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七律的功能发展及诗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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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盛唐七律继承了武后、中宗朝七律用于宫廷应制的基本功能，同时又有所变化，开始在中下层文人的社会交往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诗体，且在艺术创作上开拓了典雅、清适、遒劲等多种诗美类型，使得七律摆脱了初唐时期审美风格上的单调局限。同时，七律与盛唐诗坛的其他体式相比较，在体现时代气象和文人心态上一展所长，盛唐七律应制体能展示壮远开阔的盛世气象，并较之泛泛的君臣享乐主题更具人文内涵。此外，盛唐七律在体现当时普通文人的仕进渴望和功名意识上，也较为直接和直白。这些都揭示出盛唐七律独特的诗史意义。
[关键词]七律;体式特征;盛唐诗风;诗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0）05—0086—06
Abstract：The grand Tang Dynasty’s Qi lv inherited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he court system from the empress Wu and the middle court， it became an important poetic style in the social intercourse of middle and lower scholars. In art creation， many kinds of poetic beauty such as elegance， serenity and power are explored. More importantly， Compared with other styles of poetry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Qi lv makes the wide and open atmosphere of the golden age which is displayed relatively fully.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Qi lv reflected the common literati's desire for political career and the sense of fame.
Key words： Qi lv; poetic features; the grand Tang Dynasty;importance of the history of poetry
盛唐七律的艺术价值，历来受到学者关注，已形成一些有代表性的评价意见。首先，明清以来，一种极有影响力的意见是，将杜甫七律之“变”作为参照，以开元、天宝时期七律为盛唐之“正”，并且时有不满盛唐七律堂庑尚窄之意。其次，“唐人七律第一”，成为古人争讼的热门问题。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1]197亦有推崇杜甫《登高》为第一者，如胡应麟评骘崔颢《黄鹤楼》与杜甫《登高》之高下，称《登高》“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2]95。现当代学者也沿承古人的讨论，这方面的论文如关于盛唐七律第一的争议，周勋初《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3]118-122、王荣林《从“唐人七律第一”看七言律诗的文体特征》[4]148-152等。七律第一的争论，对于认识诗体的艺术体调和明清学者的诗学旨趣，有积极意义，但这种思路尚未能完全揭示盛唐七律的诗史价值。
