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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风险承担文献综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红叶

  【摘 要】企业风险承担一直是财务管理领域的焦点话题。论文回顾了企业风险承担的有关内容。首先,论文概括了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涵盖个体特征、公司治理和外部环境3个不同层面。其次,论文对企业风险承担所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包含企业价值、资本配置效率、企业绩效、审计费用等方面。基于此,论文提出了企业风险承担领域一些可能的研究展望,希望为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制定、提高企业价值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风险承担;个体特征;公司治理;外部环境;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I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2)06-0058-03
  1 引言
  风险承担反映了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偏好。具体来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这意味着企业更愿意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则意味着企业更愿意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项目。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尤其对于企业而言,适度地承担风险是企业获取成功的必要手段。大量文献表明企业保持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不仅有利于企业从中获取高额利润,提高企业价值,同时还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快速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理论上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应该遵从股东财富最大化原则,然而在现实情况中企业并非选择最优的风险承担水平,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个体特征、公司治理环境和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已有风险承担的研究大多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体,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组织形式,探究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围绕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两个方面展开分析,通过总结文献,希望为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制定、提高企业价值等提供有力参考。
  2 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
  2.1 个体特征
  拥有不同特征的管理者的风险偏好、思维模式存在很大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在投资过程中愿意追求高额收益而为之付出代价程度的不同,因此,管理者的个体特征是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因素。
  李红权和曹佩文(2020)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CEO年龄先上升后下降且在中年时期出现拐点,并且这种倒U型关系在CEO兼任董事长时更显著。高管的职业经历也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决策。例如,叶建宏(2017)发现有参军经历的高管投资决策更加激进,因此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这种影响仅在竞争性行业显著,这说明行业竞争会增强有参军经历的高管通过投资高风险项目来实现业绩快速增长的动机。何瑛等(2019)的研究表明CEO职业经历丰富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尤其是具有跨行业和跨地区经历的管理者风险承担意识更强。另外,个体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容易受到其心理特征的影响。余明桂等(2013)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进行更多的风险性投资。此外也有研究显示能力越强的管理者自我保护动机越强,他们往往会通过多种方式尽可能回避风险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何威风等,2016)。
  2.2 公司治理
  根据代理理论,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为了谋求个人私利,管理层的行为决策很可能与股东利益背道而驰。事实上,股东的投资较为多元化,风险被合理分散。然而管理者财富分散化程度较低,保守的投资策略似乎是其保护既得利益的最佳选择,但这种风险规避倾向可能有损企业价值。大量文献表明企业股权结构、股东行为、股权激励、外部监督机制等都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行为。
  从股权结构来看,非控股股东数量和持股比例越高,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越强,越能够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承担风险(冯晓晴等,2020)。在民营企业和非绝对控股企业,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股东财富风险的上升导致其在项目选择上的表现更为保守,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磊等,2020)。从股东行为来看,顾海峰和刘子栋(2021)认为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所带来的过度投资问题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何威风等(2018)则认为大股东在进行股权质押后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质押期间不会对风险承担产生影响。从股权激励来看,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重要的长期激励方式,将企业未来的收益和风险与管理者利益联系在一起。目前对企业风险承担和股权激励二者关系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学者提到股权激励能够消除管理者短视行为进而促使管理者承担风险(苏坤,2015)。但也有研究认为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为倒U型关系(李小荣等,2014)。屠立鹤和孙世敏(2020)通过区分股票期权激励价值,指出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正向影响,但股票期权的禀赋价值负向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从外部监督机制来看,朱玉杰和倪骁然(2014)发现独立机构投资者能够促使企业选择高风险但具有长期价值的投资项目,而非独立机构投资者为巩固合作关系,较少积极干预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企业风险水平较低。此外,媒体的负面情绪会对企业形成外在压力,能够驱动企业通过承担风险并从中获取高额收益来扭转不良局面以及赢回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良好的社会责任会增强媒体的压力驱动效果(芦静等,2021)。杜建华(2020)提出有更多分析师追踪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高,并且在激励水平较低的企业更显著,这表明分析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由于激励不足造成的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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