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建构:科学思想、价值立场及目标指向

作者:未知

  摘 要: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科学思想、明确价值立场、确定目标指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保持开放性的话语姿态,是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所应坚持的科学思想;中国话语建构“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面向人民”,是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所应明确的价值立场;追求“真理性” “价值性”“共在性”是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所应确定的目标指向。
  关键词:中国话语;科学思想;价值立场;目标指向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4-0056-05
  
  
  基金项目:海南省意识形态与舆论研究基地后期资助课题“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路径研究”(20HQZZ13)。
  
  作者简介:李万平(1992-),女,安徽亳州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中国话语指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时代要求和文化传统等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归根结底属于现代性的中国版本”[1]。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其科学思想、价值立场以及目标指向,贯穿中国话语建构的整个过程。
  一、中国话语建构的科学思想
  为了建构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需要的中国话语,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必须有科学思想作指导。科学思想是蕴含于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之中的最深层最本质的东西,是关于中国话语建构及其规律的一般性认识。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的科学思想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以及保持开放性的话语姿态。
  1.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它不是抽象的一般,不能脱离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具体实际而存在。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健康地生存和发展下去,也正是通过与具体实际的“相结合”才能显示其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就曾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在历史上,毛泽东率先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他看来,“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4]135江泽民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5]胡锦涛强调:“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6]习近平也反复强调并深刻指出:“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7]由此看来,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首先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中国话语建构的基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中国话语的建构也就丧失了理论根基,没有了科学依据。但同时,中国话语建构也脱离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中国话语的建构才能卓有成效。综上来看,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转换为带有中国民族特点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话语体系,才能有效推进中国话语的创新和发展。
  2.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实践是极其复杂的,这就必然要求中国话语建构者要坚持以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来观察世界、判断形势、认识问题。通过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中国话语建构者能够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建构中国话语;能够以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现实问题为导向,提高其科学分析问题、理性看待问题、着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实践中,精准把握多样问题中的总问题、多层问题中的元问题,并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系统调查研究,不断推动中国话语的创新发展;能够深刻阐释并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矛盾运动的趋向;能够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人民至上。纵观4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的历史实践,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人民意志、引领现实实践的中国话语,关键就在于他们始终坚持把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自觉地运用于中国新的实际,通过解决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实践问题,进行中国话语的建构。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到了21世纪前10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又要解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总的来说,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成了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最根本的方法,以此建构中国话语,才能取得中国话语建构的最佳效果,达到中国话语建构的最终目的。
  3.保持开放性的话语姿态。
  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需要随着时代的步伐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当然,中国话语的建构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保持开放性的话语姿态。首先,向实践开放。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要向新鲜丰富的实践开放,并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以求能够逐渐完善中国话语的新样态、新表达,并用这种新的理论成果指导新的社会实践。为此,一是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要尊重实践逻辑,避免过度强调话语体系的通融和自洽而切割社会实践,并最终导致中国话语建构的价值和意义被弱化。二是要不断地根据实践变化的需要,对既有话语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价值性进行重新审视,并从这一实践中寻求话语创新的内在动力。其次,向世界开放。在向世界开放的问题上,应当注意,当下我们在进行中国话语建构时,需要对世界范围内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和知识加以必要的借鉴和吸收,使之能够更好地为中国话语建构服务。毛泽东就曾指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8]另外,通过向世界开放,能够使我们从一个更为全面和综合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交往普遍加深以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现实背景下,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所受到的外部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话语适应和改造外部环境的能力,有效推进中国话语的发展。最后,向未来开放。向未来开放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要为现在尚未认识,但将来可能会接触到的新事物预留出相应的发展空间,使中国话语具有更大包容性和预见力,进而使之既能为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富有价值的解读,也能为中国话语进一步走向成熟保持合理的预期,有效强化中国话语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不静止、片面、僵化地看待中国话语的建构成果,并始终将已建构的话语理论成果放在一个可发展、可讨论、可完善的状态中,使其经受长期的实践检验,并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段内得到丰富和发展,以延续、保持中国话语旺盛的生命力。   二、中國话语建构的价值立场
