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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的特征、困境与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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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具有聚集性、非线性和共生性特征。受主体能力、关系模式、制度条件影响,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面临供给动力、供给结构及供给信息多维困境考验,有待通过优化策略进一步完善现有供给机制,提高供给效能。具体包括:发挥正向标识引导,强化系统合力效应;完善协同供给规则,促发系统涌现效应;运用“互联网+”优势,放大共同体效应。
  关键词: 社区公共危机教育; 社区教育供给; 复杂适应系统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20.02.007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Public Crisis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Difficulti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HEN Yan
  (School of Urban Management, the Beijing Open University,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public crisis education supply system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gregation, nonlinearity and symbios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 capacity, relationship mode and system conditions, the community public crisis education supply system is fac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dilemma of supply power, supply structure and supply information. It need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xisting supply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supply efficiency through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pecifically, we shoul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guiding the system, strengthen the resultant effect of the system, improve the synergy supply rules, promote the emergence effect of the system, and enlarge the community effect by using the advantage of “Internet plus”.
  Key words: community public crisis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supply;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现代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突发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危害性日趋突显。建立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不仅是对政府能力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整体能力,特别是对公众危机素养的考验。[1]通过2003年SARS、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可见,良好的公众危机素养构成了危机治理的社会基础,在提高应急效能、减少危机损失、营造社会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社区是公众参与公共危机预防和应对的基础单位。以社区教育为载体,开展持续有效的公共危机教育,增强社区公众危机素养,提高公众自我适应性和危机应对能力,已成为当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2]
  一、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的特征
  作为第三代系统观的代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及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约翰·H·霍兰认为,复杂性是生成的。复杂适应系统的核心思想表现为“适应性产生复杂性”。复杂系统中大量具有主动适应性的元素与环境和其他元素存在不断的交互,通过“学习”及“积累经验”,改进自身行为规则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从而使系统在整体上表现出运行的协调性和行为模式的持续性。[3]整个复杂适应系统的演变进化,包括新层次的产生与分化、新的聚合生成等,都是在这个在核心思想基础上逐步派生而成。
  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从解决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侧与需求侧矛盾着眼,通过调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提升供给端质量与效率,为社区公众提供多层次、全过程、可适用的公共危机教育资源、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4]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由政府、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学院、社会组织及企业等大量不同组分聚集而成,组分之间采取社会宣传、员工培训、学校教育、社会演习等手段和方法,不断积累预防和应对公共危机的学习经验,从而改进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规则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区环境,最大可能地吸纳社會及公众参与到危机管理活动中来。[5]
  (一)聚集性
