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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形势演变对我国的影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张瀚文 李春顶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增加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加剧全球贸易风险;WTO改革受阻,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多边贸易规则遭受挑战,使得区域性高标准经贸协定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新动向,对中国经贸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应当做好研判并积极应对。一是坚持底线思维,理性应对中美博弈;二是参与并构建与国际对标的FTA,进一步扩大“朋友圈”;三是防范和化解相关风险;四是积极参与并推动WTO改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建多元化的经贸合作新体系。

[关键词] 全球贸易形势 政策变动 中国对策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9JHQ062)。

[中图分类号] F7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1) 0047-07

[作者简介] 张瀚文,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数字贸易;李春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农业国际合作、区域贸易协定。

一、大变局下全球贸易形势新动向

当前,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等新情况,使得全球贸易形势呈现新动向。

(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增加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除给全球带来卫生和健康问题外,也间接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增加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和服务贸易的冲击,仍将是全球贸易今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给全球贸易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以复杂价值链联系为特征的行业,尤其是电子和汽车产品行业,其贸易下降幅度可能会更大。受运输和旅行限制以及零售业关闭影响,服务贸易受到了最直接冲击,而且由于大多数商品贸易离不开服务(如运输),服务贸易受损也会间接影响商品贸易。尽管疫情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尚不明显,但一些实时指标已显示出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迹象,如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出口订单指数等均降至基准值以下,表明全球经济严重低迷。

第二,疫情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本地化、区域化倾向,并对产业链韧性造成影响。疫情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链风险,跨国公司更加注重寻求就近化和属地化的供应链重构,推动产业链布局“更加永久性地改变”。全球经济正在从最初的扁平型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发展,一些跨国公司考虑到运输成本与市场规模双重因素,不断转移其产业链布局与投资,如北美正在形成以墨西哥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欧洲正在形成以东欧国家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东亚区域正在形成以东南亚和中国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这将严重影响被转移国家的国际开放合作。

第三,疫情将产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影响全球贸易和贸易政策。疫情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不仅带来了健康和公共卫生危机,也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甚至会影响全球贸易的格局变化。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国家对外贸易面临风险,从而导致进出口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长期就可能带来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变化。同时,疫情进一步加剧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利于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使得全球贸易风险加剧

美国贸易政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愈演愈烈,同时,美国对华主要贸易框架由传统的“接触+遏制”框架加速向“遏制”框架转变,不利于全球贸易的顺利开展。

第一,美国贸易政策呈现出显著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先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重新谈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达成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意图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拜登政府上台后依然延续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暂时没有做出较大改变,下一步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酝酿。

第二,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多次发动经贸摩擦,不利于多双边贸易的开展。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历时几年,虽然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缓和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势,有利于相互间的经贸合作以及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但长期来看,中美相互博弈和战略竞争的关系没有变,未来相互贸易和经济竞争的趋势也不会改变。此外,美国还对日本、欧盟、墨西哥等经济体在某些行业实施关税制裁,单边主义色彩明显,不仅加剧双边贸易压力,同时也增加全球贸易风险,对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修订“发展中国家名单”,加剧市场不公平性。2020年2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正式公告,宣布取消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等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享有的发展中国家“特惠待遇”,这是美国单方面采取措施反对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此举对全球进出口贸易将产生消极影响。从市场环境来看,修订“发展中国家名单”的做法,将对被修改国家的市场公平地位产生影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市场信息获取、科学技术转化能力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长期面临低端锁定、科技发展积累的技术优势难以形成产业优势的困境,USTR修订“发展中国家名单”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性。

(三)WTO改革受阻,难以达成共识

自2017年7月美国向WTO递交“透明度改革”的提案起,多个成员国(或多国联合)提出了各种版本的WTO改革方案或意见:2018年以来,已经提出的WTO改革方案包括欧盟委员会的《WTO现代化方案》、加拿大等13国提出的《WTO改革联合公报》、中国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美国对WTO改革的四点建议,以及2019年5月13日中国向世贸组织提交并发布的《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此外,今年恰逢中国加入WTO 20周年,中国正在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全面实施,并通过切实采取措施,努力提高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外贸及营商环境,为WTO中涉及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议题提供现实的参考依据。但是,由于各国利益博弈较多,WTO改革谈判未能达成一致。此外,2019年12月11日起,随着美国、印度两位上诉机构法官的到期离任,WTO上诉机构因法官人数不足而陷入“停摆”状态。2020年3月,WTO新任总干事的成功选举,为其内部改革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未来的改革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仍具有不确定性,将为全球贸易政策和多边贸易规则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

