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屯堡族群生态演化与形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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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屯堡族群自调北征南起，就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造成屯堡族群远离主流汉文化演进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与主流汉文化迥异的生境和历史困境，促使屯堡人产生了新的文化适应性;其二，由于远离中原、族群危机感等原因，屯堡族群对汉文化基因更加固守，并呈现出与主流汉文化差异的基因变异和进化速度;其三，屯堡生态系统存在层次性的文化聚合性，这种文化聚合性在一定程度上阶梯性地稳固了屯堡的社会文化结构。
[关键词]贵州屯堡族群;生态演化;文化适应;文化聚合
以安顺一带屯堡村寨为载体的屯堡文化现象，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调北征南”600多年来，屯堡族群在安顺地区顽强生存且未被同化，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抵抗力。对屯堡族群形成与稳定机制的研究，一直是屯堡学术研究的重点。桂晓刚认为，屯堡文化保持至今的原因有三点：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是屯堡文化能够较完整保留的外部因素，区域结构的特殊性是屯堡文化保留至今的基础，“祖先崇拜”是屯堡文化保持至今不变的根本原因。①孙兆霞认为，非宗族的族群特点对屯堡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公共空间的发生具有深刻影响，成熟的社区公共空间为维持屯堡社区内部结构和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②吴申玲提出，屯堡文化的韧性与文化先进性、地理位置、社区封闭性、文化优越心理等有关。③现有对屯堡族群形成和稳定机制的研究，多以静态、零散的视野展开。本文从生态学视角出发，以族群生态位的历史迁移为背景，族群和生存环境的系统生态关系为参照，对屯堡族群的形成与稳定机制进行整体研究。
一、屯堡生态位的历史迁移
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生态位的概念来说明。生态位的现代概念是埃尔顿（Elton）于1927年提出的，被理解为食物网中相对的角色关系，一种反映生物之间独特界限的摄食对策。生态位是指生物在所处生存环境中生存空间、资源的占有情况和竞争地位，而人类族群之间对于生存资源的相对划定关系也可以用生态位概念来表现。屯堡人自调北征南开始强势侵入原少数民族占领的黔中地带，这势必对原住民族生存空间起到挤压作用，并引起民族关系紧张、民族竞争激烈的局面。如果将黔中地区各族群的政治权力、经济能力、生存资源占有度等作为竞争能力坐标的话，那么可以将这些坐标统合出来的族群竞争力看作屯堡人、原住民和后期漢移民的生态位。屯堡人在黔中地区的生态位是随着时间变化而渐渐迁移的，这种相对的迁移过程可以通过竞争坐标的变化进行表现。
（一）征南背景下明军与当地民族生态位的重叠和压缩
生态位重叠在生态学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生态位相似的物种生活于同一空间时分享或竞争共同资源的现象。生存资源有限性决定生态位重叠的物种之间通过竞争总会导致重叠程度逐渐降低，如彼此分别占领不同的空间位置或在不同空间部位觅食等。明朝军队侵入贵州境内，在生态学上可以视作明军与当地民族生态位发生重叠。随着明军和当地民族生态位重叠的发生，两者不可避免地持续发生资源分享与竞争的情况，这些资源包括生存空间、生活资源和政治权力等。
