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作者:未知

  摘要:在中国,建设小康社会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依据马克思有关人的发展“三形态”的思想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蕴含的深层理论逻辑在于以人的发展状况与发展诉求为核心尺度来衡量并引领社会进步,聚焦社会发展短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实现总体小康进而迈向全面小康的奋斗历程,也正是不断克服“人的依赖性”历史残留、反思“物的依赖性”现实制约,向着人的“自由个性”积极迈进的过程。从长远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其经验模式将为我们进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的实践遵循,这也是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远大理想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小康社会;人的发展;三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0)06-0016-08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也是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的理论为切入点来考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与实践模式,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与人的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模式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独有优势,从而增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行动自觉。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逻辑: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尺度来衡量并引领社会进步
  “小康”是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民生概念,《诗经》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代表着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关于丰衣足食、生活幸福的朴素愿望。“社会”则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与交往关系中形成的有机体,是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结构要素的总体性范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并将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奋斗目标,这实际上反映了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人民的生活和发展状况为核心来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1]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深刻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与意义,不仅需要从具体的社会发展指标这一方面进行评估,还需要从人的发展状况与条件这一方面加以考量。而马克思有关人的发展形态的论述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框架。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的理论
  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理想,但马克思从来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谈论人的自由,依他所见,人的现实存在是社会存在,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发展是个人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人的生存发展状况则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通过考察物质生产实践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而将人的发展形态归结为三种类型,并指明了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社会形态。
  人的发展的第一种形态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是自然发生的)”,主要对应着以体现农业文明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即资本主义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由于“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內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2],人们必然以集体协作的方式进行物质生产实践,共同抵御外部自然的威胁,人与人之间呈现出直接的依附关系,共同体全面统摄个人生活,个人不具备自由发展的现实条件。人的发展的第二种形态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形态产生于以体现工业文明的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此时“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107。一方面,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利用生产工具来应对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不必再直接地依附于他人和集体,拥有了行动方面的独立性与人格方面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的社会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劳动产品的普遍交换成为必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正式确立起来,商品、货币、资本等一切形式的“物”成为了宰制人们生活的异己力量与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法则,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化,这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造成了新的制约。人的发展的第三种形态应当表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107-108,这对应的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生产力大幅跃升、物质财富极大涌流的基础上,已经具备了第二种形态下的“独立性”特征的个人将联合起来实现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交往关系自然消失,人们真正获得了依照个体本性而全面发展的条件,“自由人的联合体”将真正形成。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人在实践中不断克服“人的依赖性”与“物的依赖性”的桎梏,不断实现自由与解放的过程。
  (二)以人的发展来衡量并引领社会进步
  “三形态”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以人的发展状况为尺度来划分社会形态、衡量社会进步,这一理论逻辑对于分析某个具体的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把握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制定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方面,将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体现了诸种社会要素发展尺度的统一,能够综合地反映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展现出社会的整体面貌。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直接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而人们通过变革实践活动方式而不断解放自我、发展自我的过程,本身就包含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基础与经济体制的协调发展、上层建筑的完善等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指征性内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我们能够从总体上观照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有机体不断进行更新和完善。   另一方面,将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具有长期普适性与引领性。人的每一次实质性的发展,从克服“人的依赖性”到克服“物的依赖性”、实现真正的“自由个性”,都是缓慢的、持续的、长期的过程。其间,社会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发展成就甚至社会形态的更替往往都无法即时体现为人的发展状况的改善,只有社会各结构要素的发展积累到相当程度,才会在人的发展形态上有所反映。这也就意味着,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发展程度很可能与其中人的发展形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是我们科学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一个社会的发展短板,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符合人民期待的社会发展战略的关键切入点。
  以马克思的理论范式透视当代中国社会与人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尽管我们在新中国初期便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已具备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但人的实际发展状况却与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实现的“自由个性”理想形态存在着很大距离,“人的依赖性”与“物的依赖性”相互交织是当代中国社会与人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实际。因此,从促进人的发展这一角度来看,我国面临着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结构,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工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型,将中国人民彻底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同时还要以人民共同富裕与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来引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最大程度上规避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负面效应,真正彰显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所蕴藏的深刻理论逻辑。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逻辑: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消除“人的依赖性”、反思“物的依赖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在党的十八大被正式提出的,从历史上看,这一奋斗目标经历了由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到实现总体小康,进而由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的递进式形成与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人的发展形态也不断呈现出积极变化。