  聚集性源自复杂适应系统的核心概念——适应性主体。大量适应性主体形成聚集体,通过交互涌现出新的复杂性行为,影响并改变环境。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中的众多适应性主体权力来源不同、性质不同且运行方式不同。聚集过程既需要每一个适应性主体利用已有资源,从过往行为及相似主体行为中学习经验,激发自身感知适应外部环境的“活性”,同时,也需要所有适应性主体调整现有供给规则及供给方式,通过政策、体制、机制、手段等不同程度的改变达成系统的更高层次的复杂适应性。    聚集过程中,政府往往履行规划者与孵化者角色。维护公共安全是政府的本质要求。作为规划者,意味着政府在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中将重心从生产教育服务转移至教育政策制定、教育服务范围划定及教育服务监管等方面。通过确定社区公共危机教育项目,促使其他供给主体明确供给目标与供给方式。作为孵化者,更多地体现在政府以购买、资助等方式培育专业服务型、应急保障型、综合辅助型社区社会组织,以回应公共危机类型、级别、阶段异质性对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提出的不同要求。社区居委会、社区学院、社区社会组织等对社区公共危机教育环境要做出主动适应,包括研判社区风险管理情势,分析社区危机利益相关者,明确可共享资源以及达成社区公共危机教育协同供给方式。企业在社区公共危机教育的资金供给、优化学习支持技术手段、对接个性化学习需求方面彰显优势。且由于“互联网+”推动,诸多互联网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为社区公共危机教育决策提供实证分析和科学预测,促进了教育资源高效配置。
  (二)非线性
  复杂适应系统的复杂性与非线性因素密切关联。复杂适应系统可看作以适应性主体为节点,以主体间相互作用为边界,以物质、能量、信息为资源的复杂网络。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主体之间、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非简单个体的数量叠加,其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并且,供给网络中各种供需反馈形成环路,再交叉、缠绕,产生非线性效应。[6]
  公共危机发生演化的过程极其复杂,大致包括疏缓预防、危机应对和恢复重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由此导致传统的线性供给面临局限。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要面对公共危机不同阶段的需求,非线性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供给内容的非线性。在危机疏缓预防阶段,重在培育社区公众的预防文化及志愿文化,提高社区公众的危机防范意识、预见性思维,深化其社会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与此同时,通过组织公众定期参加社区应急演练,积累应急知识与技能储备,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在危机应对阶段,着重培育社区公众的理性文化,引导公众理性思考,进一步增强公众的公共判断能力、互信意识和宽容意识。在恢复重建阶段,侧重培育社区公众的反思文化,反思危机预防和应对中的不足,提高社区面向危机的准备能力与应急能力。二是供给方式的非线性。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主体在适应过程中会产生新的互动关系,生成新的供给层次与更大的供给主体,这种演化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螺旋式上升并向更高一级的系统发展。[7]当前,很多地区建立了社区教育联盟,采取项目制合作开展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通过发挥不同主体在系统中的角色特征,整合各自资源优势,在平等协商与自我统合基础上建构起交叉多样、复杂多变的非线性网络关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供给主体资源的利用率,增强了社区公共危机教育服务的有效输出。
  (三)共生性
  共生性指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主体、供给环境同处于一个共生系统。随着供给环境变化,供给主体行为规则不断变化,当规则进行重组,即产生创新。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既是一个通过创造,选择新技术、新方法、新途径建立新的规则体系并增强公众社会能力的过程,[8]也是创造一个公共价值的过程,即塑造价值创造共同体,推动成员形成价值共识,生成新的社会资本的过程。
  “教育性”和“社会性”同为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從公共价值的角度来看,社区公共危机教育聚焦于问题导向,借助教育手段向社区居民“赋权增能”,解决区域社会所面临的诸如社区公众非理性参与、沟通不畅、能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9]社区公共危机教育的供给目标最终定位于社区居民在社区危机治理中的深入有序参与。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具有价值共生性,它不仅强调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学院等供给主体基于公众需求偏好的价值整合,也更加关注社区公众在公共价值创造中从消费者到生产者角色的转变。社区公共危机教育强调,公众在接受新知识、新技能过程中,将先前体验感知、知识集成后与新知识进行比较、质疑,从而创造新认知,引导新行为,这与社区教育长期倡导的“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内涵契合相通。
  二、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的适应性困境
  霍兰对复杂适应系统抽象出的拟生物规则显示,适应性主体对环境的感知和理性认知以及系统内部管理模式、信息处理方式等决定系统的适应性表现。同时,受主体能力、关系模式、制度条件影响,系统会面临供给动力、供给结构及供给信息等多维困境考验。
  (一)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动力困境
  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动力一方面来自政府主导的前瞻性制度安排。即,通过韧性社区建设标准引领教育供给,制定社区公共危机教育规划、社区公共危机教育实施方案等政策明确供给主体、供给内容及供给行动路线。另一方面,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动力来自社区公众教育需求表达,包括社区特殊人群和弱势群体在内的全方位、全过程、多层次的需要表达。但从实践看,社区公共危机教育并未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更没有形成规模效益。[2]由于供给主体间统筹规划不足,多以“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指令式供给为主,且缺乏持续性政策保障。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公共危机教育体系应从家庭开始,以学校为主体,以社会为延伸。