元朝末年，民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历经多年战乱，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开始了统一全国的工作。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令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帅，率兵30万取道贵州征讨云南。其后，不但整个贵州地区被纳入了明王朝的统治之下，整个西南地区也纳入了明王朝的版图。“云南为明朝所有，西南地区都纳入了明的版图。”①在明王朝政权尚未充分稳固之时，为稳定云南，贵州的地理位置在整个西南地区具有重大军事战略作用。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便迁移一批军队沿滇黔一带驿道戍守屯种，他们“三分戍守，七分屯种”，沿驿道形成若干军事聚落。明军的驻扎客观上开启了长期在贵州境内生存的事实，形成与当地民族生存空间交叠的现象。生存空间是生态位的核心元素，因此可以视作明朝军队与贵州当地民族发生生态位重叠。
据嘉靖《贵州通志》及相关史料统计，明朝初年屯田驻守在贵州的军人有20万左右。屯军侵入贵州后，与当地人生态位重叠，不可避免地出现对资源的挤占，这在客观上形成对当地人生态位的压缩。贵州屯军实际上是为了支撑明王朝在贵州的权力延伸，是中央王朝统治贵州的象征。因此，他们在贵州地区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皇权赋予了他们各种政治特权。屯军来到贵州后，首先建立聚落，使用武力，占有田地以便于控制地方。其次，他们也获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必要的物资，如种子、耕牛、农具等，对地方的土地、水资源、交通工具等物质资料拥有绝对的优先权，逐渐成为垄断资源的阶层。如遇社会动乱或有农民起义，他们可以调动当地汉人以及少数民族进行武力抗衡，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还可以联动其他卫所，甚至调用省外的屯军与物资进行支援。屯军实际人数相对于当地民族来说偏少，但由于占有丰富的资源，又有相对的优先权，他们实际上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屯军所到之地不断改变原有的生存资源所有权、社会权力结构等。在单极化政治权力的压迫下，少数民族生态位被迫收缩，生存资源和空间被不断挤占。这一过程必然也伴随着当地少数民族为维持生态位态势而不断发起的动乱。朱元璋在位期间，贵州20年都有平定叛乱的战事。这些现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屯军与当地人基于生存空间和资源的竞争和较量。矛盾斗争是表象也是结果，表象内里是当地民族生态位的逐渐萎缩，以及屯军生态位的逐渐扩大。这一时期，单极化的政治权力成为屯军与当地民族生态位竞争的主导因素，引领了屯军生态位的扩展。
（二）屯军后裔优势生态位保持与干扰竞争现象
干扰竞争是指一种生物借助行为排斥另一种生物，限制其得到资源，从而提高自己生存几率的竞争手段。屯军侵入贵州后，对原住民族具有生态位优势。出于保持生态位优势的需要以及对“夷多汉少”人口现状的不安，以屯军为核心的汉移民在文化上对原住民族表现出竞争干扰现象。
以屯军为核心的汉移民虽然背靠中央政权，政治权力远远高于原住民，生态位处于绝对优势，但是当地少数民族强势人口数量还是给他们造成了很强的威胁感和压迫感。“今天下开府置官属之地十有三，而黔最后。黔非特后也，籍黔之人不足以当中土一大郡，又汉夷错居，而夷倍蓰焉。”①贵州“官则土多汉少，民则夷十汉一……狼子野心，安戢最难，求金于魍魉之乡，索马于踯躅之境，徒取山鬼揶揄耳，臣未见其可也。”②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屯军后裔为核心的汉移民出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以及族群优势生态位的维持，从社会等级和文化势能上对当地民族进行压制，从而直接在文化正义性上打压当地诸族，确立本族群的权力正当性。实际上，这种通过改变文化土壤隔绝、压制当地民族保持生态位优势的方式，本质上是对当地民族生存能力和生态位向上迁移的干扰竞争手段。汉移民对当地民族干扰竞争的手段之一，就是对贵州当地民族进行野蛮、落后的文化形象的塑造。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普定地区“汉夷杂居，风俗各异，汉尚文义，夷习鄙陋”，③“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亦各异俗……椎髻短衣，不冠不履，刀耕火种，樵猎为生，杀斗为业。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不问新旧，徒为民累”。