系。无论出于自利本性,还是受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制约,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权力,依赖权力,追求权力。“权力之于国际关系学恰如货币之于经济学”[27](11),因此现实主义将权力视为“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要素”[14](46)。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所谓全球治理不过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追求自身权力扩大过程中达成相对平衡的结果,它并不能改变国际关系冲突性的本质,也无法扭转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行为逻辑,治理的效果取决于大国之间的权势均衡,此外无他。它把全球治理看成一个内在恒定一致、外在略有差异的静态物,只关乎权力关系的无休止的、单调的自我再生,而否认在多样性的、差异性的集体内实现治理的可能性[28](39-40)。现实主义这种哲学观同样适用于它自身的理论演进。因为所谓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划分,只体现在研究方法和着眼点上的不同,其观点和结论并无实质性的变化。
  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突出了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尽管承认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等非國家行为体的大量涌现带来了全球治理行为体多元化,但现实主义始终坚持认为,主权国家一直是而且仍将是全球治理最重要的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主权国家,国家之上不存在更高的政治权威。在国家中心主义原则之下,国家不需要对任何全球共同利益负责,而只需考虑自身的利益。国家利益被认为是衡量全球治理成效的最高准则。国家根据自身权力来判定全球治理可能会带来的收益或损失,而且出于对相对收益的偏好,经过理性选择,确定对全球治理持有的态度,即推动、参与、抵制还是反对。按照现实主义的这一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国际社会未能摆脱治理赤字挑战,为何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成为全球安全威胁。
  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赋予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对于全球治理的决定性意义。作为理想主义的批评者,现实主义“相信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理想主义者们天真而墨守法规的、在道德观念上因循守旧的假设,即相信人类的渴望能够实现和平与进步……忽视了权力政治残酷的现实”[26](22)。在现实主义的信条中,全球治理与其被看作是国家间相互妥协寻求一致的努力,不如被解读为一场权力的角逐,是国家力求将其权力最大化的结果,全球治理的稳定状态只有在强权的均势作用下方能得以维系[29](27)。对权力的颂扬和对全球治理冷酷本质的强调,使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难以坚持伦理考量。在以国家生存和安全为第一需求的哲学观指导下,现实主义要么严格界分政治理性和私人道德,要么将国家视为道德之外的存在,进而卸下了理想主义加诸国家之上的道德包袱。国家由此可以轻松上阵,而毋须背负全球治理道德之重。
  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塑造了一个充满敌意和冲突的世界。现实主义认为,人类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缺乏治理的无政府世界,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也是一切国家对一切国家的战争状态。不论出于内在自利的本性,抑或无政府的环境特质,国家都会选择不断获取权力,奉行自助行为逻辑,最终将全球治理构建为一个自助体系(selfhelp system)。权力政治从来不可能实现双赢或共赢,不论国际合作怎样如火如荼地展开,也不论国际制度如何不胜枚举地创制,在现实主义看来这些治理表象背后权力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才是全球治理的唯一真相。全球治理结构的无政府性状致使国家对于自己在力量分布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十分敏感。将所有国家视为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威胁,将所有全球治理都视为权力较量的结果,造成了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全球治理实践乱象频生,前景黯淡。
  作为全球治理理论中最古老的、最有影响力的学派,现实主义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指导着新冠疫情中各国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洞察全球治理的困局,为有效治理提供可行路径,需要形成对现实主义治理理念和逻辑的严整把握。建立全球治理的多维审视,构建截然不同的治理理念,首先要对现实主义提出挑战和批判。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既暴露出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回应全球性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短板,又印证了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难以被撼动的主导地位。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治理现实,而忽略了相互依存加深、国际合作增加、全球性问题凸显等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理论建构中,现实主义并未对全球治理的关键概念作出准确而令人信服的界定。凸显结构因素,而忽略全球治理的过程和进展,导致现实主义提出的治理建议过于单一且针对性不强。
  未来的全球治理理论一定是更加关注治理实践变化的。全球治理研究的范式转换已经证明:理论不可能单纯是现实世界绝对真实的刻画,不然它无从建构;同时理论也不可能仅出于建构的便宜而忽略关键变量,否则全球治理的真实性、复杂性必定受损。“尽管现实主义存有缺点,但依然有许多人继续沿用现实主义者建构的话语去思考世界政治,尤其是在全球局势紧张的时代。”[29](31)即便那些认为现实主义不能解决当前全球治理问题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无法免除现实主义的影响,而且正在广泛接受并践行现实主义治理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为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巨大影响力再添例证。正如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所评价:“‘政治现实主义’,形成了欧洲及新世界研究国际关系的主要传统思想……现实主义时时受到抨击,然而,这些批评的最终结果,似乎只是巩固了现实主义思维在西方国际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地位。”[19](144-145)在未来的全球治理理论格局中,现实主义必定会通过自身的理论演进,进一步巩固其已经确立的“正统”地位。实现有序世界的有效治理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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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夏 雪)
  Abstract: Realism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ol of contemporary global governance. It still dominates 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of NCP. The realist view of global governance is rooted in the ideological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which has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raditional realism to neorealism. It is the orthodoxy of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view of evil nature, reasonal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anarchy, realism takes a pessimistic and cautious approach to global governance, highlighting the dominance of state, and endowing power politics with decisive position. Then realism created a world of hostilities and conflicts. It is helpful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al logic of realism for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pidemic governance.
  Key words: the epidemic of NCP; globle governance; realism; traditional realism; neo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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