[10]一个开放的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必须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且与家庭危机教育、学校危机教育达成有效衔接,构成网络串联。事实上,社区公共危机教育的“单打独斗”更多源于法律定位的滞后。目前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并未对在社区开展公共危机教育给出具体规定,也未能广泛涉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家庭或公民个人在公共危机预防与教育方面的职责。[11]加之终身教育、社区教育在立法方面的空白,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面临顶层设计困境。此外,社区公众由于长期以来集体意识缺失且危机观念、风险意识淡薄,导致在社区公共危机教育需求表达方面存在阻滞,往往呈现为“不表达”或“被动表达”。此外,受信息不对称影响及个人信息素养所限,常对教育供给数量、供给方式等需求做出“不充分表达”或“不实表达”,从而使得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难以在需求动力源方面做出精准判断。   (二)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结构困境
  由于社区公共危机教育经费制度、课程制度、师资制度、评价制度的制度结构不够健全完善,[12]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及驻区企业等供给主体在社区危机治理中独有的社会资本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与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往往表现为“脱嵌”状态。即便存在供给合作,“充其量只是一种撞击式的临时聚合和短期联手[13]。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结构决定社区公共危机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益。结构困境一方面导致资源整合渠道有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与自治资源的碎片化问题始终困扰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的整体成效,政府“单中心供给”极易产生决策不科学、供给产品不佳的实践难题。另一方面,结构困境影响专业资源的有效嵌入。具有专业化水准的科研高校、社会组织、企业及志愿者是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由于上述主体的缺位或是参与不足,使得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多呈现为“形式化”“表面化”,难以真正在文化层面上修正、引导社区公众的社区参与行为,难以深入开展“文化内聚性培养”并建构起整体性的危机治理文化团结体。
  (三)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信息困境
  大數据时代,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着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的成效。理想状态下的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建立在社区危机管理信息基础之上,能够有效识别社区公众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在大量信息中进行搜索,整合共享零散信息的附加价值。但从目前实践看,一方面,社区公共危机教育需求信息有效识别不足。不能进一步细分低收入、高龄、独居、残疾、流动人口等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另一方面,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信息递送存在低效。供给中不可规避的合作交叉地带使得多元主体分工不清、责任不明,从而使其在信息采集、处理过程中面临渠道单一、信息覆盖范围狭窄的困厄。此外,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信息协同程度不高。在大数据支持下,让大量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信息从无序到规范,需要统筹形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供给标准,并且充分做好信息协同。当前,分散于不同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企业的信息资源缺乏整合共享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识生成,缺少信息有序流动的技术支撑机制,亟待协同完善。
  三、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的优化策略
  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是一个不断适应社区风险环境的开放系统。伴随社区环境复杂性的增强,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还将在主动适应过程中面临供给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等更高层次的挑战。因此,有待通过优化策略进一步完善系统现有供给机制,提高供给效能。
  (一)发挥正向标识引导,强化系统合力效应
  在复杂适应系统的聚集过程中,标识贯穿始终。它引导适应性主体的行动方向,决定行动纲领及行动目标。新时代,面对风险社会带来的多重考验,社区公共危机教育成为公共危机教育系统的关键组成。其核心旨在通过科学系统地对社区公众实施全员、全过程公共危机教育,提升社区危机文化治理能力与水平。
  1. 推动形成政府、社区、学校、家庭协同的公共危机教育合力
  加快对公共危机教育立法及终身教育立法的研究。确定契合区域发展的地方性规范文件,明确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主体的角色分工与功能边限,保障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的合法性和持续性。倡导“韧性社区”标识主导下的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不断满足社区公众公共安全知识更新及应急能力提升的需求。依托市级学分管理银行,将公共卫生危机教育学习成果计入市民终身学习档案,实施学习成果认定、学分积累与转换。
  2. 贯通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与成人学历教育
  将优质社区公共危机课程引入成人学历教育通识课体系。利用社会实训基地,建构“学校—单位—社会”贯通的课程实践教学链,将理论学习、社会体验、专项调研等贯穿于课程教学活动始终。组织学习者参与建立“社区风险数据库”、“社区应急方案”、“社区应急服务一体化网站”及绘制“社区风险地图”等,在实践中提高危机预防、应急处置、危机恢复能力。强化体验式教学,提高学习者的社区公共危机应急预案参与能力和演练能力。开发建立具有应急预案演练、应急操作培训等功能的教学仿真系统,突出社区公共危机情景再现和演练机制运行。