应该说，无论是正体、变体观念，还是基于个人审美趣味而产生的“七律第一”之争，都尚未全面客观地阐明盛唐七律的诗史意义。笔者试图跳出前人惯用的思路框架，由盛唐七律创作实际出发，重新探讨盛唐时期七律写作的诗史意义：一方面，从初盛唐七律体式的发展来看，盛唐七律在应用功能及艺术创作方面产生了重要的新变;另一方面，联系盛唐的时代风貌来看，七律在表现开、天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人心态方面，具备自身的体裁优势。笔者将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讨论。
一 盛唐七律的应用功能及创作方式的拓展
七律体制的定型，学界已经研究指出其重要背景就是武后、中宗时期频繁的应制唱和活动。中宗时期，君臣游宴于宫苑别业，颇多应制唱和，沈佺期、宋之问、崔日用等文学侍从之臣创作的《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等一批作品，不仅初步奠定七律的体制，也影响到七律形成初期阶段的应用功能及创作特色。从功能来说，七律从产生之初便带有极强的应酬性质，应制唱和也成为了七律在初唐时期最重要的应用功能。从创作风格来看，初唐七律多以平面化的铺陈赋写手法，描繪宫苑池楼，歌颂圣主恩威，以工稳雅丽见长，风格类型相对单一。
开元、天宝期间，七律正是从应用功能及创作方式上，继承并突破了前代。
第一，盛唐时期，宫廷环境中的应制、应教、献赠、酬和等，仍是七律的重要运用功能。具体来说，开元中前期，张说、张九龄、苏颋等以宰臣文宗的身份活跃于朝中，他们在宫廷场合创作的七律，具有代表性。开元二年，玄宗诏令祠龙池，据《唐会要》记载：“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5]433从现存的蔡孚、沈佺期、卢怀慎、崔日用，苏颋、李乂等人作品来看，都是七律，可以推知这是开元初一次大规模的七律应制活动。自开元三年至十八年间，围绕着玄宗节日赐宴、封禅、巡幸等活动，张说、张九龄、苏颋等也有相关的七律应制作品。开元前期，王维、张谔活动于岐王府，也创作了应教七律。天宝时期，老一辈的文宗重臣张说、苏颋、张九龄等皆已谢世，宫廷环境中的七律创作主要是以王维为中心。例如，天宝五载，王维在库部员外郎任，与中书舍人苑咸以七律酬答。天宝七载，王维所作《大同殿柱产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神光照殿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虽非应制而赋，但即事颂美，其性质亦同应制。天宝十一载，玄宗赐百官樱桃，王维、崔兴宗以七律相和。天宝十四载，王维在给事中任，与给事郭纳酬答，也采用七律。天宝间，王维、李憕还同有《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总体而言，开元、天宝时期，七律保持了其在宫廷雅颂方面的应用传统，但较之武后、中宗时期的多次大规模群体唱和，盛唐七律的群体规模性又有所弱化。天宝年间，朝中已乏能引领文坛的核心人物。开元年间，围绕着饯送张说巡边、千秋节宴、集贤院学士赐宴等事件展开的大型唱和活动，又是集中在五排的写作。故而，七律在宫廷创作中的活跃程度，实较武后、中宗时期有所衰减。
第二，中下层文人在社会交往中也开始选用七律，以七言律诗干谒、送别、寄赠、酬答，这是初唐七律运用中少见的新现象。李颀、杜甫、钱起等在天宝时期往来京洛，谋求仕途，皆作有七律请求在位者援引。如钱起天宝初年于长安求仕之时作有《阙下赠裴舍人》，自陈未遇的处境。李颀约天宝四载罢新乡尉，赋闲在家，有《寄司勋卢员外》寄与时任司勋员外郎的卢象，求其推荐。杜甫天宝十三载赠诗与哥舒翰幕中判官田梁丘，称赞其善于发掘人才，希望得到他的赏识和推荐。在宫廷之外的场合，诗人送别、寄赠或与朋友唱和，有时也应用七律。例如，开元时期，苏颋送裴耀卿赴河南府士曹参军任，作有《景龙观送裴士曹》;张说在岳州有《同赵侍御巴陵早春作》;王维则有送别道士的七律《送方尊师归嵩山》。天宝时期，王维隐居辋川期间，与裴迪往来唱和，有七律《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裴迪亦作有《春日与王右丞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天宝五载，高适离东平赴北海前有《东平别前卫县李宷少府》。李白天宝五载游东鲁，亦写有七律《别中都明府兄》。