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结构主义方法论:从索绪尔出发的考察

作者:未知

  摘 要:结构主义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索绪尔。他所建立的有关语言系统的一系列术语,如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横组合与纵聚合等,都被移植到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中去。弗雷格的《概念文字》、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为语言研究的著作,然而从语言研究中却发展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三条不同的哲学路线。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看,结构主义方法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转变。
  关键词: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5-0111-12
  作者简介: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上海 200433)
  我们审视20世纪至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诠释学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三大方法论主流。
  结构主义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索绪尔是一位瑞士语言学家,他生前发表的著作甚少,其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课堂笔记(1906-1911)辑录而成。从后来陆续发表的索绪尔的讲课笔记的原稿看,索绪尔的研究是探索性的,不是只说一面而无视另一面,他的论点不是定论,往往留有余地。这有点像维特根斯坦留下的笔记,作者本人的观点与跟随者的极端说法有很大不同。
  語言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索绪尔充分意识到语言的复杂性,为了界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他从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和众多关联因素中找到在所有语言中普遍起作用的力量和一般规律。在索绪尔看来是语言的系统,后来的语言学家习惯于称之为语言的结构,并把索绪尔的语言观概括为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虽然索绪尔本人没有专门使用过“结构主义”这个术语来表达他的基本思想,但他所建立的有关语言系统的一系列术语,如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横组合与纵聚合等,都被移植到结构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去了。可以说,索绪尔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结构主义形成一个攘括哲学、文艺理论和社会理论等众多领域的浩浩荡荡的流派,但其最核心和最关键的思想萌发于索绪尔,于是索绪尔被追认为20世纪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
  一、从历时与共时关系看结构主义方法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盛行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不仅是历史学派的一种思潮,而且蔓延到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中去。狄尔泰把历史主义与生命哲学结合起来,主张生命现象的特点是永远创新,永不重复。没有两片叶子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两种文化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两个民族的历史是重合的。即便同一个艺术家,也不会创作出两个完全相同的艺术作品。因此他主张精神科学(大致相当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自然科学采用实证的方法,因为自然现象是重复的,可以通过观察和归纳找到其规律,进行预测和加以证实。而人文社会现象不重复,是有意识的人的行动的结果。人的行动不像物那样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而是具有主观的目的和价值追求。因此,精神科学应该采取诠释学的方法,阐发历史和文化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后来,狄尔泰的诠释学方法又与现象学的方法相结合,注重从主体的意向分析出发研究人文社会科学。
  尽管语言学与文学、历史之类的人文科学有所不同,但它也属于有关人的精神活动的科学,同样受到历史主义的很大影响。在索绪尔的有生之年,语言学界流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途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可谓历史主义方法在语言学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比较语言学家考察不同的语言,对比它们的类似之处和差别,琢磨它们发展变化中的连贯性和互相影响,梳理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寻找它们共同的母语。比较语言学派非常重视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的关联,津津乐道的话题是文化特征、民族心理特征与语言特征的关系。索绪尔原本从事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是一个梵文专家,对考察印欧语系的远古起源颇有心得。但他觉得仅仅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远远不够,还徘徊在语言的外围,没有抓住语言学研究本身的要点。他寻求从这种研究模式中走出来,寻找新途径。他在《普通语言学课程》重新规划了语言学的任务:
  (a)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
  (b)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
  (c)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
