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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省博物馆所藏《黔苗图说》（此前曾簡称为博甲本1），时下正待印刷出版，该书原出于清嘉庆年间陈浩所编《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这是一本图文兼备的贵州省民族图志，在这一类型的著作中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此前的传播极为有限，而今得以公开出版实为学界一大幸事。仅综合此前各家之说，总而叙之，聊充导读之用。其间的得失利弊，则静候学界同仁裁夺。
关键词：贵州省博物馆 收藏 《黔苗图说》 导读
中图分类号：K28;K8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1）04-76-86
欣闻贵州省博物馆所藏《黔苗图说》一说即将收录编入“贵州文库”，得以公开出版问世，倍感振奋，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为此有必要汇各家研究之所得总而论之，聊充读者导言，以慰平生。不过这仅是个人浅见，疏漏和不足在所难免，只能静候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博甲本”之基本属性
“百苗图”系列传抄本的源头，定型于清嘉庆年间陈浩所编《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一书。该书延续了民族图志编纂的成例，图文兼备，以文辅图，以图鉴文，以期最大限度地提高民族图志编纂的信息荷载量，从而使读者能够对相关民族民众的文化特质获得形象生动的直观感受和领悟。这应当是地方民族志编纂中的一种具有推广价值的编修范式，不仅是对古代，还对今天的民族志编纂多有启迪和借鉴价值。当下，精选其中的代表之作尽快再版，显然具有重要的资料保存价值和实用价值。但为何在“百苗图”诸多抄本中选中“博甲本”，则是出于多方面的考量及多重的紧迫需求。
“百苗图”系列的传抄本在海内外知名度较高，公私所藏抄临本为数众多。对作为“百苗图”系列传抄本最具代表性的“博甲本”先行再版，理应率先编入“贵州文库”之中，尽早再出版，以反映贵州文献之侧面。
众所周知，针对贵州辖境编纂民族图志，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明代后期已经初见端倪，仅是相应的文物已失传罢了。清康熙年间所编的三种《贵州通志》，在“苗蛮志”中也成功地借用这样的体例，图文并茂地编写了贵州境内的民族图志。其中，卫既齐主修的《贵州通志》至今尚在传世，该书共收录三十一个条目及附图，足以让当代读者一览早期贵州民族图志编纂的真面目。然而，清康熙之际，贵州行省的辖境仅六万馀平方公里，与今天贵州省的辖境面积相去甚远，从而无法在该书中一览当代贵州各民族、各地方群体的历史文化全貌。更由于在清康熙时代，贵州境内尚残存着大面积的“生界”，其间生活着什么样的民族群体，无论是当时官方，还是私人，都难以深入了解。这也是康熙《贵州通志》无法绕开的时代性障碍，也是该书无法作为贵州行省历史民族图志编纂原貌的最早代表之理由所在。
清雍正朝，在贵州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和“生界”开辟，经过行政辖境调整，贵州行省的辖境面积才得以扩充到十七万平方公里有馀。这些新划入的相关民族及其支系与地方群体，使得贵州的民族和人口构成成倍地扩充，并与今天贵州的地域和民族构成大体重合。在这样的时代巨变面前，重新编纂贵州民族图志，理所当然地成了紧迫的需求，但要兑现这样的需求，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资料积累过程。因为要接触到一个新的民族群体，进而对其文化特质有系统性的把握和提炼绝非朝夕之功，只有持续不断地进行资料积累和学术凝练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单就这一点而言，清嘉庆年间陈浩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才能称得上是清廷新一轮民族图志编纂的开创之作。凭借该书所提供的资料，今天贵州省境内所辖的各少数民族，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变迁都可以从容地做到古今对接，从而厘清相关民族的文化变迁脉络。这显然是陈浩原作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价值之所在。
恭逢盛世，将民族图志重新编入“贵州文库”之际，若忽略了陈浩原作的特殊价值，肯定是一大不可原谅的短缺。在陈浩原作尚待发现之际，选取与其最接近的抄临改绘本填补这一空缺，自然成了不二的选择。此次选中“博甲本”编入“贵州文库”，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博甲本”与陈浩原作最为接近，在相当程度上足以代表陈浩原作的基本面貌，若有机会还能为今后鉴定现身的陈浩原作，甚至是残卷，提供有力的支持。据李宗昉《黔记》所载，李宗昉本人亲自目睹过陈浩原作，并逐条逐字摘抄了陈浩原作的文字部分，收录于其所编《黔记》一书之中。该书进而认定，陈浩在乾嘉之际出任八寨理苗同知，本人是江阴人。因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编成的时间大致可以认定为嘉庆初年1。以上的相关记载，经过多方查对一再证明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这样一来，陈浩原作的文字部分，完全可以仰仗李宗昉的《黔记》得以稳定传承，但陈浩原作的绘图部分则受到当时印刷技术的限制，很难正式雕版面世。今天的学者也只能借助不同时代的抄临本，一窥陈浩原作的真面目，这也就成了无可奈何的事实。