④当地民族形象被塑造为落后、野蛮之后，汉移民的文化优越感和统治正当性被不断拔高，移民贵州的历史叙事变成文明等级更高的汉族群利用自己优越的文化和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帮助并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教化文明程度不高的当地族群。“州民多泗城州分拨耕种，侬民善造镖弩、箭簇，傅以毒药，中者立死。饮食率草具，虽有屠宰，不过茹毛饮血而已。婚姻、服食与永宁州同。比年渐染华人之风，稍变其陋，是亦气化之使然也。”⑤当时安顺知州殷缙曾作诗表达教化当地人的使命感：“自愧无才堪作郡，拟将文教变夷风。”⑥这些有意无意的干扰策略，是当时汉移民对文化土壤进行直接塑造或改变的手段，本质上是对当地民族生态位向上迁移趋势的排斥。 文化与生物生理、行为相似，是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产生适应变化的。生物的生态性适应可以通过基因变异和遗传获得，而人的生态性适应既有生物变异遗传的一面，也有文化进化、传授和共享的一面，这就是文化的生态性适应。以屯军为核心的汉移民在与当地民族的竞争中，生态位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当地族群的文化结构会针对汉移民的干扰竞争手段形成新的文化应对策略。实现上生态位跃迁是当地民族的现实需求，也是他们实现文化生态适应的必然趋势。比如，汉移民为确立族群的权力正当性，巩固族群生态位优势，对贵州当地民族进行干扰竞争。当地民族则通过类似学习汉民族文化的汉化方式消除干扰竞争的藩篱。当时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黄平千户所“耕种有收，衣食颇足，敦尚诗礼，而附城夷亦渐化矣”。⑦
文化的进化与生物基因的进化一样，是互动前行的。当地民族为规避汉移民的竞争干扰手段实现文化的适应性进化。汉移民为了继续保持生态位优势，排除当地族群生态位跃迁的可能性，相应地必须进化出新的干扰竞争手段，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比如汉移民后期将族群发源地作为新的藩篱，强调他们的祖先来自于中原，从血统上乃至文化正统上高于当地族群，这是更彻底的压制当地族群的干扰竞争手段，因为这一干扰手段的立足点是无法通过努力和学习跨越的。
（三）新移民危机与生态位重排
贵州明朝期间，汉移民处于优势生态位，占有大量的优质耕地和生存空间。而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流民四散，客观上使屯堡地区耕地等生存资源更加富余。明清朝代更迭的变化，使得清代贵州的行政建制有较大的变化，比如疆界的调整、增设建置、改土归流、改变府州县与卫所分治局面等。明中、后期就已经衰退的屯田制度，随着朝代的更迭彻底地衰落了。尤其是康熙年间的废“卫”立“县”，直接导致了明王朝建立的卫所、屯田制退出历史舞台。汉移民土地的富余，本质上是由于明初形成的优势生态位以及后来社会动荡导致的人口繁衍不足造成的。当社会环境稳定，充足生存空间、资源饱和利用之前，屯堡人经历了一段生存资源的稳定持续释放时期，人口不断繁衍，村寨持续分裂。
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固后，人口发展进入高峰，由此带来的是贵州人均耕地的下降。“清朝康熙初年，清王朝将明屯田收归国有，或改部分屯田为私田，允许土地买卖。当时的官绅借机大量购入土地。”①康熙初年贵州尚有部分未开垦荒田，但剩下的荒田土质通常较差、相对贫瘠，加上当时的农业技术尚不发达，种植难度较大，每年耕作收成较少。“俱在层冈峻岭，土性寒凉，收成瘠薄，人工牛种，难于他省。”②随后，贵州不同时段、不同区域渐次出现以耕地为核心生存资源的不平衡压力，这也是之后屯堡族群生态位迁移的重要因素。清疆域稳定之后，贵州人口的前期增长主要是靠自然增长。18世纪后期，贵州开始出现大量的移民记载，这既有贵州生存资源、空间被消耗殆尽，继而对移民敏感性增强的原因，又有全国性的流民大大增多的原因。这一时期有大量的移民进入贵州，是屯堡人生态位迁移的另一个重要时间段，也是屯堡人族群演化的重要阶段。
18世纪后期进入贵州的新移民，大多都是失去土地的流民，耕作土地是他们的本能，获得新的土地资源是他们进入贵州之后首要的生存目标。这一时期贵州可以耕作的土地大部分都已经被不同族群划定、占据。他们想要获得新的土地，就必然与土地上的原有居民发生矛盾冲突。新移民的涌入，不只为贵州带来了人口、族群构成的变化，更带来了文化的冲击、族群权力结构的重排和生态位的调整。