  从第一点看,索绪尔并没有完全否定比较语言学的梳理语言发展的历史及其谱系的方法,但他显然已经不满足于此,而是把重点放在第二点上,即在一切历时的语言演变中寻找其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在一切历时的有关语言的特殊现象中概括出语言的“一般规律”。只有把握了这种变中之不变者,才能把握语言的本质。为什么第二点是重点呢?其中原因可以从第三点看出。索绪尔注意到语言与人的生理、心理,与民族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从而语言学与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文化史等其他科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尽管它们互相借用资料,难以截然分开地加以研究,但毕竟不能把语言学归入生理学或文化史等学科。因此,需要弄清楚究竟语言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自己的专门领域何在,即要确定语言学自己的界限和定义。在索绪尔看来,正是上述任务中的第二点最能刻画语言学的特质。
  为此,索绪尔想到区分“言语”(parole)与“语言”(langue)。“言语”用于刻画语言的历时的活动、演变、多样性和异质性,“语言”用于刻画各种各样的言语活动中的共同性和整体性。“言语”着眼于话语的历时性变化,“语言”着眼于话语的共时性结构。“言语”随着文化区域不同而不同,并随着社会历史演变而演变。历史上实际发生和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民族语言属于言语。但是索绪尔认为这些流变的话语现象并不反映语言的根本特征,而真正反映语言要义的则是在这些千变万化的言语现象背后制约着它们的共时的结构。这意味着世上纵使有千百种语言,但语言学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它们外在的实际发生的历史演变,而在于研究内在于所有这些言语之中的共时的语音、语词和句法的结构和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parole”和“langue”是索绪尔自己创立的术语。我们用“言语”和“语言”来翻译它们,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论在中文还是在外文的现存语言中都找不到与索绪尔的这两个概念完全对应的词汇。他自己谈到:“德语的Sprache是‘语言’和‘言语活动’的意思;Rede大致相当于‘言语’,但要加上‘谈话’的特殊意味。拉丁语的sermo毋宁说是指‘言语活动’和‘言语’,而lingua却是‘语言’的意思,如此等等。没有一个词跟上面所确定的任何一个概念完全相当。”
  语言并不能脱离言语,正如历时的言语活动总是在其中贯穿共时的语言结构一样。“言语”与“语言”主要通过历时性(diachrony)和共时性(synchrony)加以区别。历时性与共时性是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维度。有关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索绪尔用一些比拟加以说明。历时性好比事物,共时性好比对事物的平面投影;历时性好比树干纵切面中所看到的植物纤维条,共时性好比树干横切面中所看到的植物纤维条之间的形状结构;历时性好比棋局对弈的过程,共时性好比下棋所遵循的规则。索绪尔写道:“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诚然,价值还首先决定于不变的规约,即下棋的规则,这种规则在下棋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在下每一着棋之后继续存在。”
  对于索绪尔的以上比拟,人们会想语言与此有很大不同。事物与平面投影的关系是一种物理的必然关系。树虽然是生命体,但树作为植物生命体毕竟与有意识的人有很大不同。棋雖然是有意识的人下的,但人对弈时以承诺遵循下棋的规则为前提。然而,人在说话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遣词造句,这里看来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和强制的规则。索绪尔注意到这里的差别,但他指出这里需要区分“言语”与“语言”。个人在具体的语境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言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属于“言语”的范围。但个人用语言表达思想要让其他人理解,就要遵循在语言交流的反复循环中获得社会成员广泛认可的语义规则和语法规则,这就涉及“语言”。语言是社会成员在长期交往历史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东西,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是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随意改变语言。个人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才能懂得语言的运用,儿童只能一点一滴地掌握语言。个人是言语的执行者,但不是语言的支配者。每一个言说的个人都会死去,但语言却通过所有人的言说活动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这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
  索绪尔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对言语与语言的区分对法国结构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莱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ss,1908-2009)把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观点应用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去。他曾任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并到巴西中部的土著印第安人部落中做过人类学的考察。他发现,在原始部落历时的迁移变动的生活中存在基本稳定的亲属结构。原始人类的禁忌、图腾和神话故事中都包含共时性的结构,它们以无意识的方式制约人的有意识的行动。据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看起来具有意识的自由,看起来是自由活动和自由创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而是受到深藏着的结构的制约。为了使得人类学的研究站得住脚,必须把历时性的偶然事件放在一边,致力于阐明其中的共时性的结构。当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流行。萨特区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主张物的存在是本质先于存在,人的存在是存在先于本质,因为人的存在是主体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社会的本体应是每一个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个人。