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泉州城市民阶层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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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镇国
摘 要：两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泉州城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建设持续拓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其组合也随之日渐多样化：官吏、文人、宗室、工商业人员、地主和商业化农民等。从本质上讲，泉州城市民阶层的壮大，是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结果。市民阶层之间的等级划分主要也是以经济因素为基础形成的。市民财富的多寡，导致市民阶层之间经济地位的差异，也决定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关键词：泉州城;市民阶层;社会结构;社会等级
有宋一朝，是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朝代，边境战争几乎就没有停止过。福建地处南方，是少数不受战争影响的地区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大批中原士民南迁，泉州得到较大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海外交通日益繁荣，一跃成为当时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成为具有浓厚商业特征的大型城市。
一、宋代泉州城人口及商业
宋代是泉州人口发展的顶峰，在宋以前，不断有北方移民迁入，刺激了泉州人口的增长，加上“岸隔诸蕃国，江通百粤舟”的地理优势，促使更多的人加入了以海为生的行列，大批商人从泉州的各个阶层涌现出来。特别是在宋廷南迁之后尤为重视海贸之利，泉州城的商业规模在宋代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人口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北宋徽宗大观元年，泉州被升为望郡。
（一）宋代泉州城人口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武荣州为泉州，而原先以闽县（今福州）为治所的泉州改称闽州。其后，泉州所指的地域仍时有变动，但泉州的范围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陈洪进向宋廷献上泉、漳二州十四县地块，泉州正式并入宋王朝的版图。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泉州辖有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水春、德化、同安7县，96 581户。经过一百余年的生息繁衍，到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增至201 406户，106.74万人。宋理宗淳年间（1241—1252年），泉州户口增至255 758户，132.99万人，比宋初增加了一倍多，达到泉州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泉州在北宋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重鎮。
宋时泉州城城内的人口，同我国各地有关人口资料的情况一样，不见于文献具体记录（所载只有包括所辖县的人口总数）。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舆地纪胜》引泉州太守陆藻所作《修城记》，称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泉州城内“人物庶繁，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驿骑通途，楼船涨海，农士工商之防，东西南北之人”。①“温陵大都会，朱门华屋，钿车宝马相望。”[1]据有关史学家的研究估计，当时至少有25万至30万人居住在城墙以内。”[2]城内八十坊的具体划分无从稽考，惟知阐明坊（今泮宫附近）乃是“贾肆皆聚”[2]之地。若按乾隆《晋江县志》中的统计，则远较八十为多，已近一百。从五代时留从效“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的做法来看，宋代泉州城内的坊很有可能是开敞的街衢的通称，而不再是封闭的里坊。
（二）宋代泉州城商业
