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学人高攀龙拟陶诗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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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渠嵩烽
[摘要]高攀龙不仅在学术上是东林学派的主要领袖，而且其诗歌创作也代表了东林学人的最高成就。高诗格律清和，诗意冲澹，以效陶著称。清人沈德潜称其诗“无心学陶，天趣自会”，此说并不符合高诗创作的实际情况。高攀龙十分仰慕陶渊明，并视陶为异代知音，其在诗文中一再表达对陶氏的激赏，而且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学陶，留下明显的效仿痕迹。虽然高攀龙并非“无心学陶”，但高诗仅得陶诗委任自然、达天知化的一面，而缺乏陶诗中丰富饱满、真挚动人的情感内蕴，因此整体上不及陶诗生动耐读，这与两人不同的生活境遇以及高攀龙的性理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高攀龙;诗歌;拟陶;性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22）03―0093―06
ABriefDiscussiononthePoemsoftheConfucianGaoPanlong
oftheDonglinSchoolonImitationsofTaoYuanming
QUSongfeng
（SchoolofLanguageandLiterature，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Abstract：GaoPanlongisnotonlythemainleaderoftheDonglinSchoolinphilosophy，hispoetrycreationalsorepresentsthehighestlevelofDonglinSchoolphilosophers.GaoPanlong’spoetryisfreshandnaturalandisfamousforimitatingTaoYuanming.ShenDeqiansaidthathispoemslearnTaoYuanmingwithouttheintention，thenaturalinterestwillbelearned，whichisnotinlinewiththeactualsituationofGaoPanlong’spoetrycreation.GaoPanlongadmiredTaoYuanmingverymuch，andregardedTaoasabosomfriendofanothergeneration.HerepeatedlyexpressedhisappreciationforTaoinhispoems，andhedeliberatelylearnedfromTaoinhispoetrycreation，leavingobvioustracesofimitation.AlthoughGaoPanlongisnotunintentionallylearningTaoYuanming，Gao’spoemsonlyhavethenaturalandintellectualsideofTao’spoems，andlacktherich，full，sincereandmovingemotionsinTao’spoems，sotheyarenotasvividanddurableasTao’spoems.TheirdifferentlifesituationsandGaoPanlong’sphilosophicalthoughtsarecloselyrelated.
Keywords：GaoPanlong;poetry;imitationofTaoYuanming;neoConfucianism
明f历十七年（1589）三月，高攀龙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后，在大理寺短暂观政，未及授官，便回乡丁嗣父忧;十九年（1591）十月服阙，次年春赴京谒选，六月得授行人司行人一职;二十一年（1593），因上疏参劾首辅王锡爵，十二月谪广东揭阳县典史;次年七月起身赴任，在任仅三个月，即告假归家。贬谪揭阳的这段经历对高攀龙的学术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自称：“自出至此，已三转手势。”[1]660此后，高攀龙闲居乡里近三十年，潜心学术，修身讲学，遂成一代名儒。不惟理学思想，贬谪揭阳的经历同样也是他诗风转向的重要节点。今存高攀龙此前创作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题材丰富、风格多样，而之后创作的诗歌则基本以效陶为主，格律清和、诗意冲澹，构成了高诗的主要风貌，同时也是后世对高诗的主要审美接受。清人沈德潜赞誉高诗“无心学陶，天趣自会”[2]245，此说并不符合高诗效陶的实际情况。晚明时期，随着陶诗在士人心目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吴中地区形成了浓厚的效陶氛围。不仅高攀龙主动学陶，而且他的部分同道、挚友、门生同样慕陶、学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高攀龙为中心的效陶交游圈。高攀龙的效陶诗风，至其晚年复出，乃至深陷党祸、自沉而死，均未有太大改变。
一晚明吴中效陶风气及高攀龙的效陶交游圈
李梦阳称：“三代而下，汉魏最近古。”[3]1912古体诗以汉魏诗风为尺准是前七子诗论的显著特征。其中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诗弱于陶”[4]576一说又奠定了七子派论陶诗诗史地位的基调。何景明认为陶渊明诗歌气格较弱，应指陶诗不符合雄浑高古、朴略宏远的汉魏诗歌的审美范式。后七子派代表王世贞既评价陶诗“淡雅而超诣”[5]186，又认为其“不得入汉魏果中，是未妆严佛阶级语”[6]994。就明中晚期诗人心中陶渊明的诗史地位，陈斌曾如此总结：“事实上，在七子派之外，无论是六朝派还是唐宋派，包括晚明的性灵与神韵诗说，均对陶、谢给予极高评价。”[7]316此说持论公允。此外，江南其他多数诗派和理学家诗人亦极推崇陶诗，而且越到明代后期，士人越发推崇陶诗，他们逐渐摆脱诗歌辨体批评的限制，不断抉发诗人主体情感和生命体验的诗学价值。尤其在东林学派理学思潮以及明末世局骤变浪潮的双重影响下，“江南子弟更加强调从‘节操’上肯定陶潜，并将之上升到与屈原并尊的地位”。[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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