在新移民不断涌向贵州的过程中，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一样倍感压力。除了面临新移民对土地等生存资源的竞争外，他们文化上的优越感在生态位压制策略之下明显失效了。原来背靠中央王朝的单极化政治权力荡然无存，甚至在清政府的统治下政治权力还要低于新移民。文化上由于长久适应生存环境并不断演化，他们与当时主流汉文化已经有所差异。面对潮水般的新移民，出于巩固生存资源所有权和防止族群生态位断崖下跌的发生，屯堡族群必须建构新的文化竞争策略和族群领域，这时强调祖先的征南背景无疑是最好的策略。这一文化竞争策略，通过阐释共同的族群来源地、官方的移民背景与更早的移民时间，来表达他们生存在贵州的正当性，成为他们建构新族群领域和維持族群生态位的落点。首先是强调与新移民同源的背景，说明屯堡族群与新移民文化身份上的平等。其次是强调进入贵州的官方背景，强调族群生存贵州和生存资源占有的合理性。比如以胡氏、于氏等为代表的安顺氏族于道光年间所作族谱中对祖先调北征南的背景就进行了着重描述。最后是通过说明移民贵州时间先于新移民来确立先来后到的权力关系。比如《安顺府志》载：“郡民皆客籍，惟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①自此，贵州汉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态位竞争态势，转变为以屯堡人为核心的老移民、当地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竞争新态势。这一时期的屯堡人实际上还未产生完全的族群认同，族群共同体也未成形，与新移民差异化的文化构建也只是为了维持族群生态位和竞争力。明朝征南身份的强调和族群生态位新态势的形成，客观上推进了屯堡人最早族群领域的生成。屯堡人从文化上乃至族群身份上与新移民开始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和孤立。
二、防御式互利共生与屯堡共同体形成
在生态学上互利共生是指不同种个体间的一种互惠关系，可以增加双方的存活度。防御性互利共生特指共生关系中的一方为另一方提供防御的共生现象。伴随着朝代更迭和新移民的冲击，屯堡人渐渐失去了单极化的政治权力和经济优势，生态位空间萎缩。在有限、不占优势的生态位态势下，屯堡人面对社会动荡，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促使有相似文化背景的村寨抱团，村寨之间进行防御式互利共生的趋势加强。这一共生机制在往后的历史演进中不时在危机中发挥作用，推动屯堡共同体的聚合与成熟。防御式互利共生是推动屯堡共同体形成的最重要的生态机制。
明代乃至清初期，屯堡地区汉移民面对生存资源的相对富余和夷多汉少的人口压迫感，表现出积极主动吸纳新移民的倾向。但随着人口相对生存资源接近饱和，族群矛盾转变为次级矛盾，生存资源、空间的矛盾变为主要矛盾，原汉移民聚居地区逐渐排斥新移民的进入。如道光期间记载安顺府属亲管辖地总160多个苗民及土著汉民村寨中，一半以上并无客户。②这一时期，新移民虽然已经很难顺畅融入老移民聚居地，但是相对于少数民族，新移民仍然倾向于在靠近同源的汉人聚居地聚居、建寨。 这一时期的新移民相对于老移民在生存资源的占有上是艰难的，但是新移民所选择的围绕老移民的聚居地往往是开发相对成熟、交通网络较为发达的。再加上这一时期贵州人口越来越多，商业环境稳定，商业机会暴增，新移民在生存需要的驱动下成为贵州商业贸易的主力人群。19世纪中叶始，由于清朝太平军起义，贵州陷入一段长时间的动乱。动乱之后，贵州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商业机会，包括鸦片经济的大幅增长。这些商业机会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很大一部分落入新移民的口袋。新移民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强力改变了原来相对稳定的生态位态势。老移民在明初生态位优势的确立是由政治权力来主导的。新移民在经济能力的主导下，以本身在文化上并不孤立于主流汉文化的优势，实现生态位的向上迁移。伴随着贵州经济的发展，新移民相对老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财富差距被不断拉大，最终生态位成功向上迁移且高过屯堡人，这对以屯堡人为代表的老移民形成巨大的生存压力，但客观上也为屯堡族群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契机。
