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视域中马克思生命理论探析

作者:未知

  摘 要:马克思变革了传统政治思维,使人的生命成为现代政治新的理论基点。其生命理论的发展逻辑,表现为生命的异化和异化的生命、生命的生产和生产的生命、生命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生命化。他通过资本权力批判,揭示了生命理论的内核,强调资本权力在现代社会实现的双重转换,即商品经济使货币成为社会交往的中介,雇佣劳动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资本权力运行的现实载体是工厂规训,人的生命在工厂中受到时间规训、机器规训、制度规训,最终成为一种受资本权力控制的生命工具。为此,马克思将人的发展作为其生命理论的价值旨归。
  关键词:生命理论; 资本权力; 工厂规训; 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4-0087-08
  
  
  作者简介:王军(1991-),男,山西长治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和当代社会思潮。
   当今时代,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还是阿仑特的“平庸之恶”,亦或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都在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论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生命理论。近些年,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展开研究,强调两者的渊源关系,如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认为马克思实践性思维方式、资本辩证法、社会存在理论都给予当代生命政治理论前提性的奠基意义[1]。国防大学副教授许恒兵也认为马克思对生命政治理论具有奠基性作用,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资本论》的生命政治系统展开,论述了马克思对生命政治的奠基作用[2]。还有学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关系,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生命政治的原初论域、核心论域,还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大写字母的生命政治。这些研究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提供了崭新视角,为进一步考察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生命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马克思对传统政治思维的革命
  依据技术变革,人类社会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依据社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依据人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人对人依赖的阶段、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依据这些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标准,归结起来,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大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我们所说的传统政治是就整个世界范围和人类历史来讲,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些社会主要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商品经济在国家事业活动中只得到较小范围的发展,还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活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政治叙事主要围绕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性理念展开,即政治叙事的内在逻辑主要是观照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宣传统治者的执政理念,将这些价值理念塑造成一种等级森严的伦理生活秩序。
  (一)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及其叙事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叙事,主要圍绕神话政治、德性政治和神权政治展开。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反映了早期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认知关系,人类由于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不能有效地解释各种神秘的自然现象,人们形成了各种自然神崇拜。以自然神为主体的政治叙事,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无论是中国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还是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都是这一时期政治的表现形式。德性政治是围绕传统社会对道德至高的追求,诉诸有效的理性道德观念统治。中国古代追求的圣人之治,学士们向往的圣人境界,都是德性政治的体现。无论孔子的“仁”的学说,还是孟子的“仁政”主张,讲求的都是上层统治者要遵从道德的约束,强调道德对政治的制约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即美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调贤人政治,主张国家由“德性和智慧最高的人治理”,即“圣哲之王”[3]。德性在国家治理、在传统政治叙事中都是一条鲜明的逻辑线索。神权政治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政治统治方式,强调人的世俗社会生活受神的旨意的统治和安排,背离神的旨意世俗政治就会遭到迫害,因而主要以精神控制为主要方式来实现对人的统治。
  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政治伦理的教化作用,注重将理念的教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形成各种规范约定,这些规定向上反映着统治阶级的伦理诉求,向下又是社会治理的伦理纲常。也就是说,政治生活的伦理教化作用,表现为社会生活背后的伦理道德约束。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对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伦理要求,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各个社会阶层的道德要求,这些不同的道德要求,反映着不同生存秩序。以伦理纲常来进行社会治理,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使社会秩序能够反映不同等级的阶层秩序。同时,传统政治中伦理要求还是一种理想表达,通过伦理教化,统治者将自己的道德理想描绘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当中,形成有条不紊的政治秩序。