泉州人多地寡的问题，到宋代已发展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山至崔嵬犹力耕”的地步”[3]，连山区也已被普遍开垦为梯田。人稠地瘠的生存环境，加上“岸隔诸蕃国，江通百粤舟”[4]的地理优势，促使更多的人加入了以海为生的行列，在“海贾归来富不赀”[5]的利益驱动下，大批甘冒鲸波之险的商人从泉州的各个阶层涌现出来，正如宋代诗人谢履在《泉南歌》中所描绘的那样：“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依托于宋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政策以及港口地理位置的优势，泉州已与海外构成了一个以沟通亚非的海上航线为连接主干的，联系紧密的庞大通商网络。在南海航路上，主要有泉州至占城航线，泉州至三佛齐、婆、渤泥等国航线;泉州至印度蓝无里、故临，及阿拉伯半岛的航线，还有宋代开辟的泉州至菲律宾以及泉州至亚丁湾和东非沿岸的弼琶罗（今东非索马里），层拔（今东非桑给巴尔）的航线。在东海航线上，泉州亦有经明州前往高丽和日本的航线。
海外贸易的兴盛，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得泉州人口及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至宣和年间（1119—1125年），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城内“夷夏杂处，权豪比居”“泉州成为‘驿道四通，楼船涨海，农士工商之会，东西南北之人’‘温陵大都会，朱门华屋，钿车宝马相望’。南宋末年，泉州‘每个城门口有市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市场，如丝绸市场、香料市场、陶瓷市场、珠宝市场、书籍市场、牛市、马市、草市、鱼市、肉市等’‘这里的商店数目比世界上任何城市的商店都多，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有一条叫三盘街，出售丝绸，名类不下二百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从市区向城外发展、形成大批城市和草市镇。”[3]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泉州城南发展为工商业集中之处，东门街（今东街），南门街（今中山中路和中山南路）和涂门街为中心商业区。紧邻晋江的城南是南宋泉州最为繁华之地，今聚宝街一带则是珍奇宝货荟萃交易之所，民间至今尚有“聚宝街夜夜元宵”[2]之传说，各种商业机构，各色经营人等都聚集于此。镇南门内外及法石港则成为海外蕃商聚居之处。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由广州迁居泉州时，即定居在法石乡云麓村。其他工商业者的居住区则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南一带近市处，一般的居住区则散布在城的西部和北部。一些较有规模的手工作坊则散布城内外。例如承天寺内曾发现五代钱范，当系铸钱作坊所在;城西南的铁炉庙则为留从效时的鼓铸作坊，城内近南门处和东门外有瓷窑等。个体手工业户或处于街市，或散处于工商业居住区内，杂处其间。
以上所列，都表明了两宋时期泉州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累巨万，列居城南”[6]，时温陵都会“廛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①说明了当时泉州城内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从事非农职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时泉州城市民的主要构成及其数量。
二、宋代泉州城市民的社会结构 从两宋时期实际情况来看，泉州市民阶层的主体是由不断壮大的工商业人员（包括为数不少的蕃商）、官吏、文人、宗室、地主及商业化农民等不同的群体构成的。此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特定阶层也在泉州城粉墨登场，比如南宋时期的宗室阶层。不同地位和身份构成了当时泉州城的市民阶层，它们之间的长期互动构成了宋代泉州城市民阶层社会结构的主体。
（一）官吏、文人
作为各级统治中心，古代城市历来是各类政府人员和士人的集聚地。宋代，是泉州科举的第一个辉煌时期，涌出了一大批在各方面卓有成就的科第人物。尤其是南宋时期，泉州正奏名进士583人，特奏名341人，合计共924人。唐贞元八年3月春，欧阳詹开风气之先，“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聊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闽人第进士，自詹始”[7]。自中唐至五代，泉州共出了19个进士，对泉州社会的影响巨大且深刻。北宋时期，经过蔡襄的卓越治理，泉州已是风教大振。南宋时期，真德秀在《知泉州军事》一文中赞叹道：“既去之后，犹不相忘。当职亦每每称叹士风之美，民俗之厚，未有如温陵”，②龚明之的《祖姑教子登科》记载“予之祖姑适知泉州德化县李处道。祖姑甚有文，读书通大义，赋诗书字皆过人。其子援登进士第，乃祖姑所亲教也”，③更反映了当时泉州部分妇女文化水平之高。其中梁克家和曾从龙两位状元，安溪的张读，永春的留正、留元刚、陈知柔等都青史留名。
