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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赵国王墓制度浅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刘尊志

  【关键词】河北邯郸;战国;赵国;王墓制度
  【摘要】公元前386年,赵国迁都邯郸,多位赵国侯(王)死后葬在邯郸城附近。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北部发现多座战国时期的赵国侯(王)墓葬,这些墓葬在位置与分布、墓葬制度、墓外设施等方面充分体现出战国时期赵国王墓制度的内容、特征和内涵。可以说,赵都邯郸时期,不仅促成赵国侯墓向王墓的变化,也完成了王墓向王陵的转变,为探讨战国时期王墓的发展及陵寝制度的初步形成提供了相应参考。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之领地,赵正式被列于诸侯,赵籍为赵烈侯,赵国成为战国时期重要诸侯国之一。烈侯传位武侯,武侯传于敬侯赵章,公元前386年,敬侯于即位之初迁都邯郸,之后又传7代。公元前228年,秦军攻陷邯郸,俘虏了赵幽缪王,赵国为秦国所灭。赵都于邯郸阶段是其重要的统治期,也是强盛期,按照东周时诸侯国王墓“陵随城移、城陵相依”[1]的原则,如无特殊情况,迁都邯郸后,赵国侯(王)当葬在邯郸附近,这些赵国侯(王)墓葬体现出与墓主身份及时代特征相对应的王墓制度。本文拟以河北邯郸赵国侯(王)墓葬的考古资料为参考,结合相关资料,对战国时期赵国王墓制度作浅显分析。
  目前,河北邯郸附近发现多处带封土的大墓,其中包含赵敬侯及其之后多位赵侯(王)的陵墓(图一)。由于相关考古工作相对零散,加之有些墓葬的考古工作并未全面开展,关于邯郸战国时期赵国侯(王)墓的研究虽已有成果,但在墓葬分布及墓主归属等方面仍存在不同意见,下文在叙述考古发现概况时亦会对相关研究有所涉及。
  (一)五陵台[2,3]
  今邯郸市丛台区和永年区(原邯郸县和永年县)交界处的丘陵地带有五组战国高等级墓葬,被称为“五陵台”,包含五个陵台的大陵区占地面积约为28平方公里。
  南三组位于丛台区三陵乡陈三陵村及周窑村,北二组在永年区界河店乡温窑村,距离不远,似为一个大陵区中的多组独立陵@。五组独立陵园中的大墓陵台都筑于山顶,以自然山丘为基,周围夯筑拦土坝,内填土石筑成,规模宏大。台体系将山顶削平并整修而成,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56~342米,东西宽74~215米,与地面的相对高度为20~35米左右。台边一定宽度经夯打加固,台面较为平坦,台上筑长方形的封土堆,台沿下为斜坡,有的加铺护坡石。将墓葬修建在山上,修陵台并在陵台上夯筑封土的做法与战国田齐王陵[4]较为相似,而田齐代替姜齐和赵敬侯东迁至邯郸的时间均为公元前386年,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陵台的东端修有道路,自西向东顺斜坡而下,边缘也经夯打,非常坚固。路宽在60米之上,长度超过百米,向西基本正对封土陵墓,《古代陵寝》一书言或可称其为“神路”或“神道”[5]。陵台上的封土墓数量不一,有2座者,也有1座者。有的陵台附近筑有一定数量的陪葬或y葬墓,相关墓葬已经科学发掘;陪葬坑多在东墓道南侧,一般为2~3座,以车马坑为主,个别埋藏模型明器“偶车马”。
  1.一号陵,位于陈三陵村东北岗阜上,又称“一陵台”。封土堆在陵台中部略偏南。陵台东侧有道路,上端略对封土,下端直达岭下(图二)。