考虑到“博甲本”之后的诸多“百苗图”传世文本，其中有不少在绘画的主题、内容的表达，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有传承过“博甲本”的痕迹。单就这样的版本传承事实而言，“博甲本”的代表性也就毋容置疑了。另外，“博甲本”的素材来源与陈浩可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将该抄本视为最接近陈浩原作的传世文本，其可靠性也有充分的保障。这将意味着，在“贵州文库”之中收录编入“博甲本”，不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较为稳妥可靠的做法。
对当代传世版本的分析和探讨中，学者们大致都认同，不管是陈浩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还是此次再版的“博甲本”，在性质上极为相近，均属私家著述，而非朝廷官方主持编绘的著述。在这一点上，“百苗图”传抄本与不同版本的《皇清职贡图》不能相提并论，展开相应的研究工作需要慎之又慎，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所获结论将会严重地偏离史实真相。对此，在“贵州文库”的再版过程中，显然需要根据其属性的差异，将“博甲本”与《皇清职贡图》有关贵州部分的摘编文本明确地区分开来，分别再版。这显然是“贵州文库”编辑中需要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在“贵州文库”中，“博甲本”的再版与《皇清职贡图》有关贵州部分的摘编再版，应该作为两个不同的系列加以对待，相互之间不能互相替代，更不能认定其间哪个版本更有文献价值。因为这两者本身就是并行的文献，而且只能互补互证，不能相互混淆，较短论长。
最后，鄙人所在的研究团队，近年来通过多方努力，与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图书馆达成合作意向后，获得该机构所珍藏的十七种西南民族图志资料的高清晰电子文档。其中的第“63”号《黔省苗图全部》函套，经过仔细比对后发现与“博甲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传承关系，不仅能够为进一步探讨海内外“百苗图”传世抄本的谱系关系提供依据，还可望对“博甲本”中残缺的两个条目的绘图补足提供可能。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量，鄙人对“贵州文库”收编再版“博甲本”感到万分的欣慰，这不仅为保存文献文本资料发挥重大的作用，还可以为下一步的鉴定、评议中外诸“百苗图”传抄本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这将有助于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水平的提升。为此而歌之舞之，亦不为过也。
二、“博甲本”的文物价值
“博甲本”的文物价值较高，贵州省博物馆得以收藏这一抄本实属万幸，“贵州文库”再版，使之方便普通学人共享，更是一大幸事。其间的理由和依据不一而足，仅不揣冒昧，分而论之。
“博甲本”原件的传承谱系有案可稽，线索分明，准确可靠。该藏本编成之后，一直由“桐城姚氏”家族珍藏。其间，江淮之间曾经历过多次的政治动荡和时局混乱，都因为桐城姚氏家族的学术声望和雄厚的家传积淀，才得以让该文物幸免于难，并稳定地传承到二十世纪中期。最后，交由该家族的后裔通过有价转让，归属于贵州省博物馆所珍藏。其间的传承过程，在该文本中，本证确凿无误，不仅有“桐城姚氏”印章，还有其后裔题写的外批“河内郭培元藏本”。该抄本在整个传承过程，不存在转卖、转让、赠送等环节，完全保存了嘉庆之际编纂时的原貌，未经过任何修改和装帧。因而其文物价值准确可靠，毋容置疑，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传承意义上的绝世孤本。
“博甲本”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作的本来面目。该抄本共保存了八十个条目和附图，与陈浩原作相比，仅残缺两个条目和附图。而且，整个文本均未发现腐蚀、虫蛀、残破、缺页等痕迹，附图中加盖的印信至今依然清晰可见，足以反映其本身的原貌。文本中，不管是文字还是绘图的颜色，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传承后，还能基本保持原貌实属难得。就凭文物价值评价的完整性和可认知程度而言，该抄本都达到了理想的水平，实属难得的文本文物。
“博甲本”编成的时间和地点准确可考，参与编绘的人也大体可以查证，除了“桐城姚氏”的收藏印章外，附图中还加盖有私人的鉴赏印信。其中，清晰可辨的“张廷珏”就是代表。张廷珏为嘉道年间的知名画师，依据其生平信息可以判定，“博甲本”编成的时间应当是道光初年。因而，“博甲本”与陈浩原作的问世时间极为接近。而当时的桐城姚氏的姚鼐，可能是这一文本抄临装帧的主持者和第一收藏者。同时上文提及的张廷珏还是姚鼐的门生，由此看来参与“博甲本”编绘的人员大体上都可以框定在乾嘉学派的圈子之内，编绘者的学养、艺术功底、学术思想都可以做到大体清晰可辨，称之为当时学术的顶尖人物，实属中肯之评。因而仅就编绘参与者的水平而论，“博甲本”的学术价值、文物价值亦属上乘之作。总之，一件文物能够做到如此准确的时间和空间定位，在同时代的文物中亦属少见。因而，单就时间和空间定位而言，其文物价值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博甲本”的用材、装帧，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私家藏书之代表，其用纸用墨和装帧手段，与同时代江淮地区的同类著述保持高度一致，而不像官方的著述那样存在着过度装帧之嫌，也不存在书画装帧用材的特殊性。在这些方面，“博甲本”均与嘉道时期的文本文物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大体都属于纸胎装帧，锦缎封面，书画内容均按原样抄临而来，并未作实质性的改动。在这一点上，与陈浩原作在性质上也保持了高度一致。
