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西安玄奘遗迹及其遗产价值

作者:未知

  玄奘不畏艰险,以坚韧的学习精神西行求法,取回佛经,翻译经典,著书立说,培养僧才,创宗立派,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西安应重视对现存玄奘遗迹的保护,传承好玄奘精神,挖掘其蕴含的世界遗产价值,以促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贡献“玄奘智慧”。
  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地位崇隆,举足轻重。陕西省会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一千一百年建都史,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国际化大都市,汉唐时期已经是世界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心和丝绸文化交流中心,因此也汇聚了诸多来往于丝绸之路上传法或求法的僧侣。
  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上,丝路高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不论是东来传法的高僧,还是西行取经的高僧,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大唐玄奘法师是丝路高僧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从西安出发,西行求法,沟通中印,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被梁启超称为“千古学者之模范”,被鲁迅赞为“中国人的脊梁”。伟大的玄奘精神与国际化的西安气象是相互呼应的,西安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始发地,又是其译经、弘法之地,而且是其归葬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中,在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过程中,应重视对与玄奘相关遗迹的保护,同时挖掘并彰显其遗产价值。
  玄奘及其成就
  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袆,洛州缑氏人(今河南洛阳偃师)。他从小随父习儒家经典。10岁时父亲去世,随二哥在净土寺学习佛经。隋大业八年(612年)出家,随景法师学《涅槃经》,又习《摄大乘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抵长安庄严寺。后又驻锡成都五年,并于武德五年(622年)在大慈寺受具足戒。武德六年(623年),抵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天皇寺,开讲《摄大乘论》和《阿毗昙论》。武德七年(624年),离开荆州,抵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县),随慧休学《杂心论》和《摄大乘论》。后又至赵州(今河北省赵县),随道深法师学《成实论》。武德九年(626年),他回至长安,随道岳学《俱舍论》,随法常和僧辩学《摄大乘论》,随玄会习《大涅槃经》,很快他精通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佛教理论。
  在学习过程中,玄奘发现佛教理论有冲突之处,尤其是当时南北两道关于佛性的“当常”和“现常”之分歧,令他困惑不已,于是立志西行求法,以解决争论不休的理论难题。贞观三年(629年),玄奘西行,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又过瓜州,经莫贺延碛、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焉耆、屈支(即龟兹,今新疆庫车),到达跋禄迦国(即姑墨,今新疆阿克苏)。穿越凌山(天山穆苏尔岭),入中亚,经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碎叶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昭武九姓七国(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铁门、睹货罗(今阿富汗北部),翻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经阿富汗贝格拉姆、巴基斯坦白沙瓦而入印度。在印度,他参访圣地,精研佛法,论辩全印,搜罗佛经。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携佛经、佛像以及佛舍利等回国,其中佛经共有520夹,657部。
  玄奘先后历经十七年西行求法,参访110个国家,传闻28个国家。回国后,又在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和玉华寺等译场译经十九年,翻译经典75部1335卷,涉及有大乘的般若中观类经典、瑜伽唯识类经典和小乘经典等。此外,他还著有《大唐西域记》,是研究7世纪中亚、南亚各国历史、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的珍贵史料。
  玄奘一方面翻译经典、著书立说,一方面培养弟子、创立宗派。其弟子著名的有三十余人,其佼佼者被称为“四哲”:神昉、嘉尚、普光、窥基,慕名求学的还有域外僧人,如新罗的圆测、道证、太贤等,另外还有日本僧人。他还和弟子们一起创立唯识宗。唯识宗又称慈恩宗、瑜伽宗、法相宗等,其遵奉的经典被称为“一本十支”,即以《瑜伽师地论》为本,以《百法明门论》《五蕴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杂集论》《辨中边论》《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大乘庄严经论》《分别瑜伽论》为支。《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是唯识宗较为注重的典籍。其基本教义有:五位百法、万法唯识与唯识无境、三性三无性、五性各别、转识成智等。