萨特还主张要用这种人道主义去补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莱维-施特劳斯批评存在主义以主体性的幻想的态度去对待存在,这与结构人类学所发现的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与莱维-施特劳斯相呼应,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用结构主义来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做人本主义的解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和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提出了“主体已死”以及作者消失在文本结构中的主张。自20世纪50年代起,存在主义的主体哲学由盛而衰,结构主义成为时髦。
  结构主义为什么会受到许多人文社会学者的欢迎呢?这与结构主义开创了实证主义和诠释学之外的第三条路线有关。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取得很大成功,但当它被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时却遇到了重大问题,毕竟人有自主意识,人文社会现象中不存在自然现象中的那种规律。然而,对人文社会的研究只能描述其历史过程和阐释其精神价值吗?人文社会现象中究竟有没有相对来说持之以恒的关联因素和普遍的规律性可言呢?换句话说,人文社会学科究竟有没有可预估和把控意义上的科学性可言呢?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共时的结构贯穿于历时的过程中,共时的结构并不排斥历时的过程。尽管每个人言语活动都是自主的行为,但他们都要按照语言的规则来言说。同样,在文学、艺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没有在流动的历史过程中持之以恒的结构呢?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的研究工作者加以发掘。因此结构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竖立起科学主义的大旗,当然这是与实证主义不同的科学主义旗帜,它所针对的敌手还有现象学-诠释学的主体主义路线。
  当代社会理论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也涉及“历时”与“共时”的关系。为什么个体论派把个体的人当作社会的本体呢?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个人才是意识的主体,个人是社会行为的发动者和承担者,社会活动无非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的总和,因此社会的本体终究要追溯到“行为人”那里去,即追溯到有意识地进行行动的个体的人那里。整体论派则持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社会的结构制约着人的思想意识,个体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在历时的变化中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方面,它们受到共时的社会结构的支配,社会研究应把重点放在共时的结构上,从而找到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的总体规律,科学地预言和调控社会现象。   二、从能指-所指关系看结构主义方法论
  索绪尔从符号学(sémiologie)的角度定义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关系。索绪尔认为每个符号(sign)都是一体两面的,一面为“音响-形象”(sound-image),另一面为“概念”(concept);“音响-形象”是“能指”,“概念”是所指。这就是说,凡是符号必定具有一体两面的结构,否则就不能成为符号。单纯的声音-形象只能算作一种物理运动或生理活动的迹象,而还没有与音响-形象确立关系的单纯的意念则像云团一样模糊不清。“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
  有关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概念,我觉得还有以下四点值得关注:
  (1)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概念是符号学的概念。一则索绪尔的符号学概念要比语言学概念的含义更加宽泛;二则索绪尔企图把语言学纳入符号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只是诸种符号系统中的一种,尽管语言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种。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其他符号系统还包括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只要具有能指与所指的结构的系统都可视为符号系统,而语言的重要特征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2)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对关系在原则上是任意的。一个音响-形象可以与这个概念相联结,也可以与那个概念相联结。法文“arbor”指树,英文“tree”也指树。我们还可以设计一种新的符号系统用一个种新的编码来指树。然而,在即成的语言中,由于语言形成和使用中社会集体约定俗成的历史和习惯势力,个人是不能随意改变该语言中的能指与所指的既成的联结的,正如一个鸭子不能把鸡蛋孵化为鸭子一样。
  (3)索绪尔明确指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这是他从符号学的角度考察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关系,与分析哲学中通常所说的指称(reference)概念有很大不同。在那里,“指称”被理解为一个名称或一个指称表达式与它的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在那里,“指称表达式”也被视为(译为)“能指”(referring expression),而它指称的对象就是“所指”(referent)。此外,自弗雷格起,分析哲学家就注意区分意义(sense)与所指(referent),如“晨星”和“昏星”意义不同而所指的对象相同。分析哲学家强调,一个指称表达式所指的对象受其意义约束,一个概念的内涵的和外延之间存在反比的牵连关系。音响-形象、意义和对象之间具有一种三元关系,而不仅仅是索绪尔所区分的音响-形象(能指)与概念(所指)之间的二元关系。