  任何话语的言说和建构都有其既定的价值立场。这就意味着,中国话语的言说也必须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即中国话语的建构要始终做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面向人民”。
  1.中国话语建构“为了人民”。
  中国话语建构始终坚持“为了人民”。其一,“为了人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极为丰富的民本思想,我们可以从相关文献中发现有关民本思想的各种观点表达。如,以民为本的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顺应民心的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富民利民的思想:“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氾论训》)。其二,“为了人民”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树立为党的奋斗目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把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三,“为了人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长远利益,并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有一种基本的、天然的价值关联。当我们梳理中国话语建构的历史脉络时就会发现,中国话语建构的一个清晰的逻辑起点就是始终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譬如,“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的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的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提出,等等,从根本上说,这些话语提出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民”。
  2.中国话语建构“依靠人民”。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习近平也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0]这就表明,中国话语的建构绝不能仅仅依靠少数的知识精英群体,还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依靠他们的智慧力量,依靠他们的判断评价。一方面,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首先要充分发挥他们参与中国话语建构过程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转化为推动中国话语建构的强大力量。同时,还要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注意总结和凝练他们创造的新鲜经验,并积极鼓励那些有思想、有文化、有责任的人积极加入到中国话语建构工作中来,使他们成为中国话语建构工作中的优势力量。邓小平曾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382由此看来,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不能忽视。另一方面,依靠人民群众的判断评价。人民群众是评价判断的主体,他们的判断和评价是中国话语建构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根本标准,是促进中国话语不断发展完善、不断走向成熟的根本动力,也是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建构中国话语积极性、发挥集体优势的必然选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1]因此,中国话语的核心要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理论创造,其在建构过程中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是否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诉求、是否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对这种适应性和代表性的重要评价来自人民群众的感受、态度和认同度。总而言之,中国话语的建构要紧紧依靠人民,要把中国话语的建构建立在依靠人民的基点上,既依靠他们强大的智慧力量,也依靠他们积极的判断评价。
  3.中国话语建构“面向人民”。
  中国话语建构面向人民,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话语建构要面向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了中国话语建构的原料和半成品。中国话语的建构者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整理和加工或从中产生灵感、汲取智慧,最终能够建构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能够有效引领中国实践的话语成果。其次,中国话语建构还要面向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国话语的生产和实践过程就是不断回答和解决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国话语是在回答和解决实践遇到的问题中产生的,回答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成为中国话语建构最基本的推动力。而一旦离开了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中国话语建构也就失去了现实根基,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所限,中国话语在其生产和实践过程中不可能对极其复杂的实践中的所有问题都事无巨细地去进行回答和解决。因此,这就需要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始终面向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建构中国话语之前,要进行认真调查和研究,通过调查和研究抓住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需要建构什么样的中国话语,中国话语又如何引领好中国实践的发展,如何保证中国话语的建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为中国话语的建构明确了方向、突出了重点。最后,中国话语建构还要面向人民群众的话语风格。中国话语的建构要在顺应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习惯、语言风格与接受程度,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的、大众的语言风格和话语体系,并以此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话语的有效认同和积极践行。   三、中國话语建构的目标指向
  中国话语以追求“真、善、美”统一为目标指向,“真”是指“真理性”,“善”是指“价值性”,“美”是指“共在性”。这为中国话语的建构工作提供方向性的指引,进而使中国话语建构的结果更符合现实需要,也更能有效地保证中国话语建构目标的实现。
  1.追求“真理性”是中国话语建构的根本任务。