  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身依附是其主要特征,这一阶段的政治是一种等级政治。政治生活的伦理化就是为了保障政治等级的严密性,社会生活的伦理化就是政治等级作用的结果。由日常生活所引发的政治伦理要求,强调政治秩序的严密性、等级的森严性。由于传统社会是一种人身依附的社会,人对人的依赖构成政治生活的基础,注重在政治叙事中对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等级制进行论述,表达统治者阶层的政治诉求,以维系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了传统社会中这种人对人的依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对传统社会人对人的依赖的革命性作用,这种历史性的进步有利于社会交往,有利于整个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交流。但是由于资本的狭隘性,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的废除被新的资本拜物教所取代,过去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力,现在成为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权力。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4],我们透过资本主义社会取得的历史进步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概括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叙事的逻辑特征时,可以发现,等级思维是传统社会政治中的内在线索,为维护最高统治权威所形成的各种政治规矩、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政治的合理运行。   (二)马克思对传统政治思维的变革
  传统社会的政治重视等级、伦理纲常、理念至上,马克思将视野投向普罗大众,他观照人的需要、人的生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他将政治叙事的基点由理念转到“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人的生命的物性和物性的生命成为现代政治的崭新基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自己的哲学学说称为新唯物主义,马克思也改变了传统政治的叙事逻辑,将人的生命作为现代政治的新开发地,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点。马克思变革了传统政治思维,他用实践性的辩证思维代替了传统政治的形而上学的理念性思维,通过人民群众变革了传统政治重视的英雄人物,通过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代替了传统政治的人身依附性的伦理束缚。这些思想变革使人的生命不再被排除在传统政治的视野之外,而是成为现代政治的理论新基点。
  马克思用实践性的辩证思维代替了传统政治的形而上学的理念性思维。首先,马克思改变了以往政治哲学家对劳动的传统看法,诚如阿伦特所言:“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反传统的和前无古人的方面是他对劳动的赞美,以及对工人阶级——哲学自产生以来一直贬低这个阶级——的重新阐释。”[5]之前传统政治从政治等级的角度对劳动进行考量,往往对劳动持贬低和蔑视的态度,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将劳动作为财富源泉的思想,高度赞美劳动,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正是因为对劳动的革命性认识,马克思变革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政治思维,强调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从而实现了政治哲学视野的转换,由过去强调理念到现在面向生活实践,人的生产、需要、能力、财富等人的生命性的内容成了现代政治的新的开发地、新的叙事基点。正是这种实践性辩证法思维开启了现代性的生命政治之旅。
  马克思变革了以往传统对劳动的看法,并且劳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最连贯最伟大的表述”[6]。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将传统政治重视的阶层焦点由上层阶级转移到下层劳动者阶层。马克思正是通过关注普通大众的前途命运、关心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注重考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唤醒了普通大众承载的历史使命。他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31,传统政治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刻意书写和描绘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性作用,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用群众史观代替了传统政治的英雄史观,使得现代政治不再只是关注一小部分人的特权政治,而是成为关注普通大众的时代境遇、历史使命的大众政治。普通人的命运前途不再是个人的小事,而成为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历史推动力。生命概念成为现代政治叙事的一个基本环节,不再被忽视。
  此外,传统政治由于处于人对人的依附性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关系中人身依附主导下的生产关系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各种等级制,如西欧封建制形成的领主和陪臣、庄园主和农奴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性就在于它摧毁了过去社会形成的各种人身依附,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7]33-34这种关系被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所取代,人们在商品经济中被各种物所奴役,形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也正因此,传统政治重视的人与人的依附性关系被现代社会的资本权力政治所替代,普通人的生命也都成为资本操纵的对象,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新的基点。所以,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了资本对人的生命的统治,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应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
  二、马克思生命理论的逻辑进路——从异化劳动到资本逻辑
  马克思的生命理论的逻辑进路可以归纳为:异化劳动→生产逻辑→资本逻辑,即生命的异化和异化的生命、生命的生产和生产的生命、生命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生命化。
  (一)生命的异化与异化的生命
  早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明确提出要为全人类幸福而工作。大学毕业之后,他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看到青年黑格尔派抽象地谈论“自我意识”的局限性,意识到只是思想的革命还远远不能改变世界,强调思想应该和现实相联系。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开始自觉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说。在此之后,马克思在侨居巴黎期间,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该著作中,他汲取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并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意义。他以“异化劳动”为逻辑,注重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观察思考人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悲惨遭遇,提出人的生命的独特含义,即人的生命是一种受动与能动、自然与社会的二重化存在物。他一改西方传统政治对劳动的贬低态度,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展现人的综合性生命力量的重要尺度。