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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治化对全球贸易治理的影响与应对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屠新泉 曾瑞

  [摘要] 近年来,贸易政治化倾向呈现愈演愈烈态势。究其原因,一是思想层面,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零和博弈思想所致;二是政治层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治理领导权的下降;三是经济层面,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国际分工的演变向着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向倾斜,分割了发达国家的部分利益。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深化贸易政治化以重构全球产业链,人为推动制造业双向转移,同时,冲击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试图重构以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经贸规则。对此,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把做好自己的事情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深化国内改革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多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坚决拥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作为有效应对贸易政治化的抓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 贸易政治化 全球贸易治理 经济全球化 应对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2)05-0007-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诸边经贸谈判进展及影响研究(16JJD790009)。
  [作者简介] 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等;曾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受到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巨大冲击,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俄乌冲突更令国际贸易、投资、资本流动、人员交往出现减速、停滞甚至倒退。与这些现象相伴随的或潜藏在这些现象下面的,则是经济议题政治化趋势。经济、贸易、投资不再只是经济利益的考量或竞争,而是动辄与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价值观、人权、环保、社会公平等诸多非经济因素相挂钩。国际经济竞争相对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如数十年多边谈判形成的WTO规则基本涵盖了贸易领域的方方面面,因此国家间的矛盾可以得到有效解决或控制。但经济问题政治化则超出了传统贸易规则的范围,WTO规则一直对国家安全、人权环保等议题持模糊立场,就是试图回避这些非经济议题的渗入。但随着WTO事实上的领导者美国开始宣扬“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频繁以国家安全、人权等为借口直接干涉国际贸易和投资行为,并试图以此重塑全球贸易利益的分配,重振其制造业,WTO成员对贸易和安全“脱钩”的默契和共识土崩瓦解,贸易政治化的范围不断扩展和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贸易政治化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美国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为其实现世界霸权的威胁,于是陆续出台指向性歧视性的经贸政策。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政治化持续升级,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剧了这一倾向。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政策,不断以贸易手段对华进行打压,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诸多挑战。
  一、贸易政治化的典型表现
  贸易政治化是国际经济政治化的一个方面,包括国内贸易政策政治化和国际经贸规则政治化。
  (一)国内贸易政策政治化
  当国家更频繁地制定贸易政策以满足国内或国际政治需求并努力攫取本国国家利益时,国内的贸易政策就表现出政治化特征。部分国家积极制定贸易政策,以达成政治目标,受到影响或歧视的国家便积极制定贸易政策以抵消受到的负面冲击。
  1. 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是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的一种手段,也可用以实行对外差别待遇和歧视政策,多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采用。就多边出口管制而言,1949年美国主导成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继其正式宣告解散后,1995年美国再次牵头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瓦森纳安排机制;就单边出口管制而言,从美国《1979年出口管理法》到《出口管制改革法》,美日等国家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制定了指向性歧视性贸易政策,将贸易政策政治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提出改革出口管制制度,而前总统特朗普则进一步对从美国出口的两用物项和技术进行监管,2021年欧盟紧跟其后,通过了《欧盟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同样包括核材料及设施设备、特种材料及相关设备、电子与计算机、电信和信息安全产品、导航和航空电子设备等十大类产品以及相关的软件和技术。以美国为首的一众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国内的《出口管制法》改变国际多边出口管制体系的标准,实现对特定国家的技术封锁。
  2. 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贸来往中擅长炒作的话题。长期以来,美国将人权问题与经济贸易挂钩,给贸易标上“民主”和“人权”标签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不少国家都深受其害,如对古巴多达60年的封锁、对阿富汗海外资产的侵占、对伊朗实施单边经济制裁等。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借人权问题炒作,将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旃常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妄加指责。最终在美国工商利益集团的游说下,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人权问题与予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拜登政府故伎重施,2022年正式生效的“涉疆法案”便是在借子虚乌有的人权问题干扰贸易,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这是美国滥用“长臂管辖”权的充分体现。美国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诬陷我国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对被认定为从新疆的“强制劳动”获益的企业实行进口禁令,并以人权问题为由勒令停止进口日企优衣库公司的恤衫,在经贸关系中打着“人权”幌子拉拢其他国家敌对中国。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内部矛盾激化,为了平息国内民众的不满并保持自身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美国积极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其意在维护全球霸权地位,主导着贸易政治化,也就主导着贸易政策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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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际经贸规则政治化