贵州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深刻影响了屯堡村寨和屯堡文化。对于当地诸族群来说，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变化总体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这种好处在不同族群之间的实现是存在梯度差别的。首先，经商传统浓厚、商业经济成分更强的族群，与经济成分单一并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经济支柱的族群相比，往往更有先发优势，此消彼长之下更易形成财富差距。其次，与主流汉文化的亲近度越高的族群，往往能够更快地适应社会文化的变迁，与大环境的经济脉络快速联通。最后，族群形成聚落的区域位置与政治经济中心越接近或交通越便利，越容易与经济大环境形成快速联动。新移民进入贵州时间较晚，生存资源获得难度较大，在生存动机的驱动下渐渐形成浓厚的从商传统。另外，出于文化同源性等原因，新移民往往选择在老移民聚居区域或附近定居，而这些区域本身就是贵州交通便利之地，是开发完善的地方。种种原因促使新移民始终与贵州经济发展的方向保持很大的一致性，并不断拉大与其他族群的经济差距。
这一时期，经济因素成为新移民实现生态位向上跃迁的主导因素，并加深了与其他族群不平衡的生存资源争夺。比如新移民依靠更好的经济条件不断买入其他族群的耕地，而失去土地的人群反过来会更加依赖占有土地的他们。面对新移民强势的生态位态势，为了保持自己的权益，屯堡村寨之间开始出现联合防御互利共生的趋势。比如五官屯、狗场屯、鸡场屯通过“汪公信仰”活动的联合，表达了同一的文化身份和相对新移民的族群差异，表现出对新移民聚落的防御心理，并形成防御式互利共生关系。“正月十七日，五官屯迎汪公至浪风桥，十八夜放烟火架。狗场屯、鸡场屯共迎汪公，亦于十七日备执事旗帜，鼓吹喧阗迎至杉树林，观者如堵。汪公庙，二场屯中皆有，如本年自狗场屯迎至鸡场屯庙中供奉，次年自鸡场屯迎至狗场屯庙中，祈祷多应。各乡多择宽平之处，鸣锣击鼓，跳舞歌唱为乐。”①在新移民生态位压制及自身生存空间不断萎缩的背景下，屯堡族群在往后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危机中不断推动屯堡意识的加深和屯堡共同体的建构。
三、汉文化基因的稳定传承
屯堡文化是中国汉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支脉。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屯堡人对新的生存环境灵活适应，并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同时，屯堡人实现了对祖先汉文化基因的稳定传承。屯堡文化在黔中地区历经600多年仍顽强挺立着，主要是因为自然阻隔致族群内外文化基因漂流能力不对称，族群文化能量势差大，文化基因外显强化，屯堡生态系统层次性的文化聚合作用等。
（一）自然阻隔致族群内外文化基因漂流能力不对称
基因漂流在生态学上指的是一种生物的基因向附近的近亲生物转移，导致近亲生物的基因构成发生变化，甚至形成新的物种，以致整个生态环境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在贵州地区，屯堡人与少数民族比邻而居，人口流动和文化沟通导致族群间不可避免发生文化基因漂流的现象。
贵州是著名的喀斯特地区，喀斯特地貌范围达到13万平方公里，全省80%以上面积和83个县市均有分布。喀斯特地区多山区缺少平原，地形破碎道路险阻。屯堡人主要分布在黔中地区，喀斯特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制約着屯堡村寨以及人口的分布，更限制了村寨之间的交流。
在明初“调北征南”后，贵州以东西横贯的驿道卫所为依托，族群分布发生了改变。“汉族移民占‘通道’，形成在政治、军事、交通上直辖于帝国行政的中轴态势……汉族移民占‘坝子’，形成对贵州喀斯特环境中‘坝子’作为农耕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主体……汉移民贯穿‘通道’的线性分布。”②伴随着被驱离，让出黔中大坝，失去对中心轴线的占据，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完成了由坝区向周围山区、由中心向边缘的迁移。①比如黔中地区的彝族，明代后期离开黔中大坝，逐渐向西部山区转移。明之后，清政府沿袭了调北填南的政策，并持续深入推进改土归流。明朝以东西横贯的中央驿道为核心轴，通过向两侧插入的方式实施改土归流，即利用卫所插入土司地区，形成流官制度和土司并举的权力格局，而清朝的改土归流是在明朝的基础上继续往纵深地区推进。明清两朝的发展，奠定了今天贵州的民族分布格局，客观上也导致了屯堡村寨对优良土地资源和便利交通的掌握。
