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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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范畴的逻辑基础、立论依据和历史事实，马克思运用异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形成了以异化作为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思维和方法。通过分析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阐明了异化作为理论批判的思维和方法是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逻辑。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异化逻辑具有思辩性和人本主义的色彩，然而尽管如此，却为唯物史观的出场奠定了基础。《资本论》的资本逻辑并没有完全取代异化逻辑，资本逻辑实质上是异化逻辑思维的另一种表达。此时的资本逻辑清晰可辨，异化逻辑却隐而不显，异化逻辑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三大批判理论中。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探析;异化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20）02-0001-06
收稿日期：2019-08-02
作者简介：刘国新 （1980-），男，福建连江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Alienation： A Logical Analysis of Marx’s
Early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IU Guoxin1，2
（1.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241000， China;2.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Fuji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Fuzhou 350014，China）
Abstract： By criticizing the logical basis， argumentation basis and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s category， Marx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and formed the overall thinking and method of alienation as the early political economics criticism. By analyzing the three stages of commod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clarified that the thinking and method of alienation as a theoretical critique is the overall logic of Marx’s early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Influenced by Hegel and Feuerbach’s thoughts， alienation logic has the color of speculation and humanism. However， it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apital logic of Capital has not completely replaced the logic of alienation. Capital logic is essentially another expression of the logic of alienation. At this time， the logic of capital is clearly identifiable， while the logic of alienation that always runs through Marx’s three critical theories is hidden and not obvious.
Key words：Marx;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Logic analysis; Alienation
從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入手，马克思以异化理论和方法对国民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范畴逐一分析与批判，对包含人在内的生产要素作出了经济学哲学的阐释，由此建构了异化劳动理论，奠定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础和思维方式。以异化作为解释政治经济学重要范畴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演进的基本思维和方法，以异化劳动作为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理论，搭建起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理论框架。
从“异化概念——异化理论——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演进到“异化劳动理论——唯物史观”的理论跃升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自我扬弃，也是马克思从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整个批判理论建构的理路进程。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到《资本论》，异化逻辑始终贯穿于马克思批判理论之中，资本逻辑并没有完全取代异化逻辑，它只是异化逻辑在资本维度上的现实展开。以下将从“逻辑范畴——逻辑内涵——逻辑演进”的叙述次序，对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度的探析。
一、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范畴
在查阅大量资料和做了大量读书笔记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了他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手稿》的序言部分，马克思就说道，他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4这里的研究内容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的社会主义的著作，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则给了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启示。 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注重研究方法论，在《手稿》里，马克思从“一般—特殊—个别”的研究方法入手，对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等国民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作了实证研究和理论批判。由此形成了“资本——劳动”、“工資——利润”、“劳动力——商品”“价格——供求”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范畴，通过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归纳和总结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逻辑范畴作经济学哲学的阐释，从而论证了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对立，实现了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效果，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整体框架，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从逻辑基础和立论依据这双重层面展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范畴的批判，指出它们的逻辑基础、立论依据和历史事实的错误。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其一，指出国民经济学关于工资的认识是脱离实际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认为，劳动创造了财富，资本家的利润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因此，工人的利益与社会的总体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认为，工资是工人劳动的价格，佣雇劳动是一种基于合作契约的有偿劳动，并不存在什么剥削。马克思针锋相对地认为，“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劳动是商品”，“而如果劳动是商品，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1]36。可见，马克思不是从劳动的“量”来定性劳动，而是从劳动的“质”（人的本质特性）来界定劳动，以此来驳斥国民经济学的谬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非人道性：“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困”，“人的机能退化为动物的机能”[1]56。到了《资本论》，马克思更进一步从社会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劳动价值、劳动价格等范畴来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本质区别，进一步揭示了工资制是一种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的制度。
其二，关于资本和利润方面，马克思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来源的认识，完全是基于资产阶级固有的先验逻辑。国民经济学认为，资本是一种能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源，它的投入与劳动的积累能产生社会财富，而利润是资本效用性在社会财富增加上的表现。这就意味着：资本投入的越多，劳动积累的越多，利润也就越大，社会财富增加就越快。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除了具有效用性，它还具有增殖性，其增殖的部分就是工人的剩余价值，是工人劳动扣除工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这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奥秘。到了《资本论》，马克思更是从资本的产生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三个部分，揭开了资本本质和利润来源的神秘面纱。