  国际经贸规则的政治化是指由于各国在当前国际贸易制度的约束下获益不同,某些国家为确保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利益,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制度的制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经贸规则的政治化,当二战结束后经济实力膨胀的美国急需拓宽市场时,美国以其国内法为基础主导建立一套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期望能够实现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但当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超越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美国则转而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企图限制日本对美出口。可见,美国在经贸关系中所推行的“自由”是为其政治诉求服务的“自由”,而非统一标准的自由。
  由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固有差异,美国在试图构建国际经贸规则时呈现出长期政治化的特征。当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转为顺差并不断扩大,以及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无所适从,而其国内也因贸易自由化的红利分配不合理不平衡而生出不满情绪。为保全全球霸主地位,美国进一步加剧贸易政治化。自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申请加入TPP(已退出),再到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政治化不断加码。“印太经济框架”意在从经济方面“重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减少在关键矿产品、新能源产品以及半导体等重要领域对中国供应的依赖程度,从而通过在一定区域内推行美式规则,维护和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而其政治目的也昭然若揭,即制造地缘对抗,以贸易手段打压中国等相关国家。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俨然已成为美国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主要出发点,这严重损害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也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旧的国际贸易规则中逐渐丧失竞争优势,并急于通过双边、多边以及区域经贸关系把自己制定的标准在更广范围内推广,试图淘汰现有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一个新的符合美国政治诉求和价值观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二、贸易政治化愈演愈烈的
  主要原因和发展趋势
  (一)贸易政治化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1. 思想层面
  贸易政治化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零和博弈思想。零和博弈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博弈论,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存在共赢甚至增加总效益的可能性,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受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面临更大的困难,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暴露无遗。而新兴经济体则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国际经济格局发生变化。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GDP总量在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西方发达国家视“修昔底德陷阱”为国际关系的铁律,即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二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这从根本上体现了国际关系中零和博弈的思想。可以从历史上美国处理与苏联、日本的国际关系的一贯作风,理解当下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通过各种贸易手段来限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而中国更是美欧集中打压的对象,贸易政治化便是阻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的手段之一。
  西方民粹主义社会思潮的兴起更是为贸易政治化火上浇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失业率过高与贫富分化问题进一步恶化,这导致大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升级。美国将此归咎于经济全球化,采取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由此导致国内物价不断上涨,实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是反多元主义与非理性的,容易被一些阴谋家煽动、强化和利用以达到政治目的,因此势必不利于全球化,不利于贸易自由化,也势必助推贸易政治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英国脱欧等都是民粹主义不断扩张的体现,如果持续扩张并失控则容易走向孤立主义的错误道路。如果在制定贸易政策以及参与建立国际贸易规则时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而是由民粹主义主导,那相应的政治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还极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最终损害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2. 政治层面
  国际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的相对变化,是贸易政治化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实力是衡量国家力量的常用指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严重影响,失业率上升,而可用于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的货币和财政工具有限。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比例从2000年的40%增至2010年的49%,新兴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增长预期促使世界重心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转移。在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表现也有同样的特点,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6.5%,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5%,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疫情后的恢复速度赶超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看到,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权力中心开始从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偏移,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治理的领导权下降,从而引发一众发达国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心理乃至敌意,以贸易政治化手段歧视、打压和抑制这些后起国家的发展。
  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则是东升西降大趋势中世界主要国家力量相对变化的集中表F。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美国带来无形的压力和挑战,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除却中国经济实力迅猛增长激发了美国的“忧患意识”以外,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更是导致美国不安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以自身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观,融入国际治理规则体系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已经在这个高度多样化和复杂的环境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选择与价值观和规范相一致的国家组建合作联盟,而与其他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则另眼相待。中国面对这种极具歧视性的谋划,只能选择做出必要的反应来抵消受到的影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与经济霸主美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与摩擦暴露出来,美国为维护自身全球霸主的地位采取的对华贸易政策和试图重新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等行动都已远超经贸利益,而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从而满足更深层次的政治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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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济层面
