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山书院与贵州近代化的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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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生 唐春芳
摘 要：第一座笔山书院兴建于乾隆年间，坐落在贵州西南部兴义古城，由于兴义地区地处滇、桂、黔三省交界处，民族成分复杂，民族、农民起义不断。笔山书院因此而历经劫难，然其总会在战火后得到重建，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地人对文化、教育兴盛的渴望，对人才知识的尊重，人们需要一个学习文化、提升自我的教育平台;另一方面是当地人对笔山书院培养人才模式的认可。第四座笔山书院即笔山书院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建，成果斐然、大放异彩。创办第四座笔山书院的刘氏家族后来成为贵州省辛亥革命后的掌政者，在这里从教的教师、执掌书院的山长（堂长）、毕业的学生成为组成辛亥革命后掌握贵州省政的台柱子，他们与笔山书院的创办者刘氏家族一起形成了统治贵州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兴义系军政集团。在笔山书院文化的影响下，兴义系军政集团辛亥革命后在政治、军事、文教等各方面推动着贵州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笔山书院;贵州近代化;兴义;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090-03
“一部贵州近代史，半部都是兴义人”。一句简短的概括，充分肯定了贵州兴义在贵州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地处贵州西南一隅的兴义地区缘何能在贵州近代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在那里发生了什么？贵州兴义地区能不能承受得住如此美誉？是什么支撑着兴义人在贵州近代史上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兴义地区的哪些人、在哪些方面对贵州近代化起到了巨大影响？他们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来探究曾经在贵州兴义出现的一座书院，进而探究它与贵州近代化之间的渊源。
一、笔山书院培养出改变贵州近代命运的兴义系军政集团
笔山书院历经四次兴衰，但文脉一直未断，它是兴义人的希望。第一座笔山书院兴建于清乾隆年间，位置在黄草坝老城西南隅的水井坡，因书院后奇峰耸立，酷似笔架，故名“笔架山”，“笔山书院”也因此得名，具体确切兴建年月已不可考。兴义设县以后兴义人三次兴建书院，均以笔山书院延续命名，可以肯定的是当地文人士子、官绅名人对笔山书院这一称谓是充分认可的。每每要振兴地方文教，每每想培养地方人才，就会想起笔山书院的名号。
清末第四座笔山书院，不负众望，大放异彩。地处贵州西南部的兴义地区在清末之所以能够培养出掌控贵州军政的兴义系军政集团，当然与兴义县下五屯刘氏家族几代人的经营分不开，但如果刘氏家族仅仅是像其他地区的士绅一样在清末跟随政府镇压农民起义后满足于功成身退，满足于自我享受，固步自封，贪图享乐，那么兴义的刘家人也只能做得成一方土皇帝。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文化环境，促使具有居安思危思想的刘家掌门人刘官礼力倡教育兴人。
刘官礼和兴义一些地方士绅认为自从兴义设县以后，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兴义县只出了一个举人，是兴义地方的耻辱，并且更为糟糕的是兴义地方上也没有一个研究四书五经、书、画、金石方面的高人，常常引以为耻，慨叹兴义文风衰靡。刘官礼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凭借自己在盘江八属的至尊权威，1883年在兴义知府孙清彦的支持下，刘官礼、赵天如、林子亨主持重建笔山书院。刘官礼为地方团练首领，他动用团防局巨资修建书院，并想尽各种办法筹措资金，在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支持下越两年建成。书院建成后，刘官礼重金聘请省内外学界名流来书院执教，历任书院山长、斋长、学堂堂长均为进士、举人、留学生。据史料记载，教师年俸达200两，高者达300～400两，高于知府的年俸;对书院学生，设有奖学金制度。