其三，关于地租方面，国民经济学从自然观念引申出土地的自然法权，以此来论证地租存在的合法性。国民经济学认为，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的事实，如同资本家占有资本的事实，地租和利润是同种性质的收益，因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土地并不天然地具备能获取收益的权利，它只有和竞争、劳动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才具有资本的同种属性。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的肥力和土地的位置，而“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1]67。在工业社会，随着土地所有者的相互竞争，使得小地产被大地产淘汰，“这种竞争的结果还会使一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同时也成为土地所有者”[1]65。在工业社会，这种竞争的结果，使“没有无主的土地”的封建等级制被“金钱没有主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
二、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内涵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里，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程度的提高和交换关系的改变，人类社会经历了以物物交换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以货币作为商品交换中介的“一般商品经济”，以及以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出现和私有财产的产生是互为辩证的关系，随着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一般属性”转变为“特殊属性”，与此相应地，异化也经历了从“异化一般”到“异化特殊”的转变。其具体表述如下：
第一，在自然经济阶段，马克思认为，由于人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产的产品只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没有多余的产品用于交换。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有了多余的产品用于交换。而这种在物物交换关系的原则下，开始促发了这种交换关系同“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的对立（异化）。当物物交换出现时，劳动产品不再是完全为了生产者个人的需要，而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2]305。这时，劳动作为满足自我需要的属性以及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性质出现了异化。
第二，在一般商品经济阶段，由于人的多样化生活需求，个人生产的产品不可能完全满足自己所有的需要，因此，人们只有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变成商品，才能满足社会各个成员的共同需要，这是一般商品生产产生的前提。随着物物交换关系的发展，货币渐渐地充当了一般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成为物物交换的中介物并打破了物物交换的格局。马克思认为，在一般商品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表现为一种谋生活动，即劳动者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换取交换物而劳动，而当一般等价物被货币取代后，劳动就成了换取货币的谋生活动，这样的劳动自然是异化劳动。
第三，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阶段，由于资本、土地、信贷等经济要素的投入，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具有了巨大的魔力，除了劳动力本身之外，就连道德、伦理、法律等都可以变成用来出售的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劳动表现为全面的异化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1]78。正是这种异化劳动，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如工资、利润，甚至连作为交换的货币和交换本身，都是一种异化存在。而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和物的异化关系背后其实是人和人的异化关系，具体展开为马克思所述的异化的四重性。 可见，从异化一般（异化）到异化特殊（异化劳动），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个别异化，到一般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局部异化，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全面异化，都充分表明异化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异化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政治經济学批判的理论和方法，而这种批判理论和方法所运用的思维逻辑成为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逻辑。
在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批判的多维向度——实践地批判、辩证地批判、历史地批判、内在地批判和总体地批判”[3]67，这其中的多种批判维度就蕴含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思维和方法。异化理论不仅作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极具批判性的总体思维和方法，异化也就成为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逻辑。
随着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从作为人的一般本质异化成为以物对人的统治为主要特点的特殊本质。随着私有制和分工的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各个要素和环节无不表现为一种异化：劳动产品是异化的物，劳动者是异化的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自身也是异化的人），就连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都是异化的产物。然而，对于这些异化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却视而不见。这是因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57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异化劳动表现为四重性：劳动产品同工人相异化，劳动活动本身与工人相异化，工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而这三方面异化的结果就是人与人相异化。
可见，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异化逻辑线索表现为：首先、贞定自由自觉活动是人的类本质，并把人的类本质属性当作异化逻辑的起点;其次、从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属性，逻辑推导出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最后、从异化劳动逻辑推导出对象物、主体间性以及主体见于客体的实践活动的异化。
《手稿》里大量出现的“外化”、“异化”等概念，都是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常用术语，而“类特性”“类本质”等术语，也是源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理论。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并且明显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是建立在以人的本质为起点的逻辑基础上，它的逻辑起点是人的自由的类本质属性，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从而逻辑推导出要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现状的结论，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但问题是，何以说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可见，异化逻辑是以预设人的自由本质为逻辑起点而展开的一种逻辑推导思维，因而带有鲜明的思辨性和人本主义色彩。基于这种逻辑而展开的批判往往会陷入价值评判的泥潭，从而缺乏事实评判的依据，马克思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点。
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马克思才彻底清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这里，唯物史观的出场完成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革命性发展，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14的重要论断。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出现弥补了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片面性和缺失。
尽管如此，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依然具有明显超越的地方：一是不仅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属性，而且把“劳动的异化看做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并且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内部”;二是异化劳动已经“深入到私有制的内部，比较深刻地理解了生产劳动在人的自我形成中的作用”，[4]69指出了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分工的出现，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三是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对资本、利润、地租等资本主义构成要素的科学分析，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做了准备。
在唯物史观创立后，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范畴。在这之后，马克思更多地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经济层面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为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是异化劳动理论跃升到唯物史观的扬弃过程，即异化劳动理论奠定了唯物史观形成的基础，而唯物史观的创立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异化劳动理论，在异化劳动理论和唯物史观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理论的扬弃。