“博甲本”的艺术风格，也称得上是嘉道时期江淮画风的代表。江淮的书画人物辈出，画风继承了中国传统，并深受西洋画风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又规避了宫廷画风追求用色艳丽、写实精准、运笔工整、构图庄重等艺术风格。在“博甲本”绘图中，附图用色淡雅，写意成分较重，细节的真实性并不十分看中，而是重视构图的可观赏性，夸张的手法也随处可见，甚至一些不可能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背景和器物也在图中偶有出露。“博甲本”的艺术风格偏重于观赏性，而不在于求准;偏重于淡雅，而不求华丽。《皇清职贡图》在追求华丽、庄重的同时，其绘图风格的呆板和同质化倾向也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之下，“博甲本”则更显得个性化、平民化，且更具灵动性，其文物价值同样不能低估。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博甲本”都足以代表嘉道年间江淮文人的藝术审美情趣。文字的书写，追求文人所喜好的典雅，力避俗语俗词混入其间，同时又规避官方用语，整个行文始终保持了学者的气派，远离官方口吻，却又不落入俗套。在这一方面，文物价值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可以视为鉴定和评议类似文物的比照标准和依据，妥善保存这样的文物同样是重要的收藏目标。
时下的研究者，习惯于偏爱宫廷绘画的景象，以为这才算得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殊不知，任何意义上的传统文化都具有层次性和多元性，宫廷绘画仅是传统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不能代表传统文化的全貌。“博甲本”这样的私家藏本，从编绘之日起本身就不代表官方，仅以装帧不够精美，画图不华丽，贬低其文物价值，实属以偏概全而不足取。作为私家藏书的代表，与作为官方文本资料代表的《皇清职贡图》，各有其文物价值，各有其优点。其间，受情绪的支配，偏好任何一方，都是研究工作中的失误。两者之间，不管哪个方面达到相应的文物水平，都应该一视同仁。考虑到《皇清职贡图》已经多次雕版印刷而广泛流播，而“博甲本”只能靠私人长期抄临传播。单就文物评价的稀缺性而言，“博甲本”显然更其稀缺珍贵得多。
任何意义上的官方文本文物，随着时局和政策的改变，都需要作出顺应时代的删写、改动和补正，以至于不管是学者还是民众，所能看到的《皇清职贡图》文本，事实上很难保存编修之际的本来面目。就文物而言，其可靠性和真实性，必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博甲本”这样的私家藏本则相反，不管外界时局如何变动，官方政策如何调整，一旦编成都不会轻易改动。两者相比，其间的得失之别就不容忽视了。我们因《皇清职贡图》为官方的图志，认定其文物价值远胜于“博甲本”，这肯定与事实不符合。
事实上，除了“博甲本”这样的藏本外，在少数民族的某些地区，都可能保存有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类似民族图志文本，尽管至今依然鲜为人知，但其文物价值同样不能低估。他们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我们认定“博甲本”的文物价值较高，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而作出的裁定，这样的认定与当代学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的认定是对是错，最好是由历史去作出裁断，完全没有必要与同辈学人之间强行认定其得失，树立这样的学风，其必要性在当下更显得不容忽视。因而，为“博甲本”的再版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代表着我们的真心实愿。
三、“博甲本”的资料价值
作为一部得以传世的民族图志专著，其保存下来的资料信息必然十分丰富，以至于其资料价值肯定会很自然地区分为宏观价值和微观价值两个层次。这是因为，对这样的民族图志，读者希望通过其传承和利用，可以从中看到特定地域的民族文化构成全貌，进而还能够从中看到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一望便知的标志性文化特质，最终能够做到如何对这些民族群体实施有效的兼容和管控，乃至于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这就要求，任何意义上的成功民族图志，不仅需要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又要确保所收集的文化资料具有鲜明的特色性，以及在实践中具有可察觉性，还需要在这样的资料中找到与之共处的经验、教训与启示。满足了这样的要求，才足以标志着相关民族图志基本取得了成功，其宏观资料价值能够满足管理及其他方面应用的需要。至于特定民族支系和地方群体，在其文化中还包含哪些此前鲜为人知，到特定背景下才重新被人们认识到，并呈现出有效应对的信息，则是另一个层次的资料价值，即我们所称的微观性的资料收集和积累。这两个层次的资料都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才足以认定相关的民族图志，达到了特定时代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提炼所需的水平，也才称得上是成功的民族图志编纂。