(四)多边贸易体系遭遇逆流,使得区域性经贸协定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

在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受阻、多边经贸规则面临重构的背景下,区域性高水平经贸协定不断增加,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

第一,全面而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生效和扩容。CPTPP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此协定继承了TPP的部分条款,是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典型的区域贸易协定,一方面,CPTPP将大幅度提升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水平,成为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引领者,具有全球贸易“引擎”的作用。另一方面,协议内关于服务贸易的条款将显著促进协议内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协议产生的溢出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将帮助其他国家构建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目前,中国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据相关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加入将使全球贸易增加50%,同时有利于全球收入的增加。

第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并即将生效。2020年RCEP正式达成,标志着由东盟十国、包含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将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一方面,RCEP的生效将有助于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高标准自贸区;另一方面,RCEP的生效将强化亚太地区间经贸合作,能够更好地对接“一带一路”,优化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结构,“从外到内”促进双循环发展。

第三,区域性高水平贸易协定的陆续签署,助推区域贸易发展迈上新台阶。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正式生效,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退出历史舞台,美国欲重塑以其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欧盟与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正式生效,合计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全球28%、区域内人口超6亿的全球最大级自由贸易区诞生,将极大地促进全球贸易的发展;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生效,将有利于降低非洲自贸区关税、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实现商品、服务、资金在非洲大陆自由流动,从而使非洲各经济体形成统一的大市场;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PIIE)达成,在保护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双方将致力于更加开放的市场。

(五)英国脱欧引致欧盟分化加剧,对区域及全球贸易产生一定影响

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深远,可能加速欧盟的分化。一是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也失去了最具活力的貿易伙伴;二是欧洲一体化“三驾马车”解体,对于依然桎梏于经济低潮的欧盟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三是英国脱欧打击了其他成员国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愿景,同时对其他准备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国家产生了负外部性。这种“蝴蝶效应”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减慢,弱化了欧盟的整体概念,刺激着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去效仿英国考虑脱欧的可能性。

二、全球贸易形势新动向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美博弈对双方乃至全球将产生深远影响

通过构建大型一般均衡数值模型模拟中美关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李春顶 等(2018)通过测算得出: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不断变化,虽然目前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但贸易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极端的情形中美贸易脱钩,即完全没有贸易为例进行分析,量化模拟的结果显示,中国的GDP将减少8.83%,制造业就业下降6%,出口贸易减少18.41%,而进口贸易减少6.91%;美国的GDP将下降2.39%,制造业就业将减少3.76%,出口贸易将下降9.32%,而进口贸易将减少17.06%;世界经济整体的GDP将下降1.85%,制造业就业减少1.31%,而进出口贸易下降3.45%。黄鹏等(2018)使用静态GTAP模型模拟中美贸易摩擦对北美、欧洲、亚洲三大价值链区域的核心国家——美国、德国、中国和日本制造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实际GDP将下降0.2%,真实工资水平将降低0.32%,平均就业率将下降0.17%;中国的农产品进口将转移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汽车零部件转移至欧盟、日本和韩国,化工橡胶及塑料制品将转移至日本、韩国、东盟和欧盟。可见,中美贸易完全脱钩对双方的负面冲击是显著的,不仅对双边经济增长指标造成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二)WTO改革受阻,对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WTO改革影响涉及三方面:一是争端解决问题。WTO已经是各国地理、主权范围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发展影响和制约着各国的国内政策。然而,WTO并非都能合理处理各国发生的贸易矛盾,因此,争端解决问题是当前WTO面临的最迫切的危机。为此,欧盟认为当前情况下,有关争端解决问题的改革方案首先应确保上述机构能够继续维持正常运转,待破解这一僵局之后,第二阶段将处理WTO规则适用方面的实质性问题。二是“贸易扭曲”问题。“贸易扭曲”是美国最为关切的问题,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正逐步蔓延至WTO。为了使得美国在争端解决问题上让步,欧盟对此提出两项建议:第一,制定使WTO体制重获“平衡”和实现“公平竞争”的规则;第二,制定新规则以解决服务和投资壁垒,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三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议题下,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特殊与差别待遇(S&D)条款的适用。欧盟认为,目前的S&D条款缺乏差异化,这是WTO目前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也是谈判进展的障碍。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围绕“特殊和差别待遇”的争议,要想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发达国家提出的WTO改革方案很多方面都是针对中国,包括强制技术转让、非市场经济地位以及“特殊和差别待遇”等问题,对中国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这要求我国在继续坚定维护和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自身影响力,贡献中国智慧,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

