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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的“追寻者”到革命的“宣扬者”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邓文

摘 要:在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思潮深耕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与社会情状、革命政治和大众视野休戚相关,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作家的艺术创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老舍,以“抗战派”的身份不断介入社会政治文化中心,自觉吸纳、择取左翼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精神。在左翼文学思潮的熏染下,他完成了“文学社会功利价值论”压倒“文学艺术本质价值论”的思想转向,以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实践实现了宣传效果,形成社会性与人民性并举、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创作特色,形塑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为左翼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力量。

关键词:左翼文学思潮;老舍戏剧;文艺转向;创作手法;创作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3-0145-07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形成一种全球化趋势和世界性视野,深刻反映了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在需求。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左翼文坛肩负起时代重任,秉持批判与战斗的品格,赓续、深化了“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拓展了文学描摹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引发了大众的共鸣,激励了众多文艺生产者,产生了強劲的影响力。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老舍,面临从“启蒙到救亡”的时代转向与文化语境,在左翼文学的熏染下,自觉吸取左翼文学的理论资源和精神理路。他怀着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真理意识,形塑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起到了革命组织作用。本文以老舍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老舍在左翼文学熏陶下的思想转向与文学道路,探寻老舍与左翼文学思潮内在的精神联系。

一、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老舍的创作转向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主导思维,其鲜明的爱国爱民意识和强烈的革命战斗精神广泛地影响了整个文坛。具有同样精神特质的老舍在和左翼文坛的互动中,深化了对革命文艺和文艺革命的认识,将目光聚焦在被压迫人民的命运、社会的主要矛盾、复杂现实以及革命者的心路历程上,“将对国民精神文化变革的思考,逐渐纳入政治革命的思考,更是有目共睹的”①。伴随着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老舍逐渐融会左翼文学的进步思想,将文艺视为宣传抗战和教育人民的“革命武器”,通过文艺大众化和通俗化实践实现了“文学社会功利价值论”压倒“文学艺术本质价值论”的思想转向。

1.关注、书写革命内容

老舍的文学道路始于“五四”,“五四”使老舍对爱国主义、救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以及人不再作礼教的奴隶、不再作洋奴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老舍的小说创作立足于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以幽默、轻松的文笔书写着“为人生”的文心,十分注重文艺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通过启蒙现实主义、人道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表达了他对“改造国民精神”这一时代主题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此时老舍关注的重心仍在个体、民生精神上,尚未聚焦于大众和革命的力量。

在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教期间,老舍以深广的国际视野对中外文化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审视与思考,逐渐认可革命民主主义的先进性。他深切关注着国内革命的发展,开始在小说创作中想象大众与革命,与今后“为着革命的利益,为着中国最大多数群众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为着从此创造新的中国和新的文化”②的左翼文坛产生了精神共鸣。1927年,老舍在《赵子曰》中提到“人人革命”的问题,倡导大众以知识为革命手段。在1929年的《小坡的生日》中,老舍开始描绘并肯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表明老舍已完成从“知识、教育救国”革命观到“反抗、暴动救国”革命观的过渡,认同了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1930年,国内的文艺论战从文学的革命转为革命的文学,普罗文学兴起。此时老舍回到国内,与左翼文坛频繁、密切接触,不断受到左翼革命气概的感染,自觉将革命的风景熔铸于人民日常生活图景中,开始思考反抗与革命对国人生活的深刻影响与改变。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老舍创作了《黑白李》,小说中白李带领人力车夫砸电车的“革命内容”就取材于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可见,老舍已由对个体、家庭生存境遇的关注上升到对严肃社会、集体、阶级的关注。白李不拘泥于对车夫的日常关怀,但能从宏观生存正义出发带领车夫造反,获得了车夫的支持与崇敬。而善待车夫和白李的哥哥黑李,是位恪守道德伦理、传统文化的谦谦君子,却不被弟弟和车夫所理解和接纳。这寓示着底层群众对“暴动革命”的接纳与肯定,对道德伦理文化信仰的游离,也显示老舍对革命者牺牲、反抗、大局意识的肯定与赞扬,对左翼革命文化的接纳。