屯堡人所分布之黔中大坝，是整个贵州喀斯特地区相对适宜耕种和生活的地区，同时也是滇黔古道的重要组分，被称作“黔中腹、滇之喉”，是中央政府稳固西南地区的战略要地。相对于贵州其他地区，由于屯田戍边的现实需要，保持黔中地区交通通畅、物资运输便利就显得格外重要。黔中地区一开始就广布驿道，道路通畅。屯堡的军事背景使它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村落，而是整体呈网络状防御分布。②村寨之间的联系，由于交通的联网是很紧密的，伴随的是文化体系的联通，文化基因漂流的顺畅。屯堡村寨之间文化基因漂流的速度和密度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村寨文化由于地理的阻滞，积累而形成较大差异的可能，并从某种程度上促使屯堡村寨形成在历史空间里不分散并始终聚合为一体的统一文化体。
黔中屯堡地处贵州的大坝地带，而紧挨着的是许多山地更复杂绵延的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由于喀斯特山区的复杂性，与屯堡之间文化沟通的效率是很低很困难的，即文化基因漂流在量上是很少的。量变才能引起质变，低效率低密度的文化基因交流无法对屯堡文化产生实质的强力破坏和改变。 （二）族群文化能量势差大
由于征南的官方背景，屯堡人在黔中地区的身份和角色定位较少数民族不同，文化心理定位较高。首先，屯堡人受朝廷之命开拓并稳定边疆，是以官方的身份定居屯堡。其次，屯堡人是作为汉政权在西南地区的边疆守护者留在黔中。最后，屯堡先人是戍边军人，他们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军民的关系。在屯堡人的历史记忆中，征南背景和对西南的开发行动，是关键的身份符号，至今在族群认同中占据重要位置。实际上，在屯堡的历史中，屯田制度真正实行的时间很短暂，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成型，永乐后很快就衰退乃至最后废弛。但是这个身份背景为屯堡族群记忆和族群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材料。
在对屯堡人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占据主流。此观点认为，在明初军士移民之前贵州是很落后的，是移民改变了贵州落后的状态。③几百年来，征南屯堡先民与后来通过调北填南等方式来的移民一起，将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带到贵州。比如当地人从屯堡人那学习冶铁技术、农耕技术等，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并引进了多种作物，改变了当地生活面貌。④
这种叙述不管是否准确，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贵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文明程度是要整体上低于屯堡人的。在文化能量势差较大的情况下，屯堡人与当地人在文化的竞争上是不平等的。屯堡人是文化能量的输出方，而周围少数民族是文化能量的承接方，对屯堡文化基因结构的冲击和影响是很有限的。这样的族群文化能量势差，也是屯堡人能够保持文化传承稳定的客观原因。
（三）族群危机感与文化基因外显强化
屯堡人到贵州后面临恶劣的生存环境，喀斯特地区山路崎岖、土地贫瘠，与江南水网密布、土地广阔肥沃的生态环境完全不同。在以耕地为核心的生存资源有限的喀斯特地区，屯堡人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竞争激烈，生存关系紧张。首先，屯堡人来到黔中地区后，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严重失衡。其次，少数民族对屯堡人的侵入表现出的仇恨和不信任，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危机感。这些危机感会在文化层面显现出来，原有的汉文化功能发生改变以适应具体生存环境的变化，满足族群安全感。比如许多屯堡村寨在每年正月或七月都会跳地戏，不同的村寨跳的地戏种类不一。《续修安顺府志》就有记载：“黔中民众多来自外省，当草莱开辟之后，多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事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农之深意。迄今安顺境内，盛行不衰……跳神者头顶青巾，腰围战裙，额戴假面，手执刀矛，且唱且舞。所唱戏文，或为东周列国故事，或取自封神演义、汉书、三国，或为仁贵征东、丁山征西、狄青平南、说唐、杨家将故事，都属武戏。”①地戏原来是为屯堡人演习武事并保持军事素养而推行，但在村寨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转而成为外显强化汉文化基因的载体。