具体到“博甲本”而言，该抄本在宏观层面上的资料占有，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该抄本不仅将清代贵州行省辖境范围内的民族支系和地方群体作了系统的梳理，汇编为八十个条目，还将所涉的民族文化作出了初步的分类，并在目录编排顺序上作出了妥善的编排和表达，确保读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检索、核对和参考，其完整性、有序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与此同时，其所收录的每一个条目都能做到图文互鉴，以文可以识图，见图则可以扩大资料的规模和容量，使读者能够直观地了解特定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与之相处的经验与教训等等。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编纂民族图志并非具体的学术论著，也不是专题性的研究成果，而是带有普及性的资料汇编。因而，就宏观意义而言，其中的资料并不在于数量的庞大、精准和细腻，也不在于所包括的科学原理有多深奥，而是集中凝练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料，并将其呈现给读者。为此，文字表述必须精炼、准确，富有概括性。同时，所绘的附图则是通过一瞬间的形象展示，能够使读者在文字的配合下联想整个文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从中想象、体悟到当事人的感受，以及由此而必然引发的相关社会事实，并在实际的应用中发挥提示性的作用。这显然是需要对已掌握的资料加以梳理、提炼、凝缩和整合后，才能实现的修志目标。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才可以称得上其资料价值在微观层面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就此而言，“博甲本”确实可以视为贵州民族图志编纂的成功之作，而且在其后也发挥了其实际的作用。
据李宗昉《黔记》所言，《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编成以后，立即被贵州省政当局作为施政的参考加以珍藏。与此同时，相应的抄临本的复制也因此而层出不穷，仅根据这样的记载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定，陈浩原作及其我们手中的“博甲本”，在资料的宏观价值方面，确实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极致，堪称典范之作。到了今天，及时地以其原貌再版，实属文献保存之必要、时代之急需。
时下，有的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质疑，他们认为对包括“博甲本”在内的“百苗图”系列抄临本，考订相关抄临本的作者，过高地评价其资料价值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样的著作，乃是众多人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积淀下来的历时性产物。今天傳承的抄本，乃是不断修订的产物，认定是哪一位作者完成相关的原本著作，必要性并不大。这样的认识显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漏。不错，所有民族图志的资料，都是历代学者、政府官员世代积累的产物，任何个人都不能完成如此庞大的民族文化资料搜集任务，以及提炼整理工程。这不仅古代的学者难以做到，当代的学者同样难以实现，否则的话，民族学专业还有什么意义？其间的问题恰好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修志而言，一以贯之的标准在于“述而不作”，在资料的汇总中尽可能保留其原貌，又需要做到高度凝练、整合，使读者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对整个收载的内容作宏观的把握和理解，进而能够付诸实践应用。然而，历代所收集的资料，它们自身并不能汇编到一起，更不能实现提炼和整合。这就免不了要有学者在其间完成这样的工作。
事实上，传说中孔子编订的《诗经》也同样是如此。先秦时代，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多得不胜枚举，如果不是孔子收集编订，哪里能够成功地保存这三百多首原作，并流传至今。就这一意义而言，再成功的民族图志不仅要有其自身的文本、书名，以及具体表达的宏观资料汇总，编纂者在其间所作出的努力同样必不可少。而且有了编者的存在，相关民族图志的传承研究，也才能得到有力的信息支撑。故而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考订为陈浩的原作，“博甲本”考订为最接近陈浩原作的传世文本，并不是多馀之举，而是必须之事。有了这样的考订结果，今天及以后的读者，如何去利用这批资料，如何发掘其中的瑕疵和纰漏，相关的研究任务才能入手。试问，时至今日，我们手中依然是一批杂乱无章的资料堆积，如果不先行整理，我们将如何去利用这样的原始资料？但有了“博甲本”这样的文本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查询资料的立足点和依托，也找准了与之对话的基础和依据。总之，只图了事，化解学术争议，采用虚无主义的手段去否定“博甲本”的再版价值，对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将会有害无益。
当然，还有学者认定，陈浩仅是增添了他的调查内容，其它部分都取自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成果。因而，不应该将陈浩的贡献看得过高，也不能将“博甲本”看得过高。这当然是一种公允之论。事实上，陈浩本人也并非这样想，他在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位卑而言轻”，如果他不编写这样的民族图志，也许还没有后人记得他的存在。但凭借该书的编纂，陈浩就足以引起后人的关注，读者可以从该书中获益，并延用到今天的学术界。其宏观资料汇总、提炼所获得的实质影响，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编纂之功实属不可多得。这一点，不仅是我们，此前的历代学者都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按照“述而不作”的修志传统，编修民族图志的原作也是如此，对前人提供的资料本就需要“存古”，博取众家之长本就是定规。但整合各家所长，加以提炼则是编修者的贡献所在，收录编辑前代之成果，正是其功之所在。在这一问题上，不能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修的贡献相互替换、掩盖，其间各有其贡献，绝不允许偏袒任何一方而妄加评议。因而，才有这么多人不断地抄临、改编和改绘陈浩原作。当然，在更多人无法目睹陈浩原作的前提下，也对“博甲本”得到后人的多次大量传抄、临摹和改编，本身就足以证明，其编订价值的功劳所在，评价是高还是低，传抄事实本身就可以正面作答。