天宝九载，李颀写有《寄綦毋三》《送魏万之京》等，勉励友人。天宝年间，刘方平在洛阳，有《寄严八判官》《秋夜寄皇甫冉郑丰》等赠与严武、皇甫冉。可见开、天以来，七律在文人的生活交往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盛唐时期，七律也应用于一些个人性的写景抒情之中，其中尤以登楼怀古题材为多。如，苏颋开元九年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在益州写有《九月九日望蜀台》。孟浩然开元间作有七律《登安阳城楼》《登万岁楼》等。崔颢《黄鹤楼》亦是盛唐七律名篇。天宝初，王昌龄任江宁丞，游润州一带，创作了七律《万岁楼》。高适天宝后期在边塞，亦有七律《金城北楼》。这些诗作在描写登楼所见的山川风物之时，往往抒发怀古伤今之意，充满一种感慨的情调。七律与歌行同出于乐府，这一点明清诗家及当代学者已有所论。开元、天宝间这批登临怀古类的七律，正是继承了初唐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王勃《滕王阁诗》、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七言为主的歌诗作品的艺术资源，善于将景物的铺陈与情韵的咏叹相结合，表达对人事古今的感怀，情调惆怅而声韵悠扬。这一类即景抒情的七律，在开、天诗坛七律作品中也十分具有典型性。
除了应用功能的拓展之外，盛唐时期七律在艺术创作方式上面，亦较前代有较大突破。
第一，盛唐七律在继承初唐之制善于铺陈物象之长的基础上，在字、句上更注意炼意，诗境也更加丰厚。诗人巧妙安排字词的位置，使诗句获得更深邃的意蕴。如王维《早秋山中作》：“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6]1298这两句主要是听觉角度的描绘。“急”是“蛩响”之急、“悲”乃“蝉声”之悲，但诗人并没有直接这样简单叙述，而是在“蛩响”和“急”之间加入“临秋”二字，在“蝉声”和“悲”之间加入“薄暮”一词，这就在听觉描写之外，调动了人的知觉和触感，无形中呈现了一幅黄昏落日、衰草秋虫的画面，将寥落萧瑟的秋意铺满纸间，使人读来不禁感到一阵寒凉。
还有一些诗作注意虚实结合，也为七律摹景抒情提供了优秀典范。如李颀《送魏万之京》：“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6]1362 其“寒”是不可见的，好像是关城的树色将寒意催逼而至;“晚”是一个时间词，砧声临近傍晚而变得越来越多，似乎展开了月下捣衣的图景。诗人把“树色”“砧声”这样极为具体的物象，与“寒”“晚”这种相对抽象的词语结合起来，虚实之间，情景相生，与结尾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的惆怅氛围融为一体。在炼字方面，则以杜甫天宝间所作《城西陂泛舟》为典型，“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二句，颇受诗评家青睐，如王嗣奭《杜臆》说：“船甚安，不见其动，但有风有樯，自信其船之行，用‘自信’字极妙。船大而行自缓，故云‘徐看’。”[7]27字法之高，使人佩服诗人细微的观察力和对事物情态的准确把握。
其次，较之初唐七律相对单一的工稳典丽风格，盛唐七律開拓了多样化的诗美风格，呈现了雅秀、清适、遒劲等不同的审美趣味，反映出盛唐诗风自由多变的活力。
富于雅秀之美者，如王维《送方尊师归嵩山》：“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苍翠忽成岚。”[6]1297所写都是寻常景，但在诗人笔下则好似红尘之外的仙境，正切合这位道士方尊师的身份。再如李白《别中都明府兄》：“城隅渌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云。”[6]1779这首诗本是写在别宴上把酒言欢，不醉无归。颈联却一笔荡开，从眼前事写到身外景，城边的清澈湖水在秋日的照耀下更加明媚可人，而海上青山却遮隔着重重暮云，境界清远开阔。读者仿佛可感到一种茫茫惆怅之情，但又含蓄地化入诗中，归入秋水暮色的宁静世界。