  2.二号陵,在陈三陵村西北,又名“二陵台”(图三)。陵台高踞山岭南端,中部略高,顶部中央有南北并列的两个封土堆,均呈方形覆斗状。陵台下北侧有一封土堆,可能是陪葬墓。陵台西有一大堆碎石,可能是建陵时从地下挖出来的。陵台东侧有道路。1997年,二号陵北封土墓被盗,相关文物后被追
  回[6―8]。
  2000―2003年,相关单位针对二号陵开展了考古工作,发掘了二号陵园1号、5号陪葬坑,并对西北部建筑基址进行了清理[9]。《赵王陵2号陵考古收获与认识》一文(下文简称《收获与认识》)对此次发掘资料进行了介绍。二号陵坐西朝东,陵台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30米,东西宽约180米,陵台中部南北并列两座封土,均呈覆斗形,南封土底边长为40米×35米,高8.37米,北封土底边长为40米×40米,高11米;1997年北墓被盗后有人进入墓室勘察,发现墓室为凿于山崖内的洞室墓,平面为方形,穹隆顶,长约10.5米,高17米,推测南墓的墓室结构亦如此;两座墓葬均有东西两条墓道,在主墓道(东墓道)的两侧均有陪葬坑,探明共有5座;台上西北部发现一处建筑基址,总面积约3100平方米;陵台四周尚存夯土墙基址,东墙正中设大门,陵台正东中央有一条自下而上的斜坡状神道直达台上,神道下端两侧分布23座中小型陪葬墓;1号陪葬坑属于北墓的陪葬坑,平面呈东西向狭长方形,长19米,宽1.8~2米,深2.4米,东端有为便于放置明器车而设的斜坡道,用后填土夯实,坑底放置长19米、宽约0.9米的木箱,内有13辆髹漆彩绘明器车,木箱四周、盖、底均堆积有木炭;5号车马坑属南墓的陪葬坑,为地下坑道式土木建筑结构,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21米,深3.2~3.7米,东端有一斜坡道,坑内南北壁有二层台和壁柱洞,台上搭棚木,上铺木炭,棚下坑壁和坑底涂白粉,上铺苇席,另有承架棚木的方木,坑内置前后纵列的车4辆,殉马14匹;通过对北封土的解剖,没有发现瓦片、瓦当等建筑材料,大致可确定封土上没有建筑;通过对陵台东北部的解剖,发现当时为了加强陵台台基的稳固性,台基四周边缘均经夯打,在形成外部为台阶状的夯土墙基后,再向内填土夯实形成陵台;建筑基址平面略呈东西长、南北宽的长方形,为一带檐廊、铺地砖和瓦砌散水的高台式建筑,初步推测为陵寝建筑,夯土台基东西残长26米,南北残宽16米,表面夯筑坚硬,原有铺砖,夯土台基南部有平面为方形的柱洞,由石块围砌而成,柱洞间平均间距约为2米,台基南、东两侧发现散水,用残板瓦块立砌而成,夯土台南侧偏中处有2处散水空缺,以砖铺地面,宽约2.3米,二者间距6.5米,疑为门道,南侧散水外侧有6行铺砖,呈北高南低的倾斜状,最宽处1.9米;夯土台基北侧发现宽约1.6米的夯土墙,一直向东延伸,由浅黄色含姜石较多的黄土筑成,该夯土墙处于陵台北边缘,基本与陵园北墙垣在同一位置上,推测此处为陵园的墙垣,由此可见该建筑基址为北依陵园墙垣而建的陵寝基址;在夯土墙的内侧(南侧)由西向东发现一排铺砖,残长9.52米,南北向铺设,呈北高南低斜坡状,其走向与墙址一致,初步判断是陵园墙垣内侧的廊道铺砖;二号陵的两座封土很可能为两个王墓,究竟分别是哪个王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来证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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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盗并追回的文物主要有铜马3件,透雕夔龙纹金饰牌1件,铜铺首1件和200余片葬玉等(图四),较多学者对这些文物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有学者认为,赵王陵玉片最大可能是战国玉铠甲的甲片,即赵国君王是以玉铠甲作为自己的陪葬冥器或殓服[11]。
