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习教育作用于国家治理的价值意蕴、显著优势和实践要求

作者:未知

  摘 要: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是新时代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政治资源。学“四史”有利于我们党找准历史定位以增强行动自觉,把握历史规律以提高执政能力,溯源初心使命以坚定“四个自信”。“四史”学习教育作用于国家治理具有显著优势:坚定党的领导以确保国家治理正确方向;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以保障人民治理主体地位;坚持中国道路以坚定国家治理现代化远景目标;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确保国家治理逻辑科学性。新时代开展“四史”学习教育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而为奋战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关键词:“四史”学习教育;国家治理;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4-0113-0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习近平关于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统一重要论述研究”(2020YJS19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米亭(1992-),女,河北保定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入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对新形势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出更高要求。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以制度优势应对时代变局,以治理效能推进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弥足珍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瑰宝。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准确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把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转化为最大治理效能,进而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是“四史”作用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显著优势和价值体现。
  一、“四史”学习教育作用于国家治理的价值意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认真学“四史”,在历史流变中找准历史定位、把握历史规律、溯源初心使命,对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史知责:找准历史定位以增强行动自觉
  历史的演进以联系、发展、连续的形式存在,生动记录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与盛衰兴亡。关于讲历史、看历史,习近平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学“四史”同科学把握党和国家发展所处历史方位、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对我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作出精辟概括,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 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2]从习近平所阐述的历史脉络和线索来看,“三大历史性事件”和“三大里程碑”分别对应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时间范畴,生动诠释了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所完成的神圣使命。他以历史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視角讲述历史、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的科学思维和历史思维,对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贯通中认清历史方位、把握历史走向、谋划发展大势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看,新时代是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既是党史和新中国史划时代的一个新坐标,是改革开放史的延伸和发展,也是在新中国70多年、包括改革开放40多年的艰辛探索中,以量的积累引起质变的结果;从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看,新时代的历史主题是复兴,奋斗目标是强国[3]。鉴于此,只有学好“四史”,我们才能在历史的大视野、大逻辑中追根溯源、继往开来,在党领导人民救国、兴国、富国的伟大实践中增强行动自觉,在新时代实现强国的历史使命中主动担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
  (二)学史励能:把握历史规律以提高执政能力
  习近平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4]91但同时他也用“四比”“三靠”言简意赅地指出,“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4]91,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来不断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
  问政于史才能以史鉴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大专门史以整体、联系、发展的历史和历史思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艰辛探索和破浪前进的宏观视野下,科学阐释并深刻印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在理论与实践、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中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是我们党在执政70多年和领导改革开放40多年历经曲折而愈挫愈勇、备尝艰辛而愈加成熟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具有科学性、真理性的经验总结,对新时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指导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求我们从“四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中寻找历史经验,深入挖掘和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治国理政智慧和方法,在把握党的执政规律中创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增强我们党科学研判世界发展大势、抵御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的执政本领,不断筑牢党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   (三)学史明道:溯源初心使命以坚定“四个自信”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国内外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裹挟着“民主”“人权”的西方价值观肆意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污蔑中国是“资本社会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大肆鼓吹所谓的“宪政改革”,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究其根本。这一论调把党的领导同《宪法》原则相对立,其实质在于要求中国实行多党制、权责分立、军队国家化的资本主义政体,进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5]。再者,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披着“学术外衣”大张旗鼓地拿党史、新中国史做文章,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大肆鼓吹“告别革命论”,攻击、丑化、污蔑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及英雄人物。从根本上说,这些错误思潮旨在动摇和瓦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从而彻底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航向。
  针对质疑和曲解,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6]。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正式把社会主义发展史列入历史学习教育的范畴,在总体上形成学“四史”的集聚整合效应,为我们从更宽广更纵深的比较研究中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内在逻辑提供根本遵循。“四史”深刻印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4]21,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7],且正在逐步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因此,学“四史”有利于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500年的演进历程中溯源初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4]22的政治立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而不断增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四史”学习教育作用于国家治理的优势体现
   历史学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史鑒今、服务现实。“四史”植根中国大地,早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宝贵政治资源。这一政治资源作用于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显著优势,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定党的领导以确保国家治理正确方向的优势
  “四史”并非简单的历史接续,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时间的交错与重合,但其内在逻辑却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脉络:以百年党史为主线,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我们党领导人民缔造人民当家作主新型国家的新中国史和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改革开放史,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中最成功的鲜活样本。“四史”以不争的事实表明,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别的政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核心优势,是确保国家治理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胡乔木曾回忆说:“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8]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光明前景,“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9]。方向问题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因为不管是夺取政权还是治理国家,政党理论准备不足或缺乏实践经验都是可以在学习和斗争中克服的缺点,但如果在政治方向问题上出现偏差,就会像苏联共产党一样不可避免地犯颠覆性错误,最终导致亡党亡国。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讲了红军长征时的一个故事: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向南走向北走”根本上是行动方向问题,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对政治方向的清醒认识和行动自觉。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出现过一些重大错误与挫折,也面临过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严峻挑战,但即使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党也始终没有动摇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而是一次次经受挫折又一次次奋起,带领14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奇迹。在当前和未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讲好、用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发挥党政治指南针的作用,如此才能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廓清思想迷雾,排除各种干扰,在国家治理中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迷向、不动摇。