但此时老舍坦言,自己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幽默冲淡了正义感”③。他更重视文学相对政治而言的独立性,注重发挥小说的艺术、美学特质,追求“美的文学”。他不明白某些革命者们的热诚与理想,也未像左翼文艺家那样把革命文艺当作宣传革命的工具。他认为当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时,会损害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这同鲁迅批判早期左翼作家因过分强调宣传效果而不注重艺术效果的观点异曲同工。

2.以革命文艺实现宣传效果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在枪与火、血与泪的淬炼中,意识到“抗战期间已无个人可言,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服从时代与社会的紧急命令——与服务——供给目前所需——的荣誉”④,“报酬,艺术,都不算一回事了,抗战第一”⑤,开始逐渐转向通俗文艺创作。1938年,老舍成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负责人,致力于对抗战教育的普及与宣传。“文协”会集了大量优秀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承担了“文协”所有的基层工作,与老舍在日常工作、生活和精神上默契甚多。

在左翼“留声机论”“组织机能论”“武器论”和“文协”工作的双重影响下,老舍认识到“文艺必不可免要成为宣传文艺,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⑥ ,自觉转向了“工具论”“社会化”“艺术必须尽责宣传”的“功利宣传观”,将文艺视作“民族革命抵御侵略和革命斗争的武器”。老舍发现,面对百分之八十不识字的同胞们,通俗的抗战文字宣传品难以起到作用。他面临着革命的宣传与宣传的革命:宣传给谁?宣传哪些内容和思想?用哪种形式和方法去宣传?宣传的思想如何被接受并产生积极影响?

面对这些问题,老舍选择继续走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通过“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来教育、动员士兵和民众,力求以“大众化”“通俗化”的革命文艺实现宣传效果。一方面,老舍注重深入民间、扎根民众,为了民众而创作。他认为“革命的文艺须是活跃在民间的文艺,那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新颖的东西是担不起革命任务的”⑦。另一方面,他强调抗战时期文艺作品必须尽到宣传的责任,倡导以创作出人民群众能够看懂的文艺作品为宣传的方法和途径,要求文艺创作必须通俗。因此,老舍选择可以表演于大众面前,写成即可上演,让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看明白,具有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特征的戏剧。这与左翼戏剧运动家们“激动大众、组织大众、最直接而最有力当然要推戏剧”⑧的思路不谋而合,更与左翼文坛将“当务之急的革命(抗战)的大众政治宣传,使其深入民间”视作“文学大众化”根本任务的判断高度一致。

这些创作理念在老舍《新刺虎》《忠烈图》《薛二娘》《王家镇》《忠贤会》五部京剧中得到较好体现。首先,这五部戏回应了左翼所倡导的“题材积极性”和对“大众”的关注。老舍将目光聚焦于农民和农村,利用旧思想、旧形式的积极面把民心引到抗战革命上,反映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应对抗战的精神面貌与革命情怀。《新刺虎》讲述了妇女康氏舍身为国,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故事。《忠烈图》向民众展现了一幅“忠烈群像”,陈氏一族无论男女都不顾个人安危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中。《王家镇》体现了老舍对“革命与宣传”的现实思考。《薛二娘》和《忠贤会》则采用了传统京剧中忠奸对比的模式,具有强烈的教育意义和宣传效果。这五部戏都是以展现人民群众的可贵精神和鼓舞人民的抗战意志为出发点,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民族革命中的力量、贡献和作用,使人民群众感到民族革命与自己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从而唤醒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其次,老舍为使群众理解、熟悉、接受和喜爱,选择屈就艺术性。他指出:“因为乡里的老百姓看戏要唱的长,不怕重复,尤其不怕噜苏,时而进去,时而出来,唱的做的老是那一套,他们最容易接受。我们既是为‘宣传’,我们就应该放下‘艺术不艺术’这个问题。”⑨因此,这五部京剧都反映并赞扬了民众革命,保留了京剧中受群众欢迎的传统唱腔、唱词与角色行当,按旧规矩装扮,且有不少老百姓喜欢看的武戏。可见,在这一时期,宣传意识和宣传效用占据老舍思想的主导地位。老舍通过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引发群众的情感共鸣,实现革命文艺的宣传效用。