  有些研究还对二号陵及北墓的考古资料进行了相关介绍。《赵都邯郸故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指出,北墓是由山体东西两侧凿出斜坡式墓道,进而凿入山体内腹形成岩洞式墓室,陵台东侧台下探明的陪葬墓中,少数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有的尚存有低矮封土[12]。
  关于被盗并追回文物的研究中,涉及陵台上二墓封土的具体尺寸、建筑遗址的具体位置和面积等内容与《收获与认识》一文的叙述有所差异。如《河北邯郸赵王陵二号陵出土的战国文物》一文(下文简称《二号陵出土文物》)指出,南面墓冢为40米×40米,高8.37米,北面墓冢为40米×35米,高约11米[13]。《赵国王陵及其出土青铜马的若干问题探微》[14]一文(下文简称《探微》)则称二号陵的两座封土墓均有全长在百米以上的墓道,在陵台的西北部有南北并列的两组建筑基址,台下北侧还有一处大型的建筑基址,这三处建筑基址的面积达3100平方米,这与《收获与认识》一文所述“陵台上西北部发现一处建筑基址,总面积约3100平米”存在差异,而且四周陵墙基址保存基本完整的描述未见于《收获与认识》,陵台南北长234米、|西宽190米等数据也有不同。根据《收获与认识》一文所介绍的建筑基址发掘情况及对陵台东北部的解剖,加上夯土台基北侧发现的一直向东延伸、宽约1.6米、处于陵台北边缘的夯土墙,初步可确定此处建筑基址在陵台上西北位置,陵台边缘应有一周陵园夯土墙,而陵台下北侧也可能有面积较大的建筑基址。
  相关研究还对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探微》一文认为,赵武灵王墓可能是二号陵台上两冢中的一座,并进一步从出土的铜马和胡服骑射的关系推测,被盗的墓冢很有可能为赵武灵王的墓葬[14]。《二号陵出土文物》一文介绍了北墓中出土的一件刻有“三十一年”铭文的金饰牌,因邯郸赵王陵埋葬的7位墓主人中只有赵惠文王在位时间超过31年(前298―前265),故推测这件金饰牌的制造时间应是赵惠文王三十一年(前268),进而推测北封土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赵惠文王[13]。
  3.三号陵,位于周窑村东,又名“三陵台”。墓在山巅,较具气势。陵台沿下四周为斜坡,上铺片状护坡石。台上一墓,封土堆在台中,长方形。陵台西南、西北侧各有一墓,均有封土。三墓分布于台上和台下,排成“品”字形。在陵台以西的两墓之间还有一定数量的封土不明显的小墓,其中两座已经发掘。陵台外一定距离的四周原有外陵园围墙,围绕面积较大(图五)。道路在东,有断断续续近百米长的一段夯土残迹,其南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鱼脊背”形窄条岗坡,上达陵园东墙,下通寺西窑村,推测“鱼脊背”就是原来的大路,夯土为大路南侧的夯土边。陵区内还有一些具有陪葬性质的墓葬,高窑村东北岗上有一战国墓,封土已不明显,经钻探得知为东西长26米、南北宽8.6米的中型墓,而据史料记载,马服君赵奢、望诸君乐毅等的墓葬都位于这一地带。岗坡下有一村,名为丛冢,可知陵区内有相当数量小型或规模不大的墓葬。
  在东距三号陵台2.5米处发掘一座陪葬墓,为周窑M1[3](图六)。墓葬有封土,封土上有较多板瓦、筒瓦残片,表明早年有瓦顶木构建筑。封土及填土经夯筑,墓葬平面呈“中”字形,分墓室及东、西墓道三部分,墓圹为土坑竖穴,东西长77米,口大底小。西墓道略有坡度,近东端向下挖一殉葬坑,内有木椁,椁内偏南有南北并列的二棺,殉葬有未成年的儿童。东墓道呈斜坡状,偏西处向下挖一车马坑。主墓椁室在墓室中部,外为夯土,底部为山石。椁室长方形,有两层,外石内木,石椁是用大小不同、厚薄不匀的片状石块砌成。棺髹漆,有红黑两色。墓葬被盗严重,出土物有赵国布币、铜镞、铜铃、铜印章、铜镜、铁削、金箔残片等。