  在中国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只有不断追求“真理性”,才能发现真理和获得真理。同时,只有具备真理性的中国话语,才能够进一步发挥对于中国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首先,作为中国道路的话语表达,中国话语需要与时俱进。中国话语建构者需要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应该“怎样走”、走的方式方法进行有效阐释和表达,建构能够阐释和指导中国道路实践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其次,作为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中国话语需要自我完善。中国话语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在实践中建构,在实践中发展,同时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经受实践的检验。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话语的建构需要面对不同的时代课题,需要适应不同的发展要求。因而赖以保持中国话语真理性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话语只是历史地表述着的阶段性的真理、时代性的真理,而非恒定性的真理。这就决定了当前所建构的中国话语不仅需要继续经受长期的实践和反复的检验,而且还需要随着时代步伐而前进,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在必要时,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话语概念的完善和调整,以使之能够继续保持当下的合理性和真理性状态。最后,作为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话语需要丰富发展。中国话语不可能概括一切实践经验和群众经验,因为实践经验和群众经验的积累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对其进行“思维操作”,并在观念中对这些经验进行分解、综合和改造,通过科学的抽象、创造性的思维,将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和理论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概括进中国话语体系之中。另外,因为实践经验和群众经验本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着,新的实践经验和群众经验层出不穷。因此,未被纳入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实践经验和群众经验,就始终是存在的。这就表明,中国话语并不能维持其永久的真理性,中国话语的建构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和持续性的工程,加强中国话语研究与中国话语创新,建构具有“真理性”的中国话语仍在推进之中。
  2.追求“价值性”是中国话语建构的重要目标。
  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不仅要追求“真理性”,还要追求“价值性”。中国话语的价值性在于其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能够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首先,中国话语的建构要能够“解码”中国道路。要能“解码”中国道路,讲清中国道路成功背后蕴含的深层次逻辑和因素。同时,通过中国话语的建构明确中国道路的性质定位,即中国道路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坚持改革开放、践行和平发展理念的中国式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进而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道路的无端指责、抹黑,甚至是攻击。其次,中国话语的建构要能够回答和解决国内国际问题。中国话语总是需要通过回答和解决国内国际的重大社会问题,才能够凸显其建构的价值和意义。这就表明,中国话语的建构既要能够回答和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也要能够为回答和解决全球共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仅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且还能够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再次,中国话语的建构要能够提炼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要能够把中国成功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安排经验转化为知识的创新与生产,进而在理论上展现中国思想、塑造中国话语、设计中国概念、提出中国主张,并将其中具有普遍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思想、话语、概念和主张积极主动地推向国际舞台,为解决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最后,中国话语的建构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西方话语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不仅无能为力,而且还存在着别有用心的“带节奏”,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建构中国话语来讲好中国故事。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故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同世界合作共同发展的故事、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中国抗击疫情的故事等更完整、更清晰、更生动地讲述出来。通过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不仅能够塑造中国形象,还能提升中国影响。
  3.追求“共在性”是中国话语建构的应然指向。
  西方话语是西方特殊语境下的产物,是对西方特殊情势的反映,因而这一特殊的产物既完全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不能有效引领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这就必然导致西方话语在中国话语语境中总是那么不合时宜。因此,西方话语并非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性,其作用的范围也着实有限,而一旦超出西方自身的作用范围,其话语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以及实践价值便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因此难以被其他话语所理解和接受。这就使得我们在讨论西方话语的现代价值时,不应在“一味贬斥”与“高度褒扬”之间两极摆动,而应该历史地、具体地、客观地考察西方话语的生成机制,一方面既肯认西方话语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细致辨析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本质性差别,深入思考并揭示西方话语对中国话语的建构所具有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使其能够为中国话语的建构提供进一步的思考。因此,在处理中西方话语关系和建构中国话语的问题上,要将中西方的话语差异既作为一种本体存在,也作为一种交往性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加强话语双方之间的对话交流。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自我建构和世界建构的所有方面都是以主体间的理解和交往作为中介的。这里不存在单独的享有特权的观点。”[12]也就是说,中国话语在建构过程中应该保持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二者之间的合理张力,既不能忽视西方话语中的合理成分,也不能任由西方话语中各种错误思潮的肆意渗透。只有将中西话语双方置于一种充满张力的话语关系之中,才能够真正实现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交流,并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寻求扩大和深化话语双方的利益汇合点,实现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和谐“共在”状态。综上来看,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明确摈弃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做法,代之以一种从话语双方的关系维度思考中西方话语问题的辩证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最终达成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异质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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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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