三、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演进
有学者指出，异化逻辑只是体现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到了唯物史创立后，马克思就逐渐淡化了异化和异化劳动理论，而到了《资本论》写作时，马克思更是完全抛弃了异化和异化劳动理论。这时，资本逻辑就完全取代了异化逻辑，成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总体逻辑。
对此，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里没有使用“异化劳动”这个概念，整个《资本论》里“异化”一词也仅出现过17次，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完全抛弃或否定了这个概念，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从总体上变换了这个逻辑，异化只是被更为专业的经济学术语代替了，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贯穿的总体逻辑并没有改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后期，异化逻辑一直隐而不显，对此，我们需要通过重要概念范畴的逻辑辨析和批判路向的总体把握才能清晰地找到其逻辑线索。
资本逻辑诚然是《资本论》的重要逻辑，这从《资本论》三卷的章节结构安排就不难看出。相对于异化逻辑而言，资本逻辑可以以一种更直接理性的思维方式揭示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然而，资本逻辑并不能完全代替异化逻辑，异化作为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始终贯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
从广义上来讲，资本逻辑本身就是转换了面貌和形式的异化逻辑，是异化逻辑的逻辑推进、现实展开和历史发展，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后期经常使用的“商品拜物教论”其实就是异化逻辑思维的运用，从如上述提及的“资本、货币、地租、工资、利润”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本质上都是以异化形态出现的。虽然在《资本论》里，马克思使用的是“劳动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等概念，但从根本上讲，其实就是异化视角上的经济学范畴的逻辑演进。“在这部不朽的著述中，马克思沿着私有财产——因此也就是根据异化劳动——而进出自如成了形式的主人，揭示了早在1844年对他来说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大多数关系。”[5]204 因此，“从《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并未用‘资本逻辑’否定‘异化逻辑’，而是实现了从异化逻辑到资本逻辑的合理推进”[6]81。这里讲的“推进”是一种升化而不是取代，推进意味着量上的变化而不是质的改变，异化仍然是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逻辑。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因为其理论学说是前后一致的，更是在于其内在逻辑是一贯到底的。从宗教异化——政治异化——经济异化，从《手稿》到《资本论》，异化逻辑一直贯穿于其中。因此，异化作为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逻辑，也同时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语境下的总体逻辑。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加以说明：
首先，从形而上学批判到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把异化作为理论批判的思维和方法;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把“劳动的一般本质——劳动的特殊本质”，相对应于“一般异化（异化）——特殊异化（劳动异化）”，在历史和逻辑双重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了异化劳动理论;接着，马克思把异化劳动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和方法，通过分析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揭示了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和扬弃异化的途径，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人道本质;最后，从把人的本质作为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起点到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范畴，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实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扬弃和异化逻辑的演进。
上述可见，从形而上学批判的“人的异化”，到法哲学批判的“权力异化”，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劳动异化”，异化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语境下的总体逻辑。这一总体逻辑贯穿于马克思的三大批判之中，具体而言：
其一，在形而上学批判上，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里对宗教批判的历史功绩，肯定了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等系列论断。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今后哲学的任务在于不仅要解释世界，更是要改造世界。指出在揭开宗教的神圣形象后，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人的“非神圣形象”的世俗基础。由此，马克思展开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自己思想的清算工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主要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并且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此基础上，他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完成了从旧哲学到实践哲学的革命。
其二，在法哲学批判上，马克思把目光从天国的彼岸转向世俗的此岸，开始了“非神圣形象”的批判，实现了哲学的社会学转向。马克思以异化逻辑来理解国家和法的现实基础，指出国家和法是人的自由理性的外化，但现实的国家和法却表现为自由的异化。他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形成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国家观，为唯物史观的出场奠定了基础。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重要论断，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逻辑基础和现实依据。
其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马克思做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英国和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作了深入地剖析。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关于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先验逻辑，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家表面上承认劳动是财富的来源，承认人的劳动和人的价值，而实际上却是对人的价值的贬低的伪善行径。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提出了私有财产产生异化劳动的事实，建构了异化劳动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事实论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生产、资本的流通和社会生产总过程的阐述，以及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奥秘，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马克思在批判和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论证思维和方法，既是资本逻辑的展开，又是异化逻辑的隐现。
四、结语
通过对国民经济学重要范畴的逻辑基础、立论依据和历史事实的批判，马克思在《手稿》里指出工资、利润、地租、货币、资本等国民经济学重要范畴的异化性质。在哲学分析人的本质、劳动、私有财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异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形成了以异化作为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思维和基本方法。通过分析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阐述了“一般异化——特殊异化”、“个别异化——局部异化——全面异化”的异化形态转变，论证了异化是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思维和方法所体现出来的总体逻辑。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异化逻辑带有明显的思辩性和人本主义的色彩，但尽管如此，根据其逻辑而形成的异化劳动理论却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唯物史观创立后马克思从逻辑完整性上弥补了这一缺失。异化逻辑作为重要批判理论的思维和方法主要体现于《手稿》等早期批判理论著作中，事实上，《资本论》写作时马克思也并未完全抛弃和否定异化逻辑。资本逻辑诚然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期的重要逻辑，然而从根本上讲，资本逻辑本身就是转换了面貌和形式的异化逻辑，是异化逻辑的逻辑推进、现实展开和历史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后期，资本逻辑清晰而辨，而异化逻辑却隐而不显，然而，异化作为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逻辑，却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三大批判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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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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