  4.四号陵,位于温窑村西,又称“温窑二号陵”,北近石山,南临河谷。封土堆有两个,均在陵台中部,一大一小,南北并列,东有较宽道路。经考古钻探,四号陵北主墓为竖穴土坑木椁结构,封土顶部距墓底深32米,底部向上高13米处尚留有高约2米的空洞[12]。
  5.五号陵,位于温窑村北温窑与张窑的分水岭上,又称“温窑一号陵”,为五座陵台中规模最大者。封土堆在陵台中部,东有道路。
  稍早阶段公布的调查资料指出,五座陵台可能是赵敬侯、成侯、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五人的陵墓,其中两个陵台上有两个封土堆,可能是夫妇合葬,但也可能是赵肃侯及武灵王亦葬在这里,而且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这七个封土堆正是除流放于房陵的赵王迁之外赵都邯郸后的七代国君的陵墓[3]。《探微》和《二号陵出土文物》也认为,邯郸赵王陵为自东北向西南的埋葬序列,敬侯、成侯、肃侯的墓是今永年区境内的两座陵台上的3个墓冢,丛台区境内三座陵台上的4个墓冢应依次为武灵王、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的陵墓[13,14]。相关文物研究中也有类似观点[15]。
  (二)其他墓葬
  除五陵台外,邯郸城的西北位置还发现或发掘了一些等级较高的战国墓葬,有的存在为赵侯(王)墓的可能,并与五陵台是否为7座赵国侯(王)墓有一定关系。


  有学者对五陵台的墓主归属及赵肃侯、赵武灵王的墓葬位置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如果按照五座陵台上7个封土堆为七代国君墓的观点推测其排列,赵肃侯墓非二号陵即四号陵,这样赵肃侯必然要与赵成侯或惠文王共用一陵,根据战国时期王侯墓葬的时代特征,这样共用一个陵台的现象是极不可能的,如此,则赵肃侯的陵墓当不在五座陵台之中,且邯郸旧城西一公里处照眉池西的高岭上今称作“梳妆楼”的台子可能为赵武灵王的墓葬,另外,梳妆楼正西的鸡毛山上有一个大型墓葬,赵肃侯墓可能在这一带,而赵王城中有称作“台子”和“冢子”的高地,也不排除赵肃侯的寿陵在赵王城中的可能[16];又认为,五陵台可能是赵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孝成王太子和赵王迁生母的墓葬,而非五位赵王的陵墓[17]。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与赵国侯(王)墓有关的考古发掘又有新的发现,结合新的考古资料,该学者的观点又有适时更新,认为梳妆楼为赵武灵王墓的可能性不大,今邯郸市区西北部发现的郝村墓群很可能为赵武灵王的陵墓区所在[18]。
  《赵武灵王陵墓位置的考察》一文对郝村墓群进行了介绍[18]。郝村M3位于邯郸市建设大街西,邯武公路南约150米处的鸡毛山上,地面残存约10米长宽、略高出周边地面的夯土,有东、西两条墓道,东墓道为主墓道,墓室深7米以上。M2的土冢在M3北200米,M2西约300米处为有高大土冢的M1,M2东北约500米处为平掉封土的M4。M2与M4之间有2座东西并列、相距仅数十米的墓葬,位于东侧的M9已经发掘。6座墓葬关系密切。其中,M3位于鸡毛山顶部偏北侧,M2、M1、M4的海拔高度依次降低,M9的海拔高度则更低,可以说该墓区是以M3为中心。M9为南北向“中”字形墓葬,北墓道呈斜坡状,长18.2米,南墓道为主墓道,长19.8米,与墓坑衔接处发现5道南北向、内有朽木灰痕的沟槽,可能象征着一门四道的墓门。墓口是在原地面上夯筑高出地面1.6米厚度的夯土后挖成,南北长20.2米,东西宽19.3米,四壁呈台阶状内收,原地面向下1.5米处四壁内收成一个平面,平面中部挖掘出南北长7米、东西宽5.6米的墓坑,再向下至墓底,底南北长6.07米,东西宽4.9米。墓葬遭严重盗掘,出土陶珠、铅鱼和铜铃数件,时代为战国晚期,墓葬性质为M3的陪葬墓。郝村墓区规模大,等级高,时代为战国晚期,与死于公元前295年的赵武灵王年代基本相当,故该墓区为赵武灵王陵墓区的可能性较大,其中的M3可能为赵武灵王墓,或者至少是墓区中极为重要的墓葬。