  3.侧重公共价值在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中的嵌入式引领
  通过社区公共危机教育完善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公共德性、公共责任有机统一的公共价值支撑体系。关注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中的弱势群体,提升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的公平性。社区老年人和低学历者等危机防治素养薄弱人群常在公共危机中表现出知识盲点与行动短板,针对其提供订单式危机教育支持服务。特别关注掌握线上技术具有困难的老年群体,为其提供便利易操作的线下教育。面对广大农村居民和农民工,依托所在地区社区学院(成人教育中心),联合街乡、居委会,灵活开展在线学习资源与线下学习活动互通可选的社区公共危机教育。
  (二)完善协同供给规则,促发系统涌现效应
  完善规则是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发展的关键,具体包括供给主体结构、供给制度结构以及供给方式完善等。规则完善促发涌现效应,使得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系统能够不断衍生新的功能、特征和属性,产生整体大于局部的增益效果。
  1. 加强社区公共危机教育资源协同开发
  在政府指导下,由区域社区教育联盟发起,协同市应急管理局、社工委、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部门联合开发涵盖“意识—知识—技能—能力”的社区公共危机教育课程体系,旨在帮助社区公众通过掌握、了解和运用城市公共安全资源,最大限度形成公共危机第一反应意识。同时,以市级终身教育平台为资源基础,汇集区级、镇街级和社区级三级平台的功能优势,协同科研院所、社区学院、区域社会组织及互联网教育企业等成员单位,整合系列公共危机教育优质数字资源。
  2. 建立社区公共危机协同宣教机制
  教育引导社区公众在公共危机应对中形成共识,有序开展集体行动。由市级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协同市应急管理局、社工委、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合作开发社区公共危机准备指南,将防控意识、公共伦理意识、应急处理能力、自救互救技能等纳入常态化社区公共危机教育培训内容。依托社区应急志愿服务站,整合社会资源,鼓励公共危机中的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教育项目的开发与推广,共享知识和经验。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组织专家与志愿者开展公共危机科普宣教进社区活动。[13]    3. 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协同孵化培育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在推动公共参与、供给公共服务、培育危机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由街道(乡镇)牵头建立孵化基地,依托社区公共危机教育项目运作,挖掘具有潜质的社区社会组织,引导瞄准社区内弱势及特困人群,寻找社区风险点。在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基础上,政府应对服务范围相近、服务内容相似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规模整合,实现系统的“乘数效应”。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分类精细化管理,以社区公共危机教育需求为导向,确立阶段性培育重点,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同周期提供不同类型的支持服务。通过资金支持,物资帮助,以奖代投等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的专项奖励机制。
  (三)运用“互联网+”优势,放大共同体效应
  当社区公共危机教育的发展融入“互联网+”思维,供给系统逐渐形成一个网络。不同子系统,包括社区青少年危机教育、社区成人危机教育和社区老年人危機教育得以纵向连贯,不同层次系统,包括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得以横向融通。同时,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的显性资源得以有效整合,潜在资源开始显性化。
  1. 发挥“互联网+”在基层协商民主效能提升中的载体功能
  开发社区公共危机教育终端,向院落、楼栋和单元下沉覆盖,强化教育供给对社区公众个体的“赋权增能”。拓宽社区数字协商民主渠道,完善社区公共危机教育服务平台及移动终端设计,实现线上民主与线下民主的双层互动,促使作为协商主体的社区公众始终保持对社区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14]引导社区公众有序表达利益诉求,养成协商意识、掌握协商方法,协商解决涉及社区风险的重要事项以及关乎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15]同时,在协商过程中逐步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风险判断能力、资源协调能力、矛盾化解能力。
  2. 进行社区危机治理大数据挖掘分析
  结合社区公众学习偏好、风格、知识、能力与发展目标,完成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个性化推送。将社区协商中采用的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民主议事技术、冲突干预技术以虚拟仿真体验、“i-实验”等教学方式灵活呈现,积极实践智慧行动教学,为学习者构建学习环境与生活情境互融互促的智能化、信息化的教育环境生态。[16]依托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创新“互联网+社区公共危机教育”模式,实现教学过程虚拟化和教学实践情景化。
   3. 健全“互联网+社区公共危机教育”项目供给
   网络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施项目的动态调适。结合社区公共危机教育供给目标,通过“网络+项目+居民”智慧服务平台,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危机教育项目的社区整合机制。对项目运行模式进行深层次研究,向各级社区学院(成人教育中心)、街乡、村(居)社区提出开展公共危机教育的指导性意见并确定教育服务标准。遴选培育一批可示范、可推广的品牌项目,纳入项目库,探索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模式,充分发挥项目的区域辐射作用。同时做好大数据支撑下社区公共危机教育项目从精准识别到精准供给以及精准评估的全过程管理及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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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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