(三)区域性经贸协定给中国带来挑战与机遇

1. 不少区域性贸易协定,给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带来严峻挑战

第一,美国重新签署USMCA,根本目的还是绕开WTO多边贸易体系,重塑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体系,实现“美国优先”的政治意图。协议中包含不少明显针对中国或者潜在歧视性排挤中国的相关规定,意在遏制中国全球贸易的发展。首先,汽车原产地规定的区域内价值比例高于旧协议,在促使汽车供应链逐步转移至美墨加三国的同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这将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汽车业产生市场性冲击,不利于汽车行业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良性竞争的公平性。其次,美墨间取消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意味着第三方投资者将无法利用这一机制提起仲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墨西哥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在美国投资,该企业不能作为申诉方对美方提起诉讼。再次,新协议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毒丸条款”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歧视性。协议第32章(例外与一般条款)第10条规定了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建设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被称为“毒丸条款”,其主要针对中国。美国意在通过新协议来约束墨、加两国与第三方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此协议的生效,将不利于协议内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的贸易往来,其中部分针对中国的贸易条款,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与协议内国家的经贸合作。同时,“毒丸条款”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到美国签署的其他贸易协定中,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如在新的《日美贸易协定》中,美国与欧盟和日本的自贸区建设具有重塑国际经贸新规则、联合针对中国的趋势和风险,并且美国有可能会要求加入“毒丸条款”,直接针对中国。

第二,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影响来看,首先,就货物贸易而言,一方面,CPTPP成员国的MFN平均关税已经很低,会对CPTPP的贸易转移效应产生对冲;另一方面,对于纺织品贸易而言,由于CPTPP规定了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因此会对中国纺织品贸易的出口方面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就服务贸易而言,中国跨境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低于CPTPP缔约方的平均水平,具体表现为中国受限制的服务部门数量远高于CPTPP缔约方,以及对市场准入的更为严格的限制。再次,就投资而言,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之前CPTPP成员国在中国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的转移。

第三,从谈判中的美欧日贸易协定相关影响来看,美欧日携手打造“零关税财团”挟制中国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目前美欧和美日已经开启或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一旦美欧日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对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不利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三方有联合重塑国际经贸新规则、针对中国等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趋势,将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带来严峻挑战。

第四,英国脱欧造成欧盟内部的动荡将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短期来看,剧烈震荡使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在英投资受到较大冲击,进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英国脱欧造成的欧盟分化不会影响中英和中欧的战略合作关系向前推进。从需求角度来看,英国和欧盟看重中国这个大市场巨大的需求潜力,都将寻求与中国加强合作;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原材料以及中间品供给仍是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因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吸引力会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英国脱欧将使中国与英国、欧盟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有所增强,进而产生正面影响;另一方面,英国脱欧会使欧盟和英国的经济恶化,有损于其参与“一带一路”的能力,进而对我国“一带一路”产生负面影响。

2. RCEP的签署及生效,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区域贸易体系,开展多双边贸易,同时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奠定基础

一方面,通过与RCEP内国家达成贸易、投资方面的一致性条款,倒逼中国提升开放水平,加强制度型开放;另一方面,协议推动区域内涉及贸易的相关行业技术提升,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以及竞争机制倒逼中国技术升级,进而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生效,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也将改变亚太整体的营商环境,形成亚太地区对外经贸合作的优势,有利于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给国际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RCEP的签署和生效,将为中国加入CPTP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坚持底线思维,理性应对中美博弈

要认识到中美博弈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常态化趋势,坚持底线思维,理性应对。国际层面,应该认识到美国贸易措施的目标不仅是针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而且是对技术发展的战略抑制。中美贸易博弈是长期的过程,纵使有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但未来的大国博弈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可考虑适度降低关税,不仅要“走出去”,更要注重“引进来”,充分利用“引进来”的技术转移优势,通过竞争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但顺应时代潮流的先进行业的发展。同时,通过投资便利化、扩大开放、供给侧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开放红利,加强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国内层面,对在贸易摩擦或贸易制裁中受到直接损害的产品或企业,参考美国做法,给予一定的补贴,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一方面,对企业进行直接补贴,如物流和运输补贴、就业补贴、技术投入和设备购置补贴、融资补贴等;另一方面,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者减免,包括直接的税收优惠和出口退税措施等。另外,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如资本市场方面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多元市场,包括在金融市场领域给予企业更多的融资便利,提升中小企業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活力。

(二)参与并构建与国际对标的FTA,扩大“朋友圈”