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造成了人的生命的异化和异化的生命。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时空属性来界定人的生命,马克思不仅从人的物理属性、生物属性来把握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从当下的社会发展出发,将人的生命纳入社会发展的现实中,考察人的生命的基本内涵和特殊属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人的生命和动物生命的区别,指出人的生命是一种有意识的类活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8]162人的生命活動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无机身体,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仅把其他类当作自己实践和理论的对象,而且还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对待。人类可以按照任何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事物。而动物的生命活动具有直接性,它的生命活动不带有生产性,是生命的本能活动。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生产只有充分地运用动物机能才是真正的生命活动,因此它们的生产也只能按照它们自身的生命尺度来进行。这恰恰区别于人的生命活动,人只有在尽可能少的运用动物机能时,他们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生命活动。但是,人的生命活动又是受限的,受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生产条件等外在和自身内在的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命活动具有双重属性,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与社会、能动与受动相结合的社会存在物。   正是在对人的生命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劳动与人的生命的关系。不同于以往政治哲学的传统,他赋予人的劳动以人的本质的地位。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8]165。人们通过劳动来展现自己生命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形成的各种感性事物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并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丰富自己的生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狭隘性,人的生命活动同人本身发生了自我异化,因为人的生命活动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不是肯定和确证自己,而是否定和消解人的力量,并且“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8]160时,而不是运用人的生命活动时,才能感到自己的满足和幸福。人的生命活动同人本身相异化,进而导致人的生命活动同他的生命活动的结果的异化、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生命的异化导致异化的生命,使人的生命成为一种同人自身相对立的否定性的活动。 
  (二)生命的生产与生产的生命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延续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观,以生产逻辑作为关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针对麦克斯·施蒂纳等人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归结为“观念”,他提出鲜明的观点,表明自己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不是“观念”,而是“现实的个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基于历史观的变革,马克思以生命的生产和生产的生命为逻辑考察人类历史活动,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生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决定历史活动的力量不是观念,而是现实的人及其生产活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只是一味强调观念的变革作用,否定人民群众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观点。他将人的生命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获得与满足作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强调“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531。人的生命的生产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人们有什么样的生命生产活动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在此,马克思以生产来观照人的生命,强调人的生命的合理需要及其活动的满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生命的生产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生命的生产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在满足这一前提的生产活动中又生产自己的生命。人作为集自然与社会、能动与受动的双重存在物,在生产自己的生命活动中,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以及精神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生产的生命归纳为需要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这些生产和物质生活的生产,共同构成人类最初历史的四大因素。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决定论,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的生命活动决定的,不是人们的观念决定人们的生产,而是生产决定观念。正是以生产的生命和生命的生产为逻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生命理论的基本框架,为我们从生命的本质维度探讨人的生命的社会活动、追问生命的历史意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生命的资本化与资本的生命化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太,作为普照的光,对于观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方法论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之后,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不断完善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经过《哲学的贫困》中历史性思想的确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劳动本体论与资本逻辑并置的阶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了资本逻辑,并以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将自己的哲学推进到一个不同的层面”[9]。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生命理论,主要是以资本逻辑来分析人的生命活动,将资本权力批判作为生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对人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样态、人的生命如何成为资本权力运行的有效工具、资本权力如何实现对人的生命的实质统治、人的生命如何成为机械化的简单运动以及人如何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商品人的状况等,进行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批判。