  (一)由解决温饱迈向总体小康:消除“人的依赖性”
  当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首次提出“小康”的目标理念时,中国社会中人的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还是“人的依赖性”的制约。由于历史等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约三十年的时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比较缓慢,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尚未得到满足,前现代的生产方式以及个人直接依賴于共同体的关系仍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面对这样的形势,邓小平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现代化建设,特别是要通过加快经济建设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促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体现为人的生活和发展的现实状况的改善。“小康”的目标理念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具体表达,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3],基于对国情世情进行反复研判,党的十三大更加系统地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要在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应当说,“小康社会”的提法把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使长期以来非常抽象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变成了人们对于自身生活和发展的现实期待。这一时期,一系列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人民生产积极性的改革措施也持续出台: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推行,与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继建立、区域性现代化工商业体系逐步完善……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定于20世纪末实现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在1995年提前完成,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贫困的中国迈向了小康。
  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人与社会的发展形态也产生了复杂的变化,概略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三形态”之间的两次转型在当代中国同时发生了。一方面是由“人的依赖性”向“物的依赖性”形态的过渡,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的依赖关系逐渐瓦解,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被充分激活,“人的存在从作为共同体的单位人存在开始转型为作为个体的社会人存在”[4],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现代性问题,社会利益持续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自然环境压力陡增,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则是由“物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形态的过渡,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发展起来的,坚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因此个人在合理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也受到国家、集体利益的约束与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完全是受资本逻辑所控制的剥削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向着自由人相互联合的理想形态积极迈进。
  这种特殊情形反映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便是党的十六大所指出的,经过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5],因此,我们要在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二)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消除“人的依赖性”与反思“物的依赖性”
  “全面小康”目标提出之际,中国社会中人的发展面临的是“人的依赖性”与“物的依赖性”并存的问题。作为递进式的奋斗目标,全面小康要在总体小康的基础上,持续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遗留的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使全体人民共享小康成果,并及时反思由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现代性问题,统筹协调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使小康的质量不断提升,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加完备的条件。   因此,党的十六大在具体阐释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时,不仅提出了经济方面的量化标准,还做出了“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5]19的系统规划。党扭住这个奋斗目标,持续用力,取得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成就。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6]的关键历史任务节点。此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与人的发展的新诉求,在实践中不断对全面小康的内涵与要求做出了更加深刻、具体的阐释。
  第一,全面小康意味着覆盖的领域要全面,这是着眼于人的发展的最高理想形态做出的长期部署。经过几十年来建设小康社会的艰苦奋斗,绝大多数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人们更加向往的是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发展要求在内的美好生活,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严重制约着人民美好愿望的实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我们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将面临的最重要的现实背景。为此,我们党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将其与全面小康所涉及的领域相对应,强调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同时,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提升文化软实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根基。
  第二,全面小康意味着覆盖的人口要全面,这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发展进程中遗留的“人的依赖性”历史形态的特征与影响,旨在彻底改变落后的、甚至原始的生产方式与经济运行方式,改善困难群众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南省十八洞村之后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并逐步明确了“六个精准”的根本原则、“五个一批”的具体方法,提出了坚决落实“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要求,反复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呈现出由总体意义上人的发展向全部个体意义上人的发展逐步迈进的积极态势,只有不断推进“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全面性”[2]112,使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条件与平等的发展机会,人的发展进程中的“自由个性”的理想形态才有可能实现。
  第三,全面小康意味着覆盖的区域要全面,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这一要求与反思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物的依赖性”消极影响是内在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自发地促使社会资源、财富、人才涌向了更加具有地理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及其城市群,不同地域的居民收入、民生保障、公共服務的水平产生了极大差距,人们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骤增。不少地区在利益驱使之下“大干快上”,不惜以牺牲自然条件为代价。诸如此类的现象被马克思称作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分娩的痛苦”[7]。但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在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总体上统筹城市和乡村、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采取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式”的发展方式,根据不同地域所承担的主体功能而设定不同的发展目标,促使不同地域在GDP数字方面的差距、居民生活感受方面的差距持续缩小。