  (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以保障人民治理主体地位的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是贯穿新中国70多年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并构成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因此,学新中国史,必须科学把握其历史主线,坚定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使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的本质是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国家消亡就是国家权力回归社会,实现人的自我管理和社会的自主管理。诚然,国家消亡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而在世界历史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和竞争、当今世界处于政党政治的时代,实现国家治理民主和效率的统一,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内在要求。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讲到国家体制时就说过:“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10]676-677。新中国诞生使真正的人民民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付诸实践。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庄严宣告,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胜利召开,会议制定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标志着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正式确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逐渐形成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展现出“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11]。   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的惨痛教训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翻身作主、掌握命运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 关于民主,马克思曾说过:“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13]。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国家、国家治理和人民的一般关系具有明确规定性,即国家治理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民众广泛参与的治理,是实现人民的治理,而非人民为国家治理而存在。质言之,只有在整个国家治理和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意志,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民主治理、有效治理和现代化治理。
  (三)坚持中国道路以坚定国家治理现代化远景目标的优势
  从1978年12月召开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时间范畴,虽然只有40余年,却鮮活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就时间节点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属于党史和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大历史观的视角、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审视这40多年的发展逻辑,可以看到我们取得的诸多历史成就,其中突出体现在两点:一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完全认知,到创造性应用的认知系统的科学化、有效化转变。二是改革开放发展逻辑从一开始就鲜明指向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破除了以往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固化模式,以中国之治彰显出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路径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不是预先设计,而是“随机行走与有限理性结合”[14]的结果。一方面,苏联模式的弊端和中苏关系破裂迫使党内早就开始思考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加之“文化大革命”全面暴露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引发历史反思,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国内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和显著成效、大批官员和专家走出国门考察所受到的思想冲击和巨大挑战,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领域的变革,在基层大胆尝试、局部试验推广和科学领导决策的互动关系中创造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的改革推进,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逻辑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建设模式演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内生于人民群众的改革愿望和实践探索,得益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的锐意改革,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本土创新和调试的必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可能的选择”[15],事实证明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尽管改革伴随着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在前期也呈现出明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特征,但中国道路从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向现代化。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我们党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在制度调试和治理能力的张力作用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新时代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载体、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主要抓手集中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力争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建设,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使中国道路在和中国之治的良性互动中越走越宽广。
  (四)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确保国家治理逻辑科学性的优势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说到底就是各国社会主义者把科学社会主义同本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时代化本土化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书写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探索中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的生动体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确保我国国家治理逻辑科学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巨大优势,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全新选择和有益借鉴。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经典论著中曾预测性地阐述过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把这些基本原则运用于中国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在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的同时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具体实现形式表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一系列与我国国家治理相联系相对应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如社会发展需要划分阶段、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共同富裕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全面领导等等[16]。关于国家治理,习近平曾总结说:“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4]91这一重要论述科学准确地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我们还应保持“自豪而不自满”的清醒认识,旗帜鲜明地回击西方错误思潮的剧烈冲击,深刻披露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政治企图,始终明确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照,使曾经被西方国家定义为“普世之路”的现代化道路开始走下神坛、走向死胡同。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以不可辩驳的优势彰显出中国国家治理的鲜活生命力,为解决世界难题、推动全球治理朝着科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提供了完全超越西方“国强必霸”逻辑的中国智慧,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深刻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性、真理性。   三、“四史”学习教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我国发展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在学史、用史上下功夫、显成效,在“四史”学习教育中为国家治理破解难题找答案、指方向、谋长远。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而更加明确国家治理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作为阶级统治和阶级专政的工具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规律,而无产阶级专政也即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将是国家自行消亡的最后一个存在形式。就此而言,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发展性、阶段性、递进性的演进特征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成功实践,以历史史实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标志性成果。因此,“四史”学习教育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从而为在新发展阶段上推進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思想资源和根本遵循。