在笔山书院历任山长中就有后来协助刘显世掌管贵州省政时期的多人，他们构成支撑刘显世统治贵州省政的兴义系军政集团的台柱子。如：熊范舆、张协陆、李映雪、王文华、何应钦等。作为刘显世贵州省政“四大台柱”之一的熊范舆曾是笔山书院的山长，从刘氏家族在兴义襄办学务开始就是刘显世的死党，当过王文华的老师，后又与刘显治结为亲家，长期任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掌管着黔省经济命脉，是刘显世的高级智囊。张协陆曾任兴义高等小学堂的堂长，后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与其弟张彭年自成一派，同为刘显世幕中得力策士。兴义家乡人李映雪，曾任笔山书院山长，刘显世掌管贵州省政时，任警察厅厅长，维持全省治安。王文华曾为兴义高等小学堂堂长，刘显世的外甥，向往革命，每到刘显世在面临艰难抉择时总能顺应历史大潮给予刘以正确指引，护国战争后成为兴义系军政集团新派势力领袖，任黔军总司令，实际掌握着兴义军政集团统治贵州时期的最高军权。何应钦在兴义高等小学堂读书，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刘显世的贵州政府建设，曾担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贵州新建陆军第五旅旅长，是刘显世和王文华均认可的新派势力人员。
辛亥革命时期，从兴义走进贵州省政府统治机构的笔山书院人，以刘显世为中心，构成了统治贵州十三年之久的兴义系军政集团。他们在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推动着贵州省的近代化。笔山书院在此时发展为贵州知名的三大书院之一，辛亥革命时期的笔山书院人，是创新和接受了笔山书院文脉的近代贵州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在此时引领着整个贵州政治、军事、文化的走向，推动着整个贵州的近代化。
二、笔山书院走出人物对辛亥革命后贵州政治近代化的推动
与笔山书院有关和培养出的人物，如：刘官礼、刘显世、刘显潜、王文华、王伯群、何应钦、李映雪、熊范舆、张协陆、蔡岳等，均对辛亥革命后贵州政坛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辛亥革命前后，兴义地区涌现出的这一批人物不仅在贵州、甚至在全国也颇有影响。这批人物的出现，究其原因，无不与当时的笔山书院有关。他们从笔山书院这个传授文化知识的摇篮出发，后来分别登上了贵州乃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教舞台。他们对贵州政治近代化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即兴义系军政集团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他们向往新政，向往新的统治形式。
赞成革命，加入贵州革命政府，推动贵州政治近代化。辛亥革命期间，以刘显世为首的兴义地方团练顺势进入贵阳，开始了由一个家族团练向掌握一方省政的地方軍政集团的转变。贵州辛亥革命爆发在即，巡抚沈瑜庆本是调刘显世带团练至贵阳镇压革命的，然而，刘显世还没有来得及到达，贵州革命已经成功。在外甥王文华建议下，刘显世带领兴义团练进入贵阳，贵州省革命派以张百麟为首的革命政府在宪政派和地方绅耆的建议下，接纳刘显世加入大汉贵州军政府，刘显世在革命政府中任军事股股长，陆军第四标标统，成为大汉贵州军政府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 辛亥革命初期，湖北军政府在清廷中央的高压下向各省请求援助，大汉贵州军政府派出了几乎所有自身的军事力量，援鄂、援川，但刘显世的第四标留守贵州，革命派仅存的力量以黄泽霖的巡防军为主，刘显世趁贵阳革命派力量薄弱之际联络宪政派和地方绅耆，引滇军入黔，结束了革命派在贵州的统治，开始了滇系军阀统治贵州时期。滇系军阀的残暴统治激起贵州各个阶层的不满，刘显世为代表的贵州统治阶级也希望接管贵州大权，在蔡锷被调往民国中央以后，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刘显世任贵州护军使，掌握了贵州军事大权。戴勘和龙建章先后担任贵州巡按使，但与刘显世为争夺贵州省政矛盾重重。