  对马克思以资本逻辑来观照人的生命方法,我们将其归结为生命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生命化。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既能使人的生命资本化,又能使资本生命化。这是一种双螺旋结构,彼此关联。生命资本化是指人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资本会按照商品的尺度对人的生命进行生产,人的生命不再从人的尺度进行界定和衡量,而是被物的尺度所取代。资本家按照资本逻辑运行的需要来生产人的生命,使人的生命成为维护资本权力统治的工具,而不是从人的生命的本真意义实现人的发展。正是人的生命的资本化,使得资本实现了生命的延续。人的生命不仅对于人来讲是极其重要和宝贵的,对于资本家来说也是如此。资本通过剥夺普通工人的生存和发展资料,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获取剩余价值来维持资本生命的生存和发展。这种资本的生命化过程是一种对人的生命的剥夺过程,它剥夺了人的生命的自由自觉的合理劳动,造成人的生命能力的本质弱化,使得人的生命成為维持资本生命延续和发展的养料。
  马克思也正是以资本的生命化和生命的资本化为观察逻辑,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提出对未来社会美好政治构想。未来社会只有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实现对资本的控制,使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能,人类社会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人的生命也才能获得解放。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命的生存样态,是现实政治的反映。通过对人的生存样态的剖析,马克思寻找到革命的主体力量,倡导未来社会要实现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因而社会的发展也就不再是少数人的成果,而是全体人员的共同财富,人的生命也才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摆脱机器化大工业时代对人的生命能力造成的极端贫困,实现人的生命的合理发展。
  三、马克思生命理论的内核——资本权力批判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物,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只是从它的物质形态进行描述,把资本看作一种生产资料。马克思变革了这种传统的看法,将资本看作物与生产关系于一体的特殊存在。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运行的中心。作为资本权力运行载体的现代工厂,人的生命受到资本家制定的各种时间性的纪律规训、机器体系对人的生命活动能力的规训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人生命的规训。另外,资本权力通过工厂的各种规训使得人的生命本身受到压榨,使得人的生命活动成为一种商品人活动,成为一种没有生命内涵的生命活动,成为一种工具。
  (一)资本权力运行的双重变换——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
  同过去的传统社会政治相比,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权力运行有着不同的历史境遇。现代社会作为商品社会,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0]47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商品社会建构起了以货币交易为核心的平等化交往,这种交往方式区别于奴隶、封建贵族等级制交往,物品不再有政治的属性和功能,不再有质的使用的严格限定,成为有钱皆可得,就这一层面来说完全不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且,资本主义社会还将雇佣劳动作为主要的生产关系,它变革了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性关系,人身获得了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换,正如商品交换一样,人们也将自己的生命活动能力即劳动能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行交换,这种交换使得资本权力获得了实质性统治。一方面,从工人的现实处境来讲,工人失去土地、失去生活资料,自然在原始层面上给农民提供直接的生产资料的意义越来越小,与之相反,资本权力开发的力度却越来越大,工人只能服从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为了保证自己生命的延续,他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活动能力出卖给资本家。另一方面,资本家通过获得工人的生命活动能力,将其作为资本权力运行的有效工具,实现了资本权力实质性统治。这两大历史变换,为资本权力运转奠定了前提性的基础。
  资本权力运行的历史性变革,必然引起治理方式的变革。过去传统政治中等级制以及各个等级之间的严格限定,现在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关系所替代。与此相伴的则是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传统社会权力的统治作用一般是强制式、权威式的,统治者更加愿意采用以身体惩罚为主的控制方式,权力的作用场域也较为有限。现代社会的权力统治方式则更加隐蔽、更加深入,覆盖面也更为广泛,它的发生域不仅仅在监狱系统,其统治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权力对人的生命的控制,就是这种特点的表现。马克思对于资本权力运行的这种历史性作用持批判态度,他肯定了资本对过去一切世代社会关系的变革性作用,即资本“伟大的历史方面”。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对这种作用提出了鲜明的批评。资本权力的历史进步性,就人的生命政治和人的生命活动的物质财富的结果来讲,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比以往一切世代的生产方式都更有效,诚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它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36。而就人的生命活动的形式来讲,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了以往社会形成的各种人身束缚,使得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交换,也使得人身获得了自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与此相伴的是,资本权力的运行场也由传统政治的宫廷、教堂、监狱、军事战场等转到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现代工厂,人的生命活动状况受到现代企业的纪律和制度的约束,其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也被现代企业资本家牢牢控制,甚至人口的生产也成为资本权力运行的对象。这种貌似温和的规训,使得人的生命活动同人本身发生质的差异,从而使得人的生命活动成为一种没有创造力的机械化运动。