整体来看,这五部京剧标志着老舍在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文艺观的深度转向。一方面,老舍从注重文学的艺术美学独立性转变为重视艺术的宣传性与社会性,实现了“文学社会功利价值论”压倒“文学艺术本质价值论”的思想转变;另一方面,老舍更注重找寻并表现中国人民的正面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积极力量,践行了左翼文学对“大众化”“题材积极性”等进步倡导。这不仅是老舍个人的追求,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共同选择,映射出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的交融性。

二、左翼文学思潮对老舍话剧创作的影响

在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老舍怀着强烈的大众意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出发,深入描绘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以“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⑩的创作手法,创作了《残雾》《国家至上》《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王老虎》《桃李春风》《五虎断魂枪》十部话剧,深刻揭示了抗战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老舍还用唯物辩证的眼光审视了中国文化的正负面价值,强调革命反抗精神,揭露并反思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矛盾与方向。他自觉践行了左翼戏剧“阐明社会矛盾,引导大众到发生一种革命的热情来反抗奋斗,而达到革命的目的”[11]的创作理念。在左翼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暴露与讽刺、唯物辩证观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老舍的现实主义思想得以深化。

1.运用“暴露与歌颂”的叙事手法

左翼文坛十分重视“暴露与歌颂”的理论命题,尤其在内忧外患、时局严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命题的时代意义更加鲜明。面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主要矛盾和抗战以来的复杂现实,老舍同当时忧国忧民、关心时政的左翼作家一样,采用暴露与颂扬的叙事模式和善恶美丑二元化的创作手法为抗战献出作品,创作出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话剧,深刻揭示了黑暗现实下人物的命运和心路,响应了左翼文学的号召,显现出其政治倾向性。

首先,老舍暴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以及被黑暗所笼罩的民族罪人和异化的人性。在《残雾》和《面子问题》中,老舍展现了国统区的种种乱象与腐化,深度揭露了国统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12]的负面特色。老舍抓住这一特色做文章,不仅鞭挞了民族的丑类与败类,更抨击了官僚的腐朽统治。话剧《面子问题》暴露、批判了国统区旧官僚消极怠倦、麻木不仁和涣散无能的抗战态度,歌颂了秦大夫和看护欧阳雪积极献身于抗战的爱国奉献精神和革命斗争精神。与此同时,老舍还暴露与讽刺了一些认贼作父、扭曲异化的汉奸以及注重享乐、浑浑噩噩的摩登男女,将他们的行径暴露在民众面前,以引起民众的警觉和憎恶,让民众看清腐朽统治的真实面目以及在此统治思想影响下异化、堕落的人们。老舍认为,“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文艺追求并阐明真理,不该敷衍、粉饰。为了真理,我们歌颂先进的人物,鞭挞落后的人物”[13]。他自觉将左翼文学思想贯通在创作中,与茅盾在《论加强批评工作》《八月的感想》《暴露与讽刺》中倡议的文艺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老舍对左翼文学理论的认同与实践。

其次,老舍关注在斗争中生活和在生活中斗争的大众,歌颂了他们的革命反抗精神、爱国爱民情怀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殘雾》《归去来兮》《大地龙蛇》的主角们皆面临着家与国的矛盾和抉择,老舍赞扬了做出正确选择的人物。《残雾》中,老舍通过“出走”“反抗”叙事展示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正面力量,对此给予肯定和褒扬,给大众带来了光明的向往和希望。这不仅是老舍对“娜拉走后”问题强有力的回答,更是其对革命现代性和必要性的认同与肯定。老舍还赞扬了《归去来兮》中的吕千秋,他心系国家,立志用心血画出“抗战的历史、抗战的精神和民族的正气”,这种有道德、有筋骨的人格正是老舍所欣赏的。还有“狂人”——疯妇李颜,她把对国家的忠诚与对爱情的忠贞连在一起,执着地发动身边所有人投身抗战以一洗雪耻,反映了老舍强烈的斗争精神、革命激情和动人的爱国血性,呈现出正面力量的摧枯拉朽之势。《大地龙蛇》中的赵兴邦放弃优渥的生活投身抗战,希望以革命精神团结人民,立志通过正义之战保护文化,守护人民,存续、建设、维护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自由,反映了老舍对和平、平等和尊重的向往。