  其一,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广泛人民民主相统一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7]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提出一系列基本原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具体实现方式上,无产阶级专政包含两层基本涵义:一是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二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正如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所指出的:“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8]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最广泛的工农联盟,以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形式实现最完全的民主治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在国家治理中的全面领导作用,真正实现了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统一,而不至出现漠视群众利益、党派或利益集团相互掣肘、浪费社会资源的治理乱象。因此,“四史”学习教育要讲清楚中国国家治理的最大优势,以党的全面领导和人民民主治理的内在统一推进有效治理。
  其二,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和社会治理相统一的基本职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国家职能突出表现为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而“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9]。这也就是说,国家治理要奠定在现实社会基础上,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秩序和实现公共事务有序管理为基本前提,这一重要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社会现状,毛泽东率先提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以“四个现代化”开启了我们党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深刻认识到“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20],他打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固化观念,以经济双轨制渐进推动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替,对快速提升我国经济总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国家治理内容从政治、经济层面逐步向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层面扩展,使社会治理职能和结构日益趋向系统性、全面性和协同性。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以史资政,“四史”启示我们,处于新时代新阶段,我国仍然要坚持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为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二)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而不断净化国家治理的政治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70多年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例,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甚嚣尘上,利用广播数字媒体、移动客户端以隐蔽化、碎片化的文本、符号随意裁剪历史、“反思历史”,极力抹黑、“虚无”党史国史,刻意凸显党史的曲折性、割裂国史的连续性,意在从民族认同和价值逻辑上消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揭露这种社会思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图谋,告诫全党,“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21]。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就是要用历史原貌和历史事实来坚决反制历史虚无主义,以实事求是的史实资料来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本质作最坚决的斗争,进而为我们党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以不断净化我国国家治理的政治环境。
  其一,以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以党史为例,南昌起义创立军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建立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其客观性、连续性、规律性汇成强大的历史合力,印证并捍卫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和历史事实。正如习近平所说,这一历史进程“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22]13。这个论断有力回击了历史虚无主义者割裂和否定历史完整性、肢解和碎片化历史事件,进而否定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不良用意和政治图谋。我们党把学习“四史”放在如此重要位置,就是要以“四史”的内在联系性和历史必然性来澄清割裂历史的错误认识,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以联系、发展、完整的历史眼光正确看待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实践史,进而不断凝聚历史共识,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其二,以科学公正的态度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学习和研究“四史”必然会涉及如何认识和评价重要历史人物的问题。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对本民族的领袖人物、英雄人物所抱有的态度直接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观。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抓住这一点,脱离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以片面、狭隘的人性视角肆意污蔑、虚无历史人物尤其是党的领袖人物的卓越功绩,妄图通过否定国人心中的英雄模范来扰乱社会主流价值观,消解人们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借以否定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四史”学习教育必须充分占有原始史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正面抨击历史虚无主义者制造的“糖衣炮弹”,以习近平提出的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六项原则精神为指导,讲清楚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一要讲清楚“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眼界和胸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的限制” [22]12。二要讲清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离开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影响作用,不能把历史功过简单地归于个人。三要讲清楚“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22]12。   (三)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而不断提高治理主体的实践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效能。即治理主体的制度执行能力和制度体系耦合所形成的实际治理成效,其关键因素是治理主体的执行力,在我国国家治理的政治语境中侧重党的领导干部的治理实践能力。因此,学“四史”要在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吸取历史教训,实现“过河”与“架桥”的有机统一,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其一,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历史思维能力。从广义上看,历史思维是一种习惯、一种能力、一种自信、一种担当[23],它首先源于我们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强烈认同和高度自信、对社会主义发展史光明未来的乐观态度,其次体现为在国家治理中以科学的历史思维方式和不忘初心的历史担当解决问题、化解风险的实际运用行为。运用历史思维、借鉴历史经验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要求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四史”,“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4]405,在学习历史中“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4]406。质言之,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四史”学习教育中主动学习,以大历史观在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中主动作为,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我国新时代新阶段的复杂环境和目标任务,抓住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为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其二,培养领导干部的系统思维能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系统观念列入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基本原则,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系统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要求领导干部要从事物发展的总体与全局、要素与结构、集成与协同、定性与定量上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以统筹推进与把握重点相结合、综合治理和重点治理相结合的系统思维全面解决好国家治理中的重大问题[2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运用系统思维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方针,如“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好“六稳”和落实“六保”等。讲“四史”要讲清楚我们党如何运用系统观念应对国内国际复杂形势变化、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以前瞻性、战略性、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注重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应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治理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新阶段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目标任务提供强大支撑。
  其三,提高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本领。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回望“四史”,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身参与国际工人运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合著完成《共产党宣言》这部巨著,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5],“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10]522,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溪乡调查》《农村调查》等著述直到今天依然是提高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能力的纲领性文献。20世纪70年代,党中央高层多次出国考察,其实质就是调查研究,实际到国外走一走、看一看,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从而直接推动了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先后走遍全国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奔赴多个贫困村进行实地考察,以身示范,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今天,我们学“四史”,就要学好、讲好、用好我们党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练就调查研究的這个硬功夫,不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治理能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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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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