  凯恩斯主义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理论基础。1929―1933年期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意识到单靠市场自由竞争并不能解决供需矛盾和就业问题,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节。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贸交往日益密切,经济联系产生的摩擦导致各国加强国际宏观经济调控,对国际经贸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从而能够缓和各国经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促进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但也存在不足,即缺乏约束力、公正平等性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同时已然存在政治色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并持续加快演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误判为威胁,于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干预的力度,打压和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而维护其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
  此外,国际分工的演变向着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向倾斜,也进一步刺激了发达国家的敏感神经。国际分工的两个新趋势,即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越来越细化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越来越强,拓宽了各国在产品生产上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只要在生产要素层次存在相对优势便可加入全球分工,这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标准。发展中国家利用其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优势,可以在原材料或产品的加工、组装、制造等多个环节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地改进其要素禀赋,调整产业结构并试图实现产业发展升。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中国,其在加入WTO之后产业比较优势出现结构性转变,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渐下降,而技术和知识的比较优势迅速上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发达国家产生了微妙的不平衡心理,原本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构造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使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一定收益。发达国家忽略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制度改革和开放,试图重建国际贸易规则,以贸易手段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崛起。
  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定弊端。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国家之间和国内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愈加严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凸显了利益分配不公平问题。贸易自由化不是发展不公平问题的根本原因,但确实存在国家之间和国内内部的利益受损者和弱势群体。尽管发达国家并未受损,但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环境收益颇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满于目前的利益分配而试图以贸易手段达成政治目的,即打压不顺从自己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二)发展趋势
  目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迅速崛起,使美国维持霸权地位产生危机感,出于美国的霸权逻辑,贸易政治化必定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抑制贸易政治化将是持久战,表面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现有贸易规则体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分配不均不满,实际上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在中美两国博弈决出胜负前,贸易政治化将持续发展。张永红(2022)认为,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的原因有三个,分别是美国霸权逻辑的历史惯性、美国塑造“共同敌人”以转移国内矛盾以及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助推。美国自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来,苏联、日本、如今的中国都是在崛起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被其视为“对手”。当苏联被视为“威胁”时,美国与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宣传等除正面热战外的一切领域展开激烈对抗,直至苏联解体;当日本被视为“威胁”时,美国对日本发动贸易战并强迫日元升值,直至日本迈入“失落的二十年”。尽管这两次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博弈结果是由内部问题和外部竞争同时决定的,但可以看出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零和博弈思想根深蒂固。如今,当中国被美国视为“威胁”时,美国在贸易、人权、安全、技术以及新冠疫情防范等多方面打压中国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贸易政治化便是在贸易领域上的集中体现。
  美国国内贫富分化问题的恶化导致国内平民阶层怨声载道,而精英阶层对当下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满,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部分政客利用替罪羊效应将国内矛盾转移至“共同敌人”上,尤其当“共同敌人”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存在巨大差异时,美国在增强国内凝聚力的同时,也争取了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支持。因此,只要美国国内贫富分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中国家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增量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实力不断增强并逼近美国,美国便会继续主导贸易政治化,拉拢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重建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
  三、贸易政治化对全球贸易治理的影响