从国际环境看,新冠疫情使得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各国都在积极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合作中创新是贸易增长的关键,不搞零和博弈、地缘政治,是保证经贸秩序良好发展的根本,参与国际化的FTA是融入全球经贸合作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目前,我国已经达成包括中方在内涉及16国的RCEP,并在此基础上于2021年9月正式申请加入CPTPP,这是我国参与并构建与国际对标的最典型的FTA。积极参与具有全球示范效应的FTA,不仅有利于我国贸易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同时也有助于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复苏。此外,我国应在RCEP与CPTPP的内容条款方面求同存异。众所周知,RCEP主要涉及货物贸易关税,而CPTPP主要涉及高新技术行业产品关税、服务贸易关税等,二者内容既有重叠,但更多地存在差异,因此对二者进行一定共性采纳与差异性区分十分必要;同时,积极参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充分利用本国已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发挥数字技术比较优势,推动国际经贸合作新模式,将深度参与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纳入未来FTA发展布局。目前来看,除RCEP外,我国已与近20个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建立FTA,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知识产权、营商环境等制度环境较为落后,而2021年11月,中国向《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保存方新西兰正式提出申请加入DEPA,也标志着我国对外经贸合作趋势多元化进一步加强。

从国内环境看,需要进一步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继续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建设。一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21个自贸区,形成了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北到西南的全面布局,意味着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已经形成了全方位深度开放的载体网络,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最重要的载体和抓手;另一方面,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吸引FDI创造良好条件。一是发挥经济供给层面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提升外商投资企业收益率。二是稳定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立足实体经济,不仅能够推进贸易便利化,降低外贸成本,而且能使得吸引FDI保持稳定和增长,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巩固我国制造业中心地位。三是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已经不具备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口低成本红利”,但是可借助国际贸易网络的要素流动效应,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与市场竞争效应逐步提升劳动者素质,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从“人口低成本红利”向“人口高素质红利”演变。

(三)防范和化解相关风险

一是要警惕后疫情时代美国、欧盟与中国关系的脱钩问题。当前,美国以贸易规则霸权工具为基础,以“国家干预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以“权力逻辑”取代“市场逻辑”,以“长臂管辖”取代“全球规则”。同时,由于美国与部分欧盟国家间已签订或正在筹备FTA,其中的部分贸易协定条款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具有针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给中国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关系带来不确定性,因此需要警惕并优化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关系。

二是针对疫情造成的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提高供应链外循环韧性。一方面,美欧疫情主要通过出口需求和核心零部件供给波及我国产业链发展,疫情暴发以来,欧美等国工业生产极度萎缩,生产停滞、失业率上升、民众可支配收入减少,社会消费需求进一步受到严重抑制;另一方面,亚洲区域疫情直接造成我国相关高技术产业的“断链”风险,东南亚国家在新一轮疫情冲击下,国内生产和供应的停滞风险大幅提升,增加了我国产业链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由于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有丰富的制造业发展经验,但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中国应在现有产业链的基础上,建立以科技为基础的产业链体系,强化与周边国家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三是畅通国际合作渠道,保障产业链外循环多路径供给。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经贸秩序重构风险,我国应推动建立疫情背景下的战略互信与多边合作框架,为相关国家间人员往来提供“便捷通道”和货物流通的“绿色通道”,尽快恢复国家间人才交流活动,促进有关国家的核心生产要素、区域优势资源和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衔接与整合,畅通各国间的区域经济外循环,降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

(四)积极参与推动WTO改革,构建多元化经贸合作新体系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稳定平衡至关重要。中国应积极参与G20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非合作以及中拉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力量。

一是坚定立场,以自身行动推动WTO改革前行,积极参与推动WTO改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通过改革内部运行机制呼吁成员国密切配合WTO工作,以提高WTO的运行效率;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尊重发展中成员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等。

二是推动我国外贸结构多元化发展。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大部分农产品贸易体现为贸易伙伴固定化、进口结构单一化,风险较大,需要不断优化农产品进口结构,完善农产品进口体系建设,减少农产品进口的单一依赖。在高技术产品贸易领域,扩大进口的同时,加强自主科技创新,鼓励企业内部创新创造的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科技成果的生产力转化。

三是重視国内金融发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为国内外企业的投资便利化提供了金融条件。尤其是疫情后,受到经济供需两端、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承压,金融体系势必遇到很大困难。因此,在国际货币结算清算系统中,应加强与日本、欧盟等方的协作,适度、逐步递减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从而加强中国的货币—经济主权,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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