战争改变了老舍笔下正面人物的生存处境,但并没有摧毁他们的心灵,老舍毫不掩饰对正面人物强烈爱国热情和反抗精神以及信念感和殉道性的褒扬之情。这些人物的心灵寄寓在老舍笔下屡次遭遇炸弹攻击,却始终没有一枚“正”打在此处;屋瓦虽已被炸飞过几次,门窗也屡被震落,但是决心抵抗毁灭的屋子仍在。如果说鲁迅笔下孱弱的、熟睡的中国人造成了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那么老舍笔下反抗的、觉醒的中国人正是让这间满目疮痍的屋子屹立不倒的原因。寓居在这间屋子的反抗者们具备中国传统礼俗社会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品质,不囿于传统礼俗社会的局限性,能积极转化为时代、社会所需要的角色——富有革命精神的启蒙者。他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联结着千千万万受苦难的人民,是抗战的命运共同体。他们寄寓着老舍对革命精神的体悟,彰显出老舍对革命英雄和大众力量的想象,展现了“暴露与颂扬”创作手法的积极意义。

2.追寻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核

老舍的戏剧创作十分注重把握、揭示社会的发展方向,蕴含着积极的思想内涵和政治倾向,他自觉择取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发展、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一方面体现在老舍对自我革新的执着,老舍始终坚持对自身思想进行审视、反思和改造,追寻“不让自己的笔落在时代的后边”,不断增强其主观战斗性,加深对客观真理的认知;另一方面体现在老舍对其戏剧创作中时间、事件、人物性格的安排与塑造上,尤其是对“新旧对比”模式的熟练运用。这两方面相互交融、密不可分。

首先,老舍用辩证发展的眼光书写反面人物的变化过程,描写其“旧”之中的“新”的产生。《归去来兮》中为富不仁的商人乔绅,《残雾》中卖国不仁的洗局长以及《面子问题》中麻木不仁的佟科长是一丘之貉,且同处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在我国伦理文化中,一家之主是家族文化的凝聚者和传播者,在家族的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我国自古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天下”代表着传统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当一家之主出现问题时,整个家族制度、家族文化都面临着瓦解和溃散的可能性。老舍笔下的乔绅、洗局长、佟科长正是如此,他们不但没有承担起构建和延续家族文化的责任,还把家族当作散播不良思想的自由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他们对家庭根深蒂固的不良影响,体现了老舍对旧中国文化症结的反思和对现代中国未来的忧虑与拷问。但随着战事的持续发展,老舍对中国革命战争和文化力量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知,“对于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也愈清楚,愈深刻”[14]。

到《归去来兮》时,老舍加强了正面人物的战斗力、感召力和教化力,描写了正面力量逐渐瓦解、战胜负面力量的过程与结果,展现了现实的斗争,写出了乔绅被教育及其“失势”的必然性,这预示着“乔绅们”的时代已过去,积极的新生力量必将战胜腐朽力量。老舍的叙事思想正呼应了茅盾提倡的“从不知不觉中去感动别人,去教训人”的思想倾向性。在左翼思潮的感染下,老舍心系重大社会问题,将主观的战斗精神与客观真理相结合,看到了“旧”中的“新”,反映了老舍的思想进步。另外,老舍在话剧《王老虎》《大地龙蛇》《国家至上》中也刻画了在家庭和社会双重矛盾和变迁中发展、转变的人物形象,反映出老舍潜在的唯物史观。