反对袁世凯称帝，拥护共和。1915年底，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行，冒天下之大不韪，扼杀共和，悍然称帝。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掀起反袁护国运动。护国战争时期，龙建章迫于形势离开贵州，刘显世前期对是否参与护国战争，宣布贵州独立，摇摆不定，但在其外甥王文华、王伯群等人的推动下，顺应时局宣布“反对帝制，永保共和”，从这一点上看，无论刘显世主动还是被动的宣布，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刘显世还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贵州政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顺应历史大潮，兴义系军政集团新旧两派积极响应护法运动。经过护国战争，兴义系新派势力代表王文华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对皖系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思想产生抵制。针对段祺瑞操纵督军团废除《临时约法》的行为极为不满，后经李烈钧引荐觐见孙中山，赞成护法，被孙中山誉为“西南后起之秀”，随即加入中华革命党。在此期间，王文华还拜访了贵州同盟会和自治学社等革命党首领张百麟、周素园、平刚等人，并表示希望他们能够摈弃前嫌回黔参与省政建设。旧派势力代表刘显世亦积极参与“靖国护法”，但他的目的与王文华不同，他是要通过出兵四川，抢夺川省财富，抢占四川地盤，然而，虽然从主观上看刘显世的目的仍然是一个纯粹军阀的典型想法，但客观上，出兵四川为护法运动增加了筹码。黔省积极参加护法战争，无论各派出于什么目的，对于全国和贵州省的政治走向均有客观上的引领作用，有利于贵州政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三、笔山书院走出人物对辛亥革命后贵州军事近代化的推动
贵州革命胜利初期，革命派势力在湖北和四川的请援下派出了大量兵力，都督杨荩诚带领新军主力援鄂、新军第一标由叶占标率领援川。省内革命势力相对空虚，刘显世借机联合宪政党、滇系唐继尧发动二二事变，推翻了自治党在贵州的统治，开始了滇系在贵州的统治。在此期间，刘显世任贵州都督府军政部部长，1913年初，在刘显世的大力推动下，贵州新旧巡防队、绿营、保安营、乡兵、团防一律改编为国民军，刘显世任国民军总司令。整编过程中，各部服从者迅即改编，抵抗者就地消灭，整编迅速完成，贵州国民军计1个直辖大队、40个营共11 000余人。刘显世于滇系军阀唐继尧在贵州横征暴敛之时提出黔人治黔，整编贵州军队，为贵州陆军在组织和训练上的近代化踢出了第一脚，提升了贵州军队的战斗力。
刘显世与王文华联合改编贵州国民军，新式黔军雏形形成。唐继尧离黔以后，刘显世出任贵州护军使（袁世凯认为贵州是小省，遂撤销都督一职而设护军使），成为贵州最高军事长官。1914年底，在王伯群、王文华建议下，刘显世支持改革黔军旧的国民军，另建新军。黔军计划新建六个团，但急需大量军事骨干，在王伯群的帮助下，王文华的助手卢焘联系云南讲武学堂同学赴贵州陆军服务，解决了军官问题。1915年初，王文华遂陆续裁撤贵州各路巡防国民军，刘显世在全省各县招募的新兵编成贵州陆军第二至第六团，加上王文华的第一团，黔军六团组建完毕。王文华通过滇系军官的加盟，将贵州国民军改组为黔军六个团，逐渐成为事实上黔军的新锐领袖。同时，黔军六个团也为后来组建的黔军第一师打下雄厚的班底。1915年4月，为培养黔军基层干部，王文华又在第一团成立黔军模范营。
护国战争后，刘显世和王文华再次整编黔军。王文华率参与护国黔军第一、二、三团回黔后，所部立即被改编为暂编贵州陆军第一师、王文华任师长、戴勘所率黔军第五、六团留川，改编为暂编贵州陆军混成旅。未参加护国战争的张云汉第四团整编为暂编陆军独立团。军队整编完成后，刘、王急于网罗军事人才，整军精武。而此时的日本士官生成为炙手可热的军事人才，贵州籍何应钦、李毓华、谷正伦、朱绍良、张春圃、王绳祖等六位日本士官生正在举棋不定加入哪支队伍。在刘显世、王文华几次三番盛情相邀下，几位日本士官生反复权衡后全都加入了黔军服务，黔军力量大大加强。
创办贵州陆军讲武学校和随营学校，摆脱滇系对黔军的影响，提高黔军中下级军官素质。在刘显世的支持下，王文华创办了贵州讲武学校，由何应钦任学校校长，讲武学校成为黔军培养中下级军官的重要基地。同时，为遏制王文华为代表的新派势力，刘显世还支持其堂兄刘显潜在兴义创立贵州游击军随营学校，与讲武学校抗衡，但随营学校由于官长大多不通军事，培训效果较差，声名狼藉，遂只办一期被迫停办。