“博甲本”传承《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不仅不缺乏宏观性的资料价值，也不缺乏微观性的资料价值。也就是说，“博甲本”的传抄者在对资料进行高度提炼、凝缩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地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具体文化资料信息。对此，只需要仔细品味、反复思考，单就“博甲本”本身就不难从中发现这样的生动事例。当然，不经过一番探讨和分析也难以做到这一步。但一经揭示后，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博甲本”的行文细节确实可以说是字斟句酌了。每一个文字的改动都涉及对相关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
我们在对比“百苗图”不同抄临本有关“青仲家”的文字记载中，就有幸注意到如下一个细节：在“博甲本”“青仲家”条附文中，描述为“婚姻苟合，始欢者，则以牛酒致聘”;李宗昉在《黔记》中则写作“婚姻苟合，爱者，以牛酒致聘”;我们手中新获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图书馆所藏的“71”号函套中，写为“相得者，以牛酒致聘”。
诚如大家所知，李宗昉的记载显然是抄自陈浩的原著，陈浩写作“爱者”，自然有其个人的理解，有他亲历所获知的感受。这一切，我们肯定不可能得而知之。但“爱”字的本意却可以通过汉字的形体结构，通过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加以复原。其本意为以手抚心，达到相知相容、和谐无间的境界。因而，此处的“爱者”，在行文的表达上可知，作者能够看到婚姻当事双方的行为举止，以及他们借此达到和谐无间的境地。这当然是陈浩从客位视角获得的感受。“博甲本”编绘者，显然不满意这样的表达过于直白，在这一微观的信息中不能透露出文化之间的相互逻辑联系，出于行文典雅的需要而有意识地改为“始欢者”。但对今天的读者而言，何谓“始欢”？“始欢”又如何加以判定？却会陷入“五里烟云”之中而不知其底理。要知道，婚姻本就是一个久历岁月的人际关系过程，谁能说得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博甲本”的编纂者偏要让读者感悟到，他们的相爱成家确实有其确凿可知的起点，婚姻的当事人对这一点也心知肚明。其间的依据正在于，在这个布依族群体中，实施的是按照习惯法进行的“姑舅表婚制”。按照这样的习惯法，任何一个个人为了成家，将与谁成为夫妻，一旦出生就已经明确无误。姑妈的女儿，必然嫁给舅舅儿子为妻;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所记载的群体婚姻制度的整体性轮廓，那么婚姻中当事双方，其实是在出生之日就已经按照惯例加以确定了夫妻身份。其后，虽然要经历一系列的求婚和择偶过程，纠葛和误解均无关宏旨，配偶双方早就知道“始欢者”了。文化本就是一个整体，一旦他们传承“表婚制”，那么他们的“始欢者”不需要经过论证，也能知道到底是谁了。“博甲本”的这位编纂者虽然用心良苦，通过这样细微的两个字改动，就能够引导读者关注到相关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及其内在逻辑联系。但问题在于，要达到这样的学术素养，也不是每一个读者都能达到的水平，用心虽然良苦，但收到的实效反倒不如陈浩原作那样明白易晓。然而，我们也不能责备“博甲本”的改动过于含蓄，该版本确实达到了行文典雅的高度，足以引导读者将文本资料加以反复品味，才能领悟到其间的奥秘。但这样一来，就难免曲高和寡。至于我们新获的意大利藏本“71”号抄临中，写作“相得者”，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帮倒忙了。所谓“相得”，自然是后天培养出来的爱慕之情，而且是建立在西方价值，即立足于婚姻纯属个人私事立场作出的表述，但这里的“青仲家”与国外的民族和国内汉文化的实情反而相去甚远。这一改动，其实是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与陈浩原作和“博甲本”要表达的原意明显背道而驰。但这是后期的版本，为了迎合时代而作出的改动当然也无可厚非。今天的读者，对此理当报以一定限度的宽容，也得承认其微观性层面的资料价值所在。只不过，这是属于二十世纪初的微观资料价值，而不能保存和传达“博甲本”的微观资料价值罢了。
“博甲本”不仅文字说明所荷载的微观信息达到了极高的整合提炼水平，而且所涉的附圖也能表现出异曲同工之妙。这里仅就“博甲本”所载“猪屎仡佬”条的附图为例，略加说明。有必要补充之处在于，该帧绘图的主题在其后抄本中均得到了延续，足以证实该帧绘图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按照“博甲本”“猪屎仡佬”的文字说明得知。这个民族群体的文化特征正在于，从汉族观念看确实不够卫生，而他们却能习以为常，泰然处之。原文对此描写为“头面肢体，经年不涤，与犬豕同卧”。