  (4)索绪尔在考虑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时着眼于交谈中的对符号的音响形象的感觉和对其意义的理解之间的关系。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时,他有一个从意念到发音的过程,而听者有一个从感觉到声音和理解词语的意义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于说者而言是从所指(概念)到能指(音响形象),对于听者而言是从能指(音响形象)到所指(概念)。当然,对于交谈的双方,说者和听者的关系是可以互换的。索绪尔本人用如下图式来表示:
  在这一过程中索绪尔只考虑感觉(音响形象)与理解(概念)之间的关系,至于人如何才能理解语言的意义的问题则被他放在一边。对于像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那样的语言哲学家来说,理解语言的意义在于语境原则和与事态的关系。后期维特根斯坦特别强调语言的意义取决于语言的使用,而语言的使用是人的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理解语言的意义不是从语音到概念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在生活中边使用边学习的过程。
  (5)索绪尔本人没有否定语言与心理的关系,他甚至认为普通语言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他明確指出:“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sēmeon‘符号’)。”然而,他不是把普通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放在语言的意义分析上,而是放在符号的一体两面的结构关系上,放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把这种语言学中的结构图式应用到人类学和文化理论中去,并得出符号和语言的结构制约人的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反主体主义的主张。这看来未必是索绪尔的本意。
  分析哲学在研究指称(reference)关系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语言表达式与对象及事态的关系上。如果不考虑对象及事态的一面,语言表达式就没有真值可言。一句话是否真,取决于它是否与所描述的事态符合。概念的意义要在语句中并结合语句的真值来理解。真值对于逻辑极其重要。命题逻辑的运算是基于命题真值的运算,可以说没有真值就没有逻辑,也没有以逻辑分析为内核的分析哲学。如果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限制在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的二元关系,就无从辨别真值。这就是弗雷格区分语言的符号表达式、意义和对象之间的三元关系的重大意义。分析哲学秉承弗雷格的这一思路,主张“指称表达式”具有意义并指向对象及事态。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对于分析哲学而言像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对于结构主义一样具有开山鼻祖的意义。
  现象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在《逻辑研究》中从意向性的角度研究语言表达式中的字符-声音与意义的关系。他认为语言表达是有意义的记号,字符-声音是其物质外壳,意义是其内容,这两者经由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统一起来。一个人张开嘴巴发出声音或用手写出字符是一种身体的行为,这种身体行为必须与赋予字符-声音以意义的意识行为相结合,才构成语言。其中,身体的行为不是本质性的,而赋予意义的行为才是本质性的。因为当语言表达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不是“活在”构成身体对象的行为中,我们的“兴趣”不在这种身体对象上,宁愿说“我们活在赋予意义的行为中”。
  胡塞尔像索绪尔一样也主张语言是一体两面的。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音响-形象”与“概念”的统一体,胡塞尔主张语言是字符-声音与意义的统一体。从表面上看,这里二者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他们关注的角度其实十分不同。这是因为:索绪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音响-形象”与“概念”的结构关联上,而胡塞尔则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造就语言的字符-声音和意义的人的行为上,特别是放在那种对字符-声音进行意义授予的意向行为上。在胡塞尔看来,单纯的音响-形象没有能动作用,它们靠自身不能成为“能指”,真正具有能动作用的是主体的意向行为。胡塞尔认为,主体不仅通过意向行为赋予语言表达式以意义,而且通过语言表达式所内涵的意义指向对象,主体在认识对象的过程中构成了概念的本质和认知的范畴,因此,主体的意向活动应该是语言学和逻辑学研究的重点。由此可见,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把意识现象和意识活动当作语言现象和语言活动的本质。在胡塞尔之后,以萨特为主要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继续重视意向性研究,他们主张主体是一切意义的来源,认为对人生和社会的研究如果离开对主体意识的研究就是舍本求末。这是20世纪意识哲学的特点。这种以主体的意向分析为主旨的现象学思路与排斥主体性的结构主义思路形成了鲜明对照。   三、从横组合-纵聚合关系看结构主义方法论
  索绪尔发现任何符号系统都有共时的符号组合关系和历时的符号聚合关系。这可以用横向和纵向的两条轴线来描绘:前者表示符号的共时的空间排列轴线,后者表示符号的历时的联想-转换轴线。当一个人说出或写下一个单词或句子的时候,这些字母共时地组合成一个整体单位,否则我们就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当听者或读者感知它们的时候,也必须把逐一感知到的东西共时地组合成一个整体单位才能理解。我们可以通过联想加以转换这些符号而形成新的单词或句子。索绪尔把符号形成组合单位的共时的排列关系称为“句段关系”(rapports syntagmatiques),又译“横组合关系”;把这之中通过联想形成的历时的关联关系称为“联想关系”(rapports associatifs),又译“纵聚合关系”。在索绪尔看来,不论语音、语词还是句子都存在这种横组合关系,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句段关系”这个译法不甚妥当,而“联想关系”这一译法被认为心理主义的意味太强,他们更喜欢用凸出结构概念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来替代它,尽管从字面上看“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更贴近其字面意义。下面,我们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索绪尔的想法。