  综上,若赵肃侯墓及赵武灵王墓不在五陵台之中,且郝村墓群有较大可能为赵武灵王陵墓区,以此为参考,则可以推断都于邯郸后除赵王迁外的其他7位赵国侯(王)应当各有自己独立的墓地,这不仅与战国时期独立陵园制度的发展相对应,同时也可推知,五陵台中同一陵台上的两个并列封土堆可能是赵侯(王)与其夫人(王后)的异穴合葬墓。笔者认为,虽然一个陵台上的两座封土大墓存在为两个侯(王)并葬的可能,但其为侯(王)与夫人(王后)异穴合葬墓的可能性更大。再考察顶部仅有一座大型墓葬的陵台下或附近会有等级较高的大墓,其中即可能有赵侯(王)墓的异穴合葬墓,这也体现出二墓位于同一墓地的内容。另外,有的赵侯(王)墓除异穴合葬的夫人(王后)墓外,还可能会有其他夫人或女性的异穴合葬墓。
  位置和分布是战国诸侯国国君墓的制度内容之一,与都城有着密切关系。邯郸作为战国时赵国的国都,有大城和王城之分,王城在大城西南。从现有资料看,都于邯郸后的赵国侯(王)墓基本位于大城外偏西北、王城外的北部位置,是陵居城外的体现,这与较多战国国君墓存在一致性。
  如果五陵台为七位赵国侯(王)的墓葬,那么这些墓葬均位于今邯郸市丛台区与永年区交界处,其中两座陵台上各有两个赵侯(王)墓。如果每个陵台仅是一个赵国侯(王)的墓葬区,则相关研究中所述五陵台南、邯郸城西北部还有两处赵国侯(王)墓葬区,而且这种可能性较大。笔者也倾向于七位赵国侯(王)分别对应七处墓葬区的观点。无论是哪一种可能,赵国侯(王)墓均是在赵王城外的北部,考虑到七位赵国侯(王)有七处墓葬区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其中的两个墓葬区距离赵王城遗址较近,且二者可能相距不远,另五个墓葬区距离赵王城遗址略远,其中的一至三号陵台位置在南,相对集中,四、五号陵台间距离较近,但与一至三号陵台有一定距离。七侯(王)七墓区体现出赵国国君墓葬对独立陵园制度的使用,这与战国时独立陵园制度全面发展的情况恰好对应。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赵国侯(王)墓的位置特点都较为统一,在大的分布方面又体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因此可视为一个大的陵墓区。
  具体位置方面,五陵台位于今邯郸市西北紫山东麓丘陵地带,总占地面积近30平方公里,分别筑建在五个小山头之上,这和利用自然地形条件有关。根据上文,相关研究认为五个陵台很可能是自东北始葬,并依次向西南排列,但这一认识的形成与五陵台七座赵王(侯)墓的推测有关。而如上文所述,独立陵园制度在战国时得到发展,赵国侯(王)与其夫人(王后)在同一墓地中为异穴合葬,有的陵台仅见一个封土堆,则很可能是夫人(王后)墓葬位于陵台旁侧,所以七侯(王)七墓区的可能性更大。郝村墓群存在为另两个陵墓区其中之一的可能,其位于今鸡毛山上的中北部,地理地势较为优越,可能是赵武灵王墓的M3处于鸡毛山的中心略偏北,在墓群南端,位置十分突出。另一处赵侯或赵王墓区可能与郝村墓群相距不远,因暂未确定,还很难描述二者的排列或位置关系,不过就大的陵墓区的整体位置和分布来讲,应是位于王城外北侧,大致呈南北向分布。笔者大胆推测,由王城向北或许会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通向大陵区,而每一个具体陵墓区则由大道分出道路可以通达。当然这仅仅是推测,具体情况还需更多考古资料予以证明。