其次,老舍秉承着“革命是非教人死的而是教人活的”[15]的主观战斗思想,让误入歧途的摩登男女迷途知返走向正道。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老舍加大了对摩登人群倒行逆施的批判力度和深度,深刻揭示了摩登人群的腐蚀性与毁灭性,折射出战时社会文化、环境、经济以及革命形势的复杂性。《残雾》中的淑菱是“新时代”的女儿,面对其二叔的抗战教育时,她不以为然、目无尊长、冥顽不化。汉奸徐芳蜜和杨太太更为恶劣,她们不仅没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还把摩登作为卖国求荣的工具和资源,为了一己私欲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子问题》中的佟继芬没有思想,丝毫不关心抗战问题,还企图阻止他人为抗战做贡献。

到了《归去来兮》,老舍对摩登女子的叙述开始改变,在正面人物的影响下摩登女子有所改观,但还未有改变现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出路。不过,老舍一直将摩登女子犯错误的代价和后果逐渐放大并明晰起来,由此揭露、反映的社会问题也愈发严肃和严重,映射出抗战还需要深入解决家庭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与“五四”时“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社会问题剧相似,未能给予解决问题的明确方法和方向。直到《谁先到了重庆》,老舍发扬了左翼社会写实剧的精神,在揭露病象后,给予诊治的方案,明确地指出了反抗斗争的革命出路。

纵观老舍的话剧创作,老舍笔下的人物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互动中相互影响、发展。老舍在书写现实生活黑暗之时,亦捕捉到了黑暗之中产生的光明,洋溢着对革命胜利的信心。由此可见老舍的唯物辩证发展视野,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涵的追寻与择取。

三、左翼文学思潮对老舍戏剧创作特色的影响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广大劳苦大众是反帝反封革命救国的主力军,对他们知识普及、思想提升、组织宣传和情绪鼓动尤为重要。这不仅是老舍和左翼文坛的共同诉求,更是戏剧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可以说,一部戏剧社会效能的实现,不仅要根植于人民的社会生活,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和喜爱,更應符合社会和时代的诉求,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理想的社会效果。只有这样,才可能激发群众最大的情绪效果,引发群众热爱国家、革命救亡、积极前进等正面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实现宣传与教育的意义,为解决社会矛盾与人文问题,构筑新的社会结构贡献力量。抗战时期,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老舍的戏剧具有社会性和人民性并举、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创作特色。

1.社会性和人民性并举

社会性和人民性并举是老舍抗战时期戏剧创作的特色之一。其剧作内容和主体多与人民的现实生活、社会意识、客观问题和时代精神紧密相连,注重“从民众的生活里出发,不但采用他们的言语,也用民众生活,民众心理,民众想象,来创造民众的文艺”[16],能够通过描绘民众的生活图景、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心路历程映射出社会现状与发展方向,具备了源于人民社会生活又高于人民社会生活从而反哺了人民的社会价值。

首先,老舍立足于社会性和人民性,将目光聚焦于严峻的社会现实和社會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观察、剖析社会现实,以期缝合人们的“精神缝隙”。《残雾》《面子问题》辛辣地讽刺、揭露了国难当前丑类们的无耻与恶行,书写了战时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经济的紊乱,刻画了大量群像反映“精神先尽”的现实问题,让人们认识到,在战争中可怕的不是无尽的轰炸、不断的逃亡与流血的斗争,而是笼罩在人心上的无知、私欲、麻木、冷漠和服从。《残雾》描绘了光明与黑暗之间交错的斗争,赞扬了反抗黑暗的革命斗争精神,代表人民进行揭露和控诉,起到了发聋振聩的宣传效果。

1939年11月19日,《残雾》经马彦祥导演,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怒潮剧社在国泰大剧院首演,颇受欢迎。随后,《残雾》又在重庆、成都、桂林等地接连上演,大受欢迎。《残雾》上演还助推了暴露与讽刺问题的争论,不仅戏剧家们从中得到创作的启示,转化了此剧的积极意义,观众们也“都感到吐了一口闷气似的痛快,而且觉得还不够劲”[17]。正因为《残雾》的社会反响过于剧烈,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残雾》被当局列为禁书,遭遇禁演。