不过，如何通过一个画面瞬间展示其肮脏，让读者能够感悟出其肮脏之所在，对绘画者而言反倒是一个挑战和考验。但反观该条的附图，却不能不让人感到叹为观止。图中共绘制四人，在当路的破旧小屋外庭院内，一男一女正在为过往的行人提供饮食和酒浆服务，而过往的两位行人则泰然享用了他们所提供的食品，但眼睛却大大地睁着，透露出内心的惊诧和疑惑。服务的提供者和享用者，各自的心情通过画面的展示，总会从中领悟到截然两分之感。一方面，饮食的提供者坦诚地提供服务，享用者则是在接受服务之际露出了困惑和惊诧。与相关的文字记载相对照，说他们“不洁”从何谈起。这不仅对今天的读者，即使历史上的读者都会难以领悟，但文字中所描写的“不洁”，却可以通过画面得到无声的披露。图中，两位男子在享用别人的食物时，瞪大眼睛显得非常诧异，当下口感中的甘美，与他们此前心目中的不洁净印象，显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很自然地要睁大眼睛掩盖其内心的困惑。反过来，对于提供服务的一方，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按照汉族的要求做到卫生清洁，而是与牲畜共处，不能及时洗脸、洗澡，但为路人提供的食品，却达到了令路人满意，显然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努力。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做？才是值得深思的症结所在。
从民族学的视角看，一个民族文化中传承下来的习俗，应该是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复合作用的产物。“猪屎仡佬”之所以被汉族文人看作不洁，显然是对他们所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缺乏了解所使然，当然也是汉族文化偏见的结果。对于生活在其间的“猪屎仡佬”民众而言，对其传统生活方式早已习以为常，当然会见怪不惊，真正做到了“甘其食，美其服”。说他们不洁，仅是异文化作出的裁断。他们为何会对外乡的行路人，作出令对方满意的服务，这显然是文化间传播相互磨合、相互制衡的后果。这背后，应当看到是国家权力深入后，汉族屯军、汉族移民等等族际关系的客观存在，并能得到稳定的推进才可能达到的跨文化和谐状态。举例说，“博甲本”该附图中，提供食物所用的碗为蓝色，碗中的食物为红色。在明代，青花瓷已经遍及全国，甚至远销国外，在“猪屎仡佬”地区出现这样的餐具，本不足为怪。但专门用这样的餐具为过往的外乡人提供食物，则是“猪屎仡佬”民众特意安排的结果。“猪屎仡佬”文化与汉文化通过长期磨合后才可能找寻到的有效衔接点。今天的田野调查也足以表明，该群体接待外人所提供的酒浆，为混入动物鲜血的饮料。画图中，这一点明显地得到了表达。可见，“猪屎仡佬”这一传统早已存在，而且久历岁月后至今在个别地区还得到延续。
总之，在这帧用心良苦的画作中，“猪屎仡佬”与外来人之间确实达成了相互理解和相互兼容，双方都能做到坦诚相待、互为依存。这肯定不是一件小事，而是相关政策驱动下，长期磨合后才能呈现的瞬间景观。在这帧绘图中，“不洁”与“清洁”，“误解”与“消除”，“疑惑”与“理解”，通过这一瞬间的画中场景，都能得到凝练整合的集中表达。而且从这样的画作出发，读者的思维还可以延伸开去，行人从哪里来？为何要到“猪屎仡佬”家门外接受款待？又将去向何处？他们与“猪屎仡佬”存在着什么样的依存关系？读者都可以通过思考作出自己的裁断。同样的，对于“猪屎仡佬”而言，为何要接待他们？怎么样接待他们？这都是需要尽心尽力做好的事情，只有双方相互理解、包容，才能最终出现这样的场景。而读者仔细品味后，可以相信在“博甲本”面世之际，这样的情况在贵州大地上随处可见。其间，不管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这样的绘图都可以为我们提供难得的可凭资料和信息，足以帮助我们的理解更其贴近历史的真相。这显然是一幅微观信息通过静态画面表达的妙手回春之作。
四、艰难与排解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必然是一个可长期延续的过程，在其“生命”过程中随时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创新和代谢。这一过程既可以表现为对所处环境的再适应取得了新的成功，又可以表现为对原有的成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效。具体到民族图志编纂而言，所能包容的文字和画幅却极其有限，要在有限的文字描述和绘图表达出来的瞬间中，展现一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严峻挑战。以至于，民族图志编纂者写什么、怎么写，乃至画什么、怎么画，才能为读者提供想象的空间，以及反复玩味的载体和依据。这一切，可以聚焦于两个字，即“艰难”。对这样的艰难能不能规避，能否做到成功地应对，则聚焦于“排解”兩个字。只有完成这两个使命，才能称得上是民族图志编纂的成功之作。这一点，“博甲本”恰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做到了。因而，除了从这一文本中领略其间的文物价值、资料价值之外，今天的读者还需要从中汲取启迪和借鉴，以助推当代更高水准的民族图志编纂。否则，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无法从这些新图志编纂中获得有利助推和支持。重新再版“博甲本”，其启迪借鉴价值何在？自然成了当代学人需要认真考量和认识的头等难题。但要回答这样的难题，我们还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尽可能回到“博甲本”编成时代的社会历史情景中去认真地复原和考量，该抄本抄临编绘完成需要付出何种代价，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条件，需要应对其后保管和传承过程中可能遭逢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并作出预见性的谋划。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成功地编绘一部贵州民族图志，最大的挑战就来自于技术问题。因为，一般性的民族志文本，在清代早就实现了规模性的雕版印刷和市场化的流通。当时，即令是中产之家，要编书出版早已不是问题，但要抄临一本不到一百页的彩色版民族图志，却是殷富之家也不敢企及的奢望。朝廷以官方的名义编纂民族图志，都得耗费九牛二虎之力，还得多次下令催促，才得以勉强完成。图志编纂完成后，通常都只能藏于皇宫，很难在市面上流通，而市场上都只能是其简画本，彩色再版本至今尚未找到。就这个意义上说，“博甲本”能够抄临成功，并完好地传承至今，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件极为稀罕的事项。