盛唐七律还有一种清适风格，这主要表现在隐逸题材中。如杜甫《题张氏隐居》中，山间涧道，春犹冻雪。斜日余晖洒在由石门到林丘的窄道上，幽僻可知，诗写隐居环境，营造了一种迥出尘俗的意境。又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将优美的辋川风光与自己幽静的生活融合来写，创造了一个迥出尘外的桃源。这种浓厚的生活气息及清适的格调意境，在开、天诗坛七律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王维又有七律《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诗歌对隐居环境的描写平白如话，有一种亲切自然的风味。结尾又以年深日久、皮作龙鳞的松树，巧妙地点出吕逸人隐居之志的坚贞，使隐逸环境更显高雅脱俗。
盛唐时期部分七律作品，也呈现出气骨遒劲的特点。如祖咏《望蓟门》，直述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抱负，情调昂扬。再如王维《出塞》[6]1297：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诗作于开元时期王维为监察御史出使塞上之际。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此诗：“浑颢流转，一气喷薄，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8]389此言并非虚誉。边塞题材的诗作，多充满大漠豪情，是比较容易获得风骨遒劲之美的。尤其开元时期正当国力强盛，诗人创作之时，往往也流露出盛世之下的乐观进取心情。五古方面，崔颢《古游侠赠军中诸将》、陶翰《古塞下曲》等，都是开元时期风骨焕发的边塞诗佳作，而王维此诗则是较早突出表现风骨之美的七律边塞诗代表。
由以上可知，七律在开元、天宝时期最主要的应用功能是社交应酬，这既体现于上层文人在宫廷环境中的应制、献赠、唱和之中，也表现在未进入政治中心的中下层文人的干谒、寄赠、送别、酬答等。可见，较之武后、中宗时期七律单一集中于宫廷文学侍从创作，盛唐七律有继承更有变化。除了运用于社交应酬场合外，开、天诗坛的一些七律也作于个人寓目感怀之际。这一类作品数量不多，且内容常与登临思古相关，富于伤叹之情，这与盛唐七律学习初唐乐府歌行的题材和体调相关。而在艺术创作上，盛唐七律既吸取了初唐七律善于铺陈赋写、注重声调平和的优势，又在选取意象、剪裁画面方面更加灵活，对诗歌整体的意境和气象有更高追求。盛唐七律不仅继承初唐之制的典丽并且臻于高华，更加开拓了秀雅、清适、遒劲等多种诗美类型，为这一体式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都是盛唐七律的艺术成就及诗史意义所在。
二 盛唐七律所表现的时代气象和文人心态
在盛唐诗坛，七律尽管作品数量及代表性作家的人数皆不如其他体式突出，但它在表现盛唐的山河气象，以及当时文人的自信心态、功名意识、开阔心胸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体式特色，这也是盛唐七律的另又一重要诗史意义。
首先，盛唐七律中的重要类型——应制诗，以优美平和的声调、纡徐悠扬的节奏和高华伟丽的意象，充分表现出开元、天宝时期壮远开阔的盛世气象，构成了七律不同别体的独特魅力。
由于七律与歌行乐章具备亲缘关系，盛唐七律仍然保持着声调优美的歌诗体调。实际上，开元初期，不少乐府歌辞就是以七律來创作的，如张说在开元初作《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等七律，本身就是歌辞。开元二年，玄宗诏令祠龙池，群臣所赋《龙池篇乐章》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七律创作活动。七言长于五言，更易形成一种纡徐从容的节奏，而从现存蔡孚、沈佺期、卢怀慎、崔日用，苏颋、李乂等所写《龙池篇》来看，皆是首句入韵，使得音韵更加悠扬宛转。开元、天宝诗坛还有不少七律，在艺术体制上也仍然表现出歌诗化的色彩，注重声吻晓畅之美。有的穿插叠字、重字来加强朗朗上口的感觉，如张谔《延平门高斋亭子应岐王教》：“片片仙云来渡水，双双燕子共衔泥。”[6]1131有的使用带有时间顺叙含义的词语来构成对仗，产生流畅的效果，如张说《三月三日诏宴定昆池宫庄赋得筵字》：“旧识平阳佳丽地，今逢上巳盛明年。”[6]961七律应制诗中这种优美的声调和悠扬的节奏，使诗作带上极强的可歌可诵的特质，正好与歌功颂德的内容相得益彰，能将那种颂扬的情绪和口吻得体地表现出来。