地戏是文化凝聚力、族群认同感形成的需要，通过地戏表演和观看的过程，屯堡人回忆祖先的伟业，确认族群身份，获得慰藉和安全感。在这里，地戏成了特殊的载体，使汉文化基因得以表达，并且通过外显强化的方式，使相对隐性的汉文化基因产生新的功能。比如地戏中对关羽、杨家将、岳飞等的推崇，对“忠”“义”“仁”“勇”等观念的认同，是将汉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基因置于舞臺上，通过聚焦舞台使这些汉文化基因得以外显强化，形成族群在独特环境中的价值观和身份塑造，组成屯堡族群的内部文化循环与传承。这是屯堡族群在新环境中的文化策略选择，也是原有文化策略在新环境中无法承担或形成文化闭环和传承之后的客观选择。
抬汪公是屯堡汉文化基因外显和文化功能重塑的另一个代表。汪公，原名汪华，是隋末歙州歙县登源里（今安徽绩溪）人。隋末天下纷乱，汪华在乱世中为了保境安民，于饶州、杭州、婺州、歙州、宣州、睦州等六州起兵，后率土归唐。当时有乡民感激他的德行，为他建庙祭拜，使其渐渐成为古时徽州地区的保护神。移民至屯堡地区的徽州人将汪公信仰也带到了屯堡，并代代相传，抬汪公变成了屯堡村寨身份识别的依据之一。许多屯堡村寨都有汪公庙，在正月有汪公庙的村寨会定期举行抬汪公活动。活动开始，先将庙内供奉的汪公像抬到轿中，然后在人群的簇拥下，四个乡民根据事前商量好的线路抬轿绕村寨一周。每户人家将香案置于路边并放鞭炮在路边祭拜汪公。通过抬汪公的活动，屯堡人完成了族群心理确认。抬汪公从原来的宗教信仰功能，向族群身份确认功能和增强族群凝聚力功能转变。
（四）屯堡生态系统层次性的文化聚合作用
屯堡族群在黔中地区屹立六百年，实现汉文化基因的稳定传承，除了与生存环境的独特性和文化的适应性进化有关外，还与屯堡生态系统层次性的文化聚合作用有关，比如村寨群落文化聚合性和生态系统聚合性。
1.村寨群落文化聚合性
屯堡村寨之间在宗教信仰、语言、服饰、建筑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同一性，形成地域性文化共同体，但是在族群内部又存在村寨群落的分化现象。这是因为屯堡村寨之间由于自然生境呈现阶梯式的不平衡限制，屯堡族群内部文化认同存在圈层分化，以及同一群落的村寨存在共生与协同进化的现象。
屯堡村寨之间由于交通联网，与少数民族村寨相比联系更紧密，但这种紧密联系也是相对而言的。黔中喀斯特区域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决定了村寨之间的地理阻碍是普遍存在的，各村寨的沟通难度、成本是与村寨距离和交通便利程度对应的。在黔中地区，屯堡村寨之间的沟通存在阶梯式的来自于自然生境的不平衡限制。这就造成距离近、交通方便的村寨之间更容易形成频繁有效的沟通，形成地理和文化上相依存的村寨群落。由于与其他村寨沟通的贫乏和文化的疏远，这些联系紧密的村寨群落易于积累形成局部的文化特异性和同一性。
屯堡人拥有对祖先的共同想象以及文化的同一性认同。但在族群内部，由于移民时代和母地的不同，村寨之间的认同其实是分圈层的，各村寨对其他村寨存在亲疏远近的心理划分。明初之后，屯堡人与母地逐渐疏远，文化沟通被逐渐打断并边缘于母源地，文化的发展和进化不再同步。这一历史过程加深了屯堡人寻找文化归属的迫切心理，加重了屯堡人对文化亲属的寻找。比如天龙屯堡居民对周边后期进入贵州的移民村寨较为排斥并互不通婚，而视历史背景相似的村寨为文化亲属。屯堡村寨之间通婚意愿存在亲疏远近的差异，历史文化背景越接近的村寨亲和度越高，军屯、民屯、商屯都喜欢在各自的村寨类型或文化圈内进行联结。这一现象表现出屯堡村寨之间的认同是存在圈层结构的，与自己越接近的村寨越接近认同圈层内部。这种文化心理认同上的圈层结构对屯堡村寨间聚合形成各异的群落是有分化、粘合作用的。 屯堡村寨群落之间由于地理阻隔、历史演进的差别会出现局部的文化差异积累，但是同一群落的村寨之间却能保持亲近，生活习俗表现出更强的同一性。除了地理接近、沟通频繁等原因外，还有同一群落的村寨在演进过程中易于保持协同进化并形成取长补短共生局面的原因。例如，云峰八寨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体化的军事防御功能渐渐退化，村寨渐渐都转化为商屯。这充分说明同一群落村寨存在进化同一性。天龙屯堡旅游业开发带动临近村子的经济发展，如天台村的糟辣椒、雷家硐村的西瓜、芦车坝村的早熟蔬菜、山背后村的农家饭庄、周官村的脸子雕刻等，这表现出村寨群落发展过程中紧密的共生关系。