这样的抄临传世本只能出自桐城姚氏家族，其间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桐城姚氏家族既诞生了桐城学派的领袖姚鼐，其家资殷实，社会资源丰富，还能够动用各种社会资源，抄临陈浩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本就是一项艰难的决定，其中所涉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般的百姓根本难以承担。甚至是，要一睹陈浩原作的真面目在当时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更不要说抄临其原作了。就这个意义而言，即令现存的“博甲本”缺了两个条目，尽管目录、序言、后记告缺，在传世的过程中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残损。这一切，可能都不足以深责，但作为幸存下来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第一副本，就足以揭示当时民族图志编纂是一项极其浩繁的工程了。
从“博甲本”中保存下来各方印章，我们可以查到当时江淮流域的书画高手都参与了此项工程。以至于，“博甲本”中字句的改动，绘画细节的调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其间，技术性的失误都没有作简单的修补，几乎做到了不以抄临书写者个人失误，而随意地改动画幅和文字，完整地保存了抄临者全神贯注工作中留下来的真迹。在古代，受到印刷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普及性地编纂彩色版民族图志。当下，随着出版技术的突飞猛进，要重新编纂彩色版民族图志，并大规模出版，都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今天的民族图志编纂工作，能不能以同样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图志编纂，反倒是需要向“博甲本”借鉴其精神价值。文本的传世和保管，更是一项严峻的挑战，编书当然是为了应用，收藏也得服务于应用;供家人私有利用是一回事，供社会各界有需求者利用又是一回事。为了利用而损害其原作，也将会得不偿失。因而，“博甲本”在传世的过程中，历代的保管者确实做到了预作谋划，看人，看事，看社会背景，审慎地认定可以出示的时机和对象，务使原本的意外受损降到最低程度。
我们近来所获取的意大利所藏十七种抄本中，有一函套书名题为《黔省苗图全部》，比之于“博甲本”还多了一个条目和绘图。而且，文字与绘图与“博甲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视为“博甲本”的新抄或再抄本。此外，在国外的其他抄本中，还可以找到“博甲本”的传承轨迹。这就足以证明，姚氏家族并不仅仅是保管而已，而是作出了一定限度的利用和传播，他们曾多次出示，多次与外人分享，允许利用者临摹和抄绘。姚氏家族掌控了传承和利用的分寸，既保管好了文物，又满足了利用的需要，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可尊可敬”了。因而，今天能够再版“博甲本”，我们只能感佩有加，尊为幸事了。如此的良苦用心，今天的文物收藏保管者更值得传承和仿效。
单就表象而论，今天的读者有幸观赏再版的“博甲本”时，总不免会误解其文字表达为何如此之简洁，文字中为何不包括更多的信息量？对于各个条目的附图，当然会为精湛的绘图艺术和精美的绘图感慨不已。但同样会问，抄临者为何会这样画？文字和附图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编纂者想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要解开其中的疑惑，显然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光阴，今天读者很难回到当时的场景，发生误读、误判不足为奇。但要提醒今天的读者，注意其间的逻辑联系却必不可少，而且正当其时。其中，最值得提醒之处有三。
其一，整个“博甲本”为精心设计的完备整体，每一个条目、每一帧绘图都不是孤立性的存在，而是与整个图志融为一体。但要意识到其整体性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需要反复对比各条目所载的文字和附图后就不难发现，重复性的主题、重复性的话语很难找到，重复性的文字记载若非万不得已，也不会妄占篇幅。整个抄本中，只有同时把握具体条目的独特性，以及与其他条目的关联性，才能领悟到编绘者为读者提供的信息其实并不简单。
举例说，“博甲本”中有不少条目都提及相关群体“好渔猎，惰耕作”，但如果认真比对相关条目的附图后，我们总能发现这些条目中附图绘画的内容，所携带的渔具都各不相同。在把握这一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领悟到，在汉族看来渔猎、猎物均各不相同。如果单就某一条目、某附图就下结论的话，肯定会与实情不符。编绘者正是要提醒读者，在贵州各民族中，渔猎具有各不相同的对象和内容，也必然拥有不同的知识、技术和技能，而且仅适用于特定的自然与生态背景。而这一切，不仅对当时的读者，对今天的读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这一认识和理解涉及民族学根本原理，即文化的整体观，文化价值的相对观，文化对所处环境的适应观等等。这在局外人看来是一回事，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却会呈现为千姿百态的丰富内涵。当然，相关的文字表达也是如此。同样是描绘相关少数民族群体“强悍好斗”，但通过分析其遣词用句，也能发现其中的微妙差距。如果不从整体去把握这一珍贵的民族图志文本，我们就很难得出贵州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总体印象，其间存在着什么样的民族差异，也无法获得精准的认知。