  玄奘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既有一种不畏艰险的无畏精神,又有一种坚韧的学习精神,还有一种勇于担当的创新精神。因此,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8日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其中对玄奘的“坚韧精神”进行了高度概括与赞扬。这种精神具有时代特征,同时也具有跨时代的影响力。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西安尤其需要创造性地传承这一精神,保护好这一国际文化品牌。
  西安的玄奘遗迹
  玄奘西行取经,沟通中外,所经之处,几乎均有地理记载。与其出家、受戒、求学、译经、圆寂、归葬等有关的遗址有多处。虽然弘福寺、西明寺等译经之地已毁,但现存位于陕西的仍有西安大慈恩寺与大雁塔、兴教寺与兴教寺塔、归元寺、云经寺、紫阁寺以及铜川玉华寺等,除玉华寺外,其余均位于西安。其中大雁塔、兴教寺塔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慈恩寺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初名无漏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子李治为报文德皇后母恩,重修寺院,扩大规模,共十三院,改名为大慈恩寺。玄奘任第一任住持,并设翻经院,慈恩寺遂为长安四大译场之一。玄奘及其弟子于此创立并弘扬唯识宗,因此慈恩寺也为唯识宗祖庭。唐永徽三年(652年),为保存从印度取回来的经卷佛像,玄奘亲自主持修建了大雁塔,最初五层,后加盖至九层,其后层数与高度又数次变更,最后固定为七层,通高64.517米,底层边长25.5米。
  兴教寺位于西安城南少陵原畔,为唐代樊川八大寺之首。玄奘法师圆寂后,遵玄奘“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进宫寺”之遗言,唐高宗将其安葬于西安东郊白鹿原云经寺。但每每在含元殿远眺灵塔,都会“屡伤帝怀”。为圣体安康,总章二年(669年),武则天诏令将玄奘遗骨迁葬至少陵原,同时修建寺院,命名“大唐护国兴教寺”,后唐肃宗为玄奘塔题写塔额“兴教”二字,寓意大兴佛教,佛寺因之名为兴教寺。兴教寺坐北朝南,远眺终南,气象庄严,是瞻仰玄奘遗迹的圣地。玄奘弟子窥基和圆测圆寂后也归葬于此。此三座塔被称为兴教寺塔。   归元寺位于西安长安区王寺镇,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寺名取于《楞严经》“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是玄奘取经归来后进入长安城的最后一站。当地传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三日,朝廷派房玄龄迎请玄奘进城。至今,每年的正月二十三日都是归元寺一年一度的古庙会日。清道光年间,寺院毁于战火。民国年间,寺院恢复。土改时期,寺院改为学校。上世纪80年代后,寺院重新恢复,住持慈光翻修了卧佛殿,重建山门、寮房、斋堂、图书馆等。近年来,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归元寺致力于推动玄奘文化研究。2018年3月成立“沣东新城归元玄奘文化促进会”。2018年8月举办以“传承玄奘精神,弘扬丝路文化”为主题的“首届玄奘与丝路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中、英、美、日、德等国的百余位学者以“超越时空的玄奘”为主题进行了探讨,还共同签署并发布“长安宣言”,倡议:以玄奘作为西安城市的文化形象代表,让玄奘的伟大精神成为西安城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玄奘作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文化形象代表,增进各国间的友好往来与人民的互相了解;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打造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云经寺位于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浐河东岸湾子村,背靠白鹿原,是玄奘的分经之地,初葬之地。云经寺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据传唐太宗依“烘可为云,骑可为经,策可为寺”,定名为“云经寺”。又有传说沙门宣政向武则天进《大云经》,经内有女主之符,因此定为大云经寺。隋唐时期,云经寺规模宏大,曾是“临济宗”的重要道场。相传玄奘取经归来,曾在云经寺对所取经书进行分类整理,故又名“分经寺”。他圆寂后,初葬于此,后迁至少陵原。上世纪80年代,在古遗址的基础上重修了云经寺。
  紫阁寺又称“宝琳寺”,位于户县终南山北麓紫阁峪。据《重修户县志》载,此寺由唐太宗敕建,尉迟敬德监修。今寺院已毁,仅存一塔,俗称“敬德塔”。塔七层,高17米,为密檐楼阁式方形塔,底层西面拱券形门,以上各层四面均设券形门。据载,唐末,黄巢起义波及兴教寺塔,弟子迁其遗骨于紫阁峪。相传宋端拱元年(988年)长干演化大师可政传得顶骨,由紫阁寺携至金陵(即南京)天禧寺。剩余玄奘遗骸于宋元祐七年(1092年)葬于紫阁寺敬德塔中。
  此外,铜川玉华寺虽然不在西安,但是作为玄奘的译经和圆寂之地,也至关重要。玉华宫前身为仁智宫,建于唐武德七年(624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更名为“玉华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敕废玉华宫为玉华寺。显庆四年(659年),玄奘于此设立译场,翻译经典。明末玉华寺毁于战火。1999年在遗址上建立玉华博物馆,又称玄奘纪念馆。同年3月,举行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
  遗产价值
  西安的玄奘遗迹,是玄奘精神的具体表征。“‘玄奘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给全世界与全人类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与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遗产价值。”[1]其不仅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在西安国际化都市建设中有重要支撑作用,其代表大雁塔也是“一带一路”的国际标识,是当今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名片,