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王十朋“捐俸以倡”，于州治西肃清门外创贡院，“士民竟劝，阅六月而成，屋一百二十六区，莅事之堂，校文之合，轩敞宏壮，隙地植桂，榜其中月万桂堂。中门左右分弥封，誊录所，外门揭贡院额……时试士才三千余人。嘉泰辛酉应诏之数倍昔，守倪思与堂左右得闲地五百余丈，增四十五楹;又二十年，试者益众，嘉定已卯真德秀度厅后圃之地，深广各二十三丈，增广屋一百二十五间，曾从龙记之，又以余力大修二公之未备，堂庑阶除，翼然一新，又三年士以增拓右庑为请，守宋钧市比屋民居一百三十四间，由是规模犬备……而盛举层出，人阻为地灵之应云。”《宋史·地理志》中亦称泉州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章，登科第者尤多”，贡院的数次扩建，即可现其一斑。
（二）工商業人员
泉州的海上贸易在当时已极为兴盛，赵彦卫《云麓漫钞》中记载和泉州港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有大食、三佛齐、真腊、占城等31个;根据赵汝适《诸蕃志》中的记载，则多达58个。在“海贾归来富不赀”[5]的利益驱动下，大批甘冒鲸波之险的商人从泉州的各个阶层涌现出来，正如苏东坡所云“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8]。
宋代泉州城工商业人员的发展壮大，从业人员规模上的扩大是其最直接的体现。他们有的是从事跨地区长途贩运的行商，“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市”[9]，地广人稀的海南琼州、万安等地区，“泉舶发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换回槟榔、吉贝、珍珠等当地特产。④有的是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如舟往三佛齐的“泉州纲首朱舫”“贾贩高丽”并世代相袭的舶商黄师舜，到日本贸易的李充，“随海舶诣占城”的王元懋、邵保等大商已是耳熟能详。王连茂曾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为泉州商人、或从中国文献查知为泉州商人者，其赴高丽时间均在北宋期间的1015年（天禧元年，高丽显宗八年）至1090年（元五年，高丽宣宗七年），计21次、507人。当时泉州海外贸易的商人规模由此可见一斑[10]。有的是走街串巷、沿街卖货的小商贩，他们“或坐地利肆以谋薄利，或贩干果杂货以应市需，或运珠贝诸蕃货，贾两京、吴、越、齐、蜀、粤等地，转贩丝绸、锦缎、药以供贾外海舶”⑤。
宋代泉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使中小商人、小贩、手工业者和被雇佣人员成为城市市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泉州手工业较为发达，在陶瓷、纺织品、制茶、造船等方面均处于先进水平。一些较有规模的手工作坊散布城内外，例如承天寺内曾发现五代钱范，应当是铸钱作坊所在;城西南的铁炉庙则为留从效时的鼓铸作坊，城内近南门处和东门外有瓷窑等。被雇佣人员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或在各种店铺、酒楼、作坊里帮工，或在码头装卸运送货物，或为富商巨贾的仆役，或临时受雇做苦力。在泉州港这类经济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中，这些手工业者、中小商人以及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被雇佣人员，形成了一个数量众多的市民阶层。
此外，来泉蕃商也是构成泉州城市民阶层的重要部分。“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赀累巨万，列居城南”[6]，泉州城南成为来泉蕃商的主要聚居地区。当时，泉州城区“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廛肄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享有“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檀绕，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之称[11]。这些来泉蕃商杂处泉州城各处，形成泉州城市民阶层中的一个独特群体。
（三）地主和商业化农民
北宋时泉州的城市空间冲破市坊制的束缚，而产生了新型的商业街道。人们开始沿海沿江而居，城市与农村结合得日益紧密，一边是已可初见端倪的临街设店城市风貌，一边则是熙来人往的草市。乡村地主移居城市的现象，在当时已经很普遍了，“民之物力在乡村而居城郭者，谓之遥佃户”[12]。宋室南迁之后，随着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泉州城频频扩张，商业经济更加繁荣，城市吸引了更多的乡村地主进入城市，他们大多也兼营着工商业。
随着城市工商业活动突破城墙限制向周边的扩散，加快了城郊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引发了城郊都市化现象的出现。城市的空间范围除原有城区外，还包括生活于城郊的大多已摆脱传统自给性农业生产的商业化农民。他们或直接参与城市工商业活动成为小商贩，或根据市场种植经济作物，或经营园艺业成为商业化的农民。“濒海者恃鱼盐为命，依山者以桑麻为业”[13]，“木绵收千株，八口不忧贫。江东得此种，亦可致富殷。”①为了追求商业利润，泉州种荔枝农户是“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其几千亿”[10]。此外，还有渔民和舟师为主要职业的平民，“大率以海为田，或采捕营生，或驾舟度日”。②《铁庵方公文集》记述：“自浙入闽，行役所见……市之贸易，例以镪，自乡村持所产，到市博镪。”农民通过日常的买卖而进入交换经济，大量的农民参与到交换经济中[10]，从而成为市民阶层的独特组成部分。 （四）宗室