  1. 贸易政治化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深化贸易政治化以重构全球产业链,人为推动制造业双向转移,即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美日,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造成产业链内向化、区域化。21世纪以来,中国与美国、德国并列为当前全球产业链三大中心,同时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巩固提高,而美国产业的转移导致中低端制造业外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出各自版本的“再工业化”战略,从奥巴马至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都反复强调需要重振制造业,试图鼓励国内高技术制造业回流。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重构全球产业链,力推与中国经济“脱钩”,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成本低廉且政策环境不断改善的东南亚、南亚等发展中地区。2022年5月召开的美国―东盟峰会承诺东盟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被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虽然相比经济合作,其安全联盟意味更浓,但仍透露了美国对亚太地区尤其是对中国的关注。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全球供应链的关注重点从“低成本”转移到“韧性”和“安全”,事实上就是意图在国际供应链上与中国“脱钩”。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长期以来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通过制定贸易政策以及促成贸易联盟人为重构全球供应链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陆续发布了《评估和强化制造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美国联邦信息通信技术中来自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分析》《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供应链风险评估》等报告,指出在飞机、造船、太空等9个国防领域以及制造业网络安全、电子工业等7个先进制造领域注重供应链弹性。日本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久也提出“供应链韧性”,随后出台了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政策,宣布提供22亿美元支持日资企业迁出中国,或回到日本或迁移至东南亚国家,多数日本企业有替换供应商的计划,“调整产地”也是部分企业的选择之一。德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注重供应链安全。同时,部分西方国家已就供应链安全展开联合行动,2021年4月,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三国启动了“供应链弹性倡议”联合声明,计划通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措施整合印太地区的供应链网络。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以贸易政治化为手段,违背经济自然规律,人为操纵供应链重构,无疑是经济上的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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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出口管制等贸易手段,防止和限制西方的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输出到其认为“有威胁的”国家,力图将其长期限制在价值链低端,阻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从而遏制其崛起。早在1996年美国带领西方科技和制造业发达国家签订的《瓦森纳协定》,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封锁。事实上,早在2007年美国就曾公布管制清单规定,禁止20个大类的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2015年中国印发《中国制造2025》,使美国等发达国家如临大敌,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严格审查中国对美技术并购,同时延续冷战思维,出台新兴技术出口管制体系。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纷纷终止和中国网络公司在信息领域上的合作,抑制中国网络企业的国际成长。部分国家更是联合采用贸易手段来压制中国技术的发展,2022年日本《读卖新闻》曾称,日本将联合欧美设立国际合作框架管制半导体制造设备、量子加密、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出口,这更是贸易政治化程度加深的有力之证。
  2. 贸易政治化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尽管目前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是全球共识,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贸易政治化,冲击了现有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全球化布局和正常运营将难以实现。
  一是随着贸易政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贸易规则的博弈格局将发生转变。国际贸易规则的博弈将逐步转为集团博弈与双边博弈并行,甚至将出现多对一的博弈格局。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而发展中国家则只能被动接受。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贸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的深刻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受创,G20逐渐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治协调的主要平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逐渐开始在贸易规则领域拥有一定发言权。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领域基本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博弈”的格局,但贸易政治化将改变这一局面。一方面,集团博弈仍将持续,力度将增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而非自身,因此希望通过重构国际贸易规则,围绕自身利益打造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但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任何一国都无力单独主导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构进程。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联合行动,以求在WTO改革、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领域构建集团优势。发达国家通过加强协调与分化发展中国家,试图维护其在国际贸易规则领域的主导权,两个团体之间的规则博弈将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双边博弈激烈程度上升,甚至出现多对一的博弈局面。此前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平台主要是WTO、G20、TPP等多边渠道,但自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途径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通过阻挠WTO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退出TPP、暂停TTIP谈判等,体现出其对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的反对立场。同时,美国在发达国家内部加强协调,在5G技术等领域联合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同时以“印太战略”等为抓手拉拢部分发展中国家,强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挑动地区分裂,制造地区对抗。贸易政治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已偏离多边轨道,双边和多对一的博弈强度不断增强。
  二是贸易政治化推动所谓的“公平”理念影响力提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问题突出,工业制成品竞争力下降,货物贸易逆差严重,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汇率、产业补贴等政策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也成为此轮逆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指责的焦点。因此,打造新的自贸协定安排、推广“公平”贸易投资规则,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一大趋势。于是,美国以“公平”理念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打造区域合作“小圈子”,行圈内开放、圈外保护的政策。在圈内合作中加强对“边境内”政策的规范,强制实现在环境、劳工、竞争政策等领域国内监管的所谓“公平”;而对于圈外各国,通过原产地规则约束将其排除在外,同时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设立并推广“毒丸”条款。至于美国的所作所为到底是追求“公平”竞争,还是以贸易手段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以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不言自明。