其次,社会性与人民性并举的创作特色令老舍发出“各族人民团结合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代先声,发挥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国家至上》与《大地龙蛇》都有此寓意。《国家至上》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次正面书写回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怀的剧作,既兼顾了民族性又超越了民族性,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这部剧相当叫座儿,老舍塑造的北方典型农民形象还被田汉在1941年文艺运动检讨座谈会上予以肯定:“《国家至上》,就是一个成功的作品,曾有人批判说这剧的成功是在于真实地把西北的农民典型写了出来,写农民典型成功的作品,中国一共有两部,一部是写南方的农民典型《阿Q正传》,另一部就是这个写北方农民典型的《国家至上》了。”[18]左联组织部长以群高度评价此剧是非常完美动人的现实主义戏剧,认为这部剧的意义是广泛的,它反映的不仅仅是回汉团结之间需要冲破困难与阻碍的坚持和奋斗,更反映了一切社会集体实现团结的曲折和艰难,认为剧中的人物都是有血色、有人性的,不是无生命的木偶。

这部剧不仅抓住了观众的审美感情,更引发了众多戏剧家的热评,戏剧家们认为该剧较好地配合了抗战中的重要课题,发挥了艺术的力量。正如老舍所言,“在宣传剧中,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这出戏在重庆演过两次,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芳了’”[19]。洪深也曾谈到过当时自己在观此剧时观众席上的反应:“杂坐在观众中,听到许多从未看过话剧的回教同胞,称赞此剧之佳。话剧通过真正的艺术,发挥其伟大作用,如之何能不欣喜而狂也。”[20]由此可见,此戏感染力、影响力之强。

2.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

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是老舍抗战时期戏剧创作的又一特色。老舍发现戏剧在宣传抗战、教育民众方面贡献了极大的力量,还很能感动、教育乡里的老百姓和前线的士兵们。他在《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在内江沱江中学讲演》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我们要为前线的士兵们,乡间的老百姓来写剧本。”尤其是,当时的“军队中已普遍的认识了戏剧的宣传力量……戏剧已成为抗战宣传最得力的东西”[21]。因此,老舍坚持用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戏剧传播革命精神。

一方面,老舍十分注重戏剧的宣传与教育功用,认为戏剧是教育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话剧《张自忠》就宣传了一位可歌可泣、身先士卒、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歌颂其为民牺牲的精神。老舍还塑造了一系列抗战英雄群像,实现了左翼文坛倡导的“剧本的精华应该体现同类英雄人物的作为”[22],真实、生动地刻画了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让观众感受到血肉之躯可毁而精神永存的道理,激发了民众对军队、革命的向往和崇敬之情。

中国万岁剧团于1941年1月把此剧搬上舞台在重庆公演。《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的出版预告中讲述了这部剧的意义:“张自忠将军自七七抗战开始,迄至襄樊胜利,尽了不能再尽的责任,终之以身殉国,为抗战历史增加了不可缺少之一页,这一页的内容,由老舍先生,尽其数月之光阴为之搜集整理,其《张自忠》四幕剧,即其数月来之最后结晶,亦即占抗战历史之一页之不朽之作。”[23]另外,老舍的《面子问题》“在大后方某机关演出时,因为作品讽刺了科长、秘书,致使许多科长、秘书都中途退席”[24],足见其宣传效力。

另一方面,老舍的戏剧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启示意义。如《大地龙蛇》所使用的艺术手法,就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老舍将文化分成三段——过去、现在、将来;抗战也同样分成三段——自己抗战、联合东亚的各民族抗战、将来的和平,并将过去现在将来连贯起来,相互渗透,在发展中把握社会。这种创作手法与茅盾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观不谋而合,正如茅盾所评价的那样:“倘使他的眼光并不限于一隅,而且不限于‘现在’,他能够从‘过去’的所以嬗变的‘现在’看清了‘现在’中间孕育着的‘将来’。”[25]在《归去来兮》中,老舍带着平等、民主的目光深刻描绘了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和民众心理,批判了那些剥削者,抨击了不平等、不民主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树立了正确的教育榜样。在《谁先到了重庆》《王老虎》中,老舍通过写发展中的人和发展中的事,暗示了无产大众的出路,鼓舞了无产大众的革命抗争勇气。