除了声调与节奏的悠扬和美，盛唐七律又善于选取高华的意象，营造开阔的画面，来表现壮丽的盛世图景。如张九龄《奉和圣制早发三乡山行》：“晴云稍卷寒岩树，宿雨能销御路尘。”[6]594诗写扈从途中即目所见。雨后初晴，天际的云彩绿树历历可见;宿雨冲刷，宽广的大道洁净如新。清爽的画面中带着一种云开雨霁之后的开朗情感基调。又如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6]1295：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
此篇颇受诗评家青睐，沈德潜谓：“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9]183首二句，以渭水、黄山、秦塞、汉宫，定出长安宫阙的位置，起势开阔，又颇有时空之感。第三、四句，扣住题中“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车驾在山水花木之间行进，画意盎然。五、六句则专写雨中春望之景。帝城在云雾缭绕之中，唯见凤阙耸立。诗人取小小一角之景，就给人以既富丽又威严的感觉。雨中，春日树木与万家人烟相映衬，这是最平凡的事物所构成的生机勃勃的画卷，似乎又带着一种百姓安居乐业的平和氛围。结尾二句，寓规于颂，合乎雅正。
开元、天宝时期，应制诗创作颇为繁荣，其中以中篇五排创作最多。如果比较一下应制诗中的五排和七律，可以发现，五排所写，多涉及政治文化内容。比如开元中期以来，围绕着张说赴朔方巡边、张说赴集贤院上任、玄宗择刺史命百官饯送、东封泰山等重大活动，玄宗君臣的应制唱和皆为五排，作品中多表达文人对崇文兴儒的政治文化风气的热情歌颂，而较少着墨于山光物色的仔细绘刻。七律应制体则与此不同，重要政事活动场合的应制，基本不采用七律。从前面所举张九龄、王维等诗例来看，诗作于扈从玄宗巡行途中，本也属于政治活动，但是诗歌的重点在于描绘车驾之威武、山河之壮丽。即使有曲终奏雅的规劝，也点到即止，并不像五排那样直接表达政见议论。开元十三年，玄宗自泰山归至东都酺宴，苏颋和张九龄分别创作了应制七律和五排，五排更趋典正，七律较之五排应制诗的那种雅正谨严，显得趋俗流利一些。
在用于颂圣应制时，五排侧重表达了大国的庄严雄威，而七律则更长于展现天朝河山的伟丽。或许也正因如此，那些端则典正的应制五排，在美感上略显沉闷。而应制七律体，则少了几分板滞谨严，多了一些流利活泼，在艺术感染力上，更易引发读者共鸣。
其次，如果与武后、中宗朝的应制七律相比，同样是称颂皇家天恩，盛唐七律中则体现出了更为开远的时代精神。李乂、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随中宗游幸别业，他们笔下的风泉幽林、霰光杂花、云树千花等，处处显出花团锦簇的灿烂和莺歌燕舞的热闹。他们享受和沉醉在游宴之中，无不留恋年光，尽情欢愉，诗歌中充满及时行乐的情绪，正是这一代文人臣子沉醉享乐的心态反应。 到了开元、天宝时期，七律应制诗中虽然也歌颂君臣同乐的太平景象，但诗人所流露的不再只是及时享乐的心理状态，他们对于盛世明君的认识在诗中自觉表现出来。如张九龄《奉和圣制早发三乡山行》言犹欲寻访隐逸之中的治国贤才，歌颂君德的同时，也流露出开元文臣的政治意识。又如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的“远听明君爱逸才，玉鞭金翅引龙媒”[6]962，李憕《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中的“已知圣泽深无限，更喜年芳入睿才”[6]1167，诗人皆有意识地暗示圣明之君与俊杰之才的和谐融洽关系，这比武后、中宗朝文学侍臣泛泛而言君臣同乐，显得更有深度，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新的一代文臣自尊自信的情感。前代君臣那种极尽欢愉、沉醉物华，已经不是开、天时期文士所追求的了，他们对盛世的认识也不再停留于春光繁华和景色绮丽之上，真正的盛世是建立在朝中人才济济、君臣同心同德的基础上。应制七律中这种新的文人心态，是具有时代性的，在武后中宗朝侍从文人笔下少见。