  三是贸易政治化破坏全球贸易治理,使贸易规则制定和协调机制失灵。此前全球贸易治理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但在主要经济体贸易政治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全球贸易治理日趋无序化,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平台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通过阻挠WTO机制正常运转,使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停摆”困局,同时大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极大地限制了多边贸易体制主要职能的正常运转,给WTO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平台作用带来严峻挑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来争夺贸易规则主导权,从政治角度出发建立贸易联盟,确立新规则,以孤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若要打破封锁,则后加入者不得不接受相关规则,从而达到削弱后入者目前竞争优势的目的,最终确立符合发达国家利益需求的新规则。
  四、应对贸易政治化的中国方案
  (一)深化改革以畅通国内大循环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回顾历史,苏联和日本先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由于美国的压制和围困,国内积弊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把做好自己的事情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抵御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
  1. 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从人力、资金、制度环境等方面入手。就人力而言,必须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发掘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充分激发和释放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培养静心笃志、积极探索、甘坐“冷板凳”的人才。此外,制定更灵活的薪酬制度,避免以数量以速度衡量科研人员收入,调整基本保障和绩效比例,保障科研人员稳定体面的生活,从而安心科研。就资金而言,增加基础研究的科研经费投入,尤其是能源、通信、半导体等重要行业的科研投入,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等科技基础设施。完善科技计划和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完善市场导向的科技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体系。就制度而言,促进企业、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动合作,实现基础性科研成果共享,加大推进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力度,促进企业等市场主体专心于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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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市场分割
  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既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支撑,也能在当前贸易政治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起到牵引国际大循环良性发展的作用。打破市场分割从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着力于三个重点:一是打破地方保护,主要方式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在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前提下,实行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与社会信用制度;二是统筹城乡发展,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完善建设用地和耕地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三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从监管规则的制定、执行和能力建设入手,采取“互联网+监管”等方式提升市场监管能力,健全统一市场监管规则,避免各地政府为吸引企业而争当“监管洼地”,同时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
  3. 推进制度型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国内的制度和规则,以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推动国内深化市场化改革,从而助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盛斌和黎峰(2022)就推进制度型开放从三个方面给出建议,其指出中国应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领域加紧制定统一规则,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实施并推广“中国标准”。随着贸易政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为应对这一严峻挑战,中国应在数字经济治理等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给出自己的方案,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努力推动自身角色从全球贸易治理规则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向制定者演变。
  (二)以“连横之计破合纵之势”
  美国坚持零和博弈的错误思想,采取出口管制、关税等一系列贸易手段力图与中国经济“脱钩”,同时拉拢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进行经济孤立和技术封锁,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以史为鉴,中国面对围堵应“以柔克刚”,急于反击反而会增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凝聚力,要识别美国试图建立的联盟中存在的固有矛盾以及美国国内的矛盾,逐个“击破”。
  1. 推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寻找和美国建立经济或安全联盟的国家与自己的共同利益,逐个“击破”。优先与同自己有共同利益、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进行双边合作,如争取与欧盟就气候变化议题开展合作等。积极推进正在谈判、正在研究的自贸协定进程,同时积极面向全球各国深化贸易合作。为应对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等针对性战略,中国应在以周边地区和“一带一路”的辐射区域为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核心层和中心层构建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紧密外围,可从政治因素、贸易往来份额、贸易协议基础、产业互补程度入手,从中东、拉美、非洲、亚太、欧洲等重点地区选取相对容易取得突破的国家加强相关合作。
  2. 从区域层次推动多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积极融入高水平RTA和区域合作,谨防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的话语权“被边缘化”。一方面要防御,在美国力图实现对华经济“脱钩”,同时鼓动欧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实现所谓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严峻形势下,不断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联系,打造更加牢固的全球价值链供需体系,深化与欧日的合作,强化与欧日的经贸合作联系,巩固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供给问题,防止短期内全球价值链的“去中国化”和经济全球化变局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要发挥主动性,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巩固全球价值链的下游需求,深化与RCEP签署国的贸易合作,巩固东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经贸联系和产业合作,筑牢东亚区域产业链,破解美国的贸易政治化措施。