  目前所知的邯郸赵国侯(王)墓皆坐西朝东,体现出个体墓葬在整体布局上的一致性,独立且具有相应规模的每个陵墓区对宣示王权可起到相应的作用。就具体的布局来讲,可能还存在灵活性。根据对二号陵台北冢的墓主归属的研究,夫人(王后)墓在侯(王)墓的南侧,其他四陵台也可能如此,也有的夫人(王后)墓在陵台下旁侧,而郝村墓群中的M3可能是赵武灵王墓,位置居南侧,其北侧的M2可能为王后墓。另外,陵台或侯(王)墓附近还会有规模较大的陪葬墓或y葬墓,其中也可能葬有其他异穴合葬的女性。主墓及合葬墓的陪葬坑多位于东墓道南侧,墓外东侧的道路南北两侧也分布有大小不等的多座陪葬墓,再参考每个陵墓区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可知邯郸赵国侯(王)陵墓区的具体布局较为有序,当经过相应的规划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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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都邯郸之后,侯(王)墓葬制度获得较大发展,有研究对其进行了总结:一是墓葬全部坐西朝东,均以山为基并筑有大型陵台,东侧设斜坡状神道;二是墓葬结构至少可分为竖穴木椁式和崖洞式两种类型;三是陵台上多有车马等内容的陪葬坑,出现以“偶车马”陪葬现象,墓主可能使用了玉衣敛葬;四是陵台下均有数量不等、等级不同的陪葬墓,主陵与陪葬墓间主次分明[12]。这四点较好地概括了赵国王侯墓葬制度的内容,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崖洞式墓葬问题或许还要经正式考古发掘来证实,对于出土的带孔玉片也存在不同认识,若按七侯(王)七墓区来考虑,则郝村M3暂无陵台资料公布,而且该研究中所提到的“首开洞室结构王陵的先河”“最早出现以‘偶车马’陪葬现象”“随葬品中首次出现玉衣或护甲玉片、圆雕铜马”等亦需进一步的确认。在以上叙述的基础上,笔者结合文献及相关研究,就邯郸赵国侯(王)墓葬制度再作下列补充。
  (一)关于第一点,有学者认为,以东为上是赵族固有的习俗,沿用先祖之俗,墓葬多东西向,与赵共祖的秦也是如此[19]。关于第三点中的车马陪葬,在高等级y葬或陪葬墓及赵国的其他贵族官吏墓葬中也有体现。周窑M1的东墓道内有车马坑[3]。邯郸百家村战国墓地发现6座殉葬车马坑,形制多样,两座有马无车,其余四座车马兼有,并殉葬有狗[20]。关于第四点,有研究指出,赵国墓葬制度存在着严格的等级,不同等级者分区埋葬,赵国国君、王公大臣与赵王宗亲埋葬在侯(王)陵墓区内,贵族则以族葬的形式埋葬在一定区域内[21],百家村战国墓地就是赵国贵族墓葬区。
  (二)从赵肃侯时起,赵国侯(王)有“起寿陵”的制度。《史记・赵世家》载,赵肃侯十五年(前335)“起寿陵”,赵肃侯去世后,“秦、楚、燕、齐、魏等国出师各万人来会葬”[22]。“起寿陵”可理解为预作寿陵,即帝王生前就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陵墓,这种制度在秦汉时期较普遍,可见是有渊源的。有学者指出,赵肃侯起寿陵,是我国历史上君王坟墓称“陵”的较早记载[21]。《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亦载有“邯郸以寿陵困于万民”[23],或表明起寿陵在赵国得到普遍沿用并形成制度。
  (三)赵国侯(王)与夫人(王后)为同茔异穴合葬,但形式较多样,并从位置等方面体现出赵侯或赵王的等级地位,夫人(王后)墓葬具有附属性,而这是墓葬制度较为重要的一环。