  总的说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的深刻内涵及其历史形成过程,反映出了党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价值尺度来引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带领人民不断克服“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向着共同富裕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积极迈进的艰辛历程,在实践与历史中充分印证并丰富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的理论。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逻辑: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在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好。”[8]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人的长期发展诉求来看,进一步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应当包含如下两方面的实践内容:一是着眼当下,聚焦短板弱项,着力解决仍旧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问题,确保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完成;一是着眼长远,总结并完善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经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更加成熟定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础,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以人民实际生活状态为依据聚焦并补齐小康社会短板
  针对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任务是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在巩固以往所取得的历史性建设成就的同时,攻坚克难完成“硬任务”。
  一是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守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底线。在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的这一时期,来自国内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金融经济领域、生态环境领域等各个方面的风险因素不断积累、集中显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9],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隐患的任务十分艰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等方面的能力仍需加强……这都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与底线思维,进一步提升洞察风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治理风险、转化风险的能力,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
  二是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坚决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生短板。全面小康能否得到人民认可、经受历史检验,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处于贫困状态人民的基本生活能否得到满足。依据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经由2012年底的9899万人锐减至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10],脱贫攻坚获得决定性的成就。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任务带来了更大困难。为此,党中央明确指出,对老弱病残以及因疫情致贫返贫的人口进行重点帮扶,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多措并举巩固成果、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并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各项民生领域工作,健全社保兜底机制,切实提升人民的现实获得感[8]。   三是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弱项。在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生态环境领域的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生态环境治理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问题,而具体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除了要坚持推进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等工作之外,还要加强对重点地区环境污染突出问题的治理,例如加强京津冀等地的大气污染治理,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等,根据城市、农村的不同环境特点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举措,不断增强环保督查力度、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力争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氛围,不断推动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发展。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及其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整体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其“建成”的深刻含义还意味着一整套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形成。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异化、社会关系物化等现象而提出的一种理想性目标,是对人的未来的生存发展整体状态的期望。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可以说正是对于这一理想在具体目标、内涵要求和实现路径方面的积极探索,是我们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遵循。
  第一,加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顶层设计,针对国家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与人民群众的现实发展需求,持续对“小康社会”这一民生理想的具体内涵与目标任务进行新阐释、提出新要求,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确保我国各项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旨在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方向前进。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在实践过程中坚持贯彻中央精神,严格落实各项责任,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艰辛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与先锋模范作用,例如在决胜脱贫攻坚任务的关键阶段,各地纷纷建立起脱贫工作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脱贫的工作格局,确保既定的社会发展目标能够如期高质量完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过渡,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当家作主,这里所说的“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由无差别的“人均”数字聚合而成的机械整体,而是由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意味着十几亿人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与提升,更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获得依照自己的本性、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创造美好生活的平等机遇与条件。社会主义真正超越于资本主义之处正在于不仅在政治与法律层面承认并促进人的独立性、自主性,而且还从更加现实的层面来保证这种独立自主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其一是逐渐消除劳动的异化现象,使最大多数的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与国家发展的动力,同时使他们能够共享整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成果;其二是将个人的自由确立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基础之上,力争实现“每个人”的发展与“一切人”的发展的统一。
  第三,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求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进行适应性调整,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基本经济制度。这套经济制度彻底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资本主宰一切、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逻辑,克服了市场失灵、生产过剩等负面现象,有效规避了系统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因而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这要求我们在继续牢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下大力气,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依托科学技术创新驱动促进发展,促进科技和经济实现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我国的核心竞争力,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动能。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党带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法宝。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等制度的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改变。当前,我们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时刻,要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继续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的实在利益、平等权利和发展条件为标准来审视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从整体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使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真正由全体人民共享。这不仅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我们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遠大理想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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