  (三)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坚决拥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作为全球发展中大国,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从多边层次以治理规则调整促进包容性全球化发展,同时坚决拥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w制,推动新议题的谈判进展,积极参与WTO相关改革,力保WTO的经济职能,以多边合作框架对抗以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贸易政治化。
  1. 秉承兼顾“自由”与“公平”的规则制定理念
  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公平”为由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和经济孤立,秉承兼顾真正“自由”与“公平”的规则制定理念纠正相关偏离。秉承“自由”的理念,就是要倡导全球各经济体通过不断降低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及其他贸易投资限制措施,逐步实现货物、服务、信息、资金、技术、人员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境自由、便利流动;秉承“公平”的理念,一方面,要正视不同经济体的发展差异,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充分考虑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国际经贸规则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少数成员不合理的“搭便车”行为,鼓励其通过开放和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推动各成员为构建新型国际经贸规则作出应有的贡献。
  2.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要解决当前存在的全球治理问题,不仅需要新的全球治理规则与治理机制,更需要新的治理理念。个别国家试图以自身政治利益为中心主导全球贸易治理,推动贸易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不仅不符合经济规律,也无助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改善。而中国应当坚持和衷共济,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肩负大国责任,努力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即国际事务由世界各国共治,发展成果由世界各国共享,强调话语权平等,不应仅被少数国家掌控。基于全球治理观,国际贸易规则应当建立在世界各国协商共识的基础上,而非为少数大国的利益所主导。这种全球治理观能有效地对抗以零和博弈思想引发的贸易政治化问题,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
  3. 积极维护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
  贸易政治化给当前的多边贸易体制带来巨大危机与挑战,极大地损害了WTO的经济职能,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与发展,在现有框架内寻找渐进式改革路径,通过程序性、技术性改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走上正轨。关于WTO的谈判职能,中国在坚持WTO协商一致原则的情况下,适当放开“一揽子协定”,可以采用多数投票或简化协商一致程序达成谈判。此外,推动诸边谈判的合法化和合理化也十分必要,要将诸边谈判更好地纳入WTO多边框架,从而提高WTO的灵活度和谈判效率,推动WTO难以推行的议题。关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成员对上诉机构给出的法律解释存疑的情况下,适用“票决一致”原则,即通过全体成员投票的方式审议上诉机构给出的法律解释。对于WTO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要提高透明度和参与度。通过完善WTO的经济职能,维护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对于约束贸易政治化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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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ticization o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and Countermeasures
  Tu Xinquan, Zeng Rui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endency of politicization of trad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The first reason is the zero-sum game thought in the Western-l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Second, at the political level, the change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the leadership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global governance. Third, at the economic level, the change of the contrast of economic power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re tilted in the direction of favor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art of the interes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divided. Therefor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epen the politicization of trade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artificially promote the two-way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hey impact the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with WTO as the core and try to reconstruct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with their interests as the core. To this, China should maintain a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do your own th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oothold,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domestic comprehensive open domestic circulation, promote diversifie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mo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WTO as the cor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s an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gripper of politicizing the trade,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in China.
  Key words: Politicization of Trade;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sponse
  (收稿日期:2022-08-30 任编辑:罗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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