  (四)赵人坟墓中常用人殉葬,这或许是因为赵氏是从东方迁徙而来的民族,与殷人有渊源关系,故而与殷人有着相同的殉葬习俗,目前发掘的比较大的赵国君主或贵族墓葬,几乎都有人殉相伴[12]。
  (五)赵国国君墓经历了由侯墓到王墓的转变,并在王墓时代达到墓葬制度发展的高峰期。根据上文论述,王城外北侧较近距离可能分别有独立的王、侯的墓葬区,再结合五陵台由东北向西南依早晚次序排列的特点,可知四、五号陵台为两代赵侯的墓葬区,一至三号陵台则是三处王墓各自独立的陵区。以此为参考,结合前文所述可知,王墓的陵台上有的为王墓与后墓并列,这与侯墓陵台相似,但王墓位于陵台上、后墓在陵台下附近位置的现象较侯墓更普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王权的进一步加强。
  (六)从已有资料看,邯郸赵国侯(王)墓封土具有相应规模,墓口可能会在原地面夯筑一定厚度的土后再开挖,墓坑面积大,开挖较深,墓道全长达百米以上;y葬墓与陪葬墓的形制不一,一条墓道者及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葬墓主等级相对较高,且有些为南北向,与主墓不同,体现出制度下的灵活性,铜马、金饰牌等陪葬品体现了诸侯国的特点;陪葬车马坑普遍,其他类型的陪葬坑、祭祀坑等极少或不见。这些具体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相应墓葬制度的内容和内涵。
  东周是古代陵寝制度初步形成的时期,战国时期发展明显,最突出的表现是墓外设施在国君墓葬外得到较多使用,邯郸赵国侯(王)墓亦不例外。
  已知的邯郸赵国侯(王)墓,尤其是五陵台,以自然山丘为基,周围夯筑拦土坝,台边约5米都经夯打加固,台面平坦,台沿下为斜坡,有的加铺护坡石,体现出与墓葬保护相关的内容。有研究在此基础上指出,赵王陵的陵台面周边均经夯打加固,原筑有土墙或回廊式内宫垣,其东侧设门阙[21]。陵台东端修有东西笔直、自西向东顺斜坡而下的道路,向西正对陵台,宽度在60米之上,长度超过百米,边缘经夯筑,较坚固。三号陵台东侧上达外陵园东墙、向外延伸距离较长的大路,与陕西咸阳严家沟秦王陵园[24]较相似。
  邯郸赵国侯(王)墓均筑有覆斗状封土,通过对二号陵台北墓封土的解剖可知,墓上无建筑。有研究指出,赵王陵的建筑基址多在台面西北角及其下侧[12]。二号陵台上墓葬西北及陵台下偏北处均有建筑基址。前者有夯土台基、柱洞、散水、门道、铺砖、廊道等,是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带檐廊、有铺地砖和瓦砌散水的高台式建筑。陵台外围有包绕陵台的陵园墙,北侧与高台建筑基址紧邻。陵台下有建筑,由陵台向外延伸有基本正对陵台的“神道”,陵台附近及“神道”两侧有较多陪葬墓,说明在陵台边缘夯土陵墙外还有较多与侯(王)墓有关的设施。因此,陵台边缘的夯土墙当为内陵园墙,其外还有范围较大的外陵园,换言之,邯郸赵国侯(王)墓实行的是内外两重陵园制度。三号陵台外四周较远距离发现有围墙,北墙中部尚存一段,长16米,高约1米,东部中部存一段,长15米,高1.1~1.3米,其余仅存地面以下的夯土墙基,宽7~11米不等,整体来看,东墙长496米,西墙长498米,南墙L464米,北墙长489米(见图五)。内外两重陵园的格局在战国时期秦咸阳陵区的周王陵[25,26]和严家沟陵园[24]中皆有体现,反映出战国陵园制度在有关诸侯国的发展和演进。二号陵台上西北部的建筑很可能为寝殿类设施,陵台下北部的建筑也可能与祭祀有关,但不排除为守护类设施的可能,此类形式的设施在河南新郑胡庄韩王墓地即有发现,其墓上为祭祀设施,墓外为守护设施[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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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陵台以西有大堆的碎石,可能是建陵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反映了陵区建造时处理废料的情况。