  玄奘遗迹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西安的玄奘遗迹中,大雁塔和兴教寺塔是世界遗产,2014年6月22日,大雁塔和兴教寺塔同时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雁塔作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是佛塔这种古印度佛寺的建筑形式随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华夏文化的典型物证,是凝聚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标志性建筑。而兴教寺塔的三座塔呈“品”字形排列于兴教寺院内,玄奘墓塔居中,弟子墓塔陪侍左右,其中玄奘墓塔建于669年,通高约21米,底层北壁嵌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一方,记述了玄奘诞生、出家、受戒、取经和译经的过程。三座舍利墓塔,展现了佛教沿丝绸之路传至长安后的发展及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这些遗迹是长安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证,这一厚重的历史文化彰显出独特的遗产价值。
  玄奘遗迹在西安国际化都市建设中有重要支撑作用。西安是一座以历史文化为底色的城市,不仅是华夏文明之源,而且是千年古都,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过程中,玄奘遗迹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要树立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制定大遗址保护规划,整体连片保护历史文化遗址。用文化的、历史的眼光去建设西安,加强西安的文化整合,打造西安本土的文化名家,文化品牌,宣传西安的文化研究和文艺创作。”[2]以大雁塔、兴教寺塔为代表的玄奘遗迹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符号,是人类文明的巅峰。与此同时,这也是大唐长安城兼容并蓄的表征,是大唐长安创造与创新精神的代表,李利安教授指出:“尽管大唐时代的长安曾经也有过军事,也有过战争,但它之所以能够感召四方,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因为它的文化,它的精神,它的软实力,如完善的典章制度和灿烂的精神文明。”[3]这种思想自由奔放与文化兼容并蓄的气象在玄奘遗迹中是可以体现出来的。因此,对其深入研究,可以塑造西安的都市精神、传承西安的文脉,增强大西安的文化自信,也可以提升西安的都市形象和国际地位,这对加快实现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也有重要的支撑意义。
  玄奘遗迹的代表大雁塔是“一带一路”的国际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丝绸之路精神,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西安现有的与玄奘相关的世界遗产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大雁塔在“一带一路”中至关重要。2017年5月,我国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开幕式上,习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在本次论坛上,会议LOGO的核心便是大雁塔。其标识为圆形,以渐变蓝色、黄色的色带围绕着“大雁塔”组合而成,其中蓝色象征海上丝绸之路,黄色象征丝绸之路经济带。据介绍,两条丝带汇聚形成球型,体现包容、团结、合作的寓意,代表全球合作,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丝带构成英文字母“S”,代表丝绸(Silk)。球形中心隐含“大雁塔”,寓意丝绸之路以中国为中心,始于西安,惠及全球。这意味着大雁塔已成为“一帶一路”的国际标识。
  大雁塔也是当今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名片。如上所说,西安的玄奘遗迹中,大雁塔是比较重要的代表。
  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多次接待领导人前来考察。2015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慈恩寺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先后参观了大雄宝殿、大雁塔、玄奘三藏院。莫迪认为,玄奘道场大慈恩寺是中印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2018年1月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第一站即是西安。据报道,在出访的前一天,爱丽舍宫发布总统的最新行程安排,马克龙总统将大大缩短原定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参观访问,并大幅延长在西安大雁塔的参观时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符号、古丝绸之路的精神明珠,大雁塔可说是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佛教文化名片。
  玄奘不畏艰险,以坚韧的学习精神西行求法,取回佛经,翻译经典,著书立说,培养僧才,创宗立派,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西安应重视对现存玄奘遗迹的保护,传承好玄奘精神,挖掘其蕴含的世界遗产价值,以促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贡献“玄奘智慧”。
  参考文献
  [1]景天星.“玄奘精神”研究述评[J].玄奘佛学研究,2016(26):69.
  [2]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课题组.大西安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J].新西部,2017(32):28
  [3]李利安.丝绸之路视野下的玄奘精神与长安气象[J].新西部,2018(34):24.
  作者简介
  景天星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5348990.htm

服务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