  就语音而言,为发出具有一定音节的声音需要音符的搭配。把辅音和元音横向连接起来,形成音节的单位,例如“bat”“cat”“mat”。这三个音符组合之间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它们之间第一个辅音不同,而第二个元音和末尾的辅音相同。我们可以用别的元音或辅音来代替其中的音符,从而形成新的组合。例如,我们用“u”来取代其中的“a”,形成“but”“cut”“mut”。这些是通过纵向联想而形成的新的音符组合。英语只有26个音符字母,我们通过这样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可以形成层出不穷的英文单词,满足英语表达概念和交流思想的需求。
  拿词语来说,语词存在词干、前缀、后缀的横组合关系和通过改变这些构词要素而形成的纵聚合的关系。举例来说,在法语单词“re-lire”(再读)“re-prise”(拿回)“re-tour”(返回)之间前缀相同,在“poir-ier”(梨树)“pomm-ier”(苹果树)“ceris-ier”(樱桃树)之间后缀相同。“défaire”(解开)是“dé”和“faire”的横组合。对于这个词语,沿着“dé”进行纵向联想,可以形成“décoller”(揭下) “déplacer”(移位)“découdre”(拆开)等横组合的词语;沿着“faire”(做)进行纵向联想,可以形成“refaire”(重做)“contrefaire”(摹拟) 等横组合的词语。一门语言中的许许多多单词往往是通过这样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的方式形成的。尽管实际语言中词语形成的方式纷繁复杂,经常受到历史偶然因素的影响,但语词中的这种结构关系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这种方法至少对于学习语词、理解语词和记忆单词有所帮助。
  现在我们来看句子。“我爱你”是一个横组合的句子。在主格的位置上用“他”、“她”、“布鲁格斯”等来替代,形成“他爱你”等新的句子;在谓词的位置上可联想到用“怕”、“追求”、“追打”等动词来代替,形成“我怕你”等新的句子;在宾格的位置上可以连接“她”、“布鲁格斯”、“飞行”,从而形成“我爱飞行”等新的句子。后来,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把这种横组合和纵聚合的连带关系称为“转换-生成”(transformation-generation)关系。
  也许我们会觉得索绪尔谈的这种横组合和纵聚合的链接关系一点也不新奇,这不就是我们读小学时做的造句吗?确实如此,这太平常了,人人都会。然而,正是从这种平常不过的现象中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引出了两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论断:
  第一个论断是有关为什么人人都有这种语言的联想构造的能力。乔姆斯基认为转换生成的语言能力是每个人先天的语言能力,它源于人的深层意识。索绪尔本人没有做这样的哲学推断,但他谈到:“它们的所在地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它们是属于每个人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我们管它们叫联想关系。”
  第二个论断是这种横组合和纵聚合的连带关系不仅仅存在于语言现象之中,而且普遍地存在于人類的一切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之中。要揭开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奥秘,就要把深藏在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中的这种结构揭示出来。这种结构是一种共时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它们在深层次上左右人的意识活动。人表面上看具有自由意识,但在实际上是被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暗中制约的。
  索绪尔本人曾用建筑中柱子和轩椽的连接和变换来比喻语言中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柱子一方面跟它所支撑的轩椽有某种关系,这两个同样在空间中出现的单位的排列会使人想起句段关系(横组合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柱子是多里亚式的,它就会引起人们在心中把它跟其他式的(如伊奥尼亚式、科林斯式等等)柱子相联系。这些不是同时在空间中出现的,它们是靠联想关系(纵聚合关系)形成的。我们通过转换不同形式的柱子或轩椽就可以形成不同式样的建筑结构。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想到用横组合-纵聚合的关系来解释许多人文社会现象中的结构转换关系。拿最浅显易见的来说,时装的款式、饭桌上的菜单、流行音乐等等都是一定要素之间的共时的结构组合和历时的花样翻新。
  在结构主义的发展和传播方面,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起了重大作用。雅各布森出生于俄国,后流亡捷克和美国。他不仅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发起人和布拉格学派的奠基人,而且也是欧洲和美国结构主义的搭桥人。结构主义这个名称首先是由雅各布森发起的布拉格学派在1929年举行的一次语言学讨论会上提出并用于标识该学派的思想纲领:“它\[学派\]采用了结构主义的名称,因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结构,结构被设想为一种动态性整体。”。雅格布森除了在语言学方面进一步发挥索绪尔的观点外,还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应用于民族学、比较神话学和文学理论等领域中去。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雅各布森用结构主义观点研究诗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按照雅格布森的看法,共时性的诗学研究与共时性的语言学研究一样,不能混同于静力学。诗具有格律,诗的格律是诗的共时性的结构,但它是历时性中的共时性,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每一首新的诗作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且每一发展阶段都可以见到较为保守的和较富创新性的诗歌的形式。对诗的研究仅仅关注它们历史中的变化和仅仅关注它们静态的形式都是不够的,而应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统一起来研究。雅各布森写道:“语法过程和概念的强制性限制了诗人对诗歌的创作方式;他要么追求对称,坚持这些简单的、可重复的、精致的模式(基于二元原理),要么在渴望‘有机的混沌’时应付它们。我已经反复强调过,押韵法‘有语法的,也有反语法’,但绝不是一种数学方法,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一般诗人的语法。在这方面,语法在诗歌中的作用和画家的作品之间有一个显著的相似之处。”