由于生境多样、族群文化圈层分化、群落村寨共生与协同进化等原因，屯堡形成了多样化的村寨群落。这些村寨群落从内部分化了族群，但也促进了一个个小型文化聚合体的形成。多样的屯堡文化聚合体即分化又稳固了屯堡的族群向心力，使孤立的村寨在群落层面聚合。
2.屯堡生态系统聚合性
屯堡社会不同层级组成的系统可以称为屯堡生态系统。屯堡社会在不同的系统层次上是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如文化基因层次、村寨层次、村寨群落层次。但是各层次之间以及同一层次各部分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有机动态的联系。例如，每个村寨的独特性是由该村寨具体的自然资源、历史遗迹、文化基因结构等共同体现出来的，每个村寨群落的独特性又是由该群落具体的村寨组成所决定的，而村寨文化基因、村寨、村寨群落之间也总是伴随着具体的联系。
屯堡生态系统对族群的沟通、交流和社会文化的聚合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明代屯堡地区为了促进商业发展设置了十二甲子场，按照十二生肖排名，各场依据固定时间进行轮流交易。“子日鼠场，赶旧州（今旧州镇）;丑日牛场，赶鲊陇（今刘官乡刘官村）;寅日猫场，赶二铺（今七眼桥镇二铺村）、双堡（今双堡镇双堡村）;卯日兔场，赶尖山（今黄腊乡王官堡村）;辰日龙场，赶七眼桥（今七眼桥镇）;巳日蛇场，赶旧州（今旧州镇和松林寨）;午日马场，赶马场（今大西桥镇马场村）、山京马场（今双堡镇）;未日羊场，赶花街（今安顺市西路一带）;申日猴场，赶二铺、双堡;酉日雞场，赶尖山;戌日狗场，赶七眼桥、半山水桥;亥日猪场，赶水桥（今大西桥镇大西桥村）。”①十二甲子场的建立，超越了村寨、村寨群落的层面，使屯堡经济在整体上更加互补，屯堡商业生态系统被激活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再比如，沈福馨认为，安顺地戏可分为两大系统，分别是东路地戏和西路地戏，两者存在许多差异。②除了艺术表现上的差别，东路地戏和西路地戏分布地区在信仰上也有很大差异。虽然两个区域都供奉天地或关羽等历史人物，但东路地戏区域内村寨也供奉“汪公”，而西路地戏区域内更多的供奉“五显”。从东西路地戏的分化和信仰的差别可以看出，屯堡是存在文化系统上的分化的，东西路有各自的屯堡文化生态系统。
屯堡族群在黔中地区屹立六百年，实现汉文化基因的稳定传承，与生态系统层次性的文化聚合作用有重要的相关性。屯堡生态系统超越了村寨与村寨群落的层面，对屯堡族群在更大维度上的聚合和同一起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
屯堡族群自调北征南起，就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本文认为，造成屯堡族群远离主流汉文化演进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与主流汉文化迥异的生境和历史困境，促使屯堡人产生了新的文化适应性。在时间的纵向上可以发现，屯堡族群的形成是伴随着生存压力进行的，比如屯军侵入贵州初期对当地民族的人口弱势压力，后期以耕地为核心生存资源的饱和压力，新移民带来的生存空间和生态位重排的压力。面对这些历史演进中的压力和挫折，屯堡人采取的一系列生态竞争策略和手段，为维持族群生态位优势和生存资源、空间起到了一定的有利作用，但也为屯堡文化基因库参入了变异的新基因。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屯堡族群主动又被动地走上了特殊的族群形成路径，将屯堡人渐渐推离主流汉文化的演进方向，在中华民族的族群进化树上抽出一根新的嫩枝。其次，屯堡文化相对于主流汉文化的基因变异、进化速度是存在差异的。由于远离中原、族群危机感等原因，屯堡族群对汉文化基因更加固守，孤立于主流汉文化的基因变异节奏。比如面对生存与文化传承危机，屯堡族群采取文化基因外显强化等文化适应策略。最后，屯堡生态系统存在层次性、阶梯性的文化聚合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屯堡的社会文化结构。
责任编辑：安 吉
责任校对：徐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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