以笔山书院为纽带团结在一起的兴义系军政集团在掌控贵州军政期间对贵州军事近代化的贡献非常明显。由辛亥革命初贵州新旧巡防队、绿营、保安营、乡兵、团防一律改编为国民军，到改编贵州国民军为新式黔军六个团，再到贵州陆军第一师、陆军混成旅、陆军独立团的军事格局，无论在建制、装备，还是在军事长官的思想、素质等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的创办更是为黔军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军事思想的中下级军官。
四、笔山书院走出人物对辛亥革命后贵州教育近代化的推动
教育兴则文化兴，文化兴则人才出。教育是摆脱贫穷落后的根本之途，也是偏远地区人才辈出的唯一途径。兴义地区在19世纪70年代初镇压了回民起义后，刘氏家族在兴义地区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期，但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下令遣散地方团练。刘氏家族在遣散武装力量后，深切感受到振兴兴义地方教育的重要性，在刘官礼主持下成立了培文局，紧接着就再次重建了笔山书院。本次书院的重建，在刘官礼、刘显世两代人大力支持下收到了史无前例的结果，培养出了主持辛亥革命后贵州省军政的兴义系军政集团的几乎所有人物。1905年笔山书院改建为兴义高等小学堂，但师生校舍亦然是原来的笔山书院，堂长、教师的聘用，学生的招收也都与原来没有什么两样。 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在兴义系集团掌控贵州省政期间，曲折而又缓慢发展，刚刚成立的大汉贵州军政府内部矛盾复杂，派系斗争激烈，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经历了革命派、滇系军阀主政贵州的短暂时间后，刘显世于1913年基本稳定了贵州政局，当年就任用唐尔镛为省教育司长主管全省教育，推动贵州教育向着近代化方向发展。民国三年，龙建章任贵州巡按使，取消教育司，在省政务厅下设第三科分管教育，但由于规格太低，对全省教育的指导管理力度不够。民国五年至十五年，刘显世完全掌控贵州省政期间又两次设立教育司主管贵州教育，对全省教育近代化的推动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推动地方教育向近代化方向迈进。在兴义系军政集团统治贵州的十三年期间，他们始终在关注贵州教育的发展，并力所能及地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兴义系军政集团除在省府多次设立教育司管理推动全省教育发展专门机构外，对地方劝学所的建立亦不遗余力，各县均设立了劝学所，任命有识之士为劝学所学董，积极推动县级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县劝学所动员乡镇建立初级小学、高等小学堂、女子学校等教育场所，为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提供了必要的平台。但由于民国初年贵州政局较乱，加上护国、护法战争，民八、民九事件等等军事、政治因素，这些举措没有能够发挥到理想效果。无论如何，兴义系军政集团在主政贵州期间对贵州教育近代化的推动是重视的，没有视而不见，更没有迟滞贵州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五、结语
探究辛亥革命时期贵州近代化进程，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兴义系军政集团的。而笔山书院，无疑是稳定兴义系军政集团内部成员关系的重要纽带。可以说，以刘官礼、刘显世为代表的刘氏家族在中国近代西南地区的最终崛起是有着文化基础的，那就是笔山书院。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笔山书院人对贵州近代化影响深远，甚至其中的何应钦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有着较大影响。笔山书院培养了一批拥有近代化思想的兴义人，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掌控贵州省政，推动贵州各方面近代化;在此时期的贵州近代化也成就了这些兴义人——这些身上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笔山书院人，笔山书院也因为这些人活动在贵州近代史上远近闻名，成为贵州三大知名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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