  诗人作诗有点像画家绘画。画家绘画要遵循比例法、透视法等符合几何和视觉原理的绘画法则,但画家也必须发挥在这些限制之下的艺术创造力,否则画家绘画就等同于几何作图了。诗人作诗要遵循押韵、排比、对仗等格律,但诗人要把诗的表现形式与诗的意境完美地统一起来。语言不仅传达思想,而且具有情感的表现力。雅各布森引用恺撒宣告胜利的名句“vini,vidi,vici”(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说明语言通过音韵节奏和排比对仗等手段所展现的强大震撼力。诗歌通过音位上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和语义上的相同相异的对应关系的结合,不仅朗朗上口,而且充满丰富多彩的象征性和激情洋溢的表现力。诗歌的格律是语言表达式中的一种独有的横组合关系,创作一首新的诗歌要通过纵聚合的联想来实现。长音与长音对比,短音与短音对比,重音与重音对应,无重音与无重音对应,词界与词界对应,无词界与无词界对应,句法停顿与句法停顿对应,不停顿与不停顿对应。一个卓越的诗人展现出在横组合和纵聚合方面卓越的语言能力。反之,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这种能力,那么他不仅做不好诗,甚至连话也会说不清楚。雅各布森曾研究过失语症现象。他发现失语症的人要么表现为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丧失横组合造句的语言能力),要么表现为失去了选择词汇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丧失纵聚合联想的语言能力)。
  莱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是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他不仅把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而且从哲学角度论述了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以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为依据,竖起结构主义的大旗,对以主体意识为中心的历史主义和现象学-诠释学的思潮发起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与其说是有关研究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的专著,毋宁说是结构主义的哲学经典。
  “结构”在莱维-斯特劳斯那里指一种从语言学中借用而来并加以普遍化的科学方法论概念。他在《结构人类学》中指出,作为科学方法论模型的结构概念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首先,结构展示了一个系统的特征,它由若干元素组成,在这样的系统中没有一个元素可以在不影响其他所有元素的变化的情况下发生变化。
  第二,对于任何给定模式,都应该有可能通过安排一系列的转换,产生一组相同类型的模型。
  第三,上述这些属性使得我们有可能预测,当某一模型中一个或多个元素加以修改时,该模型将如何作出反应。
  最后,应建立起这样的模型,使所有被观察到的事实都成为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们知道索绪尔有关语言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的论述,就不难发现莱维-斯特劳斯上述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的结构概念其实是索绪尔思路的延续。莱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研究了原始部落的血亲结构和神话结构等问题。下面,我们结合这些例子来说明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论。
  在莱维-斯特劳斯看来,原始部落的血亲结构类似于语言的结构,具有横组合和纵聚合的关联和转换方式。在一个家庭中,夫妻组合的模式类似于辅音与元音组合的模式,原始部落之间的配偶交换可以通过语音单位中的音素交换或语句中的词项交换的方式来考察。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在以往的人类学家那里往往从功能主义思路出发加以解说,如鹰作为某一部族的象征,展示英雄气概,通过鹰的崇拜仪式来凝聚部落的团结,等等。在莱维-斯特劳斯看来,“鹰”体现了“在山中狩猎”,这与这个部族如何获得他们食物的类型一致,而邻近的一个在湖中捕鱼的部族说他们是一条大鲑鱼的后裔,也与他们获取食物的类型一致。由此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的转换,产生一组有关部族图腾相同类型的模型,并对周围其它部族的图腾加以预测,检验这个模型是否有效。这比功能主义的解说更具有科学性。
  莱维-斯特劳斯还用这種方式研究神话。通常,我们沿着时间顺序阅读神话的情节。按照莱维-斯特劳斯的看法,这仅仅关注了神话的历时的横向联系。他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解读其叙事内容的类型,纵向地分析它们共时的结构,揭示它们深藏的运作模式。以俄狄浦斯为例,莱维-斯特劳斯从这个神话中解析出四栏相同类型的叙事,并试图找出它们的结构关联。其中第一栏:卡德摩斯寻找被宙斯拐走的妹妹欧罗巴,俄狄浦斯娶其母伊俄卡斯特,安提戈涅不顾禁令葬其兄波吕尼刻斯;第二栏:斯巴达人互相残杀,俄狄浦斯杀死其父拉伊俄斯,厄特俄克勒斯杀死其兄波吕尼刻斯;第三栏:德摩斯杀死凶龙,俄狄浦斯杀死斯芬克斯;第四栏:拉布达克斯(拉伊俄斯的父亲)=瘸子,拉伊俄斯(俄狄浦斯的父亲)=左斜,俄狄浦斯=肿脚。按照莱维-斯特劳斯的分析,第一栏中的事件都是围绕着血缘关系太亲密或太紧密展开的,而第二栏中的事件的共同之处是血缘关系的破裂,第三栏讲的是杀死威胁人类生命的怪物,第四栏讲的是俄狄浦斯父系姓氏的字面意义都与行走不便有关。