  (二)资本权力运行的现实载体——工厂规训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传统政治的发生领域发生转移,由过去国家政治生活及相关制度实施的特定场域转移到较为普遍的现代工厂。工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产物,在资本家眼中是“理想的习艺之所”“自由圣地”,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工厂却是“恐怖之所”“苦难窟”。工厂俨然成为现代政治权力运行的现实躯体,人的生命在现代工厂的规训之下成为资本权力运行的控制对象。工厂规训通过控制人的生命以追求生产资料运动的不停息,进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殖,为资本权力运行目的的实现发挥作用。工厂规训首先表现为资本权力对人的生命的时间规训。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都考察了工人受资本控制的工作日,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会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种是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扩大或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压缩工人的休息时间和必要的生活时间。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这种做法也往往被工人叫作“啃吃饭时间”[10]281。資本家通过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时间的压榨使得人的生命时常处于撕裂的状态,“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还会“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克扣吃饭的时间”,从而导致工人的身体的提前早衰和夭折[10]294。现代社会形成的八小时工作制是工人和资本家长期斗争的产物,不是资本家大发善心主动提议的。另一种是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或者通过采购新的生产资料、改进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以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相对扩大剩余劳动时间,从而为资本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无论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局部工人,还是机器化大工业时代的“长着手”的工具,资本都通过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得人的生命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的生命成为在资本监督以及机器操控下的一种“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运动,人的生命能力成为一种空虚的、薄弱的存在。
  工厂规训还表现为资本权力对人的生命的机器规训。如果将工厂作为资本权力运行的现实“躯体”,那么机器则是资本权力运行的“毛细血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有单独论述机器的章节。在这两部著作中,他都强调了现代化机器大生产对人的生命的操控,使得人的生命活动成为一种与现代化大机器体系运转相适应的机械运动,人的生命成为“长着手”的工具。机器规训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化机器体系和工场手工业不同,机器体系“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产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10]355。这种死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倒置,为资本家打破工人劳动的自然界限和道德界限,提高劳动强度,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现实途径,而人的生命最终被规训成一种机械体系的分布点,成了这种机器体系的单纯附件,生命的内涵和意义变得十分空虚。   工厂规训最终表现为资本权力对人的生命的制度规训。工厂制度带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表现为资本对人的生命的控制和剥削,它使得人的生命活动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倒置,而且是实质上的倒置,最终使人的生命完全听从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因为从资本的内涵来分析,以往的政治哲学家往往将资本归为一种生产要素,这种资本的内涵只是从其物质形态所进行的简单分析,并没有抓住资本的本质内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具有二重性,它不止是物质,更是一种生产关系,正因为资本这一特殊生产关系,资本权力才得以可能。从这一层面来讲,人的生命活动已经不仅仅在机器层面上听从于机器的指令和安排,而是资本通过机器这一现实躯体对人的生命实现的实质控制,使得资本权力对人的生命形成制度性控制和剥削。
  (三)资本权力运行的最终目的——生命成为工具
  资本权力对人的生命的控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对人的生命主体的控制和剥削。人的生命从应然状态来说,本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但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却是一种被动的不自觉的活动。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巨大的现实差异,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质上不属于自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创了历史先河,在全社会范围内变革了以往社会人身统治的权威政治,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国家经济生活。每个人都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自由地进行交换。对于工人来说,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交换,进行买卖。这样,人的生命就会沦为资本权力的控制对象,成为替资本创造剩余价值、替资本干活的工具。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以资本权力批判为核心,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指出人的生命活动不是人的生命,而是一种资本的运动,是一种失去创造力的机械式运动。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命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旦成为一种商品,资本就会按照商品人来进行生产,把“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8]171,这种生命的资本化就是为了资本的生命化,人的生命也就成为一种维护资本权力运行的物质要素、一种商品、一种静止的物、一种死劳动。但是,人的生命不仅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生命活动。而资本权力运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商品人、工具人、要素人的生产,并不是为了人本身的生产、完整的人的生产。这种目的的颠倒,揭示了资本权力运行的虚伪性、压榨性、奴役性。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言:“就像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一样,工人也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11]因此,人的生命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下,只会成为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物,人的生命活动也就成为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工具,生命的本真体现为现代机器体系——人的智力产物,而人却成为现代机器体系操纵下的木偶,成为机器体系运转的附件,人的生命的本质内涵被现代化机器体系和机器智能替代了。