其二，要高度关注文字与附图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众所周知，编纂民族图志在历史上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文字和绘图都不可避免地力求精简，但又不能妨碍相关文化资料的汇总和普及。这是因为，当时的讀者很难轻易接触这样的珍贵资料，但愿意不惜代价一睹这些资料的真面目者，应当是处于特定需要和应用需求而来。为此，编绘者要从一瞬间的画面表达，让读者了解相关群体的文化全貌，从静态的画面之中透视动态的文化运行过程，自然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以至于，不管是图还是文，都只能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把无限的想象和玩味的空间留给不同时代、不同需求的读者。既然任何意义上的民族志，都只能作高度凝缩的条目式罗列，绘图又只能表达一个群体的瞬间。两者之间，如果不进行高度凝练和整合，就很难把文化的特质传递给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此，“博甲本”确实达到了令人满意的高度。
该书的“洞崽苗”条目的文字说明中强调他们是下姓，社会地位不高，但却“善舟楫”。其间，最值得提醒之处恰好在于，附图正好针对“善舟楫”三字作画。图中，一位壮年男子正划船驶向码头，码头上站立一位等待摆渡的盛装妇女。这里所展示的时空瞬间极为短暂，但不管是历史上的读者，还是今天的读者，都不难从中想象到，此前曾发生的事必然是码头上的妇女召唤过该男子，接下去的事应当是妇女上船，摆渡到对岸。也就是说，画面展示的仅是一个瞬间，但其前因后果，却能够想象得出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字记载中称“善舟楫为此种”。在贵州山区，宽阔的水域并不多见，总览全书后我们就不得不问，该苗族群体为何会“善舟辑”？编绘者为何又抓住这一瞬间作画？我们光看画面，肯定找不到答案。但如果仔细品味其文字记载后，才得以领悟到抄临者乃是有意为之。如此作画，目的在于展示此处的“洞崽苗”，乃是替上一条中的“爷头苗”提供义务性的公益服务。履行这样的义务，交换条件乃是被“爷头苗”接纳和庇护。这在当时，乃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做法和待遇。至于他们在贵州各民族中表现得善于舟辑，则不过是他们接受公益服务职责后，磨炼出来的结果罢了。因为，如果他们不善舟楫，出现事故，就不单单是赔偿问题，而是整个家族的命运都会受到威胁。这才是历史上所谓“洞崽苗”的文化特质所在。
其三，需要高度注意每一个条目的文字和附图背后，除了自己的眼睛外，还有另一双文化的眼睛在盯着这些文字表达和绘图，即来自汉文化的眼睛。事情很清楚，编绘民族图志，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汉族社会。因为这些被描绘的对象，大多数不懂汉语，不识汉字，更无缘得见这些珍贵的文本资料。汉族广大民众上下人等作为编绘的服务对象，不分贫富贵贱都可以分享这些民族图志资料。他们很自然地拥有一双处于个人之上的”汉文化眼睛”，在审视这些绘图和文字说明。服务对象才是编绘者、抄临者的贵宾，来自汉文化的眼睛，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左右着文字的表达和绘图的展示，甚至他们也可能在画图中露脸，并借以揭示所编绘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的文化关系。其间，必然优劣得失参半，是非曲折各有所取。但最终的结果都会表现为，汉族民众总可以在其间找到与特定民族群体和谐共处、兼容互惠的衔接点和手段，使得整个贵州的社会文化能够实现可延伸性和可持续性，并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具体生产和生活。
举例说，“博甲本”中有不少条目就有出生于汉族的个人在其中露脸，但具体的内容、所处的地位和最终的结果，都会表现得千差万别。今天的读者不妨对比一下，“青江仲家”“里民子”“洞家苗”“白儿子”“杨保苗”等条目，只要认真地剖析其间的文字和人物形象，就可以明确地区分出绘图中的人物，哪些是汉人，哪些是条目中的少数民族，还可以理解相关的汉族人和当事的少数民族最终都会各得其所，其后他们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也可以追寻到必然的结果。各民族和谐并存的主流永远不会改变，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都是可以预期的目标，而且是历史本身就可以证明的最终结果。
作为一份珍贵传世文物，作为贵州民族图志代表作的临摹副本，“博甲本”的价值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无可限量，能够再版面试，不仅是这件文物的幸事，也是该件文物相关人群的幸事，更是今天读者的幸事。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份珍贵的文物就可以告诉我们，这样的铸牢由来已久，只不过今天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丰富的内涵罢了。但具体到新时代的民族图志编纂而言，透过“博甲本”，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受到启迪和借鉴，同样极为深远和难得。今天虽然有各种先进的出版技术和印刷手段，但要在一个瞬间的画幅展示中，简短的文字表达中做到图文互补，内在逻辑紧密，无论是文还是图，都能领悟出其间的深意，都能领悟出不同的文化特质。这同样会给今天的图志编纂者，也很自然提出难以排解的挑战，任务和使命不是比前代轻，而是比前代更重，更艰巨了。但愿“博甲本”的再版，能够助推这一研究使命的完成，以期不负我们所处的时代，不逊色于古人。仅此导读，以期能与学界同仁共勉。
责任编辑：王尧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