  那么,这个神话故事的深层模式何在呢?按照莱维-斯特劳斯的解读,第一栏与第二栏形成的对立关系,反映出看重血缘关系与看轻血缘关系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张力。第三栏与第四栏也形成对立关系,表现出对人类起源的两种不同看法:前者象征“对人的土生起源(autochthonousorigin)的否定”,后者象征对人的土生起源的肯定。 对于第一栏与第二栏的关系,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而第三栏与第四栏的关系,相当令人费解。莱维-斯特劳斯这样解读:在希腊神话中,龙是一种冥界生物,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是一个怪物,它们都威胁人类的生存,所以必须被杀死,由此联系到人的非自然、非土生的起源。另一面,在神话中,从地下出生的人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他们从深处钻出来的那一刻,要么不能走,要么走得笨拙。俄狄浦斯父系姓氏都有行走困难的涵义,所以与土生的相关联。显然,这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看得清的逻辑联系,莱维-斯特劳斯是凭借他的神话学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从潜意识的象征意义上解读的。   莱维-斯特劳斯认为,无论在俄狄浦斯、安提戈涅还是在菲德拉中,神话故事都表现出基本的两级,如“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神与人的对立”,“生与死的对立”,解读神话就是要把神话中暗藏的深层结构揭示出来。尽管莱维-斯特劳斯一再强调他的结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属于科学方法论,人们不免感到它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弗洛伊德解梦之类的精神分析法。莱维-斯特劳斯本人也承认弗洛伊德对他的重大影响。他写道:“人类学家继续前进,试图通过他一直意识到的意识,来获得越来越多的无意识。”
  四、结语: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贡献及遗留问题
  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看,结构主义方法论作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初流行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又与现象学-诠释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主张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特点是历史性,历史性体现为人的自主意识的创造性活动,人文社会现象具有永不重复和永远更新的历史性特点。因此,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方法,精神科学有精神科学的方法。人文社会现象属于精神科学的研究领域,应从仿效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中解脱出来,采用以研究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生意义为志趣的现象学-诠释学的方法。这看似一种解放,但也带来新的问题。人文社会学科虽然挂上了科学的名字,但依然是特种意义上的科学。采用现象学-诠释学方法研究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性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作为“science”的科学性与作为“wissenschaft”的科学性成了两种不同的科学性。前者被认为是专属意义上的科学性,它要求科学理论的预测性和可证实性;后者被认为是广义上的科学性,泛指一切可以称为知识的学科,它注重对意义的诠释。这种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两级对立并没有取得所有人文社会研究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在20世纪初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感到实证主义的方法和现象学-诠释学的方法都有偏颇。他们发展出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主张在历时的现象背后,存在共时的结构,后者对前者具有制约作用。
  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中首先阐发了研究符號结构的基本方法。后来他的方法被推广和移植到文学、艺术、民俗学等领域中去。莱维-斯特劳斯不仅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应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而且他充分意识到这种方法的思想史意义,并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他在《结构人类学》导论中通过对照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研究方法的差异,批评了历史主义和现象学-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热衷于描述社会文化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人是高度自觉的,人在社会中经历苦难并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人怀抱目的和激情采取行动,文化作品是他们的思想情感的写照,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理念、事件和过程描绘出来。莱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学家不应该对人类历史进程以及人在社会中的有意识的行动和思想情感无动于衷,人类学家之所以认真地考察它们,是为了透过所有这些不断变化的现象把握它们背后的无意识的可能性的全部范围。通过考察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或相互冲突的关系,揭示支配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构架。历史发展虽然可能是不可预测的,但绝不是任意的。莱维-斯特劳斯引证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历史”来说明他自己有关历史过程与结构的关系的观点。
  我想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人坐在过山车上,感受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经历种种险情。这些是人意识到的表面现象,犹如历史学家所描绘的历史过程。但是支配过山车的机械装置并没有被坐在它上面的人感受到,这犹如历史学家忽略社会结构。结构主义的社会研究者要把这种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结构揭示出来,而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却本末倒置。
  莱维-斯特劳斯的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虽然具有启发意义,但我认为还存在不少问题。莱维-斯特劳斯谈到研究社会历史的结构,但没有谈到研究社会历史的动力。即便机械装置也是有动力的,没有动力过山车不会旋转起来。社会历史发生结构转变的动力何在呢?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原生的动力,由此引发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与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点的不同之处。