《桃李春风》是以教育者及其教育思想为原点出发写作的,紧贴社会时事,辛老师带着大批学生流亡的情节正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重大迁徙的缩影。该剧塑造了一位有民族气节、师德仁心的民族教师形象,颂扬尊师重道,提倡气节操守。《桃李春风》在重庆公演,获得成功,并于1943年新年在中正校续演。在1944年戏剧节期间,《桃李春风》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剧本创作奖金两万元,并在美国翻译成英文,走向国际,美国作家赛珍珠还想将该剧搬上百老汇的舞台,足见其宣传效力和受欢迎程度。正如孙伏园所说,“《桃李春风》是抗战以来较少数的将教育色彩、文艺趣味和宣传需要三者结合得和谐统一的一部剧作”[26]。

综上所述,老舍立足于社会性与人民性并举、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创作特色,将其创作与事关民族存亡、興衰的长远之计和社会关系、时代精神相互缝合,创作出社会、人民和时代所需要的作品,以保全、激励、托举全民族的革命意志、奋斗精神以及思想素质。其戏剧立足于人民生活之中,聚焦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性,既给社会提供一种正确批判的反射镜,同时也是引导社会到新时代的一只皮带轮。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先进政治性、革命性和大众性的文化意识,不仅适应了时代的生产关系、精神需求和审美风尚,更引申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潜在要求。在左翼文学思潮的熏陶、濡染下,老舍的抗战戏剧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时代生活,紧贴政治时事、文化精神,关注社会重大问题,注重对革命、民主、平等进步思想的宣传与普及,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人民性、宣传性和教化性。老舍的抗战戏剧以辩证唯物观的视野揭示了抗战时期社会的复杂性,展现了一定的历史内容与思想深度,契合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传播了左翼文学精神,在促进群众思想和社会文化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促进左翼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力量。

注释

①古世仓、吴小美:《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②丹仁(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1993年第2期。

③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21—522、522页。

④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⑤老舍:《这一年的笔》,《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⑥老舍:《一年来之文艺》,《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

⑦老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

⑧郑伯奇:《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艺术学刊》1930年第1卷第1期。

⑨老舍:《战时文化工作诸问题》,《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13页。

⑩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49—50页。

[11]叶沉:《演剧运动的检讨》,《创造月刊》1929年1月2卷6期。

[1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49页。

[13]老舍:《谈讽刺》,《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14]老舍:《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84页。

[15]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

[16]老舍:《通俗文艺的技巧》,《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23页。

[17][20]曾广灿:《老舍研究纵览1929—1986》,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0、43页。

[18]广西艺术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桂林图书馆:《戏剧运动》(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2页。

[19]老舍:《国家至上》,《老舍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21]老舍:《由〈残雾〉的演出谈到剧本荒》,《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42页。

[22]冯乃超:《同在黑暗的路上走》,《文化批判》第1号,1928年1月15日。

[23]甘海岚:《老舍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43页。

[24]林焕平:《文艺的欣赏》,苏关鑫等:《旅桂作家》(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0页。

[25]茅盾:《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98页。

[26]孙伏园:《看了一本好戏》,《扫荡报》1943年11月14日。

责任编辑:采 薇

From the "Seeker" of Art to the "Propagandist" of Revolution

— The Influence of Left-wing Literature Thoughts on Lao She′s Dramatic Thinking

Deng Wen

Abstrac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eft-wing literary thoughts were deeply cultivated in the soil of realism,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conditions, 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public vision, and became the mainstream consciousness of the times.It had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riters, and strong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a realist writer, Lao She, an "anti-Japanese faction", constantly intervened i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 and consciously absorbed and selected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oretical spirit of the left-wing literary trend of thought. Under the conditioning and edification of the left-wing literary trend of thought, he completed the ideological turn of the "literary social utilitarian value theory" over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essential value theory", realized the propaganda effect with the practice of popularizing literature and art, and formed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rning society and people simultaneously, and of blending propaganda and enlightenment. Lao She shaped a lot of dramatic works loved by people, and contributed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ft-wing literary thought.

Key words:left-wing literary thoughts; Lao She′s dramas; literary turn; creative techniques;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2020-10-25

作者简介:邓文,女,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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