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兑换视角下的学区房热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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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资本兑换为研究视角，从资本类型和社会流动研究学区房热问题。研究发现，学区房热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交互作用影响下的产物，或是以经济资本兑换文化资本，或是二者的综合考量。文化资本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准则和社会流动的重要依据，呈现出代际流动的强继承性和代内流动的弱流变性，依靠文化资本的积累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社会的公平和秩序受到挑战。
关键词：学区房热;资本兑换;阶层流动
一、政策规划与现实困境
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其中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要通过合理设置学校，保证学生就近入学。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就近入学做出规定，旨在促进教育公平。但是实质上，各种形式的择校一直存在。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2014年起，我国开始推动以就近免试入学为基础的学区制综合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行“学区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随后学区制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同学区制改革一同出现的是为广大家长激烈竞争的学区房，家长要想让孩子在某一学校入学就必须购买该学校学区规划内的房子，这样一来，附近拥有优质教学资源的学区房就成为了众多家长大力竞争的对象，学区房价格疯涨。在这些家长中，不仅包括社会的上流阶层，普通的工薪阶层也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力。房地产市场为高耸的学区房价格所引领，十几万一平的学区房价格在大城市屡见不鲜。与此同时，关于教育不公平、社会难以再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等问题也引发了大众热议。2015年9月8日，《光明日报》更是发表了题为《重点大学农村比例为何上不去》的文章。原本旨在促进教育均衡化的“学区制”反而引起了“以房择校”的学区房热的出现和社会流动的困境，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二、理论背景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现象展开了研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者认为学区房热是在学区规划管制下，多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实质是以钱择校。不可否认，市场竞争的法则解释学区房高价的成因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同时还应看到学区房自身承载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在解释高价学区房问题时不可忽视。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从家庭资本的占有量对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占有机会的影响展开，揭示了家庭资本对择校能力的影响。学区房热无疑是家长对孩子优质教育资源追求的体现，实是对文化资本的追求，但同时社会资本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作用于社会阶层的生产和固化上。
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四种形式，并且四种资本可以相互转化。此外，布迪厄同时指出具有不同习性的人对文化资本的不同认识和消费行为的选择具有社会分级和身份区隔的作用。文化资本又可细分为以物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为代表的客体性文化资本、对知识技能进行资格认证所代表的制度性文化资本以及内化为身体一部分的知识品味和思考方式等为例的身体性文化资本。可见，个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资本存量的增长或者将自己拥有的经济资本转化为象征性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实现自身社会地位的流动，获取更高的社会阶层。然而，社会资本具有继承性的逻辑，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传承。父辈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自己拥有的各种资本传续给子代并且使得子代的资本积累更加丰厚，这种继承和强化的效应如果过于强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流动和使得阶层上升的通道受阻。
三、资本兑换与学区房热
房子本身是一种经济资本，但学区房因其附着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带上了文化资本的属性。由于学区制改革的作用，对教育资源的市场竞争转化为了对优质学区房的迫切需求。学区房作为物化的商品形式中的一种，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下是由市场竞争机制来配置的，也即是说，价高者得，能支付最高买价的群体才能享受到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
学区房热的背后更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体现，如果教育资源能实现均衡化，那么个体所能享用的教育资源质量理论上来说将不会存在差异。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禁止划分重点和普通学校，但以实验学校、示范学校等为标识的重点学校依然存在，而且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不仅在是师资力量、财政支持等上优与普通学校，出于对政绩的考量，政府也会给与重点学校更多的关注。公共资源的充足与否以及配置方式都会对私人资本的作用造成影响，公共资源越多越均衡，私人资本的作用就会越少，反之私人资本作用的空间就会越大。就近入学只是一种规划而非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当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时，自然会有家长动用私人资本去获取它。
当家长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时，就可以通过购买学区房的方式来择校，换取自己想要的文化资本;实际上，这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在文化资本的细分类中，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关注点。部分家长认为通过购买学区房可以提高获得优质的教育认证也即文凭的可能性，这是对制度性文化资本的追求;有的家长更为注重孩子气质、眼界、思维观念等的提升，也即更关注提升子代的身体性文化资本。还有部分家长注重的是提高社会资本的质量，也即让子代接触更为优质的群体。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对房子的强烈追求，买房甚至成为了中国文化里成家立业必不可少的一条，这和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叠加起来促成了当今的学区房热，这也是部分工薪阶层肩负高昂房贷也要购买学区房的原因之一。
四、资本累积与社会流动
长期以来，教育被视为改为阶层地位的良方，文化资本的积累被视为个人社会流动的重要力量。然而，如果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性和可获得性本身存在差异，那么社会流动机会的公平性自然会受到影响。
如布迪厄所揭示的那样，文化实践是潜在的阶层差异的标志，而个体或群体为了维持或强化自己在不平等建构的社会空间的相对地位而斗争。对于社会的上层而言，通过对学区房的购买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实际上是对其他阶层排斥的表现，各种贵族学校便是其例证。教育本身是一种社会资源和改变阶层位置的机会，但在高的经济成本之下，社会的弱势群体便被排除在外。柯林斯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文凭社会”，教育是作为进入社会经济受益阶层的门槛，与阶层利益相关联。对于上层阶层而言，他们将社会的中层和下层视为竞争对手，他们深知拥有高文凭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里更有可能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从而获取更为丰厚的资本，并将这些资本延续下去。正如布迪厄所说：资本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上层通过资本上的优势为后代选择学区房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实质上挤占了在资本存量上处于劣势的其他阶层的机会。总之，教育成为其维护自身阶层利益排斥其他阶层的工具。
对于社会的中产阶层而言，他们不仅处在向上流动的压力之下，更是面临着失去其中层地位的风险。中层的资本存量相对于上层来说是不足的，在中层困境之下，他们会将子女的教育视为重中之重，中产阶层中的大部分本身也是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其社会地位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但又同时面临失去阶层地位的危险，在這样的处境下，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成为其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维持的选择，中产阶级的焦虑因此而缓解。
虽然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目前开始向橄榄型转变，但实质上还是更接近于金字塔型，下层群体仍然占据了中国社会的大部。下层群体无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资本存量少、社会地位低，但他们又渴望向上流动，所以教育成为其改变阶层地位的不二之选。但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化以及市场效应使得下层群体难以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积累文化资本，从而会影响到其向上流动的步伐。
五、结语
虽然学区划制旨在促进教育公平，但实质上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催生了系列问题。就近入学倒逼“以房择校”，形成了学区房热，教育资本化形成了显著的马太效应，成为了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不同类恶资本的兑换效力和资本的继承性逻辑，使得资本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减弱，长此以往，社会的活力会减弱，大众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会降低，可能会引发社会秩序问题。学区房热现象是一个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博弈形成的问题，政府、学区、学校、家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待理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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