  结构主义的方法最初是从语音学那里借用过来。音符的数量及其相互连接的可能性决定了语音单位变化的可能性。这有点像小孩玩的拼图,拼图的结构预先决定了拼图的样式的可能性。后来的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结构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德里达(Jacque Derrida)指出能指与所指并非无偏差地对应,概念在认识和言说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即便知觉也会发生延异。这既是对意识的在场的确定性的否定,也是对凝固的结构观的否定。这导致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转变。福柯研究文化史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型转变。他用考古学的方法发掘文化史中的知识型的谱系。就研究知识型而言,他把结构主义的方法应用到文化思想史领域。但是他为了说明知识型转变的动力,引入了尼采的权力和权力斗争的概念。这说明结构主义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通过引入一些别的学说加以修补。这就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
  有关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是结构主义的中心话题。结构主义批评“作者中心论”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诠释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主张,文本是作者切身体验的写照,为让读者理解文本需要通过诠释学的方法让读者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这是作者中心论的基本观点。结构主义对这种在当时据主流地位的观点进行批判,可视为主体狂热的清凉剂。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家提醒人们注意作者在其作品创作和意义构建上并非不受约束,自我并非是一个拥有稳定、统一的身份和思想的独特个体,自我并非对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总有自明的理解和总能如实地描述它们。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思想是通过我们与符号系统的关联才能表达和维持的,我们的身份感是通过符号建立的。我们借助传统的、预先存在的符号和代码获得自我意识,而这些符号和代码并非随意创造。因此,我们表面上是我们的信号系统的“主人”,而实际上往往沦为被信号系统所控制的“奴隶”。我们表面上自主地创作我们的文本,而实际上我们受文本塑造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所意识到的。   盡管以上说法不乏一定的道理,但某些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家喜欢说过头话,并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宣称“作者死了”,“主体死了”,并用无意识取代意识,把人所活动的社会简化为“另一种文本”,并用文本的结构来说明社会的结构。人们不免质疑:宣称无意识的结构支配有意识的思想的结构主义哲学家,本身是不是受到无意识的支配呢?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是不是又在肯定自主认识?在我看来,生活形式优先于文本形式,语言的规则归根到底由生活形式决定。我们在生活中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而不是倒过来靠文本结构来理解社会结构。我赞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主张:语言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语言用法的多样性;语言规则像游戏规则一样既起制约作用又是可以被改变的。要理解语言的结构,不应退回到人的潜意识中去,而应投入到生活中去,通过我们自己参与的生活形式来理解我们自己的语言的用法及其规则。
  (责任编辑:轻 舟)
  Language and Structuralist Methodology:
  An Investigation with Sauss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Zhang Qingxiong
  Abstract:The origin of structuralism can be traced back to Saussure. He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terms related to the language system, such a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ignifier and signifier, syntagmatic relation and associative relation, etc., which were transplanted into the methodology of structuralism. Why is it that although Frege's Begriffsschrifft, Husserl's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and Saussure's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can all be regarded as works of language research in a certain sense, thre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namely logical positivism,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ism, can be developed from th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ideas, basic features and remaining problems of structuralist methodology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Keywords:Saussure;Structuralism;Language;Methodology
  收稿日期:20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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