  以上内容体现出邯郸赵国侯(王)墓葬外部设施的多样性、规划性。这其中,祭祀设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位于墓侧陵台上,或反映了墓祭设施由墓上移至墓下的过渡特征,但可以确定其时已移至墓侧,而陵台下也有相关设施,体现出祭祀设施的发展、丰富和增强,与之同步,相应的制度和内涵也趋于完善,而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战国时期陵寝内容的基本成型及陵寝制度的初步形成。需作f明的是,三号陵台的高等级陪葬墓周窑M1在封土上建有瓦顶木构建筑,这既说明赵国侯(王)墓的一些高等级陪葬墓可以修建享堂类设施,亦体现出墓上享堂与侯(王)墓葬陵寝设施在墓侧的不同,等级差别可能是形成这一差异的较主要因素。
  综合来讲,邯郸赵国侯(王)墓的制度内容较为丰富。墓葬均位于城外,每个国君墓有自身的独立陵园,多个独立陵园共同形成大的赵国王陵区;每个赵国侯(王)墓的独立陵园基本为双重,砌建有陵园墙;祭祀设施建造讲究,多种设施齐备,可能有守护性建筑和其他设施,墓祭设施推动了针对去世赵国侯(王)的较多祭祀活动移至陵区之中,使得陵园具有更深的涵义,而此类设施位于墓侧,陵、寝分置,与后世帝陵之寝具有相似性;修建门阙、道路等,有从陵台向外延伸、具有礼制功能的道路,与后世帝陵神道已基本相似,还有连通陵园外的司马道等;均使用双墓道,普遍东向,陪葬物品有自身特色,陪葬墓、陪葬坑尤其是车马坑的设置较为常态化,而将墓葬修建在山丘之上,并筑陵台,且有相应面积和高度的封土,使得墓葬外观更为像山似陵。上述内容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邯郸赵国侯(王)墓葬制度,并与墓葬等级、丧葬需求相结合,充分展现出王权的至尊性和王国统治的权威性。这些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战国时期王墓向王陵的转变,墓在城外、独立陵园、建于山丘、堆筑封土、墓侧祭祀设施、“神道”与司马道等的使用皆是重要体现和标志,而文献中“起寿陵”的记载更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可以说,赵都邯郸时期,不仅促成了侯墓向王墓的变化,也完成了王墓向王陵的转变,加之与墓葬制度相关的诸多内容,均可为探讨东周尤其是战国时期王墓的发展及陵寝制度的初步形成提供相应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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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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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项目编号:17ZDA21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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