最后，中下层文人生活交往中创作的七律，则能一定程度地体现出开、天士子的功名意识和进取精神。李白开元十二年左右离开安陆时的《别匡山》充满了在盛明时代大展拳脚的进取之心。祖咏北游蓟门，有七律《望蓟门》请缨立功的豪情壮志。李颀赋闲在家，有诗赠卢象勉励早日建功立业。钱起《阙下赠裴舍人》则倾吐自己身处不遇之境的羞愧。又如在寄赠诗中，李颀《送魏万之京》以“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6]1362勉励友人把握时机建功立业，勿令青春蹉跎。而寄与友人綦毋潜的七律《寄綦毋三》中，李颀则安慰不得志的友人，言“共道进贤蒙上赏，看君几岁作台郎”[6]1362，以台郎相期许，表达对朋友未来前途的信心。
盛唐七律诗中流露出的文人功名之心和进取精神，是与当时礼贤荐士的政治风气分不开的。葛晓音《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10]211-234已指出，初盛唐之际，伴随着礼贤下士的政治空气逐步形成，文人干谒之风也盛行起来。从现存作品来看，初唐文人干谒多采用书启。开元以来，文人创作干谒诗已比较普遍，七律的干谒功能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开发。以七律干谒，直接吐露渴望得到荐举的心声，是盛唐七律较初唐时期产生的新的现象。而七律寄贈之中，以功名之念相劝勉，也值得注意。开、天诗坛有大批以五古、五律创作的赠答诗，其中王维、孟浩然、王昌龄等的五古赠答尤多。比如，开元十四年，孟浩然滞于洛阳，与储光羲、綦毋潜、崔国辅交游。此年写有五古《洛中送奚三还扬州》《都下送辛大之鄂》等。应试落第后又有《留别王侍御维》，王维则同样有五古《送孟六归襄阳》相赠。开元十七年，綦毋潜弃校书郎还江东，王维作《送綦毋潜校书弃官还江东》以赠。同为送赠友人之诗，五言诗中往往有知音相惜之言并以彼此共同坚信的志节理想相勉励，五古作于同气相投的朋友之间，除功业之言外多有更深的人生理想的表露。
而七律应酬色彩更多，寄赠劝慰，直接以功名前途为主题。这固然反映出此一时期七律在思想内涵上尚不及五古开拓充分，但从积极的方面看，正因七律的客套应酬属性，它不会如同五古那样根据特定赠诗对象的具体遭遇而改换劝慰的口吻和倾向;它所言说的求取功名的愿望，恰好代表了当时文人的一种基本心态，在开明治世之中跃跃欲试渴望施展抱负，几乎是每一个奔走仕途的文士共同的心情。
可见，七律经盛唐诗人的发展，在体现时代气象和文人心态上形成了自身体式优势。一方面，盛唐七律应制题材，巧妙合宜地表现出盛唐的时代气象，以优美悠扬的音韵节奏、高华的意象来展现大国的壮美河山，这方面的表现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五律和五排。而曲终奏雅处流露的文人政治意识，又体现了新时期文士自尊自信的人格心态，这是武后、中宗朝文学侍从的流连花月、及时行乐的诗篇中少见的。另一方面，中下层文人在七律干谒、寄赠诗中，毫不掩饰表达功名之念，体现出礼贤荐士风气下的有志之才所抱有的强烈的进取心态。虽然这比起注重“风骨”内涵的五古，似乎显得浅表化一些，但是它所体现出的普通文人在入仕道路中的迫切心情，它所具备的这种时代烙印，也正是这一体式创作发展的诗史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盛唐律的诗史意义，从纵向来看，在于其运用功能和艺术创作方式上对初唐七律的继承和突破。盛唐时期，七律除运用于宫廷应制而外，也开始在中下层文人的社会交往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诗体。艺术创作上，盛唐七律开始超越单纯的修辞技巧，而表现出对诗歌意境气象的重视，并且开拓了多种诗美类型，摆脱了最初作为宫廷应制体的单调局限。而从横向来看，七律与盛唐诗坛的其他体式相比较，在体现时代气象和文人心态上，具有独到价值。盛唐七律在体现当时普通文人的仕进渴望和功名意识上，也比较直接和直白。因此，无论是以正体和变格的思路评判盛唐七律，或是争论何为唐人七律第一，都无法充分揭示盛唐七律的诗史意义。我们应当从这一体式在当时诗坛创作发展的实际情形来考察其独特价值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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