宗室阶层是泉州港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阶层。南宋时期，南外宗正司屡次迁徙，最后定于泉州，直至南宋灭亡。一开始南迁的宗室成员只有340多人，庆元年间（1195-1200年）增加到1 700多人，绍定年间（1228-1233年）则增至2 300多人。庞大的宗室家眷，有出类拔萃的精英，他们参与海上贸易获取暴利，或进入地方官府成为地方精英的一员，但是其中也不乏鱼肉百姓之徒。南宋高宗时期，张守在《乞养宗室札子》就写道：“臣伏见自陛下巡幸东南，内外宗室流落州县，虽有存恤指挥，所得请给，或有或无，颇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与民庶杂居，饮搏斗讼，不能自爱，诚可嗟悯。盖缘待之未尽善也。”③
三、市民阶层社会等级
宋朝不仅在户籍上将城市居民与乡村民户区分开来，分别编籍，而且按财产和经济状况划分为若干等级，其中城市市民分为十等。[14]有学者依据坊郭户等，将南宋市民划分为三个层次：县城坊郭户第三等以上和府州城坊郭户第四等以上，是资产丰厚的豪富之家;州县城坊郭第七等户以下，是贫乏之家;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中产之家[14]。
上层市民包括部分享有政治和社会特权的官僚贵族、富商巨贾以及地主。泉州“富商巨贾，鳞集其间”，④他们经营规模大，收益丰厚，由此积聚起大量财富。如：这些上层城郭户富甲一方，高宅华舍，生活奢侈。如：南宋中期公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八《赋役门》规定：“诸坊郭品官之家免科配，若营运与民争利，在镇、寨、城、市及第一等，县第三等，州第四等以上的人家，并不免。”市镇坊郭第一等人户、县城坊郭第三等以上人户和州城坊郭第四等以上人户在经济状况上大致相近，故同时列入不免科配的范围[14]335。
“中层市民多为一般工商业者，也包括部分中小官吏。他们的经营规模普遍不大，资产有限，其生活在正常情况下较为宽裕，对财富的追求使不少官吏投身其中。”[15]嘉末年（1063年），泉州已是“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吏私与市者，价十一二售。幸不谁何，遍一州争与市”[10]。
底层市民人数众多，包括小商贩、个体工匠、被雇佣劳力、贫寒士人等。他们家无积蓄，收入微薄，或者根本没有较稳定的收入，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成为官府赈济的主要对象[16]。宋高宗诏令“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17]。
由此可见，在宋代泉州城市民阶层中，较为富裕的中上层属于市民阶层中的少数，大多数市民处于贫穷状态。从这个角度讲，所谓海上贸易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实际上只是部分群体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市民阶层的普遍富裕。然而，宋代泉州城市民阶层的发展，是海外贸易发展，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市民阶层的内部结构关系主要也是以经济因素为基础形成的，财富的多寡和贫富分化，既导致他们之间经济地位的差异，也决定了他们社会地位的高低[15]。然而，市民阶层之间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因其经营状况和财富的变化处于不断的升降之中。上层市民一旦经营不当、失去财富上的优势，便可能由上层沦为中下层;下层市民如果经营得法，便能由下层跃升上层。咸淳元年（1265年），建康府制定的《平籴仓条画》中有这样一条规定：“甲牌户或有迁移，或口数增减，或贫富升降，请提领官行下各厢，每季从实抄具，结罪保明，仍不时覆实。”[18]要求各厢每季都上报居民“贫富升降”情况，说明当时市民的贫富变动相当频繁。无怪乎时人袁毂感叹说：“昔之农者，今转而为工;昔之商者，今流而为隶。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①
四、小结
两宋时期，中国北方争战不止，大批士民南迁，南方经济社会再次得到巨大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泉州海外贸易持续繁荣发展，逐步由一个边陲小城发展成为宋元时期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民阶层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断壮大的工商业群体和日趋市民化的官僚、士人、地主、商业化农民及手工业的结合，促使市民阶层的组合日益多样化，其等级划分也逐渐向职业性、财富性等级划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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