  人的生命的本质内涵的剥削,导致人的生命需要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只能是按照资本权力运转的需要来生产,而没有获得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导致人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而不是中心位置。这种差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资本权力的控制,使得现实的人时常处于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交织的状态中,人不仅对外界的感知只能看到现实的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且人的生命也成为商品,这就表明生产的目的只能是物,而不是人本身。这种生产的目的的颠倒使得现代社会出现了商品拜物教,生命不再追问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而是向周围的各种商品膜拜,商品背后人的生命本身处于被物奴役的状态。这种拜物教的现象反映了人的生命在资本权力控制下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状态,商品拜物教背后起作用的是资本权力,是资本主义形成资本运行的各种生产关系,本质上是资本权力对人的生命的奴役和控制。这种奴役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表面上看是资本的增殖,实质上是对人的劳动的浪费。“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10]103,这种生产方式本质上是狭隘的、自私的,它用一少部分人的享受剥夺了另外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未来社会只有破除物的奴役,使人的生命活动以人本身为生产目的,才能实现人的生命的真正解放。
  四、马克思生命理论的价值旨归——人的发展
  纵观马克思生命理论的逻辑进路,主要以生命的异化和異化的生命、生命的生产和生产的生命、生命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生命化为发展脉络,以资本权力批判为核心内容,对资本权力运行的两大变换、人的生命的工厂规训、人的生命能力的剥削进行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命样态的批判,反映了其观照方式与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生命政治的不同。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生命政治理论主要从治理哲学的角度来对人的生命进行政治解读,无论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还是阿甘本的“例外状态”,都是从治理的角度对人的生命的样态进行观察。并且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生命政治,不像马克思那样,有着宽宏的历史和学科视野,他们缺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奠基,最终使其理论成为一种抽象批判。马克思的生命批判理论不仅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样态进行了研究,而且从元哲学角度对人的生命的本质内涵、历史性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存在形态,进行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批判。正是如此,马克思从人的生命的社会现实维度,将其生命批判的价值主旨归结于人的发展。
  马克思将生命理论的价值旨归归结为人的发展,就是要确立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以克服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机器对人的规训,使人的生命活动真正成为人的本真活动,不再是为了其他别的什么目的,而是为了人本身进行生产。现代化的机器体系作为人类科学知识长期积累的发展成果,是人类知识发展的体现,但是这一发展成果在生产过程中却表现为不是人操作机器,而是机器在操纵人。通过现代化的机器体系,一方面人的生命能力被分割很狭小,人的功能和作用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并不能得到完全的发挥,人的生命属性遭到压制。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化机器体系在大量制造多数产品时,也制造出了现代化的产业大军,他们必须接受现代工厂的管理,接受纪律的规训,接受机器生产的要求,人被填充为机器的附件,随着产品的生产一同生产出来。这样人的生命就会成为一种消极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质上就不是为了人,不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另一方面,机器体系作为人类文明的社会果实,“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2]102,却成为资本权力的现实躯体,而没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財富,只是少部分人的成果。“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12]101以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获得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导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处于对立的位置。以至于,我们看到一部分人的生活的富裕来源于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一部分人的生活的自由来源于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一部分人的多种多样的生活来源于另一部分人的单调乏味的生活。这一切的对立,只有在克服资本权力的狭隘性之后才能解除,人才能真正为了人而生产,不是为了其他人或者什么别的目的进行生产,也才能充分激发全体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社会知识不断推陈出新,让社会知识的成果充分涌流,人才有可能获得现实的发展条件。
  因此,要将资本“伟大的历史方面”充分地发挥出来,以更好地作用于人的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伟大的历史方面”体现在方方面面,它对人的交往、人的需要、人的财富、人的能力、人的自由等都起到历史性的变革作用。但是,正因为资本本身的二重性矛盾,导致这一变革性的历史作用反而成为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新的“牢笼”,导致它总是以一种冲突和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未来社会,马克思认为要确立以人的生命的本质发展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让资本文明的现代成果成为普及大众的普遍果实,使人摆脱被资本奴役的悲惨境遇,让人来驾驭资本文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为自己的理想社会所做的生命政治图景一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8]537。这种美好的政治图景只有在克服资本的狭隘